“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

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

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

“当时乔家有三门。

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

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

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

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

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

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

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

“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

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

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

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

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

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

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

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

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

朱秀海说。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

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

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

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

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

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

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

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

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

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

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

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

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

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

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

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

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

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

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

“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

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

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

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

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

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

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

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

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

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

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

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

’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

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

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

“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

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

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

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

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

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

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

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

“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

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

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

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

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

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

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

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

“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

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

当时太后很高兴。

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

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

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

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

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

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

“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

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

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

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

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

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

“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

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

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

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

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

电视剧里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

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

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

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

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

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

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

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

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朱秀海说，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

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

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

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

后来意大利 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

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

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

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

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 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

“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

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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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山西有很多著名的特产和旅游景点，但在我看来，山西更加吸引人的，是那些隐藏在大院中浓浓的“晋商文化”山西也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和纵横家的发源地，明清时期以晋商闻名天下。晋商的兴起，得益于天时、地理、人合。明代是山西商人走向辉煌的时期。“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这是明代一位知县沈思孝对晋商的评价。

山西最有名的晋商，当属乔家。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东关镇乔家堡村，是一处十分著名的景点。"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著名建筑专家郑孝燮曾经对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发出这样的赞叹。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是清代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晋商巨贾乔致庸的宅第。我们看了乔家大院，就可以想象乔家当时有多么繁华。许珂《清俾类钞》载，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据记载，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乔家第三代乔致庸时期乔家达到鼎盛，在他的努力下，乔家大院大规模的兴建。他还开始了金融业的活动，开办钱庄、票号、典当生意，把商行、银号开到北京、天津、太原等地，而且购置了大量的房产、土地。

“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认真总结、吸取前人的经验，有益于今人和后人的实践。我们以山西南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自豪，我们拥有过明清晋商的辉煌，但是，我们现在落后了。乔家虽然衰败了，但是乔家大院的辉煌却一直存在。

院有多大？ 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一进门就找红灯笼，缠问解说人员，这个宅子里的老爷到底娶了多少个老婆。 自从张艺谋在乔家大院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这是经常发生在今天的乔家大院博物馆的场景。 乔家大院，像一个城堡一样，墙厚窗户小。今天虽然统称“乔家大院”，但它并不只一个院落，实际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胡玫说，很长时间以来，乔家大院就是“有点神秘、有点恐怖”的一个景点，“但当年，这里是一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院子”。 “乔家大院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院，这个大院是在村子里，它实际上就是村庄里的一家农户。”胡玫说，“我们不要忘了晋商的根是农民。” “那时候，山西这地方属于中原地带，儒教的影响和封建教养是很深厚的。”胡玫说。平遥城外7公里的小村庄金庄，有一座不小的孔庙，从元代开始就一直供奉着一尊孔子塑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孔子塑像之一。 儒家的影响，令这些根在农村的富商们不约而同地将“信”列入家规。当时富商樊现曾得意地对后人说：“谁说天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人以欺诈为计，我以不欺为计，我日兴而彼日损。” 在今天保留比较完好的乔家大院中，这样的痕迹比比皆是。 乔家屏门扇上刻着《朱子家训》，这是乔致庸规定子孙的必读课；乔家门前，常年拴3头牛，谁家要用，只需招呼一声，便可牵去用一天；祁县当地传说，每年将近除夕，乔家大门洞开，乔致庸会拉出一扇板车，上面满载米面肉，谁家想要，只要站在门口招招手，便可随意取去…… 乔家大院的修建经历了很多代人，一直到1938年全家迁离这里。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买下了乔家堡村惟一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硬山顶的砖瓦房，砖木结构。墙壁厚，窗户小，可以抵抗十冬腊月晋中刺骨的风雪。建成后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正好位于老宅子的西面，老宅做了偏院，改为书塾。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乔家大院的北院的一部分。 电视剧《乔家大院》拍到乔致庸的晚年戛然而止，然而乔家的辉煌不止于此。拿作为晋商宅第的乔家大院来说，这个时候也才是刚刚进入修建的高潮期而已。 “乔致庸修这个院子，跟他做生意一样豪爽不羁。”朱秀海介绍，“他很伤心，因为国家快完了，你们从我这里拿走了这么多银子，买了军舰还是要给人家打沉，这个国家眼看就快完了。”他让孙子乔映霞去买地，买木料，都是最好的木料。“挖一个大坑，里面灌满猪血，把木头往猪血里面泡，泡它一个月，然后再捞出来，这木头两百年都不坏。最后虽然他赌气建这个宅子，但他心里头也明白，国家都完了，建这个宅子有什么用呢？后来因为乔家要参与山西商人买阳泉矿山的集资，资金紧张，后面有一角没盖起来，没银子了，大概有2亩地那么一块。山西因为在北方，冬天冷，房子都盖的很矮、很小，为了取暖。说是后花园，其实是块空地，稍微把它修一修，修两条路，种几棵树，弄一点花儿，所谓花园就是这么来的。” 乔家大院的修葺一直到“七七事变”才停止。在山西，保存如此完好的大型民宅，也是屈指可数。“皇家有故宫，民间看乔家”的说法，也是基于它保存完好，几百年下来，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毁灭性打击，看起来没有受过硬伤。 1900年，也就是乔致庸捐给慈禧太后银子的那一年，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剿灭洋人。从山西太原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跑出来7个意大利修女，她们一路逃到了祁县的乔家堡。乔致庸搭救了这7个修女，将她们藏在一辆柴火车里面，躲过了暴民的疯狂围剿，也躲过了官兵的追杀，送到了山西和河北交界处。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日军侵占时期，乔家举家外逃，只留下部分家人看护院落。日本军队从太原打来，一路烧杀抢掠，来到祁县。留守的乔家人仓皇之中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意大利神父，叫孟择喜。神父给了乔家一面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又用神父的名义写了“安民告示”，告诉日本军队，乔家是主的子民。日军见是盟友的旗帜，就没有进去大肆地破坏。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乔家大院都没有遭到怎样的破坏，而其他晋商的深宅大院，在这个时期几乎被摧毁殆尽。 1949年后，整个山西保存下来的大院已经很少了。乔家大院被选中成为刚刚成立的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一直到1960年前后变成了晋中地委党校的办公场所。“大炼钢铁”期间，这个保存完整的院落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拆下来烧的。1986年，在乔家大院里，设立了民俗博物馆。[img] http://wwwrcmolicom/UpFile/UpAttachment/2007-12/20071216145933jpg[/img]

说起乔家大院大家可能会联想到电视剧《乔家大院》，而电视剧《乔家大院》与我们要说的乔家大院确实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就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人物故事改编而成。而现在乔家大院依然保存完整并对外开放。乔家大院由乔致庸所建，始建于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坐落于山西省祁县占地面积达10642㎡。

其中大小院有26个，房屋313间，整体建筑成一个“喜”字，是一座封闭式城堡，具有很高的美学研究价值。1985年当地政府对其进行了修缮，并成立了祁县民俗博物馆，次年对外开放。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通过电视画面我们就能领略到乔家大院的建筑风格，感受到古典建筑的魅力。

去过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里面有很多精美的木雕、丰富的石雕、大量的砖雕，文物古董也不少。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当时具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既然乔家大院这么出名，文物这么多。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时，为什么没有打他的注意呢？

事实上，不是日本人不想动，而是根本就不敢动。这又是为何呢？原来乔家不是一般的经商人家。他们做了两件事，让日本人望而生畏不敢造次。任何人的崛起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乔致庸在重建家威时也是四处找人拉关系，建立自己的人脉圈。而乔家最大的本事就是有强大的政治团体给他做了强有力保障。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小皇帝和众位大臣仓皇北逃，吃饭了都成了问题，而此时乔家挺身而出，吃穿用度一应俱全。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生活奢靡，而在乔家她的消费程度一点都没有减少，犹如还在紫禁城。

当慈禧太后要离开时，乔家也没有收取一分钱。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其一乔家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其二乔家与朝廷的关系非同一般。作为清朝的当权者在自己臣民家里吃喝拉撒分文不给，说出去实在难听，可是要给钱手里着实没有。慈溪太后心想钱财事小面子事大，于是心生一计便问乔家想要什么赏赐？

乔家家主深谙其中的原委于是向太后讨要了一幅墨宝，慈禧太后满心欢喜大笔一挥留下了“福种琅嬛”四个字。这样即圆了太后的脸面，也给自己赚得了声誉，同时也牢牢的攀上了太后这个强大靠山，自此无人敢动乔家。可是1930年后，清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日本人连朝廷都敢打，仅靠这个东西显然不行。那到底是什么救了乔家呢？乔家世代商贾，作为商人头脑就与普通人不一样，他们投资理财的思路更是花样百出。他们深知人脉的重要性，所以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是他们结交的对象，当然这中间自然也就包括外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民将愤怒转移到了外国人身上，不少教徒遭到百姓打骂纷纷逃命。短时间内他们能逃到哪里，泱泱中华他们到哪里安身立命？此时又是乔家出面，收留了他们。其中有7个意大利女修士在得到乔家的援助后心怀感激。

1901年回国后他们将整个事情的过程告诉了大使馆官员，作为感谢意大利大使馆官员将一面意大利国旗送给乔家并插在了乔家大院门口。自此乔家与意大利攀上关系，所以当日本人来到乔家大院门口看到这面旗帜时，也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因为他们深知乔家乃富商，各路关系肯定复杂，万一触碰底线惹怒对方岂不招惹事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乔家大院躲过一劫，如今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通过建筑群我们也能身临其境领略当年的乔家大院的辉煌。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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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乔致庸

一部《乔家大院》电视剧，几乎让乔家大院家喻户晓了。

说到乔家大院，就不能不说它的建造者乔致庸。

乔致庸生于1818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

在乔致庸手中，乔家的事业比起乃祖乃父时候有了极大拓展，先是由"复盛公"派生出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复盛西面铺等商号，"复"字号商业金融集团成为了资力最雄厚，连号最多，声势最大的一个商业组织，下属的众多店铺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渗透在各行各业里，经营范围十分广泛。

乔致庸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接下来，我要给各位看官，说一段乔致庸将计就计惩老赖的故事。

乔致庸成为晋商界领袖后，决定“大赦天下”，对一些确实还不了债的相与（客户）免去其债务。

包头东城“万利聚”商号吴东家，得知此事，就想利用此次机会赖账。

原来，吴东家在头一年借了“复字号”8万两银子，做羊毛生意，说好三个月还本付息，可是一年过去了，却一直拖着不还。

这一天吴东家上门来，赖在地上向乔致庸哭穷：“我现在穷得每天提着个破箩筐沿街叫卖花生仁，除了房子就剩下一只破箩筐了。”

乔致庸早已了解到，此人不仅有银子，而且还包养妓女，他就是想赖账。

看到吴东家这副德性，乔致庸只好说：“那好，我信你，明日你把那只破箩筐拿来，再给我磕个头，咱们的账就两清了。”

第二天，吴东家果然带了一只破箩筐来了。磕完头，乔致庸把借据给了吴东家：“你可以当众烧毁！”

吴东家果然烧掉了借据，脸不红不白，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送走了吴东家，乔致庸吩咐伙计把这只破箩筐摆在“复盛公”最显眼的地方出售，标价8万两银子，外加一年的利息款。

结果所有到“复盛公”来做生意的人，进门就能一眼看到破箩筐，并把这个破箩筐的故事当笑话讲给同行们听。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还远道慕名而来看这只破箩筐。

没多久，“万利聚”商号在包头就没生意可做了。连大掌柜和伙计们都觉得脸上无光，纷纷走掉了。以致京城和太原的商家都不敢与“万利聚”做生意了。

吴东家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好向乔致庸赔礼道歉、磕头求饶。一分不差地把那只破箩筐买了回去，按照乔致庸的建议，把破箩筐挂在铺子门前，以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