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围的最后一段内容是，太史公日:吾闻之周生日:“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吃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本段释义是，太史公说，我从周生那里听说舜的眼睛是重瞳子，又听说项羽也是重瞳子，难道项羽是舜的后代吗？不然为什么会发迹得这样突然呢？秦朝失去了能治国的正道，陈涉首先发难，豪杰们蜂拥而起，相互之间争夺天下，数也数不清，但是项羽没有尺寸的封地，趁势兴起于田间陇亩之中，经过三年的时间，结果就率领诸侯的军队灭亡了秦朝，分割天下而称王称候，一切大政有项羽制定，号称为霸王，他的职位虽然没有善终，但自古以来也是未曾有过的，等到项羽离开关中而怀念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又怨恨王侯们背叛自己，这样想成大事就难了。他自己凭借着功劳而骄傲自满，按照他个人的想法办事而不学习古代，认为霸王的天下就要靠武力征服而治理天下，最终使他的国家灭亡，身死东城，仍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能自省，这实在是极大的失误，他却说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用兵的过失造成的，当做借口，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的吗？

垓下之围

司马迁《史记》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

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

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

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

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

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

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译文

项羽的军队在垓下安营扎寨，士兵越来越少，粮食也吃没了，刘邦的汉军和韩信、彭越的军队又层层包围上来。夜晚，听到汉军的四周都在唱着楚地的歌谣，项羽大惊失色地说：“汉军把楚地都占领了吗？不然，为什么汉军中楚人这么多呢？”

项羽连夜起来，到军帐中喝酒。回想过去，有美丽的虞姬，受宠爱，常陪在身边，有宝马骓，常骑在胯下。而今……于是项羽就慷慨悲歌，自己作诗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马不驰啊怎么办，虞姬啊虞姬你怎么办！”唱了一遍又一遍，虞姬也同他一起唱。项羽泪流数行，身边侍卫也都哭了，谁也不能抬头看项羽了。

于是项羽跨上战马，部下壮士八百多人骑马跟随，当晚从南面突出重围，纵马奔逃。天亮的时候，汉军才察觉，就命令骑兵将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追击项羽。项羽渡过淮河，能跟上项羽的骑兵只有一百多人了。

项羽走到阴陵时，迷路了，向一农夫问路，老农骗他说：“往左拐。”项羽往左走，就陷入了一片低洼地里，所以又被汉军追上了。项羽又率兵向东走，到了东城的时候，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了，而追击的汉军骑兵有几千人。

项羽自己估计这回不能逃脱了，对手下骑兵说：“我从起兵打仗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亲身经历七十余次战斗，所抵挡的敌人都被打垮，所攻击的敌人都被降服，从没有失败过，所以才称霸天下。但是今天却终于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我灭亡，不是我用兵打仗的错误啊。

我今天当然是要决一死战，愿为大家痛快地打一仗，定要打胜三次，为各位突出重围，斩杀汉将，砍倒帅旗，让各位知道这是上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打仗的错误。”于是就把他的随从分为四队，朝着四个方向。

汉军层层包围他们，项羽对他的骑兵说：“我再为你们斩他一将。”命令四队骑兵一起向下冲击，约定在山的东面分三处集合。于是项羽大声呼喝向下直冲，汉军都溃败逃散，果然斩杀了汉军一员大将。

这时赤泉侯杨喜担任骑兵将领，负责追击项羽，项羽瞪眼对他大喝，赤泉侯杨喜连人带马惊慌失措，倒退了好几里。项羽同他的骑兵在约定的三处会合。汉军不知道项羽在哪一处，便把军队分成三部分，重新包围上来。项羽就冲出来，又斩了汉军的一个都尉，杀死百余人。

再一次集合他的骑兵，发现只不过损失了两个人，便问他的随骑道：“怎么样？”骑兵们都佩服地说：“真像您说的那样！”

于是项羽就想东渡乌江。乌江的亭长撑船靠岸等待项羽，他对项羽说：“江东虽小，也还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民众，也足够称王的了，请大王急速过江。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即使追到这，也没有船只可渡。”

项羽笑道：“上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况且我项羽当初带领江东的子弟八千人渡过乌江向西挺进，现在无一人生还，即使江东的父老兄弟怜爱我而拥我为王，我又有什么脸见他们呢？或者即使他们不说，我项羽难道不感到内心有愧吗？”

接着对亭长说：“我知道您是忠厚的长者，我骑这匹马五年了，所向无敌，曾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掉它，把它赏给你吧！”于是命令骑马的都下马步行，手拿短小轻便的刀剑交战。仅项羽一人就杀死汉军几百人。项羽自己也负伤十多处。

忽然回头看见了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对面细看项羽，指项羽给王翳看，说道：“这个人就是项羽。”项羽便说道：“我听说汉王悬赏千两黄金征求我的脑袋，并封为万户侯，我就送你这点好处吧！”说完就自杀身亡了。

王翳拿下项王的头，其他骑兵互相践踏争抢项王的躯体，由于相争而被杀死的有几十人。最后，郎中骑将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争得一个肢体。五人到一块把肢体拼合，正好都对。

因此，把项羽的土地分成五块：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

太史公说：我从周生那里听说“舜的眼睛是重瞳子”，又听说项羽也是重瞳子。难道项羽是舜的后代吗？不然为什么发迹得这样突然呢！秦朝失却了能治国的政道，陈涉首先发难，豪杰们蜂拥而起，相互之间争夺天下，数也数不清。

但是项羽没有尺寸的封地，乘势兴起于田间陇亩中，经过三年的时间，结果就率领五路诸侯的军队灭亡了秦朝，分割天下，而封王封侯，一切大政由项羽制定，号称为“霸王”，他的职位虽然没有善终，但在近古以来也是未曾有过的。

等到项羽离开关中而怀思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又怨恨王侯们背叛自己，这样想成就大事就难了。他自己凭借着功劳而骄矜，按照他个人的想法办事而不师法古代，认为霸王的功业，要靠武力征服来治理天下。

五年后最终使他的国家灭亡了，身死东城，仍然不能觉悟不能自责，这实在是极大的失误。他却用“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用兵的过失造成的”作为借口，难道这不是非常荒谬的吗？

扩展资料：

《垓下之围》自《项羽本纪》的最后一部分。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选择影响项羽命运发展的关键事件（场面），具体描述项羽既是一位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豪杰，更是一位情感丰富，个性鲜明的悲剧英雄。霸王别姬时，项羽被围垓下，

四面楚歌，表现出项羽英雄末路、情深无奈的侠骨柔肠。东城突围中，项羽虽兵剩无几，却能连斩数将，展露了其勇冠三军、力挫群雄的勇猛英姿。兵退乌江，本可渡江以期东山再起，但项羽因愧见江东父老而自刎，展现了他宁死不辱、知耻重义的性格特征。

这三个场面描写，多角度地展示了人物个性，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达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本篇还巧于构思，善于将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然有序，丝毫没有杂乱之感。作者在激烈的军事冲突中，插入情意缠绵的悲歌别姬一段，使情节发展急徐有致，节奏疏密相间成趣。

突围快战，高潮迭起，情节连接紧密，过渡自然，结构浑成，气势磅礴。 篇末的“太史公曰”，热情歌颂了项羽在灭秦过程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批评了他自矜武力以经营天下的错误，对他的失败给予了惋惜与同情。

作者的评价公允深刻，而且寓有作者的身世感，使项羽这个悲剧人物形象具备了浓厚的抒情色彩。

本篇在塑造项羽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最主要的是选择最能影响项羽命运发展的关键事件，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他个性特征的事件来展开具体的描述，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展示人物的命运与人物的性格特征。

《垓下之围》主要写了三个事件：垓下绝唱、东城快战、乌江自刎。当项羽大军被围垓下，军情何等急迫!作者却以舒缓的笔调去写项羽夜起帐饮，慷慨悲歌，倾诉对虞姬与骏马的难舍之情，唯有如此描写，才能表现出项羽一腔怒愤与英雄失路托身无所的悲情。

东城突围，项羽兵剩无几，面对失败，他认输但不服气，为了证实此是天意而非自己的过失，他赌注似地为部下表演“快战”，斩将搴旗，再现当年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的英姿，然而描写已多是突出其徒有匹夫之勇而胸无良谋的特征了。

兵退乌江，本可渡江以期东山再起，但项羽因愧见江东父老而宁死不辱，体现了他知耻不苟活却又自暴自弃的性格特征。至于以自己的坐骑赠亭长，将自己的首级送故人，则进一步突出了他慷慨豪爽重义气的风度。

赤泉严侯杨喜。他的后代各个都是当代牛逼人物。

两个皇帝，其中一个便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杨氏家族的庞大你是不敢相信的。

如果你姓杨，说不定也是这个小兵的后人。

公元前205年，杨喜在杜县，也就是如今的西安雁塔区，投靠了刘邦。

当时他只是韩信身边的一个郎中骑，官不高，后来又跟了灌婴。

公元前202年，才过去3年机遇就来了。

项羽被围困在乌江，自刎。杨喜和其他几人分得了项羽的肢体。

从此杨喜便一飞冲天，公元前200年，汉朝立国就被封为了赤泉侯，位于将相之上，1900户，死后又追赠为严侯。

西东汉426年，杨喜的子孙人才辈出，出将入相的不在少数。

作为开国大将，他的后代可谓是托了他的福，而杨家这个家族更是屹立在汉朝四百多年不衰弱。

在古代时期，唯有功劳者，胜利者，才可以建立家族，传宗接代。

假如没有杨喜的存在，没有项羽的肢体，也不会有如此不可限量的杨家。

是杨喜用自己的生命鲜血为全球杨家奠定了基础，造就了杨氏望族。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杨氏家族。

杨喜的父亲叫杨硕，出生在战国末期。

秦朝时，隐居在华山羊公石室，秦始皇曾五次征召他当官，他都没去。

刘邦驻军灞下，其从军，立国后，被封为了太史。

杨喜的儿子叫杨敷，承袭赤泉定侯，杨喜是赤泉严侯。

杨喜孙子叫杨殷，世袭赤泉侯。

曾孙扬敞，被封安平敬侯。

玄孙杨忠，承袭安平顷侯。

玄孙杨恽，平通侯，外公是司马迁

六世孙杨宝，隐居。

七世孙杨震，被称为”关西孔子“，官职太尉。

从杨振开始，到其子杨秉后裔杨彪，全都是太尉，此为”四世三公“。

八世孙杨牧，富波侯。

八世孙杨秉，东汉宰相。

八世孙杨奉，车骑将军。

九世孙杨赐，临晋侯，追封镖骑将军。

十世孙杨琦，侍中、卫尉。

十世孙杨彪，太尉，曹魏时期为光禄大夫。

十世孙扬众，御史中丞、侍中。

十一世孙杨亮，阳成亭侯。

十一世孙杨修，丞相主薄。

十二世孙杨孕，他的孙子杨铉的六世孙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

以后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举例了。

杨氏有很多分族，比如”弘农杨氏“、”杨万里系杨氏“、”龟山杨氏“、”扶风杨氏“等。

总而言之，这些人都是杨喜的后代，也因为杨喜而开花结果。

扩展：

其余分得项羽肢体的人，也被封侯。

取得项羽人头的王翳被封为杜衍侯，吕马童封中水侯，杨武吴防侯，吕胜涅阳侯。

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

按照一般看法，这一权力是不断加强的，至明清而尤甚。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一下，便会感到历史事实未必如此。

（一）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首先得分清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体政治制度行使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统治中经过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反覆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固定下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实际行使中，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大臣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以随时扬弃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换言之，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约束。他可以“任心而行”[1]。

如果就后一种情况言，可以说，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两千多年全都一样，并无变化。试看：

秦始皇统治之时已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这话虽有夸张，天下小大之事极多，秦始皇一个人精力不管怎样充沛，也是处理不过来的，可是它却说明，皇帝拥有这种权力。至于他平时行不行使，以及行使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开周围的“丞相、诸大臣”，为所欲为。早在战国之时，申不害、韩非等已强调，君主决不能将手中权力分给臣下，必须最大限度行使，实行“独断”，宣扬“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2]。在秦始皇之后，李斯又总结说：君主必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3]。这些表明，秦始皇“独断”所反映出来的制度，并非偶然出现，是有思想基础、理论根据的。

如果认为秦代统治时间短，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君权：

《汉书》卷六十《杜周传》：汉武帝时为廷尉，“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怪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条材料充分反映了一个根本事实：“人主意指”是凌驾一切的，君主爱怎么办就得怎么办，过去一切制度、律令，都必须依据在位君主承认与否，而决定是否继续生效。《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汉武帝时为丞相。戾太子起兵叛乱，战败，“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其实，自汉高祖以来便存在着官吏有罪先请制度[4]。当时，戾太子已败，大局已定，暴胜之以为不当擅斩田仁，是对的。可是汉武帝因为是儿子造自己的反，愤怒已极，哪里管过去有什么制度，他认定这时丞相斩司直就合“法”，于是暴胜之便只得自杀了。这是杜周“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话的一个例证。试看汉武帝一生，除年青时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一点约束外，完全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宰相无不唯命是从。这不就是秦代“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制度的继续吗！

东汉也是一样。史载汉光武“总揽权纲”，“政不任下”；明帝“总揽威柄，权不借下”[5]。以至有人说宰相（三公）变成“备员而已”[6]。这和李斯所说“明君独断，故不在臣也”，也没有多少区别。

试问：秦汉两代皇帝这种独断专行之权，后代君主和制度加强了些什么呢？

当然，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全国各地交通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代一些爱揽权的皇帝，手伸得很长，所处理的统治事务，数量增多，范围扩大[7]，为保证“独断”，控制臣属的手段也进一步严密和多样化（如明帝对臣下行廷杖等），表面看来，似乎权力加强了。其实，这只是这一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具体行使中，多行使一些，还是少行使一些，方法高明一些，还是粗疏一些的发展变化，至于这一权力本身，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以来所具有的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约束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说，权力没有任何加强，也不可能再加强。

后一种情况既然如此，要讨论封建君权不断加强与否的问题，便只能根据前一种情况来考虑。

如所周知，为了保证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有效行使，更好地保护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两千多年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有的皇帝遵守，有的皇帝摆脱，摆脱时便表现为“任心而行”，大权独揽，出现上面我所提到的情况。可是就历代王朝绝大多数一般君主言，还是遵守远多于摆脱。如果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则应当承认：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其发展总趋势，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

（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个根据便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历史上各王朝兴亡之经验教训的反覆提供，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在总体上不得不拥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出现，只有这一制度能统一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意志与行动），对它与皇位世袭制度结合所产生的弊病与危害[8]，也看得日益清楚。因而他们在原则上几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与大臣，虚心纳谏，克制“私”心，遵守各种由长期统治经验凝固而成的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实际上就是想限制（实即削弱）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们知道，皇帝并非自封，要靠地主阶级通过官吏拥立[9]；政治制度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归根结底得看能否适应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之需要，而决定是昙花一现，还是较长期行用。现在既然反映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通过具体政治制度限制君主专制权力，则纵然少数英主、暴主例外，绝大多数君主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舆论的影响而遵守具体政治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总趋势看，也就不可能不是限制和削弱君权的。

下面我们来看历代有关这一问题的政治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个思想：“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战国时孟子也引用了这话，并作了发挥（《滕文公上》）。后代儒家多理解为这是指君主之任务在于任贤使能，放手让大臣去干，而不必亲自参与具体政事之处理。将“而不与焉”之“与”，释为参与[10]。这种理解大概是对的。因为荀子也宣扬同样的思想。他说：“彼持国者，……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如得到贤相，由他“要百事之听”，自己便清闲了。这就叫“劳于索之（指贤相），而休于使之”，“垂衣裳而天下定”。例如“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齐桓公用管仲便是[11]。 儒家的这一政治思想是鉴于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以后，君位世袭虽无法选择，然相位不世袭（变法废弃了世卿世禄制），尚贤使能，可以选择，这一基本情况提出的[12]。随着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13]，随着秦汉以后不少世袭皇帝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带给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严重危害日益明显，上述政治思想便成为后代限制君权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意志和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代曾经流行天人感应说，宣扬“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它的企图之一便是用“天”，用“灾异”来限制君主滥用权力[14]。这也是一个重要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限制君权，绞尽了脑汁。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天文学进步，这种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15]。魏晋以后，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被用来宣扬限制君权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经验教训。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魏文帝即位，大权独揽，三公（宰相）“希与朝政”。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肖、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谋划策、把关，防止文帝专断可能发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这话文帝无可反驳，只得“嘉纳焉”。晋代儒学地位进一步尊崇，这种主张更加流行。《群书治要》卷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百官志》称：西晋裴頠“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上疏歌颂“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无为而治……”，反对皇帝“亲细事，躬自听断”，建议“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裴顾上疏时间已不可考，但要求用宰相限制君权的意图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独断专行的危害。范祖禹《唐鉴》卷三记载：唐太宗便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决受成（即听任他独断专行），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贞观政要》卷一又记他接着说：“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同上卷二又记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这些话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欢迎“极谏”，不敢“独断”，并非着眼于人民疾苦，而是总结历史教训，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垮台，是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他毕竟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实行前述懦家政治思想的楷模。他的言行对后代君主起着不小影响，同样推动着限制君权的活动。

人们都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全国交通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从北宋起，中央控制地方日益严密，而且为改变五代王朝频繁更迭之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采取许多措施，防微杜渐，总揽权柄，以致一般认为，从此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突出发展[16]。可是两宋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也随之变化了呢？没有。它们依然反对皇帝“独断”，主张信用宰相与大臣。如前引《唐鉴》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揽权的话下，范祖禹评论说：“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贤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他还举“圣君”舜为例说：“当舜之时，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土、谷之事，舜不亲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礼、乐之事，舜不与也。……虞（山泽）、工之事，舜不知也。禹为一相，总百官，自稷以下分职以听焉”。“君不可以不逸也，……臣不可以不劳也，……。”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唐鉴》还是进奏宋哲宗阅读，供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为“当世所重”的一部著作[17]。这些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虽然北宋初年由于统治尚未稳定，一度能干的宋太祖独断专行，并且起了很大作用，可是等到统治稳定，继位君主并非个个有这种才干之时，当时的思想、舆论界，仍然推崇君逸臣劳的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最适合一般的、绝大多数中主的情况，何况从唐太宗的言行看，即使英主，独断专行也不是都能给封建统治带来好处的。

不仅北宋范祖禹，以大造“尊君”之舆论著称的南宋大儒朱熹，也反对皇帝“独断”。他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中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宰相），参之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宋宁宗）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为什么要斩钉截铁地说即使“独断……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呢？就因为君主一个人才干毕竟有限，如做出一个决定不与大臣、宰相商议，不经过给、舍审核、草拟便下达，“悉当于理”只能是一次、两次，如形成定制，长期沿用下去，迟早将会出乱子而危害整个统治。所谓“以启将来之弊”，含意即在于此。而前引唐太宗声称不愿“独断”，其理由实际上也在于此。朱熹如不是根据儒家政治思想，总结无数历史教训，并且为了整个统治利益，具有无畏精神，是不可能也不敢向皇帝作出这种断言的。

这一类思想、舆论，在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独揽大权之后，依然继续流行着。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便是明代丘浚的言论。他在《大学衍义补》卷一《总论朝廷之政》中说：“人君……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在卷六《敬大臣之礼》中又说：必须重视有盛德的大臣，“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纲，以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强暴之不服哉”。按丘浚乃明文渊阁大学士，《大学衍义补》是他于孝宗时奏上，供经筵日讲和太子学习的一部著作。孝宗曾称赞此书“有补于政治”（见书前周洪谟题本引），后来明神宗还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18]。然而，和明太祖指导思想与措施不同，丘浚依然鼓吹君主应委任大臣，甚至垂拱仰成的思想。这就再一次证明，这种思想经过两千年正反面经验的反覆提供，理论上更趋成熟，在儒家经典中又有根据，明太祖带有时代和个人特点，独断专行的做法，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压服这种思想；相反，这种思想因为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连孝宗、神宗这些一般君主，也不得不承认它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便逐渐将明太祖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发行成同样可以体现诸大臣统治经验，实际上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内阁等制度。并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明史》卷二一五《骆问礼传》：穆宗时上疏说：“陛下躬揽万机，宜酌用群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明代，也是战国以来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个理想境界：使君主行使至高无上权力，成为广泛吸取群臣意见基础上的“独断”，成为“皆合天道”，即完全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的“独断”，实际上也就是成为限制了自己独断专行（“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的“独断”。大概由于明太祖高度“独断”的缘故，明代臣子常使用“独断”这个词，可是如上所述，它已是被改造了的“独断”，其实际涵义，和朱熹反对“独断”的意思，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既然两千多年逐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如此，既然绝大多数统治集团成员的愿望如此，而皇帝归根结底又必须靠他们的拥立与支持而维持统治，则从总趋势上，君主专制权力怎么可能不断加强呢？

（三）

提出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总趋势是不断削弱的这一看法，其次一个根据是：这一权力必得通过具体政治制度方能实现，而两千多年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的演变，从总体上看，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不断限制（实即削弱）君主专制权力[19]。这是在前述儒家政治思想影响下，广大官吏以至一般君主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政治制度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制定或批准的。少数君主及其政策支持者虽曾制定、实行了一些有利君主独断专行的制度，但在随后演变中，仍被扭回到原来限制和削弱这一权力的轨道上去了。

关于具体政治制度演变的这一特点，请看以下史料。

1． 秦汉、魏晋南北朝

在秦及西汉初年，皇帝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诸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制度上受到的限制很少。虽然西汉初年政事多经宰相奏请，皇帝“靡有不听”，似乎相权重，君权轻。其实那是因为当时实行无为而治政策，特别是皇帝缺乏教育，缺乏统治经验，而宰相却富有统治经验的缘故[20]。可以说西汉初年是特殊条件下构成的特殊君臣关系，丝毫没有改变君主握有至高无上权力，宰相奏请不经批准，便不能生效的君主专制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解释为什么在这之前的秦始皇，在这之后的汉武帝，全都大权独揽，政自己出。道理很清楚，这两人统治之时的条件与西汉初年不同。由于按君主专制制度所享有的至高无上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本来就很少，加上雄才大略，便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行使了当时种种条件下所可能行使的权力。

由于以上缘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皇帝颁下诏书差不多都以“制诏”二字开端，反映经过前述简单程序，即成正式诏书，交宰相机构执行，毋需再经什么部门审核了。而从东晋初年开始，诏书开端逐渐改用“门下”两字[21]，意思是在形成正式诏书、实行之前，要先交门下省审署，门下省有权对内容提出异议，请皇帝重新考虑是否修改或取消这一诏书[22]，这就是后来习惯称呼的封驳权，这时从文书格式上固定下来了。在北朝，大约在魏、齐之际，又出现了门下省的覆奏制度，规定在重大政事上，门下省虽同意诏书内容，却不能直接署名行下，还需再送回皇帝审批一次，请他重新慎重考虑，以防草率从事[23]。这一制度固然首先是为了保证统治质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君主专权的一种限制[24]。

不仅如此，在诏书起草过程中逐渐也出现了限制。在秦及西汉，并没有诏书必须经过哪一机构起草、颁下方才算作正式诏书的规定。而至东汉，尚书台逐渐成了这种机构[25]。魏晋南北朝这种机构又换成了中书省。不经中书省起草的皇帝“手诏”、“中诏”等，虽然往往也能发生效力，这是因为皇帝毕竟握有至高无上权力，有关官员不敢拒绝执行，但由于这种手诏内容往往由皇帝自行决定，起草和颁下过程中受到的监督少，容易出错，危害整个统治利益，所以一直不能算正式诏书，在制度上的效力也就无法与中书省起草的相比[26]。实际上这也是给予皇帝恣意妄为的一个限制。

2． 唐、宋

正是在上述演变的基础上，形成唐代不经中书、门下，不得称诏敕的制度。《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任凤阁（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门下）三品，为宰相，被人诬告，武则天“特令”王本立审问此事。“本立宣敕（中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指未与宰相商议，未经中书起草和门下审署。武则天只含糊罪以“拒捍制使”（见《唐律疏议》卷一《名例一·十恶》），而不驳斥从中所下之敕，不得名敕之说，也证明刘祎之所说，确为唐代制度。《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常“别降墨敕除官”，而不经中书、门下两省，称斜封官，凡数千人。吏部员外郎李朝隐拒绝执行这种墨敕任命，“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后来陆贽曾上疏曰：“伏详旧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即手诏）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李肇《翰林志》引）。从李朝隐事后并未受到打击来看，陆贽所说，是有根据的。而且将诏书由中书、门下视为“无私”，等于将下手诏视为“私”，又反映在道德观念上也对皇帝独断专行进行了限制。

宋代限制皇帝滥下手诏，独断专行的材料更多。《续资治通鉴》卷四七记载：北宋仁宗时杜衍为宰相，“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手诏）至十数，辄纳帝前。谏官欧阳修入对，帝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所谓内降，亦称内批，即手诏。用手诏用人（即“内降恩”），因事先未通过中书、门下，未经正常铨选途径，坚持制度的宰相便可拒绝执行，明理的皇帝也承认他的做法正确。南宋宁宗时虽屡降内批，强迫臣下执行，但谏诤者仍相继不断。前引朱熹反对宁宗“独断”，提出皇帝发出诏令必谋之大臣等，乃“祖宗之家法”，证明这确是宋代通行之制度。后来游仲鸿又上疏说：“陛下……御批数出，不由中书（此指宰相机构）。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去之不以正，讲官朱熹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王介又上疏说：“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移台谏，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宁、大观（均北宋徽宗年号）间，事出内批，遂成北狩之祸。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今宰相不敢封纳，台谏不敢弹奏，此岂可久之道乎”（两疏均见《续资治通鉴》卷百五三）。至宋度宗时，刘黻又上疏“论内降恩泽曰：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本传）。

从这些疏文，一方面可以看到宋代内批甚多，但另一面又可看出宋代下诏需经中书、门下之制度更加完备[27]，因而反对内批，反对君主独断专行的理由，也就更加充足。或从制度上、道理上批评滥用内批是违反“礼”、“正”、“道”；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上批评滥用内批会导致“祸”、“乱”；或从道德上批评滥用内批是出于“私”心。而皇帝坚持下达内批，却没有什么理由可说。有趣的是：有的皇帝一面颁下内批，一面又命令宰相大臣不必一一照行，要酌情办理。如宋仁宗康定元年“诏自今内降指挥（意同内批），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佑二年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为什么要这样自我矛盾呢？原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以上分别见《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卷五一）。这就表明，在当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和约束下，有的皇帝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从道理上深知违反具体政治制度，个人独断，滥下内批，并不符合自己统治利益；另一面从感情上又往往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加上外力推动（如某些近幸蛊惑、怂恿），一时难以尽改，以致出现了宋仁宗这种边下内批，边求宰相把关，不许迳直执行的情况 。这正是我前面说的，绝大多数君主会遵守具体政治制度，君主专制权力从总趋势上不可能不受到限制的一个范例。

3． 明、清

从明代起，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可是，这只是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以一种新的形式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作用[28]。

我们知道，明代内阁诸大学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冯元飙传》）。清代官方著作《历代职官表》也说：“内阁职司票拟，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卷二内阁表下案语）。这些话并不错。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后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历史总趋势不可遏止，后来的君主和臣属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成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机构。其权力和特点如下：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29]，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30]，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31]，这就给大多数中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32]。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孝宗时与李东阳、谢迁俱在内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孝宗）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刘健等提出几条压制近幸的办法，“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所拟四疏，（自信正确），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居数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拟，便求退休）。帝优旨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