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林姓始祖国神比干 忠臣出自殷商

　　三千一百多年前殷商的暴君纣王，在其宠妃妲己的蛊惑之下，曾经把忠心耿耿，进谏三日不去的从父比干，加以惨不忍睹的剖心之刑，这一来，纣王不但失去了一位最忠诚的大臣，而且他杀死自己长辈的罔顾人伦暴行，引起天人共弃，终于加速了殷商的覆亡。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这位被纣王剖心而死的千秋忠义之臣比干，正是后来千千万万林姓人的始祖。

　　关于这段渊源，许多古籍上都有肯定而详尽的记载，譬如，《路史》上说：“殷比干子避难长林之山，因氏焉”；《姓纂》则指出：“殷太丁之后，王子比干之子，比干为纣所戮，其子坚逃难长林之山，遂姓林氏。鲁有林放，仲尼弟子。《左传》林雍、林不狃、林楚，代仕季氏，《左传》曰，林楚之先，皆季氏之良也”。

　　另外一项《晋安世谱校正序》也指出：“林氏出自子姓，殷少师比干谏纣而死，其子坚逃于长林，周武王克商，赐姓林氏，食采博陵，散居于周、鲁、齐、卫。战国时，有相赵者，始居九门（今河北省）。秦并赵，徙齐郡、邹郡（均在今山东省），汉定三秦，分邹郡，置济南，遂为济南人；下邳（在今江苏省）林氏其后也。”

　　综合以上的三项文献，关于林氏的来龙去脉就十分清楚了。他们是上古圣君商汤子姓后裔，其直系始祖为公元前1123年被纣王所杀的少师比干，比干是商帝太丁的儿子，与纣王之父太乙为兄弟，论起辈份应该是纣王的叔父。到了他因忠谏而被残杀，他的儿子就逃难到长林之山，不久以后周武王灭纣，封比干垄，垄为国神。赐他的后代姓林，并食采于博陵（今河北省安平县）。

　　春秋战国时代，他们的子孙散居于北方的山东及河南各地，然后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逐渐在山东的济南一带聚居，汇为望族，并且渐渐向南繁衍，至晋室南渡之时，江南已经有了林姓的踪迹，到唐宋之际，族人就已经遍及福建各地。

　　先泰时期，立功立言的林姓知名人物不绝于史书，譬如，至圣先师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卫国碰到一位“行歌拾穗”的老人，并且在子贡的叩问之下，引出一番“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今者安知不生于彼……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又安知之吾今之死不愈昔生乎”的深邃人生大道理，而被孔夫子赞为：“吾知其可与言，果然。”这位平凡而透彻人生的睿智乡野老人，姓林名类，是早期的林姓杰出人士之一。

　　到了清代，林则徐的事迹，大家更是十分熟悉，他的毅然销毁英商鸦片200余万斤，并且把广东防卫得固若金汤，使得英国军队空有坚甲利炮而不得越雷池一步；腐败的清廷在依鸦片战争条约割地赔款之后，又把他放逐到伊犁，他也在那里干得有声有色的故事，受到每一个人的衷心敬仰，这份敬意，并将千秋万世维持下去，与日月同光。

　　“林”字的的本意为成片的树木，林姓的起源就与树林相关。林姓自子姓比干开基后，相继形成了西河、济南、下邳、晋安、南安等郡望；林姓名列当代大姓之第16位。其发祥地为今河南省卫辉市。

　　河南省卫辉市地处中原（中州）腹地，汉高祖2年置县，亦称卫州城，先后为州治、路治、府治、道治。1948年汲县解放，设卫辉市。它横卧于太行山东麓，黄河北滨。自古卫州为豫北重镇，有“南通十省、北拱神州”之称。

　　卫辉市乃殷商之牧野。“城外为廓，廓外为郊，郊外为牧，牧外为野。”卫辉距商纣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仅25公里。公元前1029年，殷商都城朝歌发生了一幕残杀忠谏之臣的悲剧，残暴的商纣王将其叔父比干挖心处死。谁也没有想到，中华民族的一大姓氏——林姓就在这一悲剧中诞生。

　　比干死后，商纣并不罢休，还要将比干一家满门抄斩。比干夫人陈氏身怀六甲，星夜逃出朝歌，奔于牧野之长满树林的峡谷中，在山泉旁一石室内诞下一子，起名泉。不久，纣王追兵搜寻而至，问怀中之婴姓什么？陈氏看着遍野树林，便指林为姓，说：“姓林”。追兵方扬长而去。事后，陈氏让孩子名为林泉。

　　之后不久，决定商王朝命运的牧野之战就在这里展开。商纣王的部队临阵倒戈，纣王登鹿台自焚，商朝灭亡。

　　周武王灭商后，厚葬了比干，封赠比干遗孤林泉，并赐姓为林，赐名为坚。自此开始书写瓜瓞绵绵的林姓历史。

　　我们寻访林姓发祥地来到卫辉市，纵然战争的铁蹄踏碎了昔日的禁苑，纵然黄河的风沙掩没了古老的城廓，牧野还是牧野。一脚踏上卫辉土地，我们的身心马上被浓浓的历史文化氛围所裹夹，关于比干的传说、地名、遗址更是满目盈耳。

　　据卫辉市比干纪念会的林先生介绍，相传比干在朝歌被纣王挖心之后，面似土色，掩袍不语，单骑纵马，出朝歌南行，他知道至心地（今河南新乡）就会长出新的心来，不料行至牧野遇上妲己变成的老妇挡路叫卖无心菜，比干问：“菜没心能活，人没心如何”老妇答曰：“菜没心能活，人没心该死"，比干听后口吐鲜血，坠马身亡。骤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卷起飞沙走石，淹埋了比干尸体，形成墓冢，故称"天葬墓"。坟墓四周，没心菜圈圈环绕。墓周围的柏树，随着呜呜的悲鸣之声，弯了树干，断了树冠，有的还从树干的中心裂开，变成了“弯柏”、“平冠柏”和“开心柏”。

　　传说，比干的马见不到主人，悲从中来，围着天葬墓不停地叫了三天三夜，嗓子都嘶哑了，仍然没有找到主人，便飞奔南行，直到将肠子跑断了才倒地身亡。村民们为这匹马封了墓，还特地修了一座马王庙以作纪念。

　　传说纵然不足为据，但比干确葬于卫辉。我们顾不上留恋卫辉的美景，即北上拜谒比干庙。

　　比干庙位于市东北7公里的顿坊店乡的比干庙村。北魏太和18年（公元494年）因墓立庙，占地达44000平方米。比干庙四周朱墙环围、古柏交柯、碑碣林立，是天下比干后裔林氏儿女祭谒之圣地。

　　远远望去,丹心牌坊巍然耸立,上书:“赤胆忠心”。经牌坊式庙门，沿比干神道前行,只见庙内主体建筑鳞次栉比，比干正殿掩映在浓荫中,金碧辉煌,气度恢弘，两侧的配殿和厢房，皆硬山式建筑，各具特色。陵庙置放的狮子、朝天吼等石刻神兽，神态各异，或镇墓辟邪，或取意吉祥。位于庙院后端的比干墓冢，为公元前1028年周武王所封，占地20多亩，高约20米，冢上植翠柏数百株。它是中国有记载的第一个坟丘式墓葬，也是中国因墓建庙史中最古老的墓冢。

　　比干墓左侧有绵延起伏的黄土岗，右侧远方是巍峨太行，因此比干庙被称为“二龙戏珠”之宝地。比干庙因墓而建，史志载：“魏孝文帝南行至此，因墓立庙”，其时在北魏太和18年（494年）。1500多年来，庙宇虽遭灾害和战火洗礼，数经修葺，屹立巍然。今存庙宇，为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孝宗皇帝重建。

　　庙内现存80余块碑碣充满了古文化色彩。这里经过历代帝王、名臣及文人骚客相继立碑纪念，已成了碑碣林立的文化宝库。穿行其间，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据史料和林姓家谱所记，比干墓、庙受到历代帝王重视和保护，主要有武王封墓、魏孝文帝建庙、唐太宗下诏封谥、宋仁宗为《比干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他们把比干称为“三代孤忠”、“亘古忠臣”、“浩然正气忠良臣”，每当春秋两季，用“太牢”、“少牢”之礼祭祀，希望臣民像比干一样精忠报国。

　　在比干庙正殿后面墓亭前的石坊上题有“孤忠心不死，故社柏犹存”十个大字，亭内竖立着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殷比干莫”四个字，落款为“至圣先师孔子书”。世传当年孔子亲率弟子临墓凭吊，挥剑刻字立石于墓前。据专家考证，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发现的孔子真迹。

　　孔子把比干和微子、箕子并称为殷朝三位“仁人”。他说：“商纣王荒*无道，致使朝中人人自危。结果，微子逃走，箕子佯装疯癫，比干直谏而死。这三个人都是商末的仁人。”还谈到，“天子统治人民，应该广开言路，从谏如流。过去商汤、周武王都因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而建立了本族王朝，夏桀、商纣王则因拒绝纳谏而国破家亡，这些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说起这个墓碑，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孔子把“墓”写成“莫”，是借地为土的。后来有一个不学无术而好为人师的的县令看到这块墓碑，讥笑孔夫子写了错别字，就当着身边的随从们说，“今天我把这个字给改正一下，我就是孔圣人的一字师了”。县令把“莫”字下面添了一个土字。刚刚刻好，忽然乌云密布，雷声震天，只听“轰隆”一声，土字又被轰掉了。直至今日，这块石碑断裂的痕迹依稀可见，碑上的“莫”字仍然没有“土”。

　　在比干庙内，悬有一林氏姓源碑，为明代嘉靖17年（1538年）河南卫辉府裴骞所撰，碑文近千字，清晰可辨，是国内仅有的一块追溯林姓源的石刻文物。裴骞为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山东副使，多学博才，著述甚多，著名的有《滁州集》、《蓟门集》等。

　　碑文云：“自古拒谏之君，莫甚于纣。自古死忠之臣，莫惨于比干者也。夫比干以王子宗亲，少师重位，叹沉酗之乱法，伤市祚之伦表。是故不得不言，不当不死者也。……”碑文所述史料翔实，文笔生动，说理透彻，感人肺腑，确为传世之作。

　　步出庙门，我们随意在村中走访。比干庙村东是军屯，南是十里铺，西是斜道村，北是后庄，京广铁路及107国道纵贯南北。看护比干庙多年的徐永志老人介绍说，村庄呈方型院落，现有人口180户，700余人。

　　比干庙村因墓而建，因墓而名。周武王封墓，北魏孝文帝创建成庙宇，唐太宗于公元645年亲临比干墓举行了隆重的祭礼，并向全国的郡县颁发《赠殷太师比干诏》谥“忠烈公”，为比干加封了墓寝，修葺了祠庙，规定州县定制大礼祭祀，并给附近五户农民拨了地产，派他们守庙祭祀，从此一代代繁衍，形成村落。

　　徐永志老人现年近六旬，7年前到比干庙文官处工作至今，家中子孙满堂，殷实幸福，我们邀请他照张全家福，老人欣然同意。

　　徐永志老人还说，卫辉市西部太行山余脉的狮豹头乡龙卧村发现了“长林石室”的山洞。该洞位于龙臣卧村绝壁上，依方山，临沧溪，上有千尺鹫峰，深山峡谷中，是逶迤不息的沧水。洞深约3米，广约40平米。洞外苍郁的绿树簇拥，俯视左右，山岭环抱，长林莽莽，确有“龙卧”之灵气。

　　据当地官员介绍，从1993年起，卫辉市连年举办“中国卫辉比干诞辰纪念庆典”，已接待来自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港澳台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38个林氏团体。国内外200多位***、著名人士挥笔祝贺，进一步促进了卫辉市对外开放，经济高速发展。

　　卫辉文物古迹甚多，拜祭完比干庙，我们又参观了牧野大战古战场遗址、姜太公故里、姜太公祠庙。

　　古卫州厚重的人文透着史诗般的豪气，那苍茫的遗迹、不屈的忠魂，让我们圆了一个探源梦。

　　林姓渊源

　　姓氏源流

　　林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姓氏，出自黄帝高辛之后，相传由商朝末年的名臣比干而来。比干原是商朝王室成员，在商纣王时担任少师之职，以忠正敢言知名。纣王昏庸无道，他多次进言匡谏，后来因此获罪，被剖心而死。夫人陈氏为躲避官兵追杀，逃难于长林石室，在密林中生下一子，名坚，因生于林被周武王赐以林为姓，史称林坚，被林姓人尊为受姓始祖。比干为商末“三仁”之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当今，林姓宗谱与族谱中，绝大多数尊比干为林姓始祖。

　　除上述一支外，林姓还有其他来源。相传东周时，周平王有庶子名开，字林。子孙以他的字为姓，姓林。后来，他又生子英，英生茂、庆等。因周平王建都洛阳，这支林姓也起源于今洛阳所在的南郡，谱书也因此称他们为河南林姓。另外，北魏时，鲜卑族中有丘林等姓，在孝文帝改姓运动中也改姓林，并注籍为河南洛阳人。以上三支林姓是当今林姓的主要血统所出。

　　在今天的林姓人中，还有唐代福建建州一带姓林的少数民族后裔；有一些从复姓樊林改姓而来的人；有一些是由蓝姓改姓而来的；还有从刘九改姓而来的；有蒙古可汗库图克图汗的后裔；还有从朱姓改姓而来的。

　　但古今大多数林姓族人，无不尊奉黄帝为远祖，而以比干、林坚作为受姓始祖。

　　播迁及主要分布：莆田、西灌、济南、下邳 、晋安林氏五个发祥地

　　林坚子孙在博陵一带发展繁衍。至林载时，子孙也在这一广大范围中生活，甚至迁徙、移居。西周末年，林苌、林材等人迁徙而来到东周国都。

　　西汉初期，林皋的后裔林挚等迁居齐郡邹县，后因齐郡更名济南郡，林挚之子林纂遂为济南人，形成了对后业影响深远的济南林氏。

　　林懋任下邳郡太守，迁居下邳郡。任满后，便在郡中的梓桐乡定居下来。后来，这支从"济南林"分衍而出的林姓人便被称为"徐州林"或"下邳林"，而林颖或林懋就是开基祖。

　　东汉中期以后，济南林开始有人南迁，尤其是汉末林农家族的大祸，成为济南林大批南迁的导火索，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下邳林、晋安林等，都有是由济南林的南迁而形成的。

　　"晋安林"来源于"济南林"，晋安林氏的开基者是林禄，他出任晋安郡太守，遂全家入闽定居晋安。林禄是林姓入闽第一人。他的后代除留居于晋安外，又有人迁居候官、福唐、长乐、连江、温陵、南安、清溪、德化、惠安、龙溪、漳浦、莆田等地，分别在这些地方开基。另外，"下邳林"传到林国敏时，成为台州和温州等地林姓人的开基祖。

　　"晋安林"开创林姓在东南沿海一带发展的历史，由于历史发展中分支众多，特别是有些在后来还回迁于北方或台湾等海外各地，成为天下公认的林姓最大支派。在当今各地林姓人中，以福建林姓人数最众。今天中国林姓南多北少的格局，其根源便在于此。今福州惠安的晋安郡王墓，是海处许多林姓华侨归国后立脚点先拜谒的地方。

　　林禄的后代、莆田人林士弘（父母为莆田人），在隋末称帝，是林姓发展史上惟一一位林姓皇帝。莆田林氏是晋升安林氏的最大支派，其后家族繁盛，从而使莆田成为继西灌、济南、下邳 、晋安之后林氏的第五个发祥地。

　　九牧堂是唐代人林披开基，其后瓜瓞绵绵，迁衍广泛，名人辈出。

　　原生活在北方的林姓人又在唐朝末年随王审知南迁，定居福建各地，以后发展成林姓较有影响的派系。成为"濂江"、"控鹤"、"陶江"、"福全后安"等支派的开基祖。

　　生活在海外的林姓人，从根源上说，有些是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去的。有些则由这些地方迁到台湾，然后再由台湾迁到别的地区或国家。

　　郡望堂号

　　郡望堂号是常用来放在姓氏前的称号，是表示姓氏来源或血统所出的专用术语。在林姓历史上，出现了很多郡望堂号，其中的"西河"、"济南"、"下邳"、"南安"、"晋安"、"九龙"、"十德"、"九牧"等都有较大影响。

　　西河是林姓的第一郡望。西河林氏自周武王时期开基至战国末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朝代，共传40代，800余年。

　　"九龙门"和"十德堂"的来源：比干的子孙林皋，在战国时任赵国宰相，权倾一时，德高望重。他有子9人,受家风影响，各有才能，被人称为"九龙"，他们家族也被称为"九龙门"。加上林皋，父子10人同以德才见称，其家族也因此被称为"十德堂"。

　　"忠孝堂"的来源：皇帝御赐的堂号，因这支林姓人的史祖林悦以忠孝见称而得名。

　　"九牧堂"的来源：唐代时，闽林始祖林禄的孙子林披，被授太子詹一职。他先后娶三位妻子，三夫人后来生了九个儿子，9人后来都做了州刺史。由于州刺史又称州。兄弟九人合在一起，正好是"九牧"。

　　家乘谱牒

　　林姓由三年多年前的忠臣比干开基，在得姓伊始便使其姓族带上鲜明的忠臣之家或忠臣之后的特色。这一特色经林姓历代先贤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得以长期保持和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为忠孝传家的传统家风。另外，林姓还重视家族教育、尊祖敬宗、敦亲睦族等美德。

　　彭

　　一：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大彭为商代的诸侯，大彭国在江苏徐州氏。其后有彭氏。一说大彭即为「彭祖」。

　　二：为古代少数民族的姓氏。据《晋书》所载，安定胡水胡有彭氏。又据《姓氏考略》云;西羌，南蛮皆有彭氏。

　　提起彭姓始祖，人们自然联想到寿高800的彭祖。几千年来，彭姓子孙都认为自己出自这位亘古以来独一无二的人瑞。据史料记载，彭祖姓钱名铿，是上古时期部落首领陆终氏的第三个儿子，擅长养生之术，尧帝时，因铿向尧进献长寿之羹，获得尧的赏识，被封为大彭，故称彭祖。从此以后，彭祖的子孙后代皆“以国为姓”，开始了彭姓。

　　现在的徐州，历史上叫彭城。彭城是尧帝赐封的，赐封的是因为彭祖的贡献，所以封为彭城。

　　根据崇安的史志，彭氏从中原迁入武夷山有文字的记载，始于唐代的彭迁。祖籍江苏镇江的彭迁是唐朝的开国功臣，青年时曾辅佐秦王李世民平定隋末之乱，建立了赫赫战功。彭迁年迈退休后，不图个人的安逸享受，来到武夷山的吴屯定居。彭迁为人豪爽，他把朝廷赏赐给他的钱财，金帛捐献出来，募集大批流民拓荒造田、引水灌溉，使得吴屯一带阡陌纵横，沃野连片。自彭迁定居吴屯之后，彭氏宗族繁衍，人才辈出。在1400年间，仅地方志记载的有功名者就达近百人。如北宋的特科状元彭路，南宋的诗词名家彭奕；清代杰出的外交官彭光誉等人。明末，武夷山的彭氏后裔开始迁居台湾和海外。目前彭姓在台湾属于第31大姓，其主要分布和居住在新竹和苗栗两县。

彭家元，四川省金堂县人，生于1897年7月16日。父彭士勋，清末秀才，曾去日本宏文书院留学，返国后热衷于兴办厂矿，企图走实业救国发家之路，失败后以教书为生。兄彭家珍早年考入成都武备学堂，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27日刺杀清宗室顽固派宗社党魁首良弼成功，本人当场壮烈牺牲。由于此举对促使清帝退位有功，由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其父由北洋政府聘为总统府顾问。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赠彭家珍为革命牺牲军人。

彭家元在这既有封建文化深刻影响，又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沐的家庭中成长，加之家庭生活素来简朴，养成了勤劳刻苦、奋进向上、生活严谨、善于独立思考的品格。他自幼从父学习，1907年入私塾，1912年入成都高等农业学堂预科，1913年随父入京，1914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18年毕业。在校期间，曾参加反对洪宪帝制、反对二十一条等爱国学生运动。1919年，以先烈彭家珍胞弟关系，获四川公费留美名额。因公费被挪用，至1920年才筹得旅费赴美深造。先入威斯康星大学，1921年转入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土壤肥料科学，1922年获农学士学位。之后，又入衣阿华州立大学学习，1923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在农场、工厂、餐馆、私人家庭打工，半工半读，备尝艰辛。毕业后在俄勒冈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4年回国，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26年南下，先任福建厦门集美农林学校教员兼教务主任，1928年应聘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农林化学系主任。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曾先后主讲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微生物学、土壤改良学及土壤管理学等多门课程，所编《肥料学》一书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大学肥料学教科书。1937年他还与邓植仪教授合编《土壤学》。该书为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材，也是全国早期编写和出版的大学土壤学教科书之一。1929年他与邓植仪教授共创“广东土壤调查所”，兼任技正。该所是我国国内从事土壤调查较早的研究单位之一，在广东中山、南海、三水等20多个县进行土壤调查，出版土壤报告十余册，基本上查清了土壤类型、利用改良方式、生产问题及培肥途径等，对该地区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1934年，彭家元与邓植仪、陈方济教授等倡议成立了“中华土壤肥料学会”，并与邓植仪教授共同主编《土壤与肥料》（季刊）。

从1929年至1937年，彭家元在中山大学创办的《农声》杂志及《土壤与肥料》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土壤微生物的研究论文，如《土壤细菌对于矿物成分之变化》，在国内率先研究了细菌对土壤形成的作用，从而为土壤形成因素中的生物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继之探讨了土壤微生物在生物小循环中的作用，发表了题为《石灰需要量与土壤细菌功用的关系》的论文。1936年，他在《土壤与肥料》上报道了黑油菌、白霉菌对广东土壤的有效磷的转化结果。其后同陈禹平一起发表了《广东土壤中氮素固氮菌之分离研究》，这是我国研究固氮微生物最早的一批论文之一，对后来的研究者颇有启迪。他引进国外土壤微生物的分离和接种技术，探讨了土壤微生物与土壤肥力及植物营养的三边关系，研究了土壤微生物类群的作用。这些论文都是探讨土壤中的细菌、真菌对氮、磷、钾元素的转化作用，为我国细菌肥料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特别对固氮菌生态条件的研究和固氮菌分类很有参考价值，为国内初创。与此同时，彭家元与陈禹平还根据好热性纤维分解菌的功能，研究了我国农村有机肥的堆制发酵方法，成功地富集培养了高温纤维分解菌，定名为“元平菌”，发表了《元平式速成堆肥》一文，为我国农村积肥造肥、开辟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我国40年代在农业中推广的新技术之一，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直至50年代中期，他还陆续发表了《关于高温堆肥的我见》等论文。

彭家元在广东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担任土壤、肥料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主持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化学系系务，并领导该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担任土壤肥料第二研究室及土壤微生物研究室负责人，承担了18个研究项目，均有论文发表，在教学、科学研究、著述及培养人才方面均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37年，彭家元因批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不良作风而被解职后，接受武汉大学聘请任农学院教授。不久，日本侵略军西侵，武汉形势告急，乃于1938年初携眷回川，被当时四川省稻麦改进所（后并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杨允奎教授劝留成都，任该所技正兼农林化学系主任、农事试验总场场长。1939年兼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1941年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1942年任教授兼农学院院长。

1940年8月1日，彭家元在成都四川大学化学馆参与了“水土保持”一词的创定。同年，在内江县城西郊圣水寺建立了内江土壤研究室，隶属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农事试验总场。该室针对四川盆地紫色土易受侵蚀的特点，对不同坡度、坡长、坡形以及不同作物种植覆盖下的水土流失做了大量试验研究，并相应提出优化的水土保持方法。这些工作对四川水土保持事业起了奠基和开拓作用。四川许多土壤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或在该研究室负过责，或在该研究室蹲过点，或在该研究室工作过。

1946年秋，作为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彭家元，在祝贺程复新、杨开渠、李超然三教授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十周年的纪念专刊上以《农业、农学、农业教育》为题撰文，对国民政府的农业方针、政策、措施进行了抨击，他写道：“（政府的）重视农业只是表面文章，并未把农民的利益或生死存亡的事放在心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存在的四大问题：“①农村凋敝，农民被剥削压榨，谁真的为农民解除痛苦？②无论平时或战时，出钱出力，直接或间接，几乎完全取之于农，政府拿出什么有力措施去改进农民生活和农业技术？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劳苦功高的农民不但没有稍微得到生活的改善，反而加上一些更重的痛苦，虽然政府举办有农贷，得到实惠的也许是有，恐怕不过万分之一，有些地方根本未听见过。④水旱灾、饥荒、兽疫、虫害，收成减少，靠天吃饭，谁替他们想办法？”在叙述了中国农业比美国落后约一百年之后，指出：“中国提倡农学已有近40年历史，至今仍不被重视，以为简单不足道，并且不相信科学……，例如天旱不求预防或根本解决之途，而一般却相信打醮、禁屠，甚至执政者亦附会其说。老百姓对于猪瘟、牛瘟、虫害等只好听天安命，认求神拜佛为不二法门，从未想到所谓农学。”最后，彭家元就当时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经费支绌、设备简陋、缺乏实习场地、毕业生数量既少就业又困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里，不仅反映了40年代的农业、农学、农业教育的实况，也反映了彭家元的忧国忧民之心及推崇从事农业教育的教授们的淡泊自守、苦心孤诣的崇高品格。40多年后的今天，读之犹感人肺腑。

1948年，彭家元因不满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漆中权的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愤而辞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一切职务，集中精力于农业教育。

四川解放前夕，彭家元的在国民党空军中任中校且早已去台湾的儿子彭传梁，曾恳求彭家元夫妇携幼子彭传诚一同去台湾，一切入境手续均已办妥，只需购买去台北的飞机票即可。但彭家元坚决拒绝，他说：“我一生从事的事业在大陆，舍不得，即使去台，将来也会统一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得无药可救了……”；终于毅然留在成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家元拥护中国***，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农业教育工作中。50年代初期，川西区举办在职土壤肥料干部短期培训班，彭家元担任主要的教学工作。他勉励学员“要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对新生事物要敏感，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出优异成绩。”

1950年2月，彭家元、侯光炯作为西南区的代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土壤肥料工作会议。

1952年秋，为了发展苹果生产，建立商品苹果基地，川西区农林厅组织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三年级师生对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宜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特邀彭家元、何敬真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参加。彭家元抱着创建四川苹果基地的厚望，殚精竭虑，就苹果的土宜、气候和发展前景，与何敬真教授多次磋商。又经师生们全面讨论，一致认定茂汶苹果色鲜、香浓、味美且耐贮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个理想的商品苹果品种，值得筹建基地。川西区人民政府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建立了茂汶苹果基地。迄今，经过近40年的发展，茂汶苹果早已畅销香港和国际市场，饮誉中外。在考察过程中，彭家元还在威州（今汶川）顺道参观考察了四川省水电厅设在威州的岷江上游水土保持实验站，听取了该站同志的详细介绍，实地参观了该站的实验项目。他热情地肯定了在岷江上游建立水土保持实验站的必要性和工作项目的可行性，同时还对如何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彭家元的音容笑貌，该站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

1954年，中央在京举办“苏联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学校领导考虑到彭家元年近花甲，旅途劳累且学习紧张，因而学习者名单中没有他。但他不愿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亲自去找四川大学首席军事代表戴伯行，申述多种理由，坚决要求前往学习，终于如愿以偿。在学习班里，他没有专家架子，思想活跃，既虚心学习先进理论，又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乐于与其他同志探讨，因而收获较大。

彭家元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深有感触，于是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改进教学内容。1953—1955年，他多次带领学生在成都龙泉驿、眉山等地实习，住的地方简陋，甚至与猪圈、牛棚一板之隔，彼此鼾声呼应。但他毫不介意，反而认为别有情趣。实习中，往往天雨泥泞，路滑难行，为了免于摔跤，实习队专门为他准备了滑竿，但他坚决不坐，坚持与学生一道跋山涉水，说是为了锻炼的需要，即使摔上几跤，也是值得的。

1956年，四川大学农学院由成都迁往雅安独立建院。四川农学院建立了山地农业研究机构，并号召广大教师要面向山区，面向农业生产，为农业作贡献。彭家元不顾年老，亲自率领土壤农化教研组部分教师徒步翻越二郎山，考察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一路上，他带领大家看土壤，打土钻，访农民，分析化验，饥食干粮，夜宿道班，歌声笑语，兴味盎然。在跨越过程中，由于山陡路滑，彭家元摔了一跤，头部和肘部多处擦伤，渗血不止，但他敷药后仍坚持考察，有说有笑，若无其事。

1956—1957年，他带领土壤农化教研组的青年教师多次考察学校农场的土壤，对深脚烂泥田提出改良意见。1958—1959年学校批准实施。经过改造，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当年就种上旱作物和水稻，以后成为学校农场的基本农田，为教学、科研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彭家元一贯关心青年教师，奖掖后进，热情帮助他们健康成长。1952年暑假，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农业化学系调入重庆西南农学院，本校仅保留一个土壤耕作教研组。此时土壤学和肥料学的专业基础课师资短缺，学校临时抽调担任化学课的年轻教师刘守恒支援，并立即走马上任担任土壤学、肥料学两门课程的实验指导。刘感到业务不熟，相当紧张。彭家元发觉后，与刘亲切谈话，多方鼓励，并对实验要求、内容和操作技术等详加讲解。学生实验时，彭家元亲自到实验室解答疑难问题，一点没有教授架子。不久，教研组新调来三位助教担任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微生物学的实验指导工作。当时实验资料缺乏，彭家元拿出自己保存的国外资料供实验参考，并耐心辅导，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还培养了业条骨干。年轻教师感到他毫无架子，平易近人，愿意接近他，有问题就向他请教，他总是有问必答。遇到一时弄不清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解释，而是立即查阅资料，直至搞清楚以后才予以解答。彭家元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无微不至，大公无私，有求必应。他心胸开朗，豁达大度，毫无架子，乐于助人，为他的助手学生所永远怀念。

彭家元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客观事物。在对待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现代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他在1963年四川农学院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李比希功过评价”的发言，充分肯定李比希学说正确的一面和他所起的巨大作用，并指出李比希的不足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局限。这个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彭家元对不符合科学的提法和作法，敢于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见。他常在课堂上讲，深耕要适度，不是越深越好，决不能搞什么“深耕深耕，茅厕坑坑”（指深耕的深度达到农民茅厕那样的深度）。对于不注意人畜粪尿管理，任意将其排入江河的现象也很不满意，批评说，这样就成了“秈江者，大粪之江也”（秈江是彭家元任教的四川农学院附近的一条小河）。对农民“砍火地”（即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也很不赞成，不但在课堂上向学生阐述其危害性，还在省政协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呼吁大家都来制止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破坏自然的行为，告诫人们要警惕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1958年“大跃进”期间，一些报刊违背自然规律，肆意宣扬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给山剃头，要给地刮脸”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口号。彭家元清醒地认识到这样必将造成水土流失，从而导致“山上开荒，平地遭殃”，“山上矮一寸，平地高一尺”等恶性循环。他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中共雅安地委、雅安行政专员公署的领导同志反映他的不同看法，殷切地希望雅安不要这样学，才能保持雅安青山绿水的优良环境。对全民大办钢铁、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等，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都反映了彭家元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

彭家元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是知名教授，但在教学中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认真辅导学生。年轻教师平时去他家时，总是看见他在备课，修改讲稿，甚至春节期间也不肯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查阅资料，丰富讲稿，为下学期开课作好一切准备。

彭家元不仅对年轻教师和学生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子女也是毫不例外。他共有五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彭传栋、梁、正、直、诚，寓意于希望儿子成为国家栋梁，并且为人正直诚恳。他对子女希望殷切，经常按照中国***和国家对青年的要求来要求他们。他针对当时一些青年不愿去艰苦地区工作的情况说：“党和人民培养了你们，如果艰苦的地方都不愿意去，那谁去建设？”他以身作则，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早逝，老二去台）大学毕业后都分别去了西藏、甘肃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另一个抚养的女儿也分到雅安地区最边远的石棉县工作，结果俩老年逾花甲，身边一个子女也没有留下。

彭家元夫人王菊逸女士与彭家元同岁，早年就读于私塾，后在女子师范上学两年，与彭家元结婚后，感情弥笃。她为了彭家元的事业，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重任，使彭家元能够集中精力于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而无后顾之忧。几十年的朝夕相处，甘苦与共，使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家元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并强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长时间的批判斗争、人身侮辱和肆意殴打，身心受到极度摧残，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自尽，夫人遇救，彭家元含冤逝世，终年69岁。

1978年6月14日，中共四川农学院委员会为彭家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8年12月16日在全校范围内为彭家元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大家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我国土壤肥料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土壤肥料学家、农业教育家和土壤肥料学界的先驱和开拓者彭家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