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中的“几世”通常是指家族中已经有多少代人传承了血脉。一般来说，从共同祖先开始，每一代人都可以被称作“一世”，向下推算，每一代人都可以被称作“二世”、“三世”等等。

如果你是“三十二世”，那么就代表你是家族中已经传承了三十二代的人。通过族谱，你可以追溯到共同祖先，并计算出家族已经存在了多少年。

族谱通常记录了家族中每一代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子女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你可以逐步向上追溯，找到共同祖先，并计算出家族存在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族谱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计算时需要谨慎。此外，由于族谱的编纂和保存可能存在历史原因和地域差异，因此不同家族的族谱可能存在差异，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参考和验证。

盐城杨氏（四知堂）并不是来自苏州阊门，而是 大运河的下一站 无锡洛社镇。

传说中的苏州阊门是水路的中转站，所以，被移民人的都说是阊门。

盐城杨氏可以搜到一段：

《盐城杨氏源头》

版谱上，盐城杨氏始祖杨青字清之，生卒娶葬均失考，明洪武初公自雒社迁居盐城，按父老相传，公葬李家伙。雒社就是今洛社镇，无锡惠山西北，洪武元年是1368年，明朝初年先祖怎么从无锡洛社到了盐城呢。先说说源头再谈移民。

从版谱的姓名执事表判断，盐城谱可能正式大修过两次，第二次就是到了民国初年，才考证出源头是无锡鸿山杨氏：民国十一年, 无锡鸿山谱主编杨楫（字榆庵）在盐城杨氏宗谱序中写到，鸿山杨氏续谱(1917年)不到四年，遇到由扬过江相访的杨同升（字酉山）杨同璌（字芷矼），二君说远祖杨青不详，不知来自何处。看到杨楫所拿的鸿山谱后，检至小六派世表，光彩焕发…远祖之名临之在上，稽其年世正相符合，则大喜奔走来告…疑为神助…欢欣鼓舞；另一篇谱序说，昔客皖省军幕统领少彭（杨瑞文）握手谈史事辄娓娓动听，今春又遇少彭于淮上，执鸿山杨氏宗谱示余曰：吾族公支由鸿山继迁盐城，吾方纂盐城宗谱，请子为吾族序之。

从这两段判断，在民国之前五百年间一直不知支派源头，原因是盐城杨氏修谱的次数少，许多先祖生平史料缺失，生卒娶葬不详，靠布祖等民间记录才得知名字。

提起移民就不得不说洪武赶散，这段历史在盐阜民间流传甚广，所谓洪武赶散，就是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的移民垦田。元朝末年，淮河下游沿海地区几经战争动乱，死伤者无数，破坏惨重，再加海潮漫溢、淮河泛滥、旱灾蝗灾连续发生更是雪上加霜。那时偌大的一个盐城县，只有六千五百多户两万一千多人。天灾人祸造成到处田荒灶废，一片萧条景象。朱元璋做皇帝建立明王朝，在部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移民垦殖，以恢复经济，淮安府是屯田的重点地之一（今盐阜地区当时属淮安府）。据史书记载，洪武初（一三七O年前后）一次就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迁来四千余户，进行屯垦。以后，朱元璋又连续搞了几次大规模移民，一次迁江南民十四万到安徽凤阳，一次迁苏州、松江民万余来盐城。到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盐城居民猛增至八千九百一十二户，六万一千零八十人。始祖杨青正是因洪武赶散在一三七几年被迫从江南富裕水乡移民到荒芜的苏北艰难地开垦，苏北许多姓氏的家谱详细记录了这段悲怆移民的辛酸史，离乡背井的民众连梦里都想回到江南家乡。明府为发展经济提供优惠政策，开垦荒地插草为标，先祖们不得不留在苏北这片大地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六百年来民间传说移民皆来自苏州阊门，其实这只是民众记忆中的一块圣地，是水路运输的起始或中转站点，一船一船的众多移民是被逼着从水路沿着大运河北上的。鸿山杨氏宗谱记载杨诩次子杨青十世居雒社迁居盐城关西里。雒社即洛社临靠京杭大运河，这正是被迫移民的原因之一，杨青所属的鸿山杨氏是很大的家族。

朱棣出生的时候朱元璋还没当皇帝呢 应该还在打仗 没那么多讲究

朱棣是朱元璋儿子 是马皇后养大的 算是嫡子

朱棣夺位当了皇帝以后，在当时的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修建了一座大报恩寺。这座寺庙大门内有一座正殿，平日大殿的门紧闭，老百姓不能随便进去，所以也都不知道里面到底供奉着什么。在朱棣当了皇帝以后明朝的二百多年间，外人从来没有人知晓。

直到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它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这座大殿被人打开来一看，原来里面供奉的是碽 氏的牌位。朱棣修大报恩寺，原来是想报生母碽氏的生育之恩。朱棣既然知道自己的生母是碽 氏，并且也想报恩，为什么又要隐瞒这件事情呢？

朱棣为夺取皇位，杀人如麻，他甚至可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皇帝之一。那时候他几乎是杀红了眼，绝对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了。可是到了要认自己的生母了，他却遮遮藏藏，欲盖弥彰，软弱得让人难以理解。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不外乎下面这几点：一、保皇位。朱棣费尽千辛万苦抢来皇位很不容易，他的做法在人们心目中被视为篡位。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他若要保住皇位，就得拼命掩盖篡位的恶名，想尽千方百计来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于是就得打出正牌来。如果出身既是庶出，又是篡位，这皇帝能不能当下去还真不好说。我们在这里揣测一下，朱棣每当想到不能承认亲生母亲的身份，不能给她应得的荣誉和地位，一定非常苦恼，非常愧疚。可这事又万万不能对外人讲，也就只好把母亲的牌位放到寺庙里，在心里默默请求母亲原谅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坐稳皇帝的宝座，他只能忍痛这样处理了！

二、争正统。马皇后是正牌皇后，因此说是她生的，身份自然就是正统的了。同时也就可以为朱棣的夺权找到借口——当初朱元璋和马皇后原本就是想把皇位传给朱棣的，只是因为有人出坏主意，才传给了皇太孙朱允炆。另一方面，朱棣说自己是马皇后生的，也就比太子妃生的朱允炆的地位更正统了。

三、怕舆论、要面子。朱棣的生母碽氏是一位蒙古族的女性。在今天看来，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因为少数民族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会有一些优待政策。可在当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朱元璋是从蒙古族统治者手中夺得天下的，当时元朝残余势力虽然退到大漠以北，可仍然苟延残喘地与明朝对峙，双方还在打仗。朱棣若承认是碽氏所生，就等于承认自己是蒙古族的后代。这就是朱棣不能公开认自己蒙古族生母的主要原因。

朱棣不公开认生母一事虽然有许多历史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主要因为在他的眼里，皇帝宝座重于亲情。从小浸染权欲的朱棣，终究无法摆脱权力这枚糖衣炮弹的利诱。

朱棣的亲生母亲碽氏最终连一座坟墓都没有留下，而这段历史，也最终被朱棣带入了他的坟墓之中，从此没有人能够知道当时的真相。这成为后世的史学家们花费心思去考证的历史疑点，终归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和可悲。

作为中国文坛上的谪仙人，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李白，一生充满了传奇，却也留下无数谜团，比如李白为何从未提及曾祖父、祖父，李白是不是李建成后人，李白故乡到底在哪，李白究竟如何死的，还有李白真的断子绝孙了吗？

可以说，李白身上充满了谜团，至今悬而未解。不过，江苏发现一本李白家谱，或揭开了李白是否断子绝孙的千古谜团。

根据史料记载，李白一共有过两段正式婚姻：一是入赘许家，“嫁给”了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生有一儿一女，子为李伯禽，女为李平阳；二是娶了唐高宗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却没有生育子女。

因此，想要判断李白是否有后人流传，关键在于李伯禽。因为李平阳是女性，所以史书一般不会记载，不过李平阳情况特殊，出嫁后不久即去世，是否留有后人很难说得清。当然，即便李平阳生育子女，在父系社会里，也不会算着李白后人。

李伯禽，小名明月奴，李白死于安徽当涂之后，李伯禽就定居于当涂，过着布衣的生活，育有一子两女。

820年前后，李白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曾经走遍全国查找李白后人，最终却只找到李伯禽的两个女儿。两女嫁于当地农民，一为陈云之室，一乃刘劝之妻。至于李伯禽之子，李白之孙，则是“其子年轻时出游，不知所踪”。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原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判断认为，李白唯一孙子客死异乡，并且没有留下子嗣。

那么，李白真的“断子绝孙”了吗？江苏发现李白家谱，或揭开了真相！

在21世纪初，在江苏姜堰市梅垛乡以李姓为主的东尹庄，一位80岁的老人清理村子祠堂时，意外的发现了一本残破的《李氏源流族谱》，尽管族谱在咸丰年间编修，但开头第一句话却引起震动，即“源自嫡派李氏自太白”。

相传数十世而至繁公，原有谱系，迨明洪武间移民渡江，遂迁海陵东南卜宅杨尹庄而居焉，是为李氏始迁之祖相传至今已十有七世。

李白家谱中说，东尹庄李姓的第一人名叫李繁，辗转迁移，最终到了东尹庄。

那么，会不会东尹庄的李姓先人，故意说成源自李白？这种情况很多，唐朝建立之后，为了说明自身源远流长，就给李唐找了“老子李聃”为祖先，至于民间就更为普遍了，如今不也有人认为自己是秦桧（秦桧无子，唯一儿子是抱养）后人吗？

不过，在唐朝魏颢的《李翰林集序》中，却有记载一个记载，证实李白还有一个“私生子”。

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

通过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到李白有四段婚姻，两段正常，两段非正常。另外两段是“合于刘”、“合于鲁一妇”，其中后者不知姓氏，却给李白生了一个儿子“李颇黎”。由于魏颢处于同一时代，而且与李白认识，所以这一段记载极为可信。

因此，有不少学者看了“李白家谱”之后认为，李颇黎的存在，从侧面证实东尹庄李白家谱可能是真的，也就是说东尹庄李氏族人可能就是李颇黎这一支的后人。

笔者相信，李白应该有后人存在，至于是不是在东尹庄，这就难以考证了。因为从感情上说，作为古今唯一谪仙人的李白，若是断子绝孙，那么原本一生坎坷的李白，就更是惨上加惨了，苍天怎么也不该如此对待李白吧！

您好，派出所登记人口主要是为了方便对日常户籍进行管理，同时对社区内的住户情况有所了解，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社区内发生偷盗或其它刑事案件，对比非常驻居民的出入情况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可疑人员，从而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进行保护。

另外，登记男性家谱应该是人口普查需要，人口普查时不仅要对社会人口进行普查和登记，也要对我国当前社会的姓氏分布，男女比例，人口年龄结构等诸多内容进行统计和计算。

作为社区居民只要认真配合派出所的登记就好了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第6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周礼[M]台北：三军大学出版社，1986

[5]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 礼记[M]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 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脱脱，张起岩，欧阳玄，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王尧臣崇文总目[M]钱东垣，辑释上海：商务图书馆，1937

[14] 尤袤遂初堂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张廷玉，万斯同，王鸿绪，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祖籍是指家族祖先们曾经发迹并长期生活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家谱，该怎么找到祖籍呢？这个要找到家族祖先所在的祠堂地，而后就可以找到祖籍以及家谱，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确定的是家族的郡望、堂号以及字辈，而这些如何的去确定呢？

郡望是我们祖先的封地，在唐朝之前的朝代，中华的人口相对比较少，人们在记录某一个人的籍贯时大多都是用郡望、出生地以及居住地，还有当时的职务来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标识。比如东汉时期的文学家孔融，他被世人称为孔北海，这是因为孔融在东汉时期的封地是北海，而且当时他还是东汉末年的丞相，所以人们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于是就称为了孔北海，这其实也是籍贯的一种定义。

堂号是家族祠堂匾额的一种名称，而祠堂是在宋朝起源的宋程朱理学而兴盛的一种家族文化。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当时人们为了细化自己所在的家族以及旁支的关系，家族旁支每迁移到其他地方都会建立一个分支的祠堂，并且还用堂号来分辨家族祠堂的亲疏远近关系，这种文化在明朝、清朝都有流传了下来。

字辈是家族中的辈分排列，也常常被称为派，在我国上千年的取名文化中都会有一种特别的礼制，这种礼制就是名字的辈分谱，也就是排到了哪个辈分，那个辈分的名字就要有相应的字。

当郡望、堂号、字辈等确定了之后就可以到各个省市的图书馆去查阅，一般图书馆都有各个家族的家谱，通过我们已知的信息就可以查阅到相对应的家谱并找到祖籍。虽然这个过程看上去非常的简单，但是要确定相对应的信息还是非常繁琐的，这个过程大家务必要有耐心。

邢

（百家姓典故）

邢氏周公后代 发源河北邢台

邢姓，《左传》上所记载的：“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说明得最为清楚，明白指出了他们是3000年前制礼作乐的周公的后代。当然，更是最值得自豪自傲的黄帝子孙。

这个荣耀姓氏的始祖，根据老证，是周公的第4个儿子，由于被封食采于邢而得姓。关于邢氏的这段源流，是详载於《姓纂》一书。该书指出：“周公第四子封于邢，后为卫所灭，子孙以国为氏。”

当年的邢国，爵位为侯，位置就在现在河北省，邢台县的西南。这个国家在周代初年虽然有如昙花一现，国祚并不很长，到了春秋时代就被强邻卫国所并灭。然而，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声名响亮的邢姓，堪称永垂不朽。

邢姓的最早发源之地河北邢台县，在历史上可一直是大大有名。这个地方，在秦朝时被置为信都县，不久之后楚霸王又将之改为襄国，并且成为“常山王”张耳的王都。南北朝时，石勒又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赵国，一直到宋朝之时，才定名为邢台，以迄于今。因此，邢台县之地一直声名响亮，来自该地的邢姓人，可以说是与有荣焉。

春秋时代的邢国在被卫国并灭之后，周公的这一支子孙纷纷“以国为氏”而姓了邢，有的安土重迁，仍然在家乡过老日子，有的则不甘忍受亡国之耻，陆续出奔到其他各地，开创新的天地，所以，邢氏的先人是很早便从河北播迁到了别的地方的。

当周公的邢姓后裔陆续出现于春秋诸国，并逐渐锋芒崭露时，位于现在山西一带的晋国，又出现了另一支以邢为姓的人，那就是《姓考》一书所记述的：“晋大夫韩宣子之族食采于邢，后以为氏，望出河间”。

春秋时代晋国的韩氏，是一个极为显赫的家族，不但世代都贵为上卿，后来更进一步与赵、魏两家分割晋国为三，揭开了历史上所谓战国时代序幕。这个显贵的家族，根据历来学者的考证，已知是源自周文王的后裔唐叔虞，则他们的子孙后来由于食采于邢而以地为氏，发展成为邢氏之族的第二支组成分子，就实质而言，实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较早出现于河北的第一支邢氏，是源自周文王之子周公，则两支邢氏的得姓尽管在时间和地点上有所不同，而追本溯源实际上根本就是血缘相同的一家人。第二支邢氏的发源之地，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夏，代取邢丘”的那一个邢丘之地，该地的位置，已知即为今河南省温县东方的平邢故城。这项具体的证据，十足显出了邢氏的源远流长。

家世背景古老而光辉的邢氏，在历史上的表现一直十分优异，以汉、唐之际的漫长时间来说，杰出的邢姓名人就满载于历代的史书，如南北朝时的邢邵, 唐乾天年间的邢济，会昌年间的邢群，真是多得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