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是理学流派,他又是湘派的代表人物,他作为理学家,讲究格物至知，作为湘派，他讲究经世为用。

阳明公的心性学，在清初被人指为亡明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阳明本人无可厚非，有问题的是他两个徒弟：王龙溪和王心斋。正是这两个人使阳明学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是这两个人使得阳明学变得面目全非。王龙溪在阳明学中加以自己的理解，参以玄学，讲究“悟”，结果使得大家不努力去做实证功夫，使得阳明学变得类似于“狂禅”。王心斋在阳明学中加以“情识”，并在性善的基础上推而广之，提出“人人是圣人”，结果使阳明学的入门门槛大为降低，其结果是“街上三岁小儿都谈阳明”。

阳明学和理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阳明学直接给你学习搭出框架，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走弯路，直接就能明白事理，但是其立意太高，所以有些事情不容易落实，就变得容易入歧途。而曾文正所属的理学方法看似很笨，但是却可以让人每天不断进步，所以不容易带坏人。

心性学和理学都是新儒学的一部分，他们本不是对立关系。心性学也谈理，理学也谈心性学，一般人只是被名字误导，认为其是很对立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寒门子弟 苦学成俊杰陈士杰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心腹幕僚之一，历任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山东巡抚，在清代的洋务、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

陈士杰为衡永郴桂道桂阳县泗州寨人。少年时家境贫寒，苦读成才。小时候，陈士杰看牛时常将书挂在牛角上，牛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他与兄长去衡州府（今衡阳市，衡永郴桂道首府）赶考时，母亲将三个盐鸭蛋用蓝布包了交给兄弟路上吃，当时去衡州府（今衡阳）要走水路，来回需一个多月，士杰兄弟考试回来，三个盐鸭蛋吃了两个，还留了一个带回来孝敬母亲。此后，陈士杰进入岳麓书院，1849年，24岁的他进北京参加考试，中廷试一等一名。这对于偏远的桂阳州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而当报子来到泗州寨报喜时，夫人颜氏还在簸谷米。其家谱载：“夫人方簸揉，糠秕尚满身矣。”急忙放下簸箕，向左邻右舍借钱来打发“报子”，可见其时贫穷之状。

陈士杰中廷试头名后，便留在北京任七品小京官，同李鸿章一道常出入曾国藩的家中。史载：“酒罢投壶，惟侍郎与合肥李总督立三马。”果然后来两人都成为曾国藩器重的门生。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手书招陈士杰到军中，为参谋大营的幕僚主事，信任有加。郭嵩焘在给陈士杰父亲的墓铭中曾提到：“文正公（曾国藩）所部吏士至，令先诣隽丞（陈士杰）。”即凡要想见曾国藩的人，都要先见陈士杰。曾国藩在湘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岳州之战、湘潭之战，都采用了陈士杰的意见。著名学者王凯运曾指出，曾国藩的靖港之战，不采纳陈士杰正确的谏议，方有水军大败，而曾本人也“欲自杀者数矣。”为陈士杰救解，并对曾“宽解甚慰，情谊益切。”不久，陈士杰随湘军进到武汉。此时，传来农民军进攻桂阳的消息，陈士杰念母心切，坚决要求离开湘军大营，乘一叶小舟回到了家乡，组织团练，号“广武军”。1859年，石达开军出天京后，经桂阳去贵州，在桂阳七孔桥处与陈士杰广武军大战，石达开不能胜，于是绕道未进桂阳城。晚年的陈士杰挂官归来，曾在七孔桥附近的凉亭上题联感慨此事：“荏苒半生，几度星霜催我老；纵横尺地，一番风雨庇人多。”

生逢乱世 大鹏展翅难

1862年胡文忠、曾文正大治兵，规复江南，每论荐人材，辄首及之。会江苏省城陷，朝议急完上海。文正以侍郎沉机有谋，奏荐。特简授江苏按察使，将所部四千人援苏松。侍郎自以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因请巡抚代奏请养，而书谢文正，以防遏上游为己任。

1881年，陈士杰升任浙江巡抚，他在浙江任上善于学习，思想开放，鼓吹洋务，派员采购西洋机器，还力主曾国藩支持容闳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其时，钱塘潮水常为患，陈士杰“亲往勘工，改用巨桩长石，又改筑南头，方剥为圆形，以避潮冲。”又督修海口炮台，增筑镇海炮台和定海炮台。其后在帝国主义发动对沿海的侵略时，陈士杰督修的炮台在抵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史载：“其后法夷船至，镇海官军击沉其一舟，凭所建台也。”由于陈士杰在浙江的政绩，在他调任山东离开时，浙江人民皆不舍。

1882年，陈士杰在丁宝桢后接任敏感的山东巡抚、赐兵部侍郎。当时，丁宝桢刚刚处置太监安德海不久，山东未有总督，又靠近京都，朝廷对陈士杰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而黄河水患严重，工程巨大，常常是堵了又漏，漏了又堵。朝廷赐命陈士杰为“治黄钦差大臣”，陈士杰为治黄心劳力竭，常是“青鞋徒步，昼夜寒暑无间。”史书又记载他：“乘小舟沿流视水。于上流数十丈下楗实之，堤遂不漏，众以为神。”说他不在漏水处下工夫，而在漏水的上流打桩夯实。这种聪明的做法，得益于少年时候在桂阳农村作田筑水的经验。陈士杰曾对王闿运说：“余幼时奉命视水，荷锄将筑塍，有老农曰：下有巨穴，筑坚土实之，水遂不漏。”

在陈士杰做巡抚时，桂阳一带去找他谋事的乡亲多达“数百人”。他为避“嫌疑”，在济南城外专门搭棚接待，从私人的俸禄中拿出钱来招待乡亲，给予回家路费，从不“假公款济之”或私下安排亲属。

1886年，陈士杰主动上书请求辞职回乡。上奏朝廷的原因是年老多病，其实他当时还不过61岁，在清末政界正是当年。隐退的真实原因可能与山东情势太复杂、教案之风渐起有关。陈士杰的老师曾国藩尚且因为天津教案，险些丢了一生英名，他的同窗李鸿章也正在对外洋务中进退两难，后来留下“卖国贼”的骂名。对陈士杰来说，引退无疑是最清醒的选择。

陈士杰的“规避”之法，即使他远离了“政治旋涡”，却也使他失去了许多施展才能的机会。曾国藩在选取他的接班人时，想到的第一个候选人是他的九弟曾国荃，但“九弟”一心想着攻克南京；第二个人选就是陈士杰。但当时陈士杰却自请回老家“保一方平安”去了。此时李鸿章主动请求“担此大任”，去上海开辟战场，联系洋务，以图将来。曾国藩只好选择了他，派兵、派钱，另组了淮军，并上书力荐，从此李鸿章一路攀升。

归隐桑梓 重学育英才

1886年，陈士杰从山东任上告老回桂阳后，做了许多善事：创建了“龙潭书院”（现桂阳一中），目前仍保留的“龙潭书院”四字，便是他题写的；在泗州附近建“塔峰书院”，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为之题字；当时桂阳一带弃女婴的情况很多，陈士杰又特意办育婴堂，收养被弃的婴儿；当时桂阳常闹饥荒，陈士杰为此“设粥于路”，救助乞讨之人。

晚年，颜夫人去世后，他为兵部尚书彭玉麟所邀，居府城衡阳。

陈士杰基于一生经验，很重视子弟读书，陈氏子弟均获得很大的成就，其中儿子陈兆葵、侄子陈兆文科举进士出身，均入翰林院编修，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实为少见；儿子陈兆奎虽以举人出身，但跟从王闿运学习长达30年，久负文名，官至法部总检察厅检察官。儿子陈兆棠，廪贡生，光绪十五年（1889），捐五品同知衔进入仕途，以知县选拔四川兴文县。

陈士杰又支持衡阳“石鼓书院”的办学，与当时在石鼓书院讲学的国学大师、船山书院山长王凯运交游甚厚，两人结为亲家。后经石鼓书院王凯运传授而成的名人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榜眼夏寿田（陈士杰外甥巡抚夏时之子）、大画家齐白石、同盟会先驱杨度、学者陈六七……

陈士杰临终前仍不忘洋务救国，言“华夏之未来必在学夷长己”。遣其孙陈毓英留学德国学习铁路，陈毓英归国后主持修筑粤汉铁路的衡韶段，第一次打通了南岭隧道，从此使内地和南粤连通一体。

1893年，陈士杰病逝于衡州府城金陵巷（今衡阳市石鼓区），享年69岁。葬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衡阳岣嵝峰。陈士杰墓，现今被衡阳市旅游局列为历史文化景点，成为衡阳市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著名景区。

                    （代序）

                蒋元仁（贵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瀚磅礴。氏族文化，影响深远，植根民间。其价值观已深深扎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肉，无法割舍。由氏族文化产形成的精神“气场”一一修家谱，建祠堂，互帮衬，共创业，已经形成人们十分重要精神归属和精神家园。如果从伏羲定姓算起，姓氏文化诞生近一万年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创造的氏族文化浩如烟海，仅是家谱著作，就成为了中国历史著作的三大支柱之一。从氏族文化内容看，尽管庞杂，但是其基本精神属于中华文化主流——儒学的范畴，质地纯粹而优良。家谱里的家规、族训亦充分体现了儒家之道，重人格道德建设，宣扬忠孝、亲爱、和睦、团结，宣扬诚实守信，宣扬仁、义、礼、智、信。可以说家谱扬美善，家训润千家，家规育后人，家风传万代。家谱不仅仅只是记载族谱世系的工具，更是记录传扬家规、家训、家风的精神文化宝典。在中华民族遭遇道德、诚信危机的现实背景下，兴修家谱无疑具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价值。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古今圣贤名家都有“耕读传家”、“书香门第”、“重德修身”之家风、家规、家训。

曾国藩的家风是：“勤奋，俭朴，求学，务实”；

纪晓岚的家规是：“四戒四宜。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

黄炎培的家训是：“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园内方。”

这些名家的家风、家规、家训是我们的楷模和典范。

那么什么是家风呢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家族家世的传统风尚。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相处哲学即构成了家风。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风尚。换一句话说，当一个家庭的家规、家训形成家庭的公众行为习惯即构成了家风，家风也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世、一个家族的家文化。

家风具有德德的典范标杆性，社会的文化性，血脉的传承性等特征。

中国古代传统家庭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宗族之中，日常行为受到族约的限制。族约的制定通常是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商讨所得，里面蕴含了这些长辈日久经年为人处世的积累、总结与提炼，并兼顾了社会风潮、世俗定律和公平正义。这样的族约无论是否以文字的形式出现，都有很强的“法规”性，家族内部成员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和信任，定会无条件地执行并延续。然而，族约制定后，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陈规、原封不动的，它可能因为族内优秀成员的诞生而充实、完善、改变。

家风具有典型的社会文化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存在必须是与社会风潮相适应的。自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格外推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为“八德”。“八德”作为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家风之中。

家风存续于血脉的传承性中。

“世代相传”和“生活作风”是家风的两个重要标签，家风的传承性很大程度体现在生活作风上。生活作风可以分为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并不能完全割裂开。价值认同是生活方式的思想指引，生活方式是价值认同的表现形式。价值认同是家风得以传承的基础，家族的世世代代都认同祖先的价值观，才会践行那样的生活方式。

比如，清正廉洁是一种价值观，而勤俭持家便是这种价值观在生活方式上的体现。

家训，说到底就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光宗耀祖的教诲。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核心家族元素，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等，家训属于家庭美德的范畴。家国同构，一个家庭的家训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如曾国藩家训、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等。家训即是家人做人的道德标准，违背家训，就会遭受道德的谴责。

家训中首先强调的是“修身”，其次是“齐家”，再则是“睦族”，最后是“君国”。也就是儒家经典“大学”里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家规则是指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传承下来的教育、规范、引导后代子孙的准则，也叫家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指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规矩；这个家庭的规矩就相当于国家的法律。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家庭要想兴旺发达，做人做事都要懂得讲规矩。家人违背家规就要像国民触犯法律一样受到处罚。

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祖，家有谱，家谱即是每个家庭追宗溯源的详实史料读物。如今国泰民安，很多宗亲姓氏都在编修或完善自己的家谱，贵州蒋氏宗亲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这一项浩繁而艰巨的工作，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即将复印成书。在此，我们万分感恩。感恩我们的先人创造并传下了丰富了文化，感恩我们这个时代，蒋氏后人们弘扬并光大了蒋氏宗族亲文化。我们深知，没有家谱的家庭，如断根浮萍，无法感知世代血缘传承的宗亲力量。没有收藏家谱的家庭，缺乏忠孝文化教育的工具；没有家规的家庭，缺乏做人的规矩；没有家训的家庭，缺乏告诫教育子女做人的标准；没有良好家风的家庭，缺乏延续家兴业旺的氛围环境。家规、家训、家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具有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

蒋氏族谱是一部平凡人的生命册，足是人类宏阔生命史中一个个小音符。是中华民族浩瀚生命大河中的一脉支流，甚或是一滴水珠，即便如此，只要是音符，就会发出唱响世界的声音，只要是水滴就会孕育倒海翻江的能量。

我们坚信：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更是具有皇族血统、奋发有为的蒋氏子孙的世界。

201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