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武松和武植不是亲兄弟。

武松：历史上真实的武松是宋代时期的义士，1055年在河北省邢台市的清河县出生，曾经在杭州街头卖艺，后来在杭州知府高权的手下做提辖。

在高权被罢官以后，武松被赶出衙门，因为新上任的杭州知府鱼肉百姓，被武松刺伤，随后武松被捕在狱中死去。

而历史上的武大郎武植，是明代时期的人物，出生地和武松一样都是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的清河县。

武植虽然出身贫寒，但是聪明过人中年的时候进京赶考考中了进士，随后和山东知府的千金潘金莲成亲并且生有四个孩子。

从两个人的朝代来看，一个是南宋时期的人物，一个是明代时期的人物，所以武松和武植两个人不是真的亲生兄弟。

扩展资料：

1946年在河北清河县发现(并证实)出土了武大郎墓，专家根据其腿骨推算，武大郎身高超过1米8，并非是小说中描写的矮小三寸丁。

后来作为文物放入武植祠中，2007年武植祠成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逐渐成为著名旅游景点。

其墓碑铭文：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为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么幼年殁父。

为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

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伞敬之。

另据《清河县县志》及《武氏家谱》记载:武家始祖是从山西迁到河北清河县城东武家那村，武植身高18米，高大魁梧、儒雅庄正

因努力读书，中年中进士，后为山东省聊城阳谷县知县，娶潘氏金莲为妻。

武家的武家那村和潘金莲所在的清河县黄金庄相邻，相隔不远。

潘氏当时是知洲，为大户人家，非常富有。

因当时武植为母相依，衣食难济很贫穷，但又少时聪敏，因而得到了潘家的资助接济读书。

潘金莲父亲看其聪明勤奋，就将女儿许备给了武植。

后来武植出任阳谷县知县，所以潘金莲也成为了知县夫人。

据武氏族谱记载，潘金莲是一位名门淑媛，是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相隔不远的黄金庄。

她喜欢武植，她父亲经常接济武植，并与他私订终身。

两人结婚后和睦恩爱，养育了四个子女。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武氏祠画像石位于山东嘉祥县城南，共有四个石室，分别为当地权贵武梁及其弟武开明与二个儿子的墓室，建造于公元147年左右。整个石室的画像石分三层横向展开并以几何纹，动物纹作边饰分割，手法为平面浅浮雕，其特点是形象连成大块阳面与极精细的阴线刻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作品具有宏伟、庄重的装饰风格。题材内容有反映神话传说的，如西王母、东王公及天地诸神格斗等；反映历史故事的。如荆轲刺秦王、泅水捞鼎等；反映社会伦理的，如烈女、孝子、王陵母自刎、梁高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宴饮、车骑、格斗、舞乐等。人物处理多作侧面影像表现，画面善于抓住情节高潮的瞬间，如“泅水捞鼎”画像石，这是一个意在嘲弄秦始皇的故事，见于《史记》：“(二十八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泅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画面抓住了鼎出水面，神龙断索的一刹那。“荆轲刺秦王”也是对秦始皇有贬义的故事，画面抓住了匕首出手瞬间的情节变化。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

董永与天仙女的故事，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加工宣染，在我国广为流传，近两千年来有口皆碑，经久不衰。，作为一个平民布衣出身的孝子，不但群众爱戴，视为楷模；而且一些文人也在诗词、戏曲中加以歌颂，引为重要的创作素材。如曹植的《灵芝篇》、元杂剧《织锦记》、《百日缘》，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等等，都取材于董永与天仙相配的故事。可见，董永其人在我国的影响何等久远和广泛。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董永，对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董永是文学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故里何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董永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左右。汉朝建立以后，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极力地推广和倡导，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成为社会生活中各阶层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直到东汉乃至后代，其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象董永这样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现存的资料也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宇，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即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干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干乘郡与干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

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干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

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

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水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干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

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干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干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

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

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而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扛流域定居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

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

有。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有渔田盐井。盐井，是指生产井盐的竖井，又称盐矿，是食盐的生产源头之一，一般多指内陆地区的盐矿，四川省的自贡，号称川东门户的万县（今重庆万州），湖北省潜江县其食盐储量都丰富。

有

金代武氏叔侄三状元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

誉称“状元村”的南召，位丁陵川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陵辉公路北侧，东南与崇文镇的东坪上、安阳村毗邻，西与平城镇的杨寨村接壤，村北由神坡脑群山环绕。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这个文物遗存丰富而过去不为人知的古村落逐渐闻名于世。

在陵川历史上，曾因金代出过武家一门三状元而振动朝野。不仅县城东关的三元巷中，昔日竖有金章宗皇帝御笔题写的“三状元及第”石牌坊，还有现存的三元世家和屹立于历史尘埃中的春秋阁。这些古建虽已历经数百年，饱经沧桑，但却仍向世人夸诉着它往日的荣耀。而与武家三状元有着血脉联系的南召村，早于唐朝之后，就先后有四十多人人朝居官，村内保存的“太行第一文庙”，武氏祠堂遗址、家庙、武家八卦院等建筑，以及珍贵的武氏家谱和功德仪像，是当今研究武氏家族历史和状元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根据村内现存的史料和传说，陵川的武家旺族属于唐朝武家之后裔。因武则天称帝死后，李氏又重握大权，遂之大肆屠戳武氏家族和大臣，于是武氏家族的一支便避难于晋东南的山野之乡南召村。但武氏毕竟是官宦人家，不甘作民罢休，仍深恋仕途。他们认为只有尊孔读经，走科考之道才是东山再起之出路。因此在村中倡建圣人庙，以图子孙飞黄腾达。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他们为武家历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武明甫(公元1131—1211年)，字无疑，号太复，为三状元之首。他24岁于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登词赋科状元及第。初授秘书省校书郎，历翰林侍讲学士，官拜谏议大夫右正言等，因耿直敢言而触犯海陵王被革职。世宗继位后，当调阅以往进谏本章时，才发现他胆略超群，才华过人，故复起任徵仕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出任安国军节度副使，他“整纷起，除陈蠹，劝农桑，兴教化”，使当时面临灾荒的安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后继任兵部，户部侍郎等职，累官至户部尚书。世宗对其十分赏识，常询以治国之道，他主张“恩赏分明”，“刑罚得当”，谏言多被采纳。晚年告老还乡，世宗赐以黄金百两，白绢百匹。在县城东北高阜之处修建别墅一座，匾书“乐天园”，在此洒然安度晚年。

武明甫的侄儿武天佑、武天和，是同胞兄弟。武天佑于章宗承安四年(公元l199年)登词赋科状元第。入翰林，升任经筵讲官。他讲书常以“存天理，遏人欲，进君子，退小人为言，深得章宗喜爱。卫绍王即位后，他上书安边三策被拒纳，致使蒙古侵占西京，政局纷乱，卫绍王被杀。他便退隐回乡，与弟天和共居于“乐天园”。著有《经史撮要》、《大学补》及《言志》等集。其弟武天和为章宗泰和年间的经义科状元第。初授翰林应奉文字，补尚书有令士。因上书言朝中权贵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被贬为利州观察判官。后复为翰林学士，因向卫绍王陈述边情未采纳，与其兄天佑同时辞官还乡，隐居于“乐天园”中。著有《永言集典内外篇》、《宁俭谚语》等书。另与金代三状元的同时代，还出过一名进士叫武俊臣，为武明甫的胞弟。他于海陵王正隆年间中进士，历任章武军节度使，大理寺少卿，官至朝廷礼部侍郎。对此，金代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曾著文说，河东的李氏家族，曾出过三个进士一个状元，时称为“四桂”，而陵川武家一门却出了三个状元一个进士，当称为“四凤”。“故当时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南召村目前保存最具文物价值的是武家功德仪像、家谱和文庙。功德仪像绘制了自唐以后，武家祖先人仕居官的名人100多幅，其年代之久、数量之多，在晋城境内绝无仅有。号称“太行第一文庙”的古建筑，雄踞南召村北，据说该庙创建于唐晚期，历代曾重修，现存最早有明洪武年间的碑文，具体创建年代仍不可考。文庙建筑有山门、戏楼、主殿和东西配殿。山门为重檐悬山式坡顶，门首中间书有“德配天地”的金字匾额，山门上方为浮雕楣梁图案。两旁有两株笔直挺秀的古柏，树冠状若笔形。庙的主殿为宋、金遗物，殿梁、斗拱硕大而厚重。其舞楼的设计也别具匠心，舞台正中和两侧为木制屏风，前檐楣梁上木雕有“双凤炉”和“凤翔龙舞”。其意不言而喻，似乎仍在炫耀着武氏当年的历史功绩。庙宇严谨的结构，精美的木雕饰品，都展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对于研究金元建筑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太行人物）

武丁。商王武丁继位时，国力衰弱，于是极力想恢复殷商当年盛况，却因找不到贤臣辅佐而犯愁。相传，有一夜武丁梦到叫“说”的圣人会辅佐他，于是四方找寻，终于在山西平陆东面傅岩之地找到，此人即是出身奴隶的贤相傅说。

武丁对傅说十分信任，君臣齐心协力，使殷商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死后，其后人认为他功劳盖世，可与开国君主成汤相比，应有自己的姓，遂以其名为氏，称为武姓，奉武丁为武姓始祖。

扩展资料

迁徙分布

武姓最早的发祥地在今河南省境内，其后在此地不断繁衍。春秋时的宋国是武姓来源地，故其早期的活动区域应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姓人口的增加，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局势的变化，其活动区域也不断地扩大，大约到战国时期，武姓之人已在中原一带比较广泛地活动了。

根据文献记载看，从秦末至汉初，武姓大体分布在：盱台（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陈郡（今河南省淮阳县）、沛县（今江苏省沛县）、梁邹（今山东省邹平县东北）、长安（今陕西省西安西北）以及今河南省东部一带。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为争夺天下，豪杰竞起，一些武姓之人也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为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口迁徙比较频繁的时期，武姓之人从中原地区逐渐向四周迁移，主要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

-武姓

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采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

画像善于抓住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潮，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表现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处理的非常出色，以夸张的戏剧性动作，在构图的均衡平稳中表现出动感和力度。画像具有工整、严谨、朴素、古拙的写实特色。

减地平雕加阴线刻又称减地平面阳刻、减地平铲、平凸刻或平面浅浮雕。主要是在打磨光平的石面上，用阴线刻画好图面后，图像轮廓线以外减地，使图像部份凸起。

其中又因对减地方式和对物像细部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分为下列四种：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平行细密的凿纹。例如：山东嘉祥武氏祠与宋山画象石。铲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不规则的铲印。例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墓书象石。

深剔地平面线刻，和上述2者不同的是，以上两者凿纹与铲纹极浅。而此技法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较深，一般来说约有1到2公分。图像较密集，轮廓外面积也较小。例如：山东省滕县西户口祠堂画象、山东沂南北寨村墓墓门画象。

剔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而在图像内部细部上，施以朱、墨线条表现，不加刀刻。此技法仅见于陕北、晋西等地区的画象石。例如：西绥德汉墓书象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