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氏主源出自赢姓，相传系秦三世子婴后人，以国为氏；又一支出于姬姓，居秦邑，以邑为氏；另一支出于楚，古代称之三秦。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秦姓，大多源自高邮秦观家族，宋靖康之乱时，南居扬州和苏南；咸淳年间，秦知柔兄弟由扬州南渡，分居沪读、浦东九团、青浦赵屯。秦知柔孙就是秦裕伯。在此前后，同族秦约从盐城迁崇明，秦君瑞迁紫堤、幡龙，秦辅之从无锡迁嘉定。

秦

春秋战国时因陕西是秦国治地，故后人将陕西简称“秦”；将横贯陕西中部的主要山脉称“秦岭”；

秦氏家谱

将渭河平原称“秦川”。陕西还称“三秦”，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经过春秋时期一系列战争，许多国家消亡。到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国家。秦王政在位时，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先后灭掉了其他六国，在中国首次建立了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但由于秦朝赋税、兵役、徭役等特别繁重，法律严酷，使得民不聊生，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队攻占咸阳，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 至于陕西为什么又称“三秦”？这要从项羽说起：公元前206年项羽领导的军队在刘邦之后也来到咸阳。项羽出身于楚国旧贵族家庭。在秦末农民起义时为恢复楚国，公元前207年在巨鹿之战中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章邯投降。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入咸阳，杀了已归降的秦王子婴，并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自立为西楚霸王。 项羽后引兵东问，都彭城（今徐州），以中国最高统治者自居，大封诸侯。其中将刘邦封汉王，都南郑，辖陕南及巴、蜀之地。为防刘邦势力扩张，牵制刘邦，他又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东南），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西安阎良附近），辖咸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城址史有三说：富县、安塞、延安）辖陕北。故后世泛称陕西为“三秦”，咸阳成了三秦的分界点。其实当年三秦之地不包括陕南，只是后来人们理解的“三秦”观念变化，即将陕北、关中、陕南合称“三秦”。 “三秦”的称谓产生后，历史上也有人将它作为政权名称。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50年居住在甘肃秦安县东南的氏族首领苻洪起兵，自称“三秦王”，建立政权。352年，其子苻健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385年羌族首领姚苌擒杀前秦皇帝苻坚。386年姚苌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后秦”。

赣

江西，中国省级行政区，简称赣（gàn），别称赣鄱大地，是江南“鱼米之乡”，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省内最大河流为赣江而简称赣。

江西省地处北纬24°29′14″至30°04′41″，东经113°34′36″至118°28′58″之间，东邻浙江省、福建省，南连广东省，西接湖南省，北毗湖北省、安徽省而共接长江，属于华东地区。江西省全省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辖11个地级市、100个县（市、区），省会为南昌市。

省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全境有大小河流2400余条，赣江、抚河、信江、修河和饶河为江西五大河流。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江西处北回归线附近，全省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341毫米到1940毫米；无霜期长，为亚热带湿润气候[1] 。

江西粮食作物以稻子为主，次为小麦。还盛产油菜、油茶、茶叶、黄麻、苎麻和柑橘。茶叶多产于北部山地，“宁红”、“婺绿”均为茶中名产。主要工业为有色冶金、煤炭、钢铁、机械制造、化肥等。景德镇的瓷器工艺历史悠久，产品驰名中外[2] 。

2013年，江西省GDP达143385亿元。年末常住人口45222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97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8‰。出生人口595万人，出生率1319‰；死亡人口283万人，死亡率628‰；自然增长率691‰[3] 。江西省汉语方言主要有赣语、客家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和徽语

关于邵原镇郝坡村“义学碑”特与文物局专家商榷

尊敬的领导：

2009年十月份，《济源日报王屋晨风》刊发记者卫建波（通讯员秦胜利）的文章《我市发现一所清代“义学”校址 校址尚存一通民国“义学碑”》。 该文指出：“据考古人员考证，碑文的大意是：在清初康熙年间，邵原镇郝坡村秦宗程因乏子无后，将其家产奉献于秦家祠堂并兴办“义学”教育。民国四年，又有秦伯珣乐善好施，将自家全部积蓄补贴到学校，与宗程家产一并用于兴办“义学”。秦家人特撰文立碑，名曰“义学碑”。碑文记述了自清代郝坡创办“义学”以来，300余年的“义学”在秦氏历代族人的捐助下延续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秦氏一族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据碑文记载，在300余年间，从这所“义学”中走出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

据我多次前往郝坡村考察所得，发现该文存在八大“硬伤”。

1、该文指出：“碑文楷书，6行，共190字”。此处叙述不恰当。碑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碑文，仅指为制作碑刻而写的文字，广义的碑文指的是所有刻在碑上的文字。该义学碑，从广义上说，碑文不止六行，从狭义上来讲，碑文共一百六十五个字。该文所述：“碑文楷书，6行，共190字”。并不恰当。

2、该文指出：“据考古人员考证，碑文的大意是：在清初康熙年间，邵原镇郝坡村秦宗程因乏子无后”。 此处叙述不恰当。该碑碑文并没有明确指出清初康熙年间的秦宗程乏子无后。只是提到，我秦宗程堂尽有遗产若干。如果结合秦氏家谱以及秦万里墓碑，可以大致推测出秦宗程生活的年代在清初。秦氏家谱记载，郝坡秦氏辈分依次为富、廷、汝、宗……，秦氏家谱又载，秦宗程配王、郭氏，（无人）。秦万里墓碑载：“……至富公移居下河西，茔卜于村南。厥后明季清初派分郝坡富公之元孙伦公即葬于兹”。富公是郝坡秦氏一世祖。富公之元孙伦公为三世，秦宗程为四世。秦宗程生活的年代应为清初，断定“清初康熙年间，……”，尚缺乏相关文献资料印证

3、该文指出：“邵原镇郝坡村秦宗程因乏子无后，将其家产奉献于秦家祠堂并兴办‘义学’教育”。 此处叙述极不恰当。义学碑文中并没有指出秦宗程将其家产奉献于秦家祠堂并兴办‘义学’教育。只是说：“我秦宗程堂尽有遗产若干，前年欲将此产每年余资兴立义学，未曾成立。后有族人伯珩、伯珣、伯诚、伯纲、学宽等共起悟念将宗程堂余资兴立学校”。据秦氏家谱载，伯字辈为十二世，学字辈为十三世。秦伯珩、秦伯珣生活于清末民初，秦伯珩、秦伯珣等“共起悟念将宗程堂余资兴立学校”。 “宗程堂”与秦宗程定有着密切关系。但秦宗程并没有兴办‘义学’教育，郝坡义学始于民国初年，发起人是秦伯珩、秦伯珣、秦伯诚、秦伯纲、秦学宽等。而不是清初的秦宗程。

4、该文指出：“民国四年，又有秦伯珣乐善好施，将自家全部积蓄补贴到学校”。 此处叙述极不恰当。义学碑文中写道：恐其余资不足，秦公伯珣显善乐施。将万元号借贴一纸，计钱一百千施入宗程堂名下，以助学费之不绘。碑文并没有讲到“将自家全部积蓄补贴到学校”。

5、该文指出：“秦家人特撰文立碑，名曰‘义学碑’”。 此处叙述极不恰当。该义学碑落款处为：“程秀章撰文，石工姜承先 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上旬 毂旦”。由此可见该碑是由程秀章撰文的。并非该文指出的“秦家人特撰文立碑”。

6、该文指出：“碑文记述了自清代郝坡创办‘义学’以来，300余年的‘义学’在秦氏历代族人的捐助下延续的历史”。 此处叙述不恰当。其实碑文说的非常明白，郝坡创办‘义学’是在民国初年，而非清代。更没有300余年的‘义学’历史。

7、该文指出：“据碑文记载，在300余年间，从这所‘义学’中走出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此处叙述极不恰当。碑文中根本就没有关于“在300余年间，从这所‘义学’中走出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的记载。此句话纯属该文作者捏造！

8、该文指出：“这所清代‘义学’校址及民国‘义学碑’的发现……”。此处叙述极不恰当。根据文献等考证，这句话应改为“这所清代秦家祠堂及民国‘义学碑’的发现……”。

尊敬的领导，我的以上观点，极不成熟，还望市文物局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

2013105

附报道全文：

我市发现一所清代“义学”校址

校址尚存一通民国“义学碑”

作者：文/图记者卫建波通讯员秦胜利 来源：王屋晨风 字数：613

2013年10月10日，我市考古工作者在邵原镇郝坡村发现一所清代“义学”校址和一通民国四年的“义学碑”。据考证，这是我市截至2014年发现的唯一一所清代义学及唯一一通民国“义学碑”。

该清代“义学”校址位于东阳河西岸的邵原镇郝坡村正中。该校舍坐北面南，占地约2000平方米，现存主房和东西厢房3座。据村民介绍和文献记载，郝坡村的秦家祠堂就是清代的“义学”校舍。该校舍从清代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至今校舍仍保存完整。

民国“义学碑”现存放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秦家大院东侧，碑高85厘米、宽41厘米、厚12厘米，为青石质，圆首。从石碑的正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义学”楷体的碑额，碑文楷书，6行，共190字。碑体文字清晰，保存完好。

这所清代“义学”校址及民国“义学碑”的发现，对研究古邵州乃至济源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