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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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范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张

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原文

皇佑四年五月甲子,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297]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万安山下。公讳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际,世家苏州,事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其地,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298]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

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299]于仁义。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300],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及公既贵,天子赠公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讳梦龄为太保,祖秘书监讳赞时为太傅,考讳墉为太师,妣谢氏为吴国夫人。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301]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302]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303]哉!”

天圣中,晏丞相荐[304]公文学,以大理寺丞为秘阁校理。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记其忠,召拜右司谏。当太后临朝听政时,以至日[305]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寿。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其事遂已。又上书请还政,天子不报。及太后崩,言事者希[306]旨,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公独以谓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遗命,立杨太妃代为太后。公谏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代立者。”由是罢其册命。

是岁,大旱蝗,奉使安抚东南。使还,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307]苏州。岁余,即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益论时政阙失,而大臣权幸[308]多忌恶之。

居数月,以公知开封府。开封素[309]号难治,公治有声。事日益简,暇则益取古今治乱安危为上开说,又为《百官图》以献,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职修,尧、舜之治不过此也。”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为公,可以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310]吕丞相怒,至交论上前,公求对[311],辨语切,坐落职,知饶州。

明年,吕公亦罢。公徙润州,又徙越州。而赵元昊反河西,上复召相吕公。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迁龙图阁直学士。是时,新[312]失大将,延州危。公请自守鄜延扞贼,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遗书以求和,公以谓无事请和,难信,且书有僭号,不可以闻,乃自为书,告以逆顺成败之说,甚辩[313]。坐擅复书,夺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庆州。既而四路置帅,以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累迁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熟羌归业者数万户。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夺贼地而耕之。又城细腰、胡芦,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自边制久隳,至兵与将常不相识。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训练齐整,诸路皆用以为法。公之所在,贼不敢犯。

人或疑公见敌应变为如何?至其城大顺也,一旦[314]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既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彻卫,与语不疑。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315],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上亦召公归矣。

初,西人籍其乡兵者十数万,既而黥[316]以为军,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罢,独得复为民。其于两路,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栗免之劳。其所设施,去而人德之,与守其法不敢变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317]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贤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议而用之。

庆历三年春,召为枢密副使,五让不许,乃就道。既至数月,以为参知政事,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公叹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后,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318]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其诏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革磨勘例迁以别能否,减任子[319]之数而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侥幸之人皆不便,因相与腾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为之佐佑[320]。

会边奏有警,公即请行,乃以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至则上书愿复守边,即拜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其知政事,才一岁而罢,有司悉奏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赖上察其忠,不听。

是时,夏人已称臣,公因以疾请邓州。守邓三岁,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颍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赐药存问。既薨,辍朝一日,以其遗表无所请,使就问其家所欲,赠以兵部尚书,所以哀恤之甚厚。

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321]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谱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论着,着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欤!

铭曰:“范于吴越,世实陪臣。俶纳山川,及其士民。范始来北,中间几息?公奋自躬,与时偕逢。事有罪功,言有违从。岂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艰其劳,一其初终。夏童跳边,乘吏怠安。帝命公往,问彼骄顽。有不听顺,锄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儿怜兽扰,卒俾来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议。帝趣公来,以就予治。公拜稽首,兹惟难哉!初匪其难,在其终之。群言营营,卒坏于成。匪恶其成,惟公是倾。不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显荣,没有赠谥。藏其子孙,宠及后世。惟百有位,可劝无怠。”

注释

[297]薨(hōng):周代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后泛用于称有封爵的高官去世。

[298]适:改嫁,再嫁。

[299]本:依照;依据。

[300]乙科:古代考试科目的名称。汉时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补郎中,乙科补太子舍人。

[301]慨:慷慨。

[302]择:选择。

[303]苟:随便;马虎。

[304]荐:推荐;举荐。

[305]以至日:有一天,某天。

[306]希:迎合。

[307]徙:变化;改变。表示一般的调职。

[308]权幸:指有权势而得到帝王宠爱的奸佞之人。

[309]素:平素;一向。

[310]由是:因此。

[311]对:回答。多用于下对上的回答或对话。

[312]新:刚;才。

[313]辩:动听;精辟。

[314]一旦:有一天。

[315]恩信大洽:与外国的关系非常融洽。

[316]黥(qíng):古代一种刑法,用刀刺刻犯人的面额,再涂上墨,也叫“墨刑”。

[317]多:陈赞;赞美。

[318]疏:给皇帝的奏议。

[319]任子:有权力继承父亲爵位的人。

[320]佐佑:辅助;支持。

[321]非:无;没有。

译文

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五月甲子日,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人文正公在徐州逝世,同年十二月壬申日,安葬在河南尹樊里的万安山下。文正公名讳叫做范仲淹,字希文。五代的时候,祖上居住在苏州,在吴越地区做官。宋太宗时,吴越献地归服,范仲淹的父亲跟随吴越王钱俶到京城朝拜皇帝,后来担任武宁军掌书记,死在任上。先生2岁时就成了孤儿,他的母亲贫困没有依靠,就又改嫁到长山(约为今山东淄博长山)的朱家。先生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哭着离开长山到了南都(在今河南商丘,即当时的南都学舍,后来称应天书院)。来到学堂,打扫了一间房子,日夜读书,他的起居饮食,别人都受不了,但是他自己更加刻苦。

过了5年,他精通了六经的主旨,写文章、谈问题一定遵循仁义根本。真宗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被礼部选拔为第一,于是考中了乙科,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才回到长山接来并奉养老母亲。先生富贵以后,皇上追赠他的曾祖父苏州粮料判官范梦龄为太保,祖父秘书监范赞时为太傅,父亲范墉为太师,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

先生年轻的时候具有高尚的节操,在富贵、贫贱、毁誉、欢戚方面,没有哪一项会让他动心的,却有慷慨激昂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志向,经常诵着这样的警句来勉励自己:“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待人接物,都是根据原则,不因为选择有利害关系而有所不同。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竭尽其力。他说:“自我努力就应该要这样。事情成功与否,有的决定权并不在我这。即使是古代圣贤,也不能说必定成功,我哪里敢马虎啊?”

仁宗天圣年间,丞相晏殊向皇帝推荐范仲淹的文学才华,皇上就让他以大理寺丞的身份担任秘阁校理的职务。因为说某事触怒了章献太后,被贬为通判河中府。过了很长时间,皇上念起他的忠诚,就征召授予他右司谏的官职。当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某天在前殿大会众臣,皇上将要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祝寿,有关官员已经作好了准备,先生呈上奏章,称天子没有面向北方的道理,何况还要形成后代看轻皇上仰重皇后的风气,那事情就停止了。又上奏章请求太后把政权还给天子,没有答复,等到太后去世时,奏事的人迎合皇上的心意,把太后当朝时的很多事情都拿出来追究,想要狠狠地惩罚她。先生却认为太后受先皇的委托,保佑天子,十多年来,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应该忽视小的失误,来保全她的高尚品德。起初,太后有遗命,要册立杨太妃代替自己为太后。先生劝谏说:“太后,这是皇帝母亲的名号,自古都没有人能代替太后的。”于是就取消了对杨太妃的册命。

这一年,发生来了大的旱灾和蝗灾,先生接受朝廷命令去安抚东南灾民。回来时,正赶上郭皇后被废,他率领谏官、御史跪在殿里谏诤反对,没有取得成功,被贬到睦州担任知州,又改任到苏州。一年多后,朝廷又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把他召回京城,先生更加积极议论时政的得失,大臣权贵大多都忌恨讨厌他。

过了几个月,任命先生为开封府尹。开封一向号称难治,先生治理的非常有声望。每天的政事越来越简单,有空的时候就取来古今的治乱安危的情况向皇上讲解,又作了《百官图》献给皇上,说:“任命人员要各尽其材,那么百官都能称职,尧、舜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并针对官员的升迁快慢和顺序说:“这样可以为公,也可以谋私,也不能不详察。”因此惹怒了丞相吕夷简,以至于在皇上面前争论,先生请求辩解,话语非常恳切,因此被贬职,到饶州作知州。

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了。先生被调任润州,又调到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皇上又重新任命吕夷简担任宰相。任命先生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授予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职。这时候,刚损失了大将,延州危急。先生请求亲自镇守鄜州、延州防御敌人,于是改任为延州刺史。赵元昊派人送信求和,先生认为无事请和,难以相信,而且信中有不被朝廷承认的伪号,不能给皇上看,于是自己写信,告诉赵元昊逆顺成败的道理,非常精辟。因为擅自回信,被降一级,贬为耀州刺史。不到一个月,又调为庆州刺史。不久四路兵马都设置将帅,任命先生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多次升任为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先生作为将帅,主要讲究持重,不追求小的功利。在延州筑起了青涧城,开垦营田,修复了承平、永平的废弃营寨,熟羌回到家乡操持旧业的好几万户。在庆州大顺城把持要害地区,抢夺敌人的土地来耕种。又建成了细腰城、胡芦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的少数民族,都离开敌人来为大宋效力。因为边境的制度废弃了很久,以至于士兵和将领经常互不相识。先生于是把延州的士卒分给六个将领,训练齐整,各路兵马都采用了先生的方法。先生所在的地方,敌人不敢侵犯。

有人疑惑先生碰到敌人如何应变?比如在大顺城驻扎,一天早晨带兵出城,各将领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到了柔远,才发号令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去筑城。至于筑城的工具,大小都具备,而军中起初都不知道。敌人以三万骑兵来争战,先生告诫诸将:作战后敌人撤走,不要过河追击。不久敌人果然退走,追击敌人的部队没有过河,而河那边果然有埋伏。敌人失算,于是撤走了。于是各将领都佩服先生,认为比不上他。先生对待将吏,一定要让他们畏惧法律,爱戴自己。他所得的赏赐,都根据皇上的意思分发给各将领,让他们自己去感谢皇上。各国作为人质的世子,任由他们出入,没有一个逃跑的。外国的头领来拜见,就把他们召到卧室内,隔开别人,撤掉卫士,和他们交谈,从不怀疑他们会对自己不利。先生在这里过了三年,战士勇敢,边境实力强大,和外国的关系非常融洽,于是决定谋取横山,收复灵武,而赵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请和,皇上也把先生召了回去。

起初,西部人被征为士兵的有十多万,后来都在脸上刻墨作为标记,只有先生的部队,只在手上作了记号,先生离去后,部队遣散,只有这一部人得以重新为民。先生在这两路,既取得了熟羌的效力,使他们来守卫边境,又把军队迁到内地,减轻了西夏人运输粮食的劳苦。他所实行的办法,离开后人们依然感激,坚持先生的办法而不敢更改的,到现在还很多。后来因吕夷简的事情牵连而被贬,那些士大夫们就为范、吕两先生的谁是谁非而争个不停,吕先生担心这事,凡是说范先生是正确的人都被指责为结党营私,有的官员因为这被贬黜放逐。一直到吕先生恢复宰相的职务,而范先生也幸亏被再次起用,于是两位先生欣然来往,齐心协力讨平叛贼。全国的读书人都因为这事很是佩服两位先生。但关于结党营私的话题,从此以后就不断提起再也不能制止。皇上已经认为范先生有贤才可以重用,所以最终力排众议而任用他。

仁宗庆历三年(1043)春天,朝廷召先生担任枢密副使,他五次推辞都被朝廷拒绝,于是才上任。到任几个月,又任命他为为参知政事,每次进宫拜见皇上,皇上都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先生叹息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做事要有先后,况且在长治久安的情况下改革弊端,不是一朝一夕就行的。”后来皇上又赐给他手诏,让他赶快列举要办的国家大事,又建起天章阁,召见他并赐给他座位,给他纸笔,让他在自己面前写奏章。先生惶恐不安的退出坐席,回去后条列了当时应该先办理的十多件事献给皇上。他主张在天下兴办学校,选拔士人首先根据德行而不单纯根据文辞,磨练考核来区分他们的能力,减少有权力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的数量来减少过量的官职。采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情,正要施行,但是有关磨练、任子的制度,心存侥幸的人都很忌恨,因此争相诽谤,而妒嫉先生的也因为这些诽谤感到高兴,喜欢让这些人担任助手。

恰逢边境报告有警情,先生于是请求前去,于是任命先生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先生到任后就上书说自己愿意镇守边境,于是就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邠州刺史,兼任陕西四路安抚使。他担任参知政事的官职,才一年就结束了,有关部门都上奏请求停止先生先前实行的新法,恢复原来的旧法。怂恿此事的人危言耸听的向皇上进言,幸亏皇上了解先生的忠心,没有听从别人的话语。

这时候,西夏已经称臣,先生因为有病请求担任邓州刺史。在邓州任职三年,又请求担任杭州刺史,又调到青州。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又请求担任颍州刺史,用小轿把他抬到徐州,于是一病不起,享年64岁。先生得病的时候,皇上赏赐药物并慰问病情。先生死后,皇上停止上朝一天,因为先生的遗书没有任何请求,于是皇上派人到先生家问他的家人有什么要求,追赠先生为兵部尚书,用来哀恤先生的物品非常丰厚。

先生为人,外表和气,实质很讲原则,喜爱善良的人,关心爱护百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家里还很穷,所以他终生没有结交多少朋友,吃饭也不用多少荤腥,但他对财产却还很乐意施舍,一点也不吝啬。等到他离职回家,大家看他的家财,妻子儿女仅仅温饱而已。他处理政事,所到过的地方百姓大多都给他立祠并画像。他的行事,从山林处士、街巷田野之人,到外族夷狄,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而且乐于谈论他的人非常多。至于他的世代家谱、官爵,在墓碑上的志、在家里的族谱、在有关部门收藏的文章,这里都不论述了,只歌颂他心系天下国家,也是先生的志向!碑铭的内容是:

“范氏在吴越地区,世代担任陪臣。钱俶献给朝廷吴越的土地,以及当地的百姓。范氏才来到北方,这中间有几代人?先生自己勤奋努力,和机运相逢。事情有罪有功,言论有逆有顺。难道是先生全都行吗?皇上任命了他。其中的艰苦辛劳,先生自始至终都坚持着。西夏的小儿在边境闹事,趁着国家平安管理松懈。皇上命先生前往,讨伐他的骄横。有不服从的,就铲除他们的根本。先生在这里三年,懦夫都成了勇士,毁弃的制度也完善了。怜悯孤儿,抚养幼兽,最终使西夏人来称臣。西夏人来到朝廷,商议称臣的事情。皇上命令先生快回来,来协助治理天下。先生叩头推辞,这实在是很难啊!起初并不难,难在是否能坚持到底。小人们诽谤的声音源源不断,最终要破坏了已经施行的大事。皇上没有听信小人的话,只相信先生。不偏信,不听信危言,这是皇上圣明。先生活着时享受显贵尊荣,死后又追赠谥号。荫护了自己的子孙,使后世都得到好处。百年才有这样像先生一样的人,他的事迹可以激励人们不要懒惰,努力进取。”

解析

皇佑四年(1052)五月,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范文正公薨于徐州。同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其墓庄严肃穆,但不显崇伟;墓周苍松翠柏环植,享堂却不很恢宏。但其神道碑铭,却是欧阳修守丧期间含泪书就的。

全文二千四百余字,详细描述了范公的生平业绩,特别对范仲淹“诏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革磨勘例迁,以别能否;减任子之数,而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评价尤高,称他为“系天下国家之大者”。通篇人情练达,文字简美,体现了欧阳修“明道致用”的文风和他对范公深切的怀念之情。

此碑原由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王洙书,立于洛阳伊川万安范仲淹墓享堂。明成化十二年(1476)冬十月,苏州知府刘禹重立于天平山。此碑由邑人吴概重书,陈俊镌刻,是天平山的重要史料碑刻。

1 世:黄帝 嫘祖氏      2 世:玄嚣

3 世:乔极          4 世:帝喾 庆都氏

5 世:唐尧 散宜氏      6 世:监明 凤巫氏

7 世:永河 密氏       8 世:济乐 姚氏

9 世:岁纪 陆、黎氏     10 世:正坤 鸠氏

11世:长历 熊、翟氏     12世:德尧 佶、薛氏

13世:仁宏 高阳氏      14世:廷光 姒、雍氏

15世:爵南 尚氏       16世:行矩 慕容氏

17世:复旺 蒙易氏      18世:茂清 史、丁氏

19世:孔阳 巢氏       20世:日永 梁氏

21世:德荣 逢氏       22世:聚议 姜、吉氏

①金紫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青州军安抚使

23世:刘累 佶、姒氏     24世:昌益 张、黄氏

25世:信盛 徐、张氏     26世:咏八 高阳氏

27世:相承 秦、农氏      28世:全福 巢氏

29世:美勋 景、姬氏      30世:钊宁 如、苏氏

31世:炳宽 昌氏        32世:文盛 妫氏

33世:锦遥 席、米脂氏     34世:升吉 芋氏

35氏:瑞明 任氏        36世:先柱 吉氏

37世:源传 姒氏        38世:维琮 西果氏

39世:新兴 休屠氏       40世:建吕 妫氏

41世:宝招 吕氏        42世:晨禄 詹、张氏

43世:任玉 姒氏        44世:添桢 甘、魏氏

45世:树鸿 卞、任氏      46世:登贵 吕氏

47世:俊通 田、曹氏      48世:彦武 巢氏

49氏:标林 费氏        50世:德朋 任、曾氏

51世:朝良 张氏        52世:廷声 张、毛、董氏

53世:元振 古风氏       54世:胜海 陶氏

55氏:试集 姒、孙、姚氏    56世:长远 张氏

57世:华封 古氏        58世:禄源 公孙氏

59世:星亮 任氏        60世:拱炤 杨氏

61世:报联 吕氏        62世:杜伯

63世:隰叔 逢辛氏       64世:士云 孔、张氏

65世:仑模 由、邹氏      66世:士为

67世:士谷           68世:士会 (范武子) 先何氏

69世:士燮(范文子) 赵、柳氏    70世:士匄 (范宣子) 赵氏

71世:士鞅(范献子) 郑、蔡氏    72世:士射(范昭子) 赵、申氏

73世:范弥牟 钟氏      74世:范蠡 黄、官氏

75世:范灵澄 姜氏      76世:范维孔 吕氏

77世:范金龙 陈氏      78世:范依信 周氏

79世:范雎  欧阳氏     80世:范楷 高、蓝氏

81世:范灿 司、马氏     82世:范比 苏氏

83世:范正和 邓氏      84世:范增 马、葛氏

85世:范馥 程氏       86世:范政 李氏

87世:范光忠 吴氏      88世:范今兴 夏氏

89世:范鹗 李氏       90世:范礼 彭氏

91世:范旺 马氏       92世:范竞 李氏

93世:范逢海 黄氏      94世:范正 高氏

95世:范袭 林氏       96世:范达 古氏

97世:范衍 顾氏       98世:范巨卿 罗、钟氏

99世:范丹          100世:范显 马氏

101世:范滂 申、田氏    102世:范粲

103世:范乔         104世:范晷

105世:范广         106世:范汪 袁氏

107世:范宁 袁氏      108世:范弘之 孙氏

109世:范晔 周氏      110世:范暑 张氏

111世:范缜         112世:范胥

113世:范迪        114世:范伟勋 成氏

115世:范让 冯氏     116世:范衡  梁氏

117世:范焕 谢氏     118世:范懋勋 包氏

119世:范履冰 赵氏    120世:范冬倩 朱氏

121世:范昆光 朱氏    122世:范正始 陈氏

123世:范远 周氏     124世:范隋 俞、王氏

125世:范梦龄 陈氏    126世:范赞谟 陈氏

127世:范墉 陈、谢氏   128世:范仲淹 李、曹氏

由于家谱具有 "摄众心、聚族性、厚风俗、使人不伪造 "的作用,宋代的文学知识分子也积极从事家谱编纂工作,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都亲自主持过家谱的编纂,其中,欧阳修和苏洵还创造了新普利,并延续至今,成为修谱的典范。欧阳修和苏氏家谱都采用 "小宗法",以五世祖为家族始祖,保证了世系记载的准确性。通过修谱,五福的宗亲们可以增强孝悌之心,达到敬祖接宗的目的。宋代以后,民间音乐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封建政府的支持和倡导。宋代的家谱,具有由曾几何时的选举和婚姻为目的,对祖先、家族的教育功能,祖先和宗族可以增加家族的凝聚力,这无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从巩固其统治基础的意义上说,宋代的支持倡导是政府对私修家谱的态度反应。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大户人家的崛起,直接推动了民间修谱的发展。宋代图书印刷业的空前发展也促进了修谱的繁荣。宋代私修家谱的繁荣也与当时教育制度的腐败有关。

书院、义学、义田等家塾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家谱的繁荣。私人家谱在宋代开始兴盛,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政府的支持。宋代的家谱主要体现了尊重祖先、崇尚祖先、发扬光大的宗旨,墓葬、生子、发扬光大等方面的记载比较详细。家谱的功能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所以政府也支持民间修谱。其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家族的崛起,宗族经济条件的丰富也为修谱提供了条件。最后,宋代发达的图书印刷业也促进了家谱的编纂,降低了修谱的成本,提高了家谱的传播和普及。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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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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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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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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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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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范仲淹别称:朱说、范履霜、范文正。字号:字希文。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出生时间:公元989年10月1日。去世时间:公元1052年6月19日。主要作品:《武夷茶歌》《江上渔者》《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等。主要成就:庆历新政,戍边御敌,执教兴学。

关于范仲淹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范仲淹的诗词

《岳阳楼记》、《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江上渔者》、《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武夷茶歌》、《定风波》、《和运使舍人观潮》、《野色》、《游庐山》、《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八·天门泉》、《和李光化秋咏四首其一·晓》、《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三·二室道》、《和庞醇之见寄》、《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六·玉女捣衣石》、《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七·天门》、《怀庆朔堂》、《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十二·中峰》、《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九·天池》。

二、轶事典故

第一件范仲淹担任_州地方官时,有一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就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却没有十分气愤,而是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一个客居在_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给丧家一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完丧事。参加宴会的客人中间有的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第二件范仲淹曾给别人写墓志铭。当他写完封好,正准备寄走时,忽然想起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第二天,便把墓志铭交给尹师鲁过目。师鲁看后说:『你的文章当前影响很大,后代人将会引用你的文章作根据,所以下笔不能不谨慎啊。如今你把转运史写成部刺史,把知州写成太守等汉代官名,的确是够清雅的了,但是当今已经没有这些官名了,后代必将因此产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的儒生们争论不休的原因啊。』范仲淹用手按着小桌子说:『幸亏请你过目,不然,我差一点就失误了。』(《宋人佚事汇编》)

第三件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8],时人谓之范履霜。”

第四件断齑(jī)划粥:在范仲淹小时候生活十分清贫,父亲很早就过世,母亲因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改嫁。范仲淹只好到庙里去学习。他每天用两升小米煲粥,隔夜粥凝固后便划成四块,早晚就着腌菜各吃两块,苦读成才。后衍生成一成语为:断齑划粥

徐州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岳阳楼记》中的经典名句。千百年来,这句话不知勉励了多少为官者或知识分子。而作者——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因此被人们所熟知。翻开所有的文学书籍,都无一例外写着:“范仲淹,江苏吴县人”,也就是江苏苏州人。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历史秘密:作为“苏州人”的范仲淹,却生于徐州,死于徐州。这一独特空间的“生死结”,多少透露了一种人生宿命。文史学者田秉锷先生说,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因为这一切都是上一辈的生活际遇造成的。据说,范仲淹的老家其实并不在苏州,而是河北幽州。“在五代的时候,天下大乱,幽州更乱,这时范仲淹的高祖父(五世祖)叫范隋,唐朝末年的时候,他是做幽州梁相县的主簿(副县级),那时候为了逃避战乱跑到了浙江(那时候的浙江叫两浙,实际上是现在的苏南和浙北),于是在苏州安了家。”范隋在苏州安家之后,其后代便一直在苏州生活着。直到五代即将结束时,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一家人仍在苏州。当时大宋王朝在北方建立的时候,南方还存在着好多分裂政权,比如说南汉,比如说吴越国,还有南唐,淮河以南还有好多国家,赵匡胤就有一个任务,统一中国。当时,吴越国的国王叫钱_。范仲淹的祖辈在吴越国担任重要官职。田秉锷先生说:“范仲淹的曾祖父叫范梦灵,当时做吴越国的粮料判官,就是管粮油的官职,他的祖父叫范赞,是吴越国的秘书监的一个小官,替吴越国王来掌管图籍,掌管档案,范仲淹的父亲叫范墉,范墉年轻时,也在吴越国钱_手下做文字官。由于南方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聪明的吴越国国王钱_决定投靠赵匡胤。田秉锷先生说:“他知道统一是国家大事,而且吴越国作为一个小国家,在战争上如果跟宋国打的话,他打不过他,于是他就积极投靠赵匡胤,就表示‘我愿意称臣纳贡,我愿意不作国王。’这样,赵匡胤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南唐,打南唐的时候,吴越国抄了南唐的后路,才造成了南唐李后主被俘。”不过,当时投降宋朝并不是容易的事,是有条件的。宋朝当时政策很苛刻,最后,吴越国国王钱_带着他的所有后宫妃子、王族、臣民,带着倾国的财宝,乘着大船顺着过去的泗水,就是现在的大运河,到了大宋国都开封。这一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公元978年。此时,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也带着全家老小,跟随吴越王钱_来到了开封。田秉锷先生说:“我估计那时候范墉的年纪不是太大,所以范仲淹的祖坟,高祖、曾祖、祖父的坟茔都在苏州的天平山下,他父亲就跟着吴越王到了汴京。归顺大宋王朝以后,吴越王钱_被封为淮海国国王,又改封为邓王,后来就是在端贡元年(公元988年),

唐宋八大家·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原文 皇佑四年五月甲子,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297]于徐州,以其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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