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兴教寺

倚少陵原而建的兴教寺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这里是我国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的长眠之地。公元664年,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圆寂后，葬于白鹿原唐高宗二年(公元669年）又改葬为樊川风栖塬，并修建了五层灵塔，次年因塔建寺，唐肃宗题：“兴教”二字，从此取名兴教寺。

兴教寺坐北朝南，门内钟鼓两楼夹道对峙，气象庄严，远眺终南山，峰峦叠嶂，景色秀丽，是佛教人士游览和瞻仰玄奘遗迹的胜地。寺内藏有明代铜佛像、缅甸玉佛像各一尊，还有历代经卷数千册。周总理曾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来此瞻仰玄奘墓塔。

兴教寺塔又称玄奘灵塔。位于长安区兴教寺慈恩塔院内，玄奘（602年－644年），唐代高僧，唯识宗创始人之一。圆寂后初葬白鹿原，总章二年（669年）迁葬今址立塔，建立寺，肃宗赐额“兴教”。

2、观音寺

新津观音寺坐落在县城南约75公里的永商镇宝桥村境内，面临邛水，背负群山，苍松翠柏，清水环绕，山如九峰拱卫，状如莲花，故有"莲华接翠"之称。1956年8月16日，公布为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寺以惊世绝伦的明代壁画著称。

3、兴国寺

兴国寺，也叫兴国禅寺，位于济南市区的千佛山上。千佛山位于山东济南市历下区。兴国寺坐落在千佛山阴山半腰，南依峭壁，北面泉城，是千佛山的主体建筑。创建于隋开皇年间，时称"千佛寺"。唐贞观年间，经扩建，改称为"兴国禅寺" 。

4、洪福寺

洪福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地区，拥有彩塑的瑰宝的寺庙位置忻州洪福寺位于山西省定襄县城东北23公里之北社东。建筑原为一座寺院。现存坐北朝南正殿五间、东配殿五间、西配殿拆剩两间，南面山门一座和四周围墙。2000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华严寺

华严寺位于大同古城内西南隅，始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依据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兼具辽国皇室宗庙性质，地位显赫。后毁于战争，金天眷三年(1140年)重建。

寺院坐西向东，山门、普光明殿、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严宝塔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布局严谨。

华严寺占地面积达660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辽金寺庙建筑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6、禅经寺

禅经寺是始建于隋，是唐代长安城樊川八大寺之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小江村南神禾原北崖，与华严寺相对。历史沿革禅经寺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樊川神禾塬北麓。与长安少陵塬畔的华严祖庭华严寺隔川南北相望。该寺始建于隋朝，兴盛于唐朝。

7、牛头寺

唐代古寺--牛头寺位于长安区韦曲镇东南少陵原畔勋荫坡上，距西安城约12公里，是唐代樊川八大寺之一。 牛头寺建于唐贞元十一年(795)，又一说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改名为福昌寺，元佑元年(1086)复名牛头寺至今。

8、法幢寺

法幢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南山公园南禅寺旁边，是青海省最大的汉传佛教比丘尼寺。法幢寺始建于1943年，原来位于西宁市城西区园树庄。2003年为给西塔(西宁--塔尔寺)高速公路建设让路，该寺从园树庄搬迁到这里，这里原是"南山文苑"旧址。

-兴教寺

-法幢寺

-牛头寺

-禅经寺

-华严寺

河南省新郑市大杨庄杨氏宗亲支系字辈：“秉朝文逢本， 绍德震芳基， 长怀步春瑞， 奎光会天矩”。

河南南阳来自山西运城赎马村的“清声传家长……”

河南郑州市巩义市鲁庄镇后林杨氏字辈：“元善由天锡，红恩需祖开”。

河南省巩义市涉村镇南庄村（古称太平头）杨氏字辈：“ 三一国玉学 有得高春起 龙成振兴基 荣庆愈增益”。

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官店村(太平头一脉)杨氏字辈:贵得宗世文 春廷万景新 修德惟培厚 立志在怀仁

河南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武屯村（祖籍浙江钱塘，先祖杨国栋）杨氏字辈：“国文尔若忠如，克勤德荣兴，温良恭俭让”。

河南洛阳市偃师市岳滩镇东庄杨氏字辈：“元善佑天锡，鸿恩需祖开，家傅清白源，穆卜吉祥来”。

河南洛阳市偃师市油赵村（祖籍山西大槐树，始祖杨效，字则古）杨氏字辈：“万荣福泽长，家庭有余芳，盛朝同俊秀，文明吉永昌” 。

河南洛阳市孟津县北马屯镇寺洼村杨氏字辈：“元培兆生瑞，逢春景多宜，绳兴登殿际，荣耀万世延”。

河南洛阳市孟津县常袋乡杨沟村杨氏辈：“从省慎守成，学友思明正，安新复隆存，克进希恒永”。

河南济源市杨氏字辈:“松柏枝鸿春，文来守世，朝于明廷，道全德备，承绍维雍”。

河南济源市坡头镇杨氏字辈：“玉庭天林应，乾生振绪光，旺宗世同茂，兴勿庆荣昌”。

河南济源市坡头镇太山村（祖籍山西阳泉市孟县小柳湾村）杨氏字辈：“宜修朝明时，兆囍佰尚启，立玉世法永，万兴之廷丕，习正士效守，生又嘉登丰”。

河南平顶山市叶县全集村、郭吕庄/鲁山县/舞钢市（祖籍山西枣园）杨氏老字辈：“云峰林武玉文”。

新字辈：“崇仁尚义永世业，先道宗德震家声”。

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官营镇吴营村（始祖杨振福，祖籍河南汝西杨家楼）杨氏字辈：“木文建玉，思怀天绍，国培英范仕环宇，家尚孝贤博梓楠”。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蔽。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终于找到根了 我是山东一支的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一亿人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上的痕迹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一个家族，割据中国西南700多年，传承29世不衰，直至朝廷倾全国之力征讨，发兵32万，费事数年，方才灰飞烟灭。播州杨氏，一个传奇的家族，一段久远的故事。

播州，于唐朝贞观十三年，以隋朝牂柯郡的北部地置郎州，又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六县，建制而成。改原牂柯县为遵义县（今遵义市），作为播州州治。

此后，由于唐朝不断衰落，播州曾几度易手南诏。唐僖宗干符三年，开创杨氏辉煌基业的杨端，隆重登场，（原籍山西太原府阳曲县）率军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朝廷下诏封杨端为播州侯，成为统治播州的土皇帝，也开启了杨氏历29代725年统治播州的时代。

关于杨端家族的渊源，据他们的《杨氏家传》称，先祖为太原曲阳县人，甚至自杨端后七世杨贵迁时代，还和大名鼎鼎的忠臣世家“杨家将”扯上了关系：

“先祖杨信，高祖杨业 ，曾祖杨延昭 ，祖父杨宗，父亲杨充广 。杨充广南征

与播州杨昭通谱，因杨昭无嗣，遂将子贵迁过继于杨昭，由此，守播境者皆杨业之后裔。”

而宋代官方则记载杨氏为“播州夷人”，后世不少人也认为杨端一系，是唐末从泸州（今泸州市）、叙州(今宜宾市)一带，迁到播州的少数民族，其后裔慢慢汉化，为了让自家家族看上去更风光，就攀附中原忠臣名将杨业一族，并写进了家谱。

不管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播州历720年之久，均在杨氏治下，却是不争的事实。

杨氏一族，所以历久不衰，和他们灵敏的政治嗅觉，以及战力强大的播州军，都有着及其重要的关系。

唐朝亡，宋代之，太祖乾德三年，播州杨氏当时的话事人杨实，机警的归附宋朝，宋朝知道山高路险的播州之地，对于他们的实质统治意味着什么。朝廷知道要要面子就可以了，播州还是杨家的天下。

及至宋末元初，播州军一度是抗元主力，战力超群，能打能杀，彪悍的元军都颇为忌惮。后来，元军不想硬打，杨氏也不想硬撑。至元朝世祖至元十二年，下诏招抚播州。元十四年，杨氏首领杨邦宪降元，和杨氏降宋一样，元朝廷还是就地设置播州安抚司，仍然让杨邦宪做安抚使。

铁打的杨家，流水的朝廷，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后来杨氏又采用同样的套路，归附了明朝，此后被视为苗疆土司。到明朝隆庆六年，杨氏政权首领杨应龙继承宣慰司。正是在杨应龙手中，杨氏历经4个朝代，绵延700多年的基业，正式灰飞烟灭。

杨氏政权传至杨应龙时，已将播州经营的既富又强。尤其在偏僻穷苦的西南地区，云贵很多地方还要朝廷年年拨款救济的时候，杨家的播州已经年年为国库捐税捐物了。再加上播州军英勇善战，没少跟朝廷东征西杀，屡立战功。杨应龙还被朝廷封为骠骑将军。人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飘起来的。而且杨应龙本身就乖张狂傲，不光经常藐视朝廷，对其治下的其他部族也多不友善，经常惹得天怒人怨。

万历十八年，贵州巡抚弹劾杨应龙为非作歹，要求朝廷治罪。但此时四川巡抚李化龙正要借助播州兵应敌，于是求情朝廷允许杨应龙将功赎罪。

到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又接受朝廷堪问，并认定他按律当斩。杨应龙愿以两万金赎罪。加上此时又恰逢大明抗倭援朝，杨应龙愿率5000千播州兵入朝抗倭。朝廷斟酌后准许了。但抗倭局势变化迅速，杨应龙还未入朝，倭军已败退朝鲜。没了可以折罪的军功，杨应龙继续被追责。杨应龙在返回播州过程中，竟然“杀害押回官军，以还巢”。至此，杨应龙和朝廷的矛盾日趋台面化和白热化。后加上杨应龙留在重庆的次子突然病逝，不仅死因蹊跷，当地官府还要求杨应龙付重金才能拿回尸首。这事彻底激怒了他，杨应龙正式走上了明刀明枪对抗朝廷的道路。

万历二十一年，朝廷大军兵分三路挺近播州，行至娄山关，杨应龙诈降，令来攻的朝廷军队，猝不及防之间，几近覆灭。此后几年，杨应龙又是诈降，又是硬战，和朝廷周旋，比没让官方捡到半点便宜。

直至万历二十七年，朝廷派李化龙前去讨伐，在固若金汤的播州城，在受尽苦头后，想到背后奇袭的计策，才打败杨应龙。杨应龙知道大势已去，祭拜列祖列宗后，上吊自缢。

至此统治播州700多年的杨氏一族，正式土崩瓦解，成为历史中的一段往事前尘。作为“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大征伐，播州之战，也让朝廷死伤数万，国库进一步亏空，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