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晏几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父亲晏殊官居相位，比起政治上的建树，其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文采和词作。晏几道出生时，晏殊已47岁，算是老来得子。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晏几道得到了父亲格外的宠爱。晏殊自幼聪颖过人，继承了父亲优良的文学细胞，7岁就能写文章，14岁就参加科举考试。拿了个进士的身份回来。晏几道生来就在绮罗脂粉堆中长大，珠围翠绕，锦衣玉食，“金鞍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他的六位兄长先后步入仕途，而晏几道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

家道中落

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晏殊去世，晏几道春风得意的生活也戛然而止，他立刻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霜刀雪剑。他和六哥祗德，八弟传正及姊妹四人都还年幼，后由二哥承裕的妻子张氏“养毓调护”，嫁娶成家。后来恩荫为太常寺太祝。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晏几道的朋友郑侠因进《流民图》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罗织罪名，交付御史台治罪。政敌们从郑侠的家中搜到晏几道的一首《与郑介夫》（郑侠字介夫），上面写着：“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些人如获至宝，以讽刺“新政”、反对改革为名，将晏几道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释放了晏几道。这件事虽然有惊无险，但经过这么一折腾，原本就坐吃山空的家底更加微薄，晏家的家境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晏几道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从一个书生意气的公子哥，沦落为潦倒落魄的贵族。

元丰过往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7年），他的好友王肱去世，晏几道受请为遗文作序。元丰二，三年间，黄庭坚赴吏部等侯改官，晏几道与他再次相聚，两人常在寂照房饮酒唱和，有时醉倒在酒家垆边，有时同榻夜话，纵论时势，畅谈抱负，“俱含万里情，雪梅开岭缴”（黄庭坚《次韵叔原会寂照房》，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七），意气纵横，期许不凡。当时晏几道正处壮年，笃于风义，气概豪迈，颇负声名。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监颖昌许田镇。此时颍昌官场上，知府韩维是晏殊的弟子，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再加上对自己才气的自信，晏几道上任伊始，就大胆给韩维献上了自己的词作。韩维很快给予回复，说你的那些词作我都看了，“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希望你能“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辜负我作为一个“门下老吏”的期望！全然没有昔日晏家门生的温情，而是一副道学面孔，家长作派。晏几道读罢，如同大冬天里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全身都冷透了。元丰七年（1084），黄庭坚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县），在汴京附近的成平、太康路上，写了十首小诗寄怀晏几道和王肱，但这时晏几道恰已遥涉江南，未能聚首。

晚年生活

宋哲宗元v初，晏几道词名盛传于京师，苏轼曾请黄庭坚转致期望结识之意，但他回答说。“今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陆友《砚北杂志》上，引邵泽民说）辞气颇为倨傲。在这期间，他编辑自己的词集，黄庭坚为之作序。徽宗崇宁初，因“更缘事为，积有闻誉”，由乾宁军通判调任开封府推官。崇宁四年（1105年），开封府两经狱空，晏几道转一官。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权势正盛，曾于重九，冬至日，遣客求写长短句，晏几道为作《鹧鸪天》两首，内容只限歌咏太平，而无一语言及蔡京。当时，他已是年迈的老人了。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年过古稀的晏几道安然辞世。他走了，而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小山词》却流传千年，历久而弥新。

个人作品 个人成就

著有《小山词》1卷，存词260首，其中长调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词在宋初发展到一个高峰，用清壮顿挫的艺术性，揉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既雅又俗的歌词合乐的典型音乐形象，使词这种艺术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取得扭转雅歌尽废的历史性作用。

文学特点

黄庭坚曾在《<小山词>序》中列举出晏几道的“生平四大痴绝处”——“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好像是贬，其实是赞许，更主要的是突出了晏几道性格的特点——痴，即痴情。一部《小山词》，把词人的纯情痴意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真挚、深婉、执着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小山词》最突出的特点，这个突出特点具体表现在下面几点：

1．纯情锐感的品性和痴情不移的特征

真与痴是晏几道的性格特点，这种特点贯穿了他的全部词作。他的词充满了忧愁和悲伤，冯煦说他是“古之伤心人”，黄庭坚说晏几道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与大晏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富于哲理完全两样。

鲁迅先生曾透辟地指出：“有至情之人，才能有至情之文。”《小山词》中的许多至情形象其实就是至情晏几道的真实写照，《小山词》的纯情中，是有“痴”的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追情往事，写对爱情欢愉的体验，还是感伤离别，抒发刻骨相思的情怀，都充溢着一股强烈的情感，这感情常常被渲染到十分浓烈的地步，近痴带狂，甚至“无理”，以至于被人称之为“鬼语”。

2．抒情的“向内转”与个人化

抒情小词到了晏几道，已明显地由晚唐五代不具个性的艳歌转为抒写一已之情的词篇。从总体上看，晏几道此类词作已脱离了歌舞欢场上逢场作戏的性质，就比较更带着个人的色彩了，而不是《花间集》的没有个性的艳词了。这是一点不同。晏几道的这些有专指的情词已从其他艳词中跳脱出来，重心向内转，向情深处转，不纠缠于艳事本身，着重于男女情爱中心灵的感应与共鸣。努力挖掘和表现的是心灵中的情绪，是更深、更细、更微妙的情的底蕴。

3．语言深婉细腻、情感曲折跌宕。

晏几道词往往用语较重，感 彩强烈。例如“拼”字的运用就是晏几道词的突出用语。佳人别后音尘悄，瘦尽难拼。 （《丑奴儿》）、就中懊恼难拼处（《风入松》） 、才听便拼衣袖湿（《浣溪沙》）。这些词句用“拼”，或表达感情的无法控制，或表达主人公为情不惜一切的决心，或表达情感的绝难割舍。这个“拼”字，成了《小山词》表达情感极致的一个非常形象的字眼，也是晏几道苦恋情结形象写照。词人的十分用情、为卿而狂的心态和情态在这一“拼”中和盘托出、栩栩如生。此外，诸如“乱”、“醉”、“破”、“恼”、矾限”等带有强烈感 彩的字眼，在《小山词》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以梦写情，是词人言情曲折跌宕的重要表现形式。晏几道可以说是一个以梦写情的高手。一部《小山词》，“梦”字随处可见。据统计，词集中有57首都写了梦境，占他全部词作约四分之一。梦境，成了词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抒写情感的方式。无论是以梦来追忆往事前尘，还是借以表达人生如梦之感，也无论以梦来抒写思相思怀人之情，或是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以梦托之，不外乎都是一种郁结之下的情感渲泄方式。

综上所述，以言情见长的纯情词人晏几道，其纯情锐感的资质和深挚、婉曲、沉郁的抒情风格合力造就了《小山词》纯情特色和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轶事典故

大观元年（1107年），权倾天下的奸相蔡京在重九、冬至日，几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无奈之下，写了两首《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竟然没有一句言及蔡京。一个绝佳的拍高官马屁以求升官的机会就这样流逝了。不识时务的晏几道终其一生，也仅做到通判这类小官。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等小吏。

名人点评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晏氏父子仍步温、韦，晏几道精力尤胜。

陈廷焯《词坛丛话》：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刘改之，一以韵胜，一以气胜，别于 、白石外，自成大家。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彼丹阳、归愚之相承，固琐琐不足数尔。

夏敬观《赦执势馈罚宏淌细缸樱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狎邪之大雅，豪上之鼓吹”，未足以尽之也。

又：殊父子词，语浅意深，有回肠荡气之妙；晏几道殆过其父。

王灼《碧鸡漫志》：叔原词，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毛晋 汲古阁本《小山词跋》：诸名胜词集，删选相半，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

刘熙载《艺概》：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陈匪石《声执》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晏几道莫属。

又：珠玉、小山、子野、屯田、东山、淮海、 ，其词皆神于炼。不似南宋 名家，针线之迹未灭尽也。

吴世昌《词林新话》：《小山词》比当时其它词集，令读者有出类拔萃之感。它的文体清丽宛转如转明珠于玉盘，而明白晓畅，使两宋作家无人能继。

又：静安以宋词比唐诗，曰：“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云。则静安于叔原词所知犹为皮相也。又日：“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以小山不足比淮海，静安非知小山者。

郑骞《成府谈词》：小山词境，清新凄婉，高华绮丽之外表，不能掩其苍凉寂寞之内心，伤感文学，此为上品。《人间词话》云：“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是犹以寻常贵公子目小山矣。

又：小山词伤感中见豪迈，凄凉中有温暖，与少游之凄厉幽远异趣，小山多写高堂华烛、酒阑人散之空虚，淮海则多写登山临水、栖迟零落之苦闷。二人性情家世环境遭遇不同，故词境亦异，其为自写伤心则一也。

生卒年考

有关晏几道的材料，因为史书和地方志等都极少有有关他的记载流传下来，所以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主要根据郑侠的生卒年推断晏几道生于公元1041年（或推前几年），卒于公元1119年左右；夏承焘的《二晏年谱》则主要根据黄升的《花庵词选》所说庆历中晏几道奉召作词和王灼《碧鸡漫志》所载晏几道为蔡京填词两事推算晏几道生于公元1030年左右，卒于公元1106年左右；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大多采用了夏承焘的说法。

涂木水和晏立豪到二晏的故里江西省进贤县文港乡沙河村发现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江西晏氏所修的《东南晏氏重修家谱》，其中明确记载有晏几道的生卒年：“殊公八子几道，字叔原，行十五，号小山。”“宋大观庚寅（1110）九月殁，寿七十三岁。”’故晏几道应该是生于1038年，卒于1110年，享年73岁。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大小晏，谁更有魅力？ 文/ 杨柳 一个是太平宰相、成功人士，一个是痴情公子、文艺名人，晏殊和他的儿子晏几道谁更有魅力？ 一个聪明绝顶、品质优秀，一个尽享繁华、气质高贵，大晏和小晏谁是你人生模式的偶像？ 一个理性圆融、情中有思，一个风流倜傥、工于言情，大晏和小晏谁更吸引你的目光？ 一、少年得志 vs 少年丧父 父亲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南昌）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政府小干部家庭。晏殊十分聪明，智商很高，七岁就能写文章了。真宗景德元年（1004），14岁，就被地方官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当时参加殿试的进士有一千多人，晏殊一点也不紧张，很快就答完了试卷。真宗非常欣赏晏殊的才华，赐他同进士出身。第二天，复试诗、赋、论，这更是晏殊的强项。巧的是，考试的题目是他曾经做过的。别人押对了题捂着嘴偷着乐，可晏殊老老实实地告诉了皇帝，要求另外出一个难度系数高的题目，当堂考他。皇帝一听，这孩子这么诚实，好不喜欢。皇帝另外出题，让晏殊当堂作文。结果写得非常好，皇帝称赞不已，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 晏殊小小年纪就做官了。每天办完公事，回到家里就闭门读书。皇帝听说了，非常高兴，就点名让他做辅佐太子的官员，给太子做一个学习的好榜样。当晏殊向皇帝谢恩的时候，皇帝称赞他闭门苦读的精神。谁知晏殊并不领赏，说：“我不是不喜欢宴饮游乐，只是因为家里穷，才不去玩的。真是有愧于皇上的嘉奖。”晏殊这样诚实质朴，又有真才实学，皇帝连连表扬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多次提拔重用他。 晏殊由一个普通小孩跃升到朝廷才俊，真可谓一步登天，少年得志！简直是一个奇迹！晏殊制胜秘笈有二：一是智商高，二是人品好。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完美男生！2005年，18岁的高中生塞申斯成为美国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市市长，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晏殊比起塞申斯，更牛气！ 儿子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的第七子。晏几道的生平资料传世甚少。据近年发现的《东南晏氏重修家谱》记载，晏几道出生于宝元戊寅（1038），这一年，晏殊48岁，任副相，老来又得子，真是高兴，对宝贝小儿子自然百般宠爱。小晏的起点要比父亲高许多，出生豪门，在温柔富贵乡里过着锦衣玉食的小日子，度过了无比幸福无比优裕的阳光童年。 晏几道遗传了他父亲的优秀基因，是个小神童，不到十岁就会写诗填词了。据《花庵词选》卷三晏几道《鹧鸪天》词注说：“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大理寺的别称）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乐，宣晏叔原作此，大称上意。”可见，晏几道有他的宰相老子罩着，少年成名，春风得意，出入上流社会，连皇上都很欣赏他的才华。又因为父亲的恩荫，小晏任太常寺太祝（内廷供奉的闲曹），从此步入仕途，连公务员考试都省了。不是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吗？相国公子小晏诗酒歌呼，疏狂放任，享尽奢华。这真是一段烈火烹油、尽情尽性的青春好岁月！ 正当小晏展望美好未来时，18岁那年，父亲死了。人走茶凉，生活的真相立刻在他面前无情地撕开了，小晏霎时间从花团锦簇跌进了风刀霜剑之中，饱尝了生活的冷酷。这是小晏漫漫人生中一个最醒目的转折点！就像少年鲁迅经历了大家族的崩溃，小小年纪辗转在药铺和当铺之间，知道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二、太平宰相 vs陆沉下位 晏殊，一个古今少有的凭着自己的才华一路春风得意、终于成为一代名相的文人！请浏览一下他的履历表。 乾兴元年（1022），真宗死，仁宗即位。仁宗做太子时，就和晏殊关系良好，这下做了皇帝，晏殊想不飞黄腾达都难。 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要各自独见刘太后奏事，晏殊建言刘太后垂帘听政，深得太后欢心。天圣三年（1025），晏殊35 岁，自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进入二府，进入了大宋朝廷权力核心层。真是年轻有为啊！ 然而，两年后，因反对刘太后宠信的张耆做宰相，太后怒了，把晏殊赶出京城，做应天府知州。晏殊延请范仲淹来教授学生，兴办学校，宋代兴学从晏殊开始。 天圣八年（1030），40岁，晏殊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礼部贡举。在这次主持科举考试中，慧眼识英才，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了年轻的欧阳修。 天圣九年（1031），晏殊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 明道元年（1032），晏殊再入二府，升为参知政事（副相）。 第二年，太后死，仁宗亲政，晏殊出知亳州，徙陈州。不久升迁为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正好，陕西和西夏用兵，晏殊请求罢内臣监兵，不把阵图交给各军将领，使被动地应对敌人变为主动的攻守；并且招募弓箭手训练，用以储备战斗力量；又请出宫中长物，作为助边费。这些措施十分有效。看来，文官晏殊治兵也有一套。 康定元年（1040），50岁，迁知枢密使。庆历三年（1043）拜相，兼枢密使。 第二年九月，蔡襄等人弹劾晏殊没有给仁宗的亲生母亲宸妃写墓志，又说晏殊借官兵修出租房来赢利，晏殊因此罢相。实际上，当时刘太后在世，写宸妃怎么方便呢？至于役使官兵，只不过是辅臣的惯例，这都不是晏殊的罪过。晏殊自此出知颍州、陈州、许州，很快又复官，担任礼部、刑部尚书。祀明堂，迁户部。 60岁时，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徙河南府，迁兵部。勋上柱国，封临淄公。 64岁，因为生病，回到汴京。至和二年（1055）卒，终年65岁。皇帝哀痛，罢朝两天。谥元献，充分肯定了晏殊对国家和朝廷的贡献。 晏殊官运亨通，一生所任的官职太多了，履历表太丰富了，看得人眼花、眼红。可见他身为太平宰相，一生是多么显达平畅！虽然有三次短短的出知外地，但回到京城更是青云直上，位极人臣。晏殊是唐宋词人中职位最高、最显贵的。不过，晏殊身处太平时代，外无有强敌压境，内无派系党争，他乐得清闲，也就没有范仲淹、寇准等宰相一样显著的政绩、显赫的战功。我们也不必以这些特异功劳来衡量一个王朝处于上升时期的政府官员，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为官者保持国家持续发展，守成即可。 晏殊做官做得大，并不靠官场厚黑学，而是靠着天赋才华、优秀品质。《宋史》本传评价晏殊的性格：“殊性刚简，奉养清俭”。晏殊自己才华横溢，更难得的是他不嫉贤妒能，喜欢提携晚生后辈，门下出了像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宰相级的风云人物，将北宋的繁盛推向顶峰。晏殊的肩膀上站起了一代文化巨人，迎来了中华文化鼎盛时期的辉煌！小儿子晏几道更是遗传了晏殊的高智商，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才华横溢，更是位大名鼎鼎的大词人。 晏几道可没有他父亲的好运。一般人以为晏几道既然是宰相的儿子，高干子女享尽了特权，应该是富贵无忧，一生顺风顺水吧。实际上不是。晏几道的一生，虽然没有李煜显贵，但也像李煜一样，曾经繁华，终至寥落。品尝过华屋山丘、世事无常的滋味。 父亲死后，晏几道成了脱毛的凤凰不如鸡。谁知更大的灾祸还在等着他，熙宁七年（1074），37岁，好友郑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改革，被抓了。晏几道和郑侠写诗酬唱过，因而受牵连入狱。一个习惯了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哪受过这等惊吓折磨？虽然很快被捞了出来，但这场飞来的牢狱之灾，给了小晏又一个沉重的心灵打击！ 小晏虽然遗传了父亲的聪明才智，但他跟贾宝玉一样，不爱读“圣贤书”，终生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按照宋代官僚体制，既给达官家族以相当的照顾，给子弟大量的恩荫资格，又在使用上严格控制，防止形成威胁朝政的“势家”。达贵子弟如果不重新通过科举考试，就会始终被抑制在官僚阶级的下层。晏几道就是这样。到五十多岁时，晏几道出为颍昌府许田镇监官，就是地方基层官员。晚年升任开封府推官等。《碧鸡漫志》卷二称晏几道“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师赐第”。干脆退休回到京城老家，从此不再踏进官员的门，独自安享自己的岁月。晏几道卒于大观庚寅（1110），享年73岁。 当然，小晏的仕途失意更多地是和自己的性格、为人有关。晏几道德好朋友黄庭坚在《小山集》的序文中说晏小山“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称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 小晏天生傲物，与众不同。磊隗权奇，是奇特非凡的意思。小晏说话做事，直来直去，没有什么顾忌，一点也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在官场上逢迎周旋。心底没有城府，喜欢褒贬人物，根本就不按照世俗的价值观念。小晏虽然才华奕奕，文章写得好，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也喜欢他，但还是希望他小心谨慎，对他敬而远之，于是，愤青小晏陆沉下位，只得做个基层干部。文艺青年转型做行政干部，确实有难度，除非里根、施瓦辛格这样的特型人才。 黄庭坚很奇怪，曾经问小晏，他无所谓地回答：“我盘姗勃窣，犹获罪于诸公，喷而吐之，是唾人面也。” 盘姗勃窣，就是蹒跚的意思，引申为有所收敛、顾忌。 小山孤高自负，傲视权贵，自然得罪了不少人。即使是苏轼这种高人，小晏也不给面子。据陆友仁《砚北杂志》记载：“元祐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即黄庭坚）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要知道元祐年间，苏轼在京，是皇帝太后面前的大红人，还是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如日中天，是人人敬仰的大人物。晏几道却淡淡地说：“现在政事堂中的高官有一半是我们家的旧交情，我都没有时间见。”言下之意是，至于苏轼你这样的新贵也就不用见了吧。就这么轻轻一句话，把人家打发走了。原相国公子晏几道真是骄傲到骨子里了。苏轼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并没有多在意。 所以黄庭坚说他有“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自己升不了官，却不靠父亲的老关系走走门子、厚着脸皮去跑官要官，这不是一个白痴么？不随流俗，一门心思地写些耍个性的文章，不合时宜，这不是一个文痴么？家底雄厚，散财无数，把家都败光了，家里人饿得面黄肌瘦，他却一脸天真的样子，不懂理财，只配活活饿死，这不是痴呆么？无论别人怎样骗他辜负他，他都不记恨人家，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人家，一片赤心待人，这不是一个人痴么？ “痴人”晏小山，简直不食人间烟火，只适合生活在风花雪月的诗词中，他超绝人寰，任性地拒绝长大，守候着自己那一颗水晶般高贵天真的赤子之心，日渐消得人憔悴。 三、情中有思 vs 工于言情 中国历史上，父子齐名的文学家并不多，三国“三曹”、南唐“二主”、北宋“二晏”和“三苏”，算是最知名的了。“二晏”的社会地位虽不如“三曹”“二主”显贵，文学成就不如“三苏”高，但他们父子俩同以词闻名于世，两人词作独有魅力，和“二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宰相晏殊，是当时文化圈和政坛上的风流人物，大方好客，“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叶梦得《避暑录话》）晏府完全是一个文化精英们的文艺沙龙，是北宋前期主流词风的策源地。《宋史》本传评价晏殊的文风：“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确实，晏殊的《珠玉词》存词一百三十余首，几乎都是短小的令词，首首珠圆玉润，氤氲着轻淡幽微的富贵闲愁，透露出词人独特的主观情感和哲思体悟，别有一番情融思致、富贵闲雅的玲珑精致，富有浓厚的士大夫书卷气。 名作《浣溪沙》最能代表这种特色：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据说晏殊写完“无可奈何花落去”后，一直没有对出下句。有一次，他和江都尉王琪说起，王随即应答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一听，大叹妙啊。自此王琪高升为侍从。 王琪确实对得很妙。“花”红、“燕”紫，色彩斑斓，形成对比。“落去”、“归来”，变化强烈，动感鲜明。虚字“无可奈何”与“似曾相识”对得尤其工妙自然，仿佛随手拈来，却是珠圆玉润，工丽精美。“无可奈何”和“似曾相识”的抽象情感用“花落去”和“燕归来”的鲜明形象表达出来，化虚为实，意象生动，当得上“天然奇偶”的赞叹（杨慎《词品》）。晏殊很喜欢“无可奈何”联，还把它们写入另一首律诗中。这两句不仅对得妙，更富含闲情哲思。“花落去”，象征着年华的流逝和爱情的失落，叫人只能徒叹“无可奈何”，但“燕归来”，美好事物仍有再现的时候，当然这不是原样重现，只是“似曾相识”而已，有所慰籍又不免一丝惆怅。此二句意蕴幽深，耐人咀嚼，准确地概括出了普遍的人生感触，极富艺术感染力。 谁没有过、青春短暂、时光流逝的哀叹呢？但晏殊不会沉浸“夕阳西下几时回”的哀叹中，而是在淡淡哀伤中能转出对生命有限的理性圆融观照，这正是大晏词独有的“闲雅有情思”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千古名句，但晏殊的词句里有比这句好十倍千倍的呢。这句是什么呢？词牌同样是《浣溪沙》，浣溪沙，本是唐代教坊曲名，因西施在若耶溪浣纱，又名《浣溪纱》、《浣沙溪》。上下阕三个七字句，所以俗称“三只脚”。是《全宋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牌。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近代著名词学家吴梅《词学通论》说：“惟‘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二语，较‘无可奈何’，胜过十倍。而人未知之，可云陋矣。”那它到底胜在何处呢？ 我们从整首词看起：起句“一向年光有限身”，一向，即一晌（shǎng），一会儿，片刻的意思，起句慨叹浮生有限，让人触目惊心。次句“等闲离别易消魂”，等闲，是随便、轻易的意思。伤感离别寻常有，真让人黯然销魂。第三句，面对人生怅恨，词人强自宽解，借酒浇愁，抓住有限年光，及时行乐，“莫辞频”的劝慰口吻和连杯狂饮，蕴含着苦中作乐的努力和伤痛。这样的咏叹晏殊常有，如《踏莎行》：“春光一去如流电，当歌对酒莫沉吟，人生有限情无限。”写离愁别恨、及时行乐，花间词里已很多。晏殊词的好和特别在后头，再往下看。 换头“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二句，为什么好呢？上片言“离别”，伤感哀怨，这里顿时变作健笔，“满目山河”，气象恢宏，境界开阔，与“落花风雨”刚柔相济。“空念远”是指关山远别，空自怀念，未来不可期；“更伤春”是指花开盛时，春归匆匆，过去不再来。情感缠绵，情调悲凉，囊括了空间和时间给人的伤痛。两句互文，“空”和“更”字前后呼应，把念远之意和伤春之情结合在一起，二者都已徒然空有。 既然离人远去，徒留思念空空；既然风雨催花，花落更是伤心。那真正能把握的有没有呢？有，那就是现在，是可触可感的眼前人！所以末句词人深感“不如怜取眼前人”，词句化用唐元稹《会真记》中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晏殊很喜欢这一句，又用在别的词里，《木兰花》：“不如怜取眼前人，免更劳魂兼役梦。” 我们往往被痛苦侵袭，不能自拔。但晏殊能在伤春惜别的煎熬中，不断自我挣扎、自我安慰，最终穿越流光和距离，完成一种超越，获得生命的圆融。晏殊词的“情中有思”，处处可感可知。 两首《浣溪沙》，同是伤春怨别等五代传统题材，但能给人高远幽深的哲思启发，别有一番俊秀之气。又如《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菊花含烟，兰花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触目凄凉多少闷。皎皎明月，穿过朱户，益发勾起离恨之苦。一夜无眠，如何排遣这无言的相思？换头从而推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对此三句赞赏有加：“《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人间词话》） 所谓“悲壮”的美学风貌，是指西风中落叶凋零，词人无限哀伤，独上高楼眺望，将天涯尽收眼底，转出了一片旷远寥廓的大境界。深秋、西风、高楼、天涯等意象构成的既伤感又宏阔的意境，显然与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深秋哀叹不同，李煜登高楼却将目光锁在寂寞深院，走向内敛沉痛，而晏殊却从狭小的帘幕庭院提升到极目远眺的广远境界。这三句极富启发性，激发人们去追求远大理想与美好未来，所以王国维睿智地将其比喻为古今成大事业、做大学问所必经的“第一境界”。当然晏殊写时可没这么想，这是艺术的一种增殖效应，是读者根据词句的意境而生发的合理想像，是艺术的升华与再创造。 从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名句中，我们已感觉到了晏殊出色的才思。晏殊贵为太平宰相，一生显达平畅，因此，他的词中洋溢着一种“富贵气象”，这种富贵闲雅、平平淡淡的气质，扫去了五代以来小词花团锦簇的香艳低俗，提高了词的清雅品质。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写了一首金啊玉的诗，晏殊说：“这哪是富贵？只是乞儿相。‘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穷人家哪有这般景致？”（据宋吴处厚《青箱杂记》）是啊，富贵不是暴发户显摆自己的财富，而是一种闲雅从容的气质。如《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上阕描绘暮春郊景：小径残红稀疏，原野上芳草萋萋，绿树浓荫中隐隐现出高屋楼台，空中飞絮濛濛。一路行来，移步换景，境界不断拓宽，渐至缥缈空灵。惜春之情也由淡至浓。“春风”二句，怨春风不懂禁杨花，听任杨花飞舞送春归去，无理而有情。采用拟人的手法，构思巧妙，“濛濛乱扑”，富有动感、情趣。 下阕写归来后院落之景，时光在静谧中不知不觉地流逝，令人惆怅。换头“翠叶藏莺，朱帘隔燕”，一承上，一启下，转接自然。“炉香静逐游丝转”，游丝，是指香燃烧时上升的烟气。这句说“逐”说“转”，以动衬静，细极静极。结末二句，愁梦酒醒，斜阳满院，似梦非梦，一刹那间，时光流去，让人恍然惊觉，又多么无奈。深深的愁绪萦绕在深深的庭院，以景结情，含蓄不尽，自然而又有神韵。 时光匆匆，春愁淡淡，这首小词同样表现了晏殊词“闲雅有情思”、于深隐幽微的情感中思悟宇宙人生的艺术特色。 晏殊词集名《珠玉》，珠圆玉润，正点出了晏殊的词风“温润秀洁”，雍容典雅，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