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洋务派创建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与曾国藩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培养和训练出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人才。

参与创建了三支海军：北洋舰队、南洋舰队、福建舰队。从此，中国出现了近代海军，增强了当时的作战能力和国防力量。

开办了一批近代的民用工业。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北方有“开滦矿务局”等，对瓦解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对民族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引进西方一些先进的技术，培养了一批先进人才。

李鸿章和其他洋务派们掀起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李鸿章的一生争议极大，可谓毁誉参半。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李鸿章上镜率比较高的地方是签订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骂李鸿章者大多是在外交领域举例。

题主问李鸿章的贡献，笔者认为李鸿章对中国历史的确是做出过贡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

经济领域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出力最大的人。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当时最大的洋务企业。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也是李鸿章创办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让中国走向富强，但是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了很多可用之才，可以说，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军事领域

晚清之际，中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要数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这支海军实力在当时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七位，北洋海军还曾威慑过日本，展示了中国国防的威力，虽然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但北洋舰队对中国近代国防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以数千万的身家和毫无底线的享受，让有志之士见识到了清王朝的腐朽和不可挽救！

二，加快了西方列强的财富积累！国有千里之遥，虽远必赔，战有千军之重，有地必割！一生签订卖国条约近三十余份，割地赔款无算，外战无一胜纪，虽同僚有功有他在必输无疑！从而加快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财富积累，为他们后来的对外征战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加速了革命的进程！以慈禧为首，以李鸿章为爪牙的清朝腐朽不堪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固万民之心，安四海之德！固此有志之士有贤之辈纷纷奔走，为中国的革命进程添砖加瓦！

蔡元培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姓氏源流 经姓的来源有三： 1 来自春秋时的魏国。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魏国的时候有侯叫经的。后来的经氏就是他的后代。 2 出自东汉。是光武帝刘氏的族父，他的字为经孙，他的后人于是便以经孙作为他们的复姓，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简化为经姓。 3 出自京姓，春秋时期郑武公的小儿子共段叔被封于京，简称京叔段，他的后裔便以被封的邑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于是有了京氏。到了汉代的时候，有一个音乐家叫做京房，元帝的时候被捉，投入监狱，后在监狱中死去。他的后代为了避免仇杀，于是将京姓改为经姓。 二 迁徙分布 经姓望族居住在荥阳（即今天的河南省荥阳县）、平阳（今天的山西省临汾县西南）。 三 郡望堂号郡望 1 荥阳郡：三国时期魏国将当时的河南郡的一部分划出来设置了荥阳郡，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地区。 2 平阳郡：三国时期魏国将当时的河东郡的一部分设置成平阳郡，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临汾一带。堂号 1 赐宴堂：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经济的人是乡中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而且是乡中年纪最大的人。明太祖因为这个专门请他吃饭，并且勉励他：“教训子孙孝敬父亲。尊敬长上，友爱兄弟，勤于生产，节约开支。” 四 历史名人 1 经承辅：子兰谷，明朝江都人。品格高尚，孝行很好，他在小的时候父亲死了，他于是在家中孝顺母亲，抚养弟弟长大成人。隐居于山中，栽梅花、种竹子，成天在田中耕作，除了耕田外就是教育孩子。与世隔绝。年纪达到七十七岁的时候因年高而逝世。 2 经元善：号莲珊。清朝时期人。家中很富裕，性情善良，喜欢施舍别人。光绪八、九年的时候，直隶发生水灾。他从上海来到天津从事救济活动，募款达几百万。先后获得清朝奖励十几次。胜宣怀督班电报的时候，他加入30万两股。不久就被任命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上海首先创办了女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月，慈禧太后想废黜光绪帝，遭到各地地方巡抚的反对。经元善以侯选知府的身份联合维新人士蔡元培、黄炎培等人，一共1231人签名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清朝放弃这种打算。清朝廷于是按以“叛逆”的罪名，下令将其逮捕。他逃亡澳门，请政府于是向澳门总督交涉，要求引渡。葡萄牙总督于是将他软禁于澳门大炮台。因为各方的反对而罢休。义和团失败后，他返回上海，存世的著作有《居易初集》。 3 经亨颐（1877-1938）: 浙江上虞人，经元善之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金石家。创办春晖中学并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参加国民革命，为国民党左派元老，著有《经颐渊金石诗书画合集》。

江苏江都市麾村镇苏庄村,该村现聚居的经姓人很多,排辈为:长、文、春、志、秀、凤，现在该村最长的为春字辈

在欣赏艺术品的时候要有神圣的崇高感。

在欣赏或者创作艺术品的时候带有神圣的崇高感，可以让艺术品变得更加活灵活现，而且能够注入更多的情感，这也是蔡元培所说的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教育家，他的代表作品是《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

1000个读者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说我觉得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各种解读，更多的有这种主观的看法，就是结合他本人的一些经历，结合本人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然后对《红楼梦》这部四大名著的经典之一，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可以说很多地方是有其权威性的，但并不代表他说的都是对的。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看法，比看《红楼梦》要有趣一点，但是如果没有读过原名著的话，根本不懂他在解说中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

　　一、应邀长校 学府新风

　　1916年9月1日，已近知天命之年仍在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发来的。电文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

　　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收到这封恳请自己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以后，蔡元培思忖良久，心潮起伏，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清季翰林出身、后为忠诚的革命党人的蔡元培，早在15年前就走上了民主革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以年近5旬之身去国远游，留学法国，其目的就是要融合中酉文化，培养硕学闳材，以教育救国强国。在法国，他和吴玉章等发起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努力为中

　　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造条件。留法勤工俭学在当时国内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一些入在法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优秀***。虽然留法勤工俭学取得了进展，但蔡元培并不满意。他总觉得“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同内之切实”。现在机会来了，擅权专制的袁世凯倒台了，共和国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尽管当时北京大学的风气口碑不好，但它毕竟是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对全国教育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高学府，他可以把北大作为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夙愿。经过一番考虑，蔡元培初步打算接受范源濂的邀请，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对于蔡元培是否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他的友人中有不同看法，在一些革命党人中也有异议。不少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倒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蔡元培深有所知的孙中山却主张他去，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他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迎难而上，赴京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辉煌历程。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针对当时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突出强调学生要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位置。这个演说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蔡元培就任校长的这一年，北大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20周年的活动。校庆纪念歌词写道，“棫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靖的由衷欢迎和热切期盼。

　　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有人评论说“蔡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北京大学的新风气、新局面终于出现了。

　　二 延聘名师 改革旧制

　　蔡元培接手的北大无异于新瓶旧酒：辛亥革命后校名虽然由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校，但本质并无多大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

　　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面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北京大学，蔡元培首先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延聘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二是改革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多年办学之经验，蔡元培深知要办好北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的教员。他认为“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是北大的两大弊端。“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人尚未走进北大校门，就开始了延聘名师、罗致英才的不懈努力，并留下了“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不拘一格聘任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等佳话。

　　1916年12月26日．正是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那一天．他一大早就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前门外大街的一家旅馆，造访因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声名愈来愈大的陈独秀。对陈独秀，蔡元培早有所识，认为他足自己从整顿文科入手进而整顿

　　北大的最理想的助手。他把陈独秀列为自己延揽人才的首选对象，不辞辛苦，亲自登门拜会。蔡元墙求贤若渴，陈独秀却因办《新青年》等原因推辞。于是，蔡元培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几乎天天都来探望陈独秀。有时来得早，陈独秀尚未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坐着板凳在门口等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蔡元培诚心纳贤，加上他应允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等实际问题的解决，陈独秀遂同意到北大任职，并于1917年1月13日获教育部批准，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请来的这位文科学长，两年后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后，蔡元培又相继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沈尹默、陈垣、陈大齐、萧友梅、沈兼士、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高一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胡适、刘半农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除了积极延揽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外，还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的领导体制、系科设置、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招生制度等进行厂一系列改革。

　　在学校领导体制方面，按照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由校长、各科学长以及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总理，连各科学长也没有权力过问的状况。教授代表经选举产生，校

　　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此后，在评议会以外，还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设立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统一领导全校教学工作；设立总务处及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

　　作。

　　在系科设置方面，扩充文、理两科，调整法科，归并商科和工科，改革预科，并且废门改系，融通文理，创办研究所，确立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学制。至1919年，全校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文学、经济、法律共13个系和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

　　在教学制度方面，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利于因材施教。当时规定预科学生学满40个单位(即后来的学分)、本科学生学满80个单位就可毕业。关于选科的确定，分别由本科和预科教授会负责，对于一年级新生，专门设立新生指导委

　　员会作为其入学选课的顾问。选科制于1919年在北大首先实行，1922年起全国其他大学也陆续采用。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救育，强谓加强学理研究；沟通文理两科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掌握比较全面、宽厚的知识；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重槐学生体育，首创学生军；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对世界科学取最新学说；主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但反对简单模仿，重在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开设世界语课程；改革史学课程，重视科学方法和考古工作；积极聘请外籍专家来校讲学，注意派遣师生出国留学等。

　　在招生制度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生同校之先河。这一年春天，北大先后招收了王兰等9名女生来校旁听，从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有9名女生被录取为本科生；倡导平民教育，从1917年暑假开始，改变招

　　生中的重资格、看出身的旧办法，坚持通过考试和以考生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平民子弟能够入学。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除招收正式入学的学生以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

　　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为全校工友办夜校，这是在北大历史上，也是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后来，经由蔡元培积极赞助，北大学生会教育股还办起了平民夜校，招收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这些都体现了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

　　蔡元培不拘——格罗致人才，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诚如冯友兰所说：“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放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

　　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现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

　　三、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

　　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

　　自由，有容乃大。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

　　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良莠混杂，是非不分，—切都包容下来呢不是。从延聘教员来看，蔡元培是坚持很高的标准的。一是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故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就是说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即便对国故也要艇用新方法来整理。二是要热心教学，讲究教授法，能引导、启发学生研究，能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三是要为人师表，有好的道德修养，能成为“学生之模范人物”。按照这个标准，他延揽了大批人才，也解聘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够资格，或者品行不端如人称“探艳团团长”之流的教员，也包括不符合要求的外籍教员。从学术方面来看，首先，蔡元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范围限定在“与政治无涉”的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问题上他是个搞兼容并包的。正如当时北大学生所说，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其次，兼容并包的各种学说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否则是不会让其出现在北大讲堂上的。第三，蔡元培对各派学说并不是一概半斤八两，没有褒贬、扬抑的，相反是有所约束、有所提倡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在各种场合对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新学说、新观点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提倡。正因为如此，北大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对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作了精当的诠释。他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中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当有的学对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想不通时，蔡元培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这说明蔡元培在实行兼容井包方针时确是“很有主义，徂有分寸”的。

　　应当指出，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针。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初叶，他提出这个方针是适应了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的，是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存在、发展和传播

　　的。正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民主科学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才能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舞台上，并以北大为基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也就不可能有新

　　生战胜腐朽，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因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比较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然，这个方针，主要是“兼容并包”的提法．也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这样提没有明确指出对立面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革故鼎新的责任，容易使人产生不分新旧、一概包容、任其发展的误解。然而，蔡元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个方针，并且在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使北大开辟了中国学术界之新纪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其历史功绩是昭然不灭的。

我国教育家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指的是对国民的军事体育教育。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蔡元培先生的美育观点如下：

1、学校美育。蔡元培要求用艺术的眼光对待，去发现其中的美，以此作为美育的材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陶冶学生的心灵。他还要求学校教育不可呆板、机械，要根据学生对美的爱好，让他们自主选择。

2、家庭美育。蔡元培主张从胎教开始美育，“从公立的胎教院、与育婴院着手”。他设想这“两院”应设在风景佳胜、空气新鲜、安宁的地方，四面有庭围，有广场可以散步，轻便的运动，能赏月观星，花草树木丛中有毛羽秀丽，鸣声之皆雅的动物，但须避丑恶的东西。

3、社会美育。蔡元培认为纯洁、高尚的心灵，促进社会进步、保全人格的行为，人们都应该学习、效法，他要求学校周围的环境要能“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上之精神”，同时鼓励学生到大自然中去体验美、研究美、进行美的创作。

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中较为鲜明而突出的观点，也是他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改革家的一个具体表现。“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是要求新式教育从宗教垄断和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使美育成为新式教育方针中的独立内容。

在欣赏、创作艺术作品时带有神圣的崇高感。

美育的概念虽出现于近代，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对美育的实践早已有之。据文献记载，在尧舜时代便有了美育的初步实践——乐教之事。周人则在继承“先王乐教”的基础上提出了“六艺”的教化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早期美术教育实践。

孔子在“六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格修养途径，极大的高扬了美育的地位。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从此确立了儒家在中国古代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使儒家美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主体。

蔡元培作为科举制中的一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陶，中国悠久的美育传统为他美育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深厚的养分。并且，蔡元培前后五次出国，旅居国外近十二年，使他深谙西方文化的精髓，其中康德、席勒和孔德的美学思想和主张直接促使蔡元培走向美学美育之路。

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

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程度。

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

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