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拜之交的八个典故故事如下：

在中国宋代，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段故事：文彦博听说李稷待人十分傲慢，心中非常不快，他对人说：“李稷的父亲曾是我的门人，按辈分他应该是我的晚辈，他如此傲慢，我非得教训他不可”。

有一次，文彦博任北京守备，李稷听说后，便上门来拜谒。文彦博故意让李稷在客厅坐等，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接见他。见了李稷之后，文彦博说：“你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你就对我拜八拜吧。”李稷因辈分低，不敢造次，只得向文彦博拜了八拜。

文彦博以长辈的身份挫了李稷的傲气。成语“八拜之交”就由此出典。后来，人们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旧时也称异姓结拜的兄弟。

八拜之交

八拜之交，汉语成语，拼音是babàizhijião，意思是指结拜为异姓兄弟姐妹关系。比喻关系极为密切。出自《闻见前录》。后八拜之交指：管鲍之交、知音之交、刎颈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忘年之交和生死之交。

成化十五年（1479年）正月初四，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六子出生于京师（北京）皇宫，宪宗给这个儿子取名朱祐槟。他的生母是成化帝的贵妃邵氏，先后为宪宗诞育了第四子朱佑杬、第五子朱祐棆，第六子朱祐槟，是宪宗早年最为喜爱的妃子之一（仅次于宠冠后宫的皇贵妃万氏）。所以朱祐槟兄弟三人幼年时不似他们的三哥朱佑樘那样担惊受怕、孤苦无依、东躲西藏，过着黯淡无光的童年生涯，而是优哉游哉、幸福平安地在宫中逐渐成长。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九岁的朱祐槟被父皇成化帝朱见深册立为益王，建藩于江西建昌府（今江西抚州南城县），成为大明亲王。

两个月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初九，成化帝驾崩，朱祐槟的三哥——命运多舛、经历坎坷的皇太子朱佑樘继位，即明孝宗弘治帝。

孝宗继位后，对于年纪尚幼的诸弟都留在宫中妥为抚养，并在弘治四年(1491年）册立诸幼弟（九弟朱祐榰、十一弟朱祐梈、十二弟朱祐橓、十三弟朱祐枢、十四弟朱祐楷）为亲王（朱祐槟等年纪较长的弟弟们已经在成化二十三年被册为亲王、宪宗第十子早夭无封）。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下诏，为四弟兴王朱佑杬、五弟岐王朱祐棆、六弟益王朱祐槟、七弟王衡王朱祐楎、八弟雍王朱祐枟各自修造王府、预备就藩事宜。

益王朱祐槟的封国在江西建昌府（今抚州南城县）。早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朱祐槟的高祖父明仁宗朱高炽（当年七月成祖驾崩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册封自己的第六子朱瞻堈为荆王，以建昌府为荆国封藩，在此为朱瞻堈修造王府，以备将来就藩时所居。但是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只当了不到十个月的皇帝就驾崩了，皇太子朱瞻基继承大统，即明宣宗。宣宗即位后，继续为诸弟在封国内建造王府。宣德四年（1429年），建昌荆王府修造成功，宣宗在这一年将六弟朱瞻堈遣往建昌就国，从此，朱瞻堈在建昌居住了十七年之久。

正统八年（1443年），荆王朱瞻堈奉诏入京朝拜英宗时，因为觉得建昌王府“居址岁久，屋宅阴森”、建昌府也“僻处山隅，时有瘴疠”，所以上书明英宗，要求改封其他地方，并且夸张地向英宗描述“王府内有大蛇、逶迤殿梁、甚为可怖”，以此作为移藩的理由。英宗于是同意了叔父的请求，将荆藩封国从江西建昌改为湖广蕲春。正统十年（1445年），湖广荆藩新府落成，朱瞻堈心满意足地率王府家眷护卫属官等迁居蕲春，而建昌旧王府就此闲置了下来，数十年无人居住。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朱祐槟被宪宗册立为益王、并为其选择封国的时候，宪宗就考虑到了不必额外择地建藩、就在之前各地宗王因移藩或者无子除国而闲置下来的藩地内挑选合适地方，作为诸皇子的封国就好，以免重复浪费国家财力物力。所以朱祐槟就被封到曾叔祖荆宪王朱瞻堈在江西的旧藩地建昌，用旧荆王府为益王府，加以改建，这样缩短了王府建造工期，也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同样道理，一同封王的朱祐槟四哥兴王朱佑杬，封国就是太祖第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栋因薨逝无子而除国后，所遗留在湖广安陆的郢王旧藩地。而这块封地，到朱佑杬手上，都转了两手了。）

弘治八年（1495年），建昌益王府整修完毕，当年九月，十七岁的朱祐槟告别母亲邵太妃、辞别皇兄孝宗皇帝，前往江西就藩。大明益藩的 历史 ，也由此开始。

朱祐槟在明代诸藩王中，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存在，他生性简朴、为人低调，自来到建昌就藩后，平日里无事基本不出门，就在王府内读书写字、弹琴赏乐，安分守己。对于物质要求也特别低，衣物鞋帽都是洗了穿、穿了洗，至发白破旧才弃用。每日里饮食大都用蔬菜豆腐之类，自奉节俭。和其他在封国内专横跋扈、骄奢*欲的藩王比起来，益王朱祐槟简直可以用“仁德爱民”、“宗室楷模”来形容，是贤王的典范。

在朱祐槟以身作则的垂范下，益藩宗人们大多安分守己、低调内敛，自就藩建昌府后，都是按照祖制规定，安安静静居住在城内，从不对当地官民提什么非分的要求、做一些搜刮地方、骚扰百姓的恶事。所以益藩宗人的名声在建昌府很好，益王殿下也很有威信，得到官员和乡民们的一致尊敬和拜伏。

弘治十八年（1505年），益王朱祐槟的兄长明孝宗朱佑樘驾崩，皇太子朱厚照继位，即明武宗。武宗嘻哈一生、随心所欲，处理政事如天马行空一般，搞得文官们瞠目结舌、无可奈何、又囿于儒家忠君思想而不能阻止和反对，简直是生不如死。在煎熬和抓狂中度过了十六年时间。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放荡不羁了一辈子的武宗驾崩于京师，生前没有诞育子嗣，同时也没有亲兄弟，这使得大明皇统陷入了断绝地步。

在武宗生母孝康张太后的授权下，主持内阁政务的首辅杨廷和、次辅蒋冕、毛纪等人开始商议迎取外藩宗人入继大统事宜，为大明挑选新皇帝。而有资格入选嗣皇帝行列的，是武宗的祖父宪宗皇帝的直系后代。

由于武宗无子、也无亲兄弟，所以大明皇位只能从他的堂兄弟一脉中选取，当时（正德十六年）宪宗位下诸藩，有皇孙在世者分别为：

兴藩：兴世子朱厚熜（兴献王朱佑杬已薨逝于正德十四年，世子厚熜尚处于服丧期，未曾承袭兴藩爵位）

益藩：益世子朱厚炫、崇仁王朱厚烨、金溪王朱厚煌、玉山王朱厚熠

衡藩：江华王朱厚燆、玉田王朱厚烃、新乐王朱厚熑、高唐王朱厚煐、齐东王朱厚炳 、邵陵王朱厚煃、汉阳朱厚福（火字底）

荣藩：荣世子朱厚勲、 福宁王朱厚熹、惠安王朱厚煦、永春王朱厚烮、富城王朱厚然、 贵溪王朱厚曾（火字底）

按照太祖当年《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正在服丧的宪宗第四子兴献王朱佑杬的儿子——兴世子朱厚熜因为“位次最近”，所以“伦序当立”，被确立为孝宗皇帝的嗣子、武宗的弟弟，最终承袭了大明皇统，即明世宗嘉靖帝。

而按照杨廷和原本的意思，因为世宗是兴献王的独子，出继孝宗后，兴献王就面临绝嗣的境地，所以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向已经即位的世宗建议，选其六叔益王朱祐槟的次子崇仁王朱厚烨为兴献王嗣子，如同世宗过继给孝宗一样，也过继给兴献王，这样兴藩得以继承，兴献王也不至于绝嗣。

但是世宗虽年轻，但极为老成，心思缜密、意志坚定、城府极深，断然拒绝了文官们看似好意的建议，霸气地宣布自己就是兴献王的嗣子，为什么还要过继外人给父亲当儿子。因这个继嗣身份问题，世宗和辅臣们发生激烈的冲突，交锋超过三年时间。最后还是皇权占据上风，同时世宗牢牢抓住武宗遗诏中“兄终弟及”、“伦序当立”两句话的漏洞，坚决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以宪宗皇帝行辈最长之孙的身份，在堂兄武宗驾崩后按照“伦序第一”的原则自动获得皇位继承权，而不是通过过继给孝宗当儿子才继立为帝的。

在世宗的全力压制和不懈努力下，文官势力一败涂地，被世宗用精明的政治手腕打击得体无完肤，再也不能威胁到皇权。世宗也由此确立了对于大明社稷的完全掌握权，并将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佑杬尊奉为皇帝，牌位摆入太庙供奉。这就是明代 历史 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如果文官们知道世宗是这样一个难对付的刺头，那么他们绝不会在武宗驾崩后迎立其为新君。而《皇明祖训》中，还有“父死子继”这一句话，文官们可以用给武宗立嗣的办法，在宪宗的曾孙、孝宗的侄孙、武宗本人的堂侄中，择适合的人选，立为武宗的嗣子，承袭大明帝位。这样也是一个可行办法，同时也不违反《皇明祖训》。

而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具有宪宗曾孙、孝宗侄孙、武宗堂侄身份的宗室子弟，其实只有一个人：益王朱祐槟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的长子朱载增。朱载增生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当年只有五岁，而他也是宪宗皇帝第一个曾孙、同时也是孝宗长侄孙、武宗当时唯一的堂侄。文臣们如果抛开以兴世子为孝宗嗣子这个继嗣方法、而是直接给武宗本人立嗣的话，五岁的益藩宗人朱载增将是唯一的人选。

但是文官集团们和武宗之间的君臣关系极为恶劣，根本不想在武宗去世身后给他立嗣。同时，如果过继益藩的朱载增为武宗皇嗣子并继位为帝的话，那么益藩就会成为事实上新的帝系大宗。益藩本来就人丁兴旺，朱载增的祖父、时任益王朱祐槟，朱载增的伯父益世子朱厚烨、父亲崇仁王朱厚炫、叔父金溪王朱厚煌、玉山王朱厚熠等宗室子弟全部在世，如果五岁的朱载增继位为帝的话，那么大明将来的中枢权力、朝堂利益、财富分配等不可避免的将要由文官们手中向益藩宗室倾斜相当份额，这是在武宗驾崩后实际掌握朝政控制权及权力分配权的文官集团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也绝不可能和如此庞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益藩来分享大明的权力财富支配权。

而兴藩，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兴世子，和寡母相依为命，别无依靠，兴世子本人看起来也“年少无知”，不谙世事。在文官们看来，迎立兴世子为新皇帝，远比立益藩宗人要合适得多。将年幼无靠的朱厚熜高高地供起来，在朝堂之上“垂拱而治”，实际政事则由诸文臣操持执行，儒家传统政治理念最高境界，不就是这样的么。

所以，在文官们的私心作祟中，兴世子朱厚熜击败了他的堂侄益藩王孙朱载增，成为武宗驾崩之后新一代大明皇帝，由此开始了他统治大明江山四十五年的帝王生涯。

错过了成为帝系大宗的机会后，一贯低调平和的益藩宗人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懊恼怨恨举动，依旧和之前一样，在建昌封国安安静静的生活。嘉靖十八年（1539年）八月，第一代益王朱祐槟在建昌王府去世，年六十一岁，朝廷闻报后，赐其谥号“端”，称为“益端王”。益端王朱祐槟去世前，嘱咐益世子朱厚烨，让他不要过于奢华地修造自己的陵墓，只要过得去就行了。朱厚炫遵从朱祐槟的交待，在建昌府南郊（今南城县洪门镇外源村金华山）为父亲修造了简朴甚至有些寒酸的陵墓。而益端王朱祐槟墓在整个明代亲王墓中，都是最为简陋低调的，正如他在世的时候内敛温和、爱民重士的性格一样。

朱厚烨守孝三年（实际二十七个月）后，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袭封益王。他和父亲益端王朱祐槟一样，低调朴素，生性淡泊，在建昌默默无闻地当了十五年藩王，口碑颇佳。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五十九岁的朱厚烨薨逝，朝廷赐谥号“庄”，称“益庄王”。因为没有子嗣，所以由二弟崇仁王朱厚炫继承益藩，并在次年正式袭封益王爵位。

朱厚炫承袭益藩时已经五十六岁，之后他又当了二十二年的益王，于万历五年（1577年）薨逝，年七十八岁。朝廷赐其谥号“恭”，称“益恭王”。他的长子、当年有机会入继武宗大统从而成为皇帝的朱载增，已经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先于父亲而去世，时年三十岁，那个时候的朱载增还只是崇仁王长子（明代郡王继承人称某某王长子）的身份。

朱厚炫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继承其兄益庄王朱厚烨所遗下的益藩爵位时，便请求朝廷立朱载增的长子、自己的长孙朱翊鈏为益世孙，作为益藩下一代继承人。

万历八年（1580年），守孝期满的益世孙朱翊鈏受朝廷册命，正式就任第四代益王。朱翊鈏上奏朝廷，请追封自己早逝的父亲，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追封朱载增为“益昭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朱翊鈏薨逝，年六十八，谥号“益宣王”。世子朱常迁（水旁）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继位，即第五代益王：益敬王。

这之后，益藩经历了益敬王朱常迁（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去世））、益定王朱由本（原名由校，因与后来的明熹宗同名，故改名由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袭封、崇祯七年（1634年）薨逝）两代益王，崇祯九年（1636年），益定王世子朱慈炲袭封，成为第七代益王。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朝廷土崩瓦解，弘光帝被俘。在江西的明朝士绅百姓于是在六月间由建昌知府王域领头，拥立在建昌的益王朱慈炲为监国，对抗清军。朱慈炲被推为监国后，将益藩财产全部捐出，用于招募军士、保境安民所用。七月，清军李成栋部抵达江西，展开对南明地方势力的进攻，益王朱慈炲所部寡不敌众，被清军击败，建昌失陷，朱慈炲被俘。但是在清军将要把朱慈炲解送南昌的时候，原益藩护卫赵怀民等人拼死从狱中将其救出，然后保护着他辗转逃往福州，投奔在福州称帝的隆武帝朱聿键。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5年）九月，清军攻克福建，隆武帝在汀州殉国，隆武政权覆灭。朱慈炲和隆武政权大学士苏观生等随同隆武帝之弟朱聿鐭逃奔广州避难。十一月初五，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即南明绍武帝。绍武帝看重随自己逃来广州的宗室诸人，赐给益王朱慈炲番禺土地五百亩，一度还想封他为工部尚书。但就在当年十二月，清军尾追而至，用计偷袭广州得手，攻破城池，绍武帝、苏观生等均殉国而死，朱慈炲也在破城之后自缢而亡，益藩传承暂时断绝。

朱慈炲死后，由亲随仆役历经艰辛将遗体运回建昌，安葬于益王家族墓地中，后世称“益素王”（也称益末王）。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避难于福建的益藩宗人、益宣王第十三子郧西王朱常湖（益敬王之弟、益定王之叔、益素王叔祖）在当地人王祁、李长蛟等的拥戴下起兵反清，攻克福建建宁府（今福建建瓯），然后攻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地，一时间福建西北部都归附明军。为了呼应建瓯的义军，占据福建南部的明军郑成功所部联络广东地方势力，伺机举兵。广东义军寻找到了朱常湖的儿子朱由榛，奉其为监国，占据揭阳对抗清军。

但是仅仅三天后，清军反扑，清潮州总兵车任重击败起义军，攻破揭阳，朱由榛和义军首领许元烈、钟振凤等都牺牲在揭阳城中。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清军反攻建宁，击败了福建义军，郧西王朱常湖和义军首领王祁等也战死在乱军之中。益藩宗人轰轰烈烈的反清行动，至此完全失败。

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益藩宗人朱慈烛（益定王之子、益素王之弟）被南明永历帝册封为益王，承袭益藩传承。朱慈烛在南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清军俘获杀害之后去世，时间不明，死因不明。

清康熙初年，居住在建昌故乡的益素王之子朱和壐携子朱怡镐历经万般辛苦，偷渡到台湾，投奔郑氏。后来朱和壐病逝，朱怡镐被同宗宁靖王朱术桂（太祖第十六子辽王朱植后裔）收为养子，改名为朱俨鉁（其实朱术桂比朱怡镐的辈份要高六辈，不过王朝末年、又寄人篱下，这些规矩也不讲究了）。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郑克塽及大部分郑氏集团官员都投降清军，朱术桂不愿向清军投降，于是在住所自尽而死，年六十六岁。朱怡镐等寄居台湾的明朝宗室则被带回中原，安置在河南开封府杞县居住。朱怡镐是有史可查的明朝宗室之中，行辈传承最近一代（怡字辈，即崇祯帝的曾孙辈）。自返回中原安置在杞县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朱怡镐的记载，他的踪影消失在 历史 的长河中，大明益藩的故事，至此也书写完了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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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益端王朱祐槟和王妃彭氏、孙氏的墓地在洪门镇外源村金华山。始葬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陵寝坐北朝南，墓地坐落在呈“交椅”形状的山窝里，左右青山分别代表着左青龙，右白虎，后枕着的高山则象征着皇权的龙椅，中间的小山包是其陵寝。墓为卷棚式，分前后两室：前室深12米、宽16米、高21米；后室高3米、宽36米、长52米。设二道石门，门为券拱形，全长82米。门前墓道，长49米，宽31米。正中为红石棺台，上置两具红漆棺木，棺台前地上陈列110个陶仪仗俑，分六行排列。平面呈凸字形，墓门方向为正东南。墓门之前的墓道，自东南向西北倾斜。陵寝周围的山墙长25丈，宽15丈，前面有一百多米的神道，两旁依次排列文武翁仲、石兽、神道石柱（华表）。但墓地已遭到严重破坏，以前的壮观早以不复存在。陵寝正前方远处有一条婉延的小溪。

护陵的文臣武将

陵寝前有“享殿”遗址，原来的神道上倒塌着破裂的汉白玉碑刻，碑刻原高3米多，宽1米多，厚有30多厘米，至今还保存刻有“皇明嘉靖二十年”字样，是赐祭朱祐槟夫妇的“御祭文”。碑文洋洋洒洒数千字，历陈藩王旧事。墓志铭由其子朱厚烨亲自撰写，多为溢美之词。

朱祐槟墓出土的文物有：金凤钗、金簪、金耳挖、金耳环、金香囊、玉佩、玉带、玉圭、铜镜、陶俑等等，还有塘志一本。

朱祐槟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死于嘉靖十八年（1539），明太祖第六代孙，宪宗第四子。9岁封益王，19岁就国建昌府。当国42年，终年61年。王妃彭氏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朱佑槟是当时江西三大藩王之一。南昌一带是宁献王朱权系统势力范围；鄱阳一带是淮靖王朱瞻墺系统势力范围；建昌南城一带则是益端王朱祐槟系统势力范围。三大藩王中，以益端王的势力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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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寇侵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暂迁兴化，大批江南富商和名门望族迁居兴化城和大垛、竹泓等地，客观上促进了大垛的经济昌盛。此时，大垛镇已发展成一个商业门类齐全，商铺、商行、手工作坊林立的繁华商贸集镇。

大垛作为一座千年古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不但肇始了繁荣的商业，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

位于镇东(今大垛供销社食堂与办公室之间)的佛教临济宗古刹千佛庵，始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至今已有近380年历史。自开山始祖至上世纪40年代中期拆毁时的最后一任住持僧永丰，相传已历12代。据《兴化县续志》记载，民国初年，大垛千佛庵香火极盛，拥有174亩庙产。可惜的是，1942年日寇占领兴化，伪军刘湘图22师86团高杰部将庙宇拆毁。2006年，时逢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大垛镇许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与支持下，毁坏60余年的千佛庵得以复建。

在大垛镇东北2公里的管阮村北首，坐落着一处省级文保单位——清代“扬州八怪”领衔人物郑燮(字克柔，号板桥)的墓园(又称“板桥林园”)。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郑板桥曾在管阮庄(即今管阮村)设馆授徒。同时，管阮郑家大场是郑氏家族祖茔所在地。因此，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郑板桥在兴化大南门城内郑家花园巷“拥绿园”病逝后，即归葬于此。墓前原有祭祀用的石供桌、石香炉、石烛台等，惜乎毁于十年浩劫。1986年，由兴化县文化局、大垛镇政府和郑板桥纪念馆牵头，对郑板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保护。1989年，江苏省文化厅和大垛镇政府以及管阮村对墓园进行了恢复原地形地貌工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93年，为配合首届“郑板桥艺术节”的隆重召开，兴化市委、市政府和大垛镇政府以及市文化局等，对郑板桥墓进行整修和绿化。在板桥墓前，竖立了由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题写的“郑板桥之墓”巨大墓碑。与此同时，建成墓园围墙、大门和村头四柱三门(中间两柱为半悬空垂花状)琉璃瓦歇山顶仿古牌坊1座。整修和绿化后，整个墓园掩映在苍松翠柏和茫茫竹海之中。2003年，市政府和文化局以及大垛镇政府在前中国再保险(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先生(大垛吴岔村人)赞助下，于墓园东侧建成一处“郑板桥艺术陈列室”的仿古建筑群(计20间)。建筑群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两进两厢、三庭院、两甬道构成，前后左右皆以回廊连接。西厢回廊有两门可通墓园。这样，墓园与陈列室浑然一体，形成了林园的格局。

大垛镇南娄庄村的清代佛寺建筑“三官堂”则是常州天宁寺住持、常州佛教协会会长松纯法师的披剃之所。庙宇虽然不大，但意义非凡。在大垛这方热土上产生了松纯法师、静海法师等大德高僧，为江苏、全国乃至世界佛教事业作出贡献，实属人杰地灵的一大盛事。

值得一提的是，镇北陈卞村有两处文化遗址，彰显了大垛这座古镇的历史辉煌。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弘光政权灭亡，兴化著名诗人、书法家王贵一(字象山，明代宰相吴甡的妻弟)抛弃功名，在陈卞构筑“檀园”隐居并著书立说。王贵一的两个儿子——诗人兼书画家王仲儒、王熹儒均长期居住于此，引来众多国内学者、诗书画家前来雅集。王贵一之孙诗书画家王国栋与郑板桥共同师从著名诗人陆种园，曾因“文字狱”被牵连。四牌楼上悬有一块“诗画名家”匾额，在所旌表的12人中就有王国栋的名字。

另外，陈卞还有一座曾任清代广东布政使(主管一省财赋)诗人徐炟(字符禺)的墓园。现存一块长15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的白矾石墓志铭告诉我们，徐炟生前为官清正廉明，政绩颇佳，是一位难得的清官。为此，四牌楼上悬有旌表他的“名贤鼎望”匾额。

历史上的大垛还出过一位被誉为“才女”的邵太后。据《明史·后妃传》、《明史·诸王世表》、《重修兴化县志》及《安乐堂邵氏家谱》、《彤史拾遗》、《西湖志》等记载，元代，原籍河南洛阳的理学家邵雍(字尧夫，别号安乐先生，谥号康节)后裔邵辛四携家南迁兴化。一支移居大垛大陶村，耕种邵家圩(即邵家舍，今崇禄村)土地，后家道中落。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邵氏族人邵仁(又名林，字官堂，后因女赠昌化伯、杭州指挥)生一“知书有容德”的女儿邵氏。其后，先举家迁徙浙江昌化，后定居杭州城。不久，女儿被选入皇宫，成为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妃子。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封为宸妃，不久晋封贵妃。邵氏与朱见深生朱祐杬(后尊为兴献帝)、朱祐棆(岐王)、朱祐枟(雍王)3个儿子。兴献帝建藩湖北安陆。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兴献帝之子、邵氏之孙朱厚熜从湖北安陆入京，承继明武宗朱厚照之位，史称嘉靖皇帝。由此，邵氏被晋为寿安皇太后。明嘉靖七年(1528年)，邵氏去世，嘉靖皇帝尊其为太皇太后。邵太后“贤而仁慈”，精于诗文，传有《红药诗》等若干诗篇，乃是一代才女，“实兴邑女士杰出者”。

由于大垛邵氏家族产生邵太后，故族人成为显赫的皇亲国戚。邵太后胞弟邵喜被封为昌化伯，侄儿及侄孙均有荫封。

邵太后的先祖邵斌，则是兴化历史上的一位清官。他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任永宁县(今江西宁岗)知县。三年后离任，百姓以清水替他饯别，赞扬他为官清廉如水。四牌楼上悬有旌表邵斌的“恩荣三锡”匾额。

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大垛精英代不乏人，仅四牌楼47块匾额中，旌表大垛人及与大垛关系密切者就有4块，即“名贤鼎望”、“诗画名家”、“恩荣三锡”以及“才步七子”(旌表郑板桥)。

此外，清末民初，大垛又产生了书法家王宇、刘瑾、名医何之华、何波泉等众多人物。

邵氏字辈排序如下：

山东枣庄、烟台、高青、临沂、河北范阳、河南洛阳邵氏字辈：“文景贞元会性理士泽长明珠光先兆采羽翼复成安定修鸿业宗功永克昌家奇为忠孝仁厚本诚良”。

滨州邵氏字辈：“文景贞元会衍理世泽长明珠光显照宗功永克昌安定修宏业才羽翼书承家启为忠孝人厚本成良”。

山东济宁字辈：“文景贞元会性理世泽（延）长明珠光先照彩羽翼复成安治修洪业德功永克昌家齐傅忠孝忍厚本善良”。

河南周口邵氏字辈：启化先经士，天元道桓长。三贤传大德，谨守重刚强。

山东聊城邵氏字辈：“宗德纯厚成明训”。

山东聊城另一邵氏字辈：“田庆继广洪 建志永昌盛 诗武开周国 学义士朝荣 祖恩长思远 孝和传家承”。

江苏兴化邵氏字辈：“霞九林凤永德中凯春树明金宏建平元”。

重庆邵氏一支字辈：“钱盐开基光明正大”。

四川邵氏一支字辈：“永宗元玉世正清通达连”。

邵氏一支字辈：“正文述世界维启楚国君兴宗支子德大烈光传家经训保邦忠良守成立业作善兆祥心安理顺天佑助长”。

河北沙河一支字辈：“仁宗逸仕，道尊孔孟”。

山东成武县邵氏字辈：“道长明珠光先照彩”。

山东宁阳邵氏字辈：“康仲博宏淳，峨菊南西商；隆敬曾谨儒，林韵养立文，行榆崇鵉纪。自可之公永，芳兴元光际；毓复临德俊，安乐恩鸿天。”明朝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迁居于此（宁阳县伏山镇陶邵村），始祖为自勤祖系康节祖26代孙。

贵州铜仁一支字辈：“斗大兴金应、思崇国宏荣”。

扩展资料：

邵姓姓氏名望

郡望

博陵郡：东汉本初元年置郡，治所在博陵。西晋置国，治所在安平。相当于今河北安平、深县、饶阳、安国等地。

汝南郡：汉高帝四年置郡，治所在上蔡。相当于今天的河南颍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西侧一线以东，安徽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东汉移至平舆。

洛阳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

安阳县：西汉置县，治所在今河南正阳西南。西晋置县，治所在今天的河南安阳西南西南。

东陵郡：所在地以今天福建厦门浙江金华为主

堂号

怡怡堂：以德立堂。

博陵堂：以望立堂。

汝南堂：以望立堂。

洛阳堂：以望立堂。

南阳堂：以望立堂。

安阳堂：以望立堂。

安乐堂：宋朝时期的邵雍，好《易》理，因此把他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顾颐称赞他“有内圣外王之学”。

参考资料：

1河南省洛阳县安乐窝、海阳行村邵姓字辈：87世文景贞元会，性理世泽长，明珠光先照，彩羽翼覆成。安定修鸿业，宗功永克昌。家齐为忠孝，仁厚本诚良。

2威海海埠、大水泊洪山邵姓字辈：85世国应有光旦，世可兰锦凤。居景恒在东海田，崇健修书传本元（源)

3帽埠耩、河北、九里水头、北陡埠、帽埠屯、八里张家、北马、南马、志门、古龙屯、于家英、南申格、曲家庵、南崮头、前白鹿、东黄埠、西海庄等17村邵姓字辈：77世祖克敬，子守廉承鼎，边希逢学永。人凤康枝廷，树声（末）惟（维）茂正。光远自有耀，保世以兹宏。立志常忠厚，同德永和平。江湖碧波静，中华万年青。 4北马、神格、二马、小洛、河里庄、东铺头、西铺头、里岛、裴家埠、五岔口、姚家、长山、青岭、倪家产等14村邵姓字辈：士宏思京（末）克，清（末）树炳培（98世）锡。

5二马、河里庄、朱家庄、宋村、集西、寨前、西廒、北廒、姚家疃、韩北傋、岔河、倪家产：明。刘家上口、倪家产、西店子等村邵姓字辈：96世恒式名（改明者多）宗，志存方正。昌象克久，人友同敬。

6荣成柳家场、埠子后、大水志门、中仓、邓南庄、文山、庙山姜家、礼格庄等村8个邵姓字辈：91世登裕佩成初。思荷世傅新。（帽埠耩邵茂仁提供。）中仓、邓南庄、文山：进文德。庙山姜家：传。礼格庄：长。

7海阳齐格庄、文登口子李邵姓字辈：87世、海阳齐格庄9世文京贞源（下）会，星理世泽长，明珠光先照，彩玉翼富成。安定修宏业，宗功荣克昌，家齐为忠孝，任厚本成良。

8西廒、北廒等2村邵姓字辈：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1924年，大哥邵醉翁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业。在天一，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

1925年，拍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1931年拍摄的《歌场春色》，是中国最早的两部片上发音的有声片之一。

1926年，邵逸夫与邵仁枚南下新加坡开拓南洋**市场。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到1937年抗战前夕，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在上海，邵氏兄弟在南洋，他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邵氏家族的**王国。

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邵氏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

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由邵仁枚先生、邵逸夫先生在香港成立。从此，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历经数十年，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

进入六十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香港市场，曾拍摄过一千多部**，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邵氏最早在香港推行**明星制，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如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凌波、李翰祥、邹文怀、张彻……无不出自“邵氏”门下。其中《江山美人》、《貂蝉》、《倾国倾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醉侠》、《独臂刀》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倾倒无数观众。

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事业名副其实的拓荒英雄。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氏家人献出的心血。

1957年 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邵氏：无法重现的**王国

“邵氏”这个名字近年来为内地观众有所熟悉，是因为一系列如《独臂刀》、《大醉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老片经数码修复以后得以重现，宛如从时间和空间的那头突然现身，告诉我们邵氏曾经缔造了怎样影响后人的武侠片和黄梅调**。

在香港**进入史上最低点的“冰河期”时，回顾邵氏数十年风雨历程也成为一件令人唏嘘感慨的事情，而如果能从中获得些许对当下有所借鉴的经验，那就是邵氏这个被称为“活化石”的**王国跨越时间的力量。但无论如何，邵氏都不是一个有可能再被重现的神话，它所呈现得最为精彩的那部大戏，其实就是自己的历史。

口述影像：商人精明本色 独特家族企业

邵氏兄弟是宁波人，一门四杰，大哥仁杰、二哥仁枥、三哥仁枚，第四、第五是姊妹早已出嫁，邵逸夫最小，叫仁楞。由于做**生意要出名，父亲不同意。于是另起外号，大哥醉翁、二哥邨人，三哥山客，最小的就叫逸夫。邵氏兄弟天生具有经商的精明头脑，比较知名的事情是邵醉翁力捧陈玉梅的逸事，由于当时“天一”台柱胡蝶被“明星”挖走，邵醉翁决定巨资捧陈玉梅成为影后，结果陈玉梅成了他的夫人，其他**公司也永远不能挖走了。所谓长兄如父，邵醉翁集邵老大、总经理、导演于一身，其长袖善舞的精明为兄弟们树立榜样，也为将来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四兄弟中老二任会计掌握内部财务开支，从源头上把关，老三和邵逸夫任发行，几兄弟不仅在公司行政上相互协调，在影片拍摄上也全员出动。公司成立之初，生产的11部影片，基本上是老大执导；老二、老三独立或联合编剧；邵逸夫不仅会编剧还能做摄影。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公司家长式的管理，最大限度缩短制作周期，因此使影片具有很强竞争力。当然这必然造成一些影片质量欠佳，也为同行间诟病。

邵氏兄弟分道扬镳

大家所熟知的“邵氏”包括邵氏兄弟公司（SB）和邵氏父子公司（SS）等，而它们又分别有什么来头呢？1950年南洋影片公司由邵邨人收回并将之更名为“邵氏父子公司”，但是进入50年代后期，由于电懋的成立，竞争越发激烈，小成本制作策略已无力招架。邵邨人萌生退意，收缩**制作的业务，转而大量收购戏院及从事地产业。1957年，年届五十的邵逸夫回到香港，想接掌制片业务，以稳定片源，兄弟俩最终决定在业务上分道扬镳。1958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自此，“邵氏父子”只经营戏院及影片发行，“邵氏兄弟”则主管制片业务。

邵氏称霸天下20年

在邵氏字典中“赚钱”永远是第一位的。于是如何赚钱就看邵逸夫的几个高招，首先是清水湾开山填土，大兴土木建造“邵氏影城”，有大型隔音摄影棚、置景场、办公大楼及彩色冲印厂，员工宿舍及各种技术室，是远东最大片厂。邵逸夫还打造了一套管治制度，保障片厂可流水作业。从1959年建厂到1979年的20年间是邵氏称霸天下的时代，尤其是前10年，也是邵氏王国的黄金时代，阵容强大，出片水准高，当时实施的计划就是———投大资、拍大片、赚大钱。而如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等大导演逐渐组建自己的制作队伍，演变出不同的派系阵营。邵逸夫自18岁开始就直接面对观众，哪些影片一定卖钱、哪些影片可能冷门，都很清楚，可以说他是在观众群中成长的，所以贯穿始终的就是“观众至上”的传统。

克己之功和容人之量作为一位资本家除了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表率作用也是关键所在。邵逸夫的勤奋和毅力非一般人能比，如张彻所说“每天工作16小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9时上班，上班前练两个小时气功，从不间断。上班时交待各主管工作，都写好纸条，每人一张，到厂后第一件工作先看导演前一天拍好的毛片，站着看，一边看一边做甩手运动。每个月开拍影片剧本、故事，他要亲自审阅，自己不看剧本时，由导演或看剧本人向他报告，由他最后裁决。”邵逸夫曾说，他没有娱乐，看**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娱乐，他自称自己是全世界看**最多的人，80岁以前，每年看六七百部片。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是令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自己每天9点一定到片厂，工作人员迟到可以容忍，开会、试片等，他一定先到，其他人员迟到也不追究。值得一提的是，“金牌导演”李翰祥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