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北魏孝文帝（467年10月13日—499），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史称“魏国”　 改革家北魏孝文帝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5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6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孝文帝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

编辑本段历史功绩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这期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 孝文帝

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鲜卑族，该民族自东汉以来，经常与汉人接触，不仅占据匈奴故地，而且据有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大遍土地，由于拓跋氏的掘起，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为主人的北魏政权。那么，为何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权要实行汉化过程呢？这还得从其鲜卑族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说起。　鲜卑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国考古学家在内蒙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内麓，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嘎仙洞），由此证明鲜卑起源于此。最初拓跋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自拓跋珪后的强大，原始社会解体，步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又由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过渡到封建社会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依据”。拓跋氏本系游牧为生，由北向南推进中，接触到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从游牧业转向农业的同时，亦必然弃逐水草而居转向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为进一步改变落后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在孝文帝时代掀起汉化运动的高潮，亦就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孝文帝迁都的目的和意义，自拓跋圭定都平城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城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　再次进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　在孝文帝实施汉化运动过程中，最重要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而宣导民从说汉语，穿汉服了。　　作为一国之君的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语……。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于是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为穿汉装。一次，孝文帝至邺城考察，他看见一位妇女在车上没有穿汉服，他责令返，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才犹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见孝文帝对于禁胡服，穿汉装之重视程度。　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并将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嫁给中原士族，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孝文帝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得以兴盛。

中国历史上值得了解、讨论和纪念的人物实在太多了，近几年我注意较多的一位是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他生于北魏皇兴元年(公元四六七年)八月，卒于太和二十九年(四九九年)四月。再过三年，就是他逝世一千五百周年。他本姓拓跋，但在逝世前的三年改姓了元。在他在位的二十九年间，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举措就是迁都和汉化。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发表过不少论著，但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人们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究竟元宏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还是先看一下史实吧！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五月，孝文帝拓跋宏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版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厉声责问：“爻辞上明明说是‘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拓跋澄说：“陛下登帝位已久，怎么能到今天才虎变？”孝文沉下脸色道：“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使人心动摇吗？”这位任澄王还是不买帐，说：“社稷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社稷之臣，岂能知道有危险而不说话呢？”孝文帝好不容易才忍下这口气，淡淡说了一句：“各言其志，亦没有什么大不了吧！”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拓跋澄说：“陛下要迁都中原来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成王、汉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经验呀！”孝文帝还不无顾虑：“北方人死抱住旧习惯，留恋故乡，肯定会引起惊恐和骚乱，怎么办？”拓跋澄答道：“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想到做到的，只要陛下下了决心，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得到了这位宗室重臣的支持，孝文帝更有了信心，他把任城王比为当年使汉高祖刘邦下决心迁都长安的谋臣张良。接着，孝文帝又与汉族大臣、尚书李冲等作了秘密部署，并下令军队实施演习，由李冲负责选拔人员。七月十日，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士兵。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荡南下。以“南伐”为名的迁都，就从这里开始了，以后历经曲折，终于在两年之间大体完成。

在迁都已成定局时，孝文帝开始采取一系列更彻底的汉化措施，而反对派也不放过每一个对抗的机会。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孝文帝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都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换装。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之兄，又是孝文帝的岳父，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来就不赞成迁都，就联合陆睿等上书，请求孝文帝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识破他们的意图，指出他们在迁都之初就出了这样的主意，是“陷君不义”，下令对他们给予降职处分，又下诏将冯熙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正式宣布了他的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

不久前，广川王病亡，他的夫人早死，葬于平城，有关方面请示他应该在何处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代(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六月十九日下诏：“凡迁至洛阳的百姓死了，一律葬在河南，不得葬回北方。于是南迁的移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二十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了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统统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等。鲜卑等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至此消除。同时，孝文帝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下令北方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又与各个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也将他女儿纳为妃子。他还下诏为自己六位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尽管此前鲜卑族与汉族已开始通婚，如孝文帝的嫡祖母冯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汉族妇女，但如此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这样剧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但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抗的竟是自己的长子——太子元恂。于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十五岁的元恂充当了可怜的牺牲品。为了改革的胜利，他只能付出亲生儿子的代价。

尽管孝文帝在两年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逝世，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这样的改革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比之于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近代实行的明治维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历来在中国北方和境外生活的游牧民族，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且不说先秦的非华夏族，从汉代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羯、丁零、铁勒、突厥、回纥(鹘)、沙陀、契丹、女真，几乎无一例外。元亡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民国建立后保持满族身份的人口也曾迅速减少。这些民族消亡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总要千方百计地抵制汉民族的同化。但统治者都无法解决一种两难选择：为了他们的王朝长治久安，特别是要治理人口远比他们本民族多的汉族臣民，他们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使本民族不至于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被同化，他们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法律手段。从十六国时期刘渊的汉国开始，这些由非汉族所建政权大多实行“一国两制”，如辽朝有北面官、南面官，金朝既有“猛安谋克”又设州县乡里，元朝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同政策，清朝满汉异制。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民族在其统治后期已经难以抵挡被汉族融合的潮流，但无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它们真正被同化都是在亡国丧权以后。今天看来十分正常的民族融合，当年都曾经付出惨痛浩大的代价——征服之初的镇压屠杀和被推翻后的血腥报复。在最残酷的一次民族仇杀中，曾经统治北部中国的羯人几乎被杀光，连不少长得像羯人的汉人也被误杀。清朝入关后的雉发令曾经使多少人头落地？而连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逐鞑虏”的口号，要不是社会的进步，清朝亡后又将有多少满族人为他们的祖先作出补偿？

应该指出，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部曾经相当落后、保守，对华夏文明格格不入，并没有什么适宜改革的“国情”。公元二七七年，首领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晋朝当质子多年后返回，他当着诸部大人(酋长)的面用弹子打下了飞鸟，这引起了犬人们的恐慌，因为当时的“国俗”还没有用弓发射弹子的方法。他们认为：“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南方汉人一样，又学了这样少见的奇术，如果让他继承国统，就会改变旧俗，我们一定会不得志，不如选留在国内本分淳朴的人。”于是一起向力微建议，将他杀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0年)杀汉族大臣崔浩，主要罪行也是他所作《国记》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并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扬国恶”。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四九○年)冯太后死后他在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睿的谈话中：

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从唐朝初年开始，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被正式承认为中国的正统之一，与继承了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地位，官方编纂的历史就有《北史》和《南史》两种，从此有了“南北朝”的名称。一个非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能被华夏(汉)族承认为正统所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前建立十六国(实际不止)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被逃离中原的东晋称为“乱华”的“五胡”，在唐初官修的《晋书》中，他们的君主还没有资格享受“本纪”的待遇，只能专门另立一种“载记”。

作者简介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大学教授，博导，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78年10月－1981年11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师从谭其骧先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3月－1983年9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职博士研究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领域：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著作：《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