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商业银行运营模式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银行家，一般指掌控经营实权的管理者。我国老一辈银行家大都在以势欺人的外商银行与复杂脆弱的钱庄双重夹缝里经营华资银行。在“宁波路”（华资银行）和“外滩”（外资银行）的抗衡中，孕育了张嘉敖、陈光甫、钱新之、李铭等1920年前后崭露头角的最负盛名的第一代银行家；而1930年代初起，随着上海银行格局逐渐形成以华资银行为主流，在日益辉煌的经营潮流中，涌现出像资耀华那样的第二代出类拔萃的大家。

我查阅过上海银行档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知道资先生刚刚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进行分区、分街道、分弄堂，分门别类调查分析，把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描绘了一个草图，作为银行今后业务发展的参考。通过对上海各大银行的暗中察访，他整理了详细的建议报告。针对付款速度不快，他建议不久迁移新址时，将活期存款依账号分成不同窗口，以便顾客依账号走向窗口取款。每个银行办事员，平时要用心将本窗口内的几百户签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用心熟记，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过三分钟。同时还要熟记每个存款户的存款余额，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他还建议在原有一个虹口分行的基础上，以总行为中心辐射出去，可在大西路、愚园路、霞飞路、界馆、提篮桥、八仙桥、爱多亚路、小东门、同孚路九处选址陆续开设分行。

他建议设立的调查部可谓在商业银行中开风气之先。调查部司职有二：一是经济调查；二是信用调查。甚至对巨商荣家、刘家、郭家，不论有无往来都搜集资料。同时他走南闯北调研，对该行在抗战前进军四川，以及没有匆忙进入东北的决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该行在抗战期间总行迁入后方打下了基础。

他还建议扩充信托部，增加服务种类，做到每个顾客需要办的一切能办的业务都可代办。比如代收、代付房租、水电费，代买、代卖公债、股票等。

据资料显示：当年陈光甫对于资氏的许多建议甚以为然，而上述建议对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扩展起了很大作用，直接导致存款业务由原来的6500万元猛增至15280万元！银行家尚明对资氏曾有评述：他“经常对银行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虚张声势。” 资耀华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投身于银行业，从没离开过。他直接处于经营管理的前沿，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作为银行家的资耀华，不光如陈光甫所称赞的那样“才学兼长，服务精到”，而且有坚定的信仰和民族气节。

日寇侵占天津之时，资耀华先生正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任上。自从日伪联合准备银行正式设立起，在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和敌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敌人既要大量收集法币，以便一方面可以向外国银行套购外汇，一方面又可以深入中国内地购买军用物资，因此，他们在平津地区故意抬高伪联银券的币价，贬低法币与联银券的兑换价格，图谋以此取得大量低值的法币，并使法币丧失在社会上的信誉，促进伪联银券在市面上的流通。当时确实也有少数银钱业，利用天津金融市场上行市变化机会，在收付存款时，法币价格高了就支付联银券；联银券价格高了，则支付法币。这既想把损失转嫁给存户，也损害了法币的信用。

资耀华此时暗中联络天津全体同业，想办法，出主意，一致对敌。他们一致主张将存放款种类严格分开，存法币的开立法币帐户，今后收付皆用法币；反之亦然。用什么币种完全由存户选择，银行决不勉强。同时暗中同英、法、美等外国银行一致维持法币信用。因此，华北伪政权虽强令法币对联银券贬值，而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钞票还比伪联银券高18元。人民群众反而怕伪联银券贬值，都不愿多存伪联银券。各银行则把由存款收进的伪联银券尽量用作放款，贷给有来往的工商业，任其在市面上抢购商品，囤积货物。结果，社会上的法币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则泛滥成灾。这种金融市场上大家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换物运动”，使敌人痛恨在心，但有苦难言。

抗战刚刚胜利，资耀华先生去重庆，带回一箱十万元法币现钞。这又是他作为银行家对于金融形势的敏锐估价作出的一个英明决定。他认为如果这批现钞运用得好，可以发挥几十万法币的效果。因为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还没正式营业，其他银行库中尚无法币，市场上法币奇缺，物以稀为贵。事情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天津市面上纷纷传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从重庆带来几十万法币现钞，轰动了三津。许许多多新旧顾客，几乎一时都集中到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户往来。这样，该行的法币头寸更加丰裕了，运用更加灵活。果然是十万元现钞起了几十万的作用。

1948年冬，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和考察的资耀华，不顾友人的挽留，执意回到已经隐隐听得见炮声的天津。天津解放第二天，他就在天津军管会金融处的座谈会上坦率提出：要迅速恢复天津市场，首先要恢复金融市场；要从速恢复天津进出口贸易，上海商业银行可以代理对外收付外汇，并可以垫付美元外汇。针对马路上已经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行名用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他认为这两个银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搞好金融市场。这些建议，件件都是当时恢复天津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重要方略。 资耀华治金融学的原则：“做文章，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著述甚丰，有《货币学》《英美银行制度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信托及信托公司论》《银行问题之研究》等书，论文则难计其数。

资耀华先生在金融学上另一大贡献，就是对于金融史的研究。他亲自领衔对清朝、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史料，以及清中晚期的外债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编辑和研究。已经成书的有《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料》（1964年中华书局）、《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一辑》（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二辑》（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清代外债史》（1991年中国金融出版社）。这些洋洋数百万言的历史巨制，都是在资耀华先生直接主持下完成的。据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洪葭管先生回忆说，身为主编，资先生坚持不署上自己主编的名字，而以“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的名义印在书上。

十年浩劫期间，资先生被勒令自带床铺，并带上家属，疏散到河南信阳农村。自身难保的资先生想到的首先是近千万字的货币史资料，生怕自己离开北京，这些花了十几年心血搜集的货币史资料被付之一炬。他宁愿自己不带床铺用具，专带这十几箱资料，与抱病的老伴同行。因为没有带被褥来，一开始他只好睡在稻草上，直到有人回北京替他带了被褥来为止。后来他老伴病危，要转回北京看病，他又将这十几箱资料随身带着回北京，一路上的艰难曲折，简直就是一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章回小说！ 资耀华女儿资中筠曾经说过，父亲自1940年代末下决心追随***，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能够使中国摆脱贫弱和屈辱。他一生感受最痛切的是国家的衰弱和民族屈辱，***是他唯一也是最后寄托希望的政治力量，所以，主观上他对一切负面的情况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是对现实完全无知。有一次，他曾表示要给一位经常对他的生活照顾有加的统战部官员，象征性地送一件小礼物。女儿华筠提议可定制一件刻一篇古文或诗词的小型工艺品。他欣然同意，并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宫赋》。中筠为之愕然，说最后几句话是否太刺激了。向来沉默寡言的资先生一反常态，大声强调说：“我要的就是那几句话！”那几句话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资先生在世整整九十六年。在他撒手人寰之前数年，写下了自传《凡人小事八十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宅门》白景琦的家谱：

爷爷：白萌堂

奶奶：白周氏

父亲：白颖轩

母亲：白文氏

妹妹：白玉婷

配偶：黄春、杨九红、槐花、李香秀

长子：白敬业

次子：白敬功

女儿：白佳丽

孙子（白敬业的儿子）：白占元、白占光、白占邦

孙子（白敬功的儿子）：白占平、白占安、白占山

孙女：白慧、白美

扩展资料

白景琦是郭宝昌《大宅门》创作的艺术形象，其原型便是乐镜宇。在剧中，白景琦是一个个性张扬，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的人。青年时代被亲生母亲赶出家门，发明了32张药方，光宗耀祖。他一生与四个女人有感情瓜葛。

以北京老字号同仁堂为背景的电视剧《大宅门》中，白景琦的原型同仁堂的少东家乐镜宇，是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第12代孙，也是同仁堂当时的店主乐朴斋的第三房侄子。

乐镜宇这一辈叔伯兄弟共有17人，在众兄弟中乐镜宇最不被看好，乐镜宇受此刺激，下定决心，非要在药业上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私下向同仁堂的老职工请教，潜心学医，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大宅门》是中央电视台影视部、无锡中视股份公司联合出品的家族剧，该剧讲述了中国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以及医药世家白府三代人的恩恩怨怨。

-白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