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篆，（？——？），西汉河北安平人。王莽时建新大尹（太守），临终作《慰志赋》。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东北）人。东汉末年曹操部下。太祖破袁氏，辟琰为别驾从事。曹操征并州，留琰傅曹丕于邺。魏初，拜尚书。主曹丕为太子。操贵其公亮，迁中尉。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加魏王，以为意指不逊。罚琰为隶，后赐琰死。

崔骃，（？——92年），东汉文学家，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安平）人。崔篆之孙，少与班固、傅毅齐名，曾为府掾，后改主簿，著有《达旨》等，有“儒家之林大才子”之称。其子崔瑗，官至济北相。为著名书法家，工章草，其书“点画精微，神变无碍”，人称“草贤”，著有《草书势》。

崔瑗，（77——142年），东汉书法家，河北安平人，字子玉，崔駰次子，著《崔瑗集》五卷。

崔寔，（？——170年），字子真，东汉政论家，河北安平人，著述颇丰。

崔烈，（？——192年），东汉河北安平人，崔寔堂兄，官至司徒。

崔州平，生卒年不详。名不详，字州平，博陵 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末年隐士，太尉崔烈之子，西河太守崔均之弟。与荆襄一带的名士徐庶（元直）、石韬（广元）、孟建（公威）、庞统（士元）、诸葛亮（孔明）等人常有来往。汉太尉崔烈子西河太守崔均之弟。与徐庶、石韬、孟建皆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荆州名士、诸葛亮之友。亮与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先主来隆中见亮，忽见州平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先主与语大悦，即请同归，州平以己无意功名，长揖而去。后先主二次往隆中，州平已与亮相约，出外闲游去矣

崔洪，（？——291年），字伯良，西晋河北安平人，官至司农、吏部尚书。

崔浩，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西）人，后魏时官至司徒。其修史以彰直笔，因暴露“国恶”，而遭灭门之灾。

崔宏，南北朝时清河东武城人，官至吏部尚书，曾执掌机要，参与草创过各种制度。

崔鸿：字彦鸾，东清河鄃（夏津县古时称鄃县）人。约生于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初，卒于北魏孝昌年间（525—527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撰《十六国春秋》一书。

崔颢，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唐代大诗人，官至司勋员外郎。早期多闺情诗，诗风浮艳，晚期诗风慷慨豪迈，后人辑其诗成《崔颢集》。

崔护，博陵安平（今属河北）人，唐代诗人，官至岭南节度使。其诗《题都城南庄》，有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千古传诵。

崔白，濠梁（今安徽省凤阳）人，北宋名画家，擅画花竹、禽鸟，尤工秋荷凫雁。其笔法劲利如铁丝，设色较淡，改变了宋初以来画院流行的浓艳细密之画风。

崔立，将陵（今山东省德州）人，金末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

崔斌，元朝名臣，官至中书左丞（副丞相）。其人才思敏捷，性情刚直，为官清廉，深受元世祖信任。

崔述，大名（今属河北省）人，清代历史学家，考据学者。字承武（1740-1816），号东壁，河北大名人。乾隆举人。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弊，为人称道。30岁后，因见群经的传记、注疏多与原经文有出入，由怀疑而进行考据，辨别真伪。他考辨先秦古事，一切取信于经。对战国以下的书，都以为不可全信，因而专攻古史。对近代史学界怀疑古书古事的风气，颇有影响。所著书以《考信录》为主，包括《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近人汇印为《崔东壁遗书》。

崔善为，唐代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善天文算历和断狱。曾随李渊起兵，后封清河县公。

崔敦礼，崔敦诗：南宋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二人均为绍兴进士。敦礼著有《宫教集》、《刍言》。其弟敦诗文才敏赡，著有《玉棠类稿》、《西坦类稿》等。

崔子忠，北海（今山东省莱阳）人，明代著名画家。擅画人物、仕女，兼工肖像画。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

崔豳，唐代武城人，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四世同灶，和睦相处。唐玄宗谓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

崔灵恩，南朝梁东武城人，遍读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初为北魏太常博士，后归梁，累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官至贵州刺史。常聚徒讲学，着有《毛诗注》、《周礼集注》、《三礼义宗》。

崔广，汉初人，字少通，号夏黄公。与东园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同隐居商山（今陕西省山县东），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

崔琳，唐代武城人。政事开明，开元（公元713-729年）间为中书舍人，累官太子少保。为唐玄宗器重，曾书其名，以金瓯覆盖之。

崔挺，北魏京师人，字双根，少好学，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时任光州刺史，大行开化之风，累官本州岛大中正、北海王司马。为官清廉，有人曾赠以玉璧，被挺推却，曰昔无杨震之金，今岂有崔挺之璧？

崔玄暐，唐代博陵人。长安初（公元701年）为天官侍郎，历任凤阁侍郎、中书令，封博陵郡王。其弟崔升，官至尚书左丞；其子崔琚，颇以文学知名，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其孙崔涣，官至御史大夫；曾孙崔郢，自商州防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升监察于史。后人称五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8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689团政治委员，344旅政治部主任兼冀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新编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党校第四部主任、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班主任兼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委员、顾问，第二炮兵顾问。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崔文斌（1917-1998），陕西省绥德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转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大学特务团连副政治指导员兼教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陇东特委正宁县工委主任，镇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6支队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师11旅33团政治处副主任，盱眙总队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3军分区独立第1团政治委员，独立第4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6纵47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政治部主任，第71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4军71师改建为空军，师部和211、213团机关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任总队政委，212团调到北京编为警备团。1951年5月，编为空军15师，任师政治委员。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空15师入朝作战，编入志愿军空军序列，这支队伍刚组建，经过改装训练、学习组织飞行的程序和方法、6000米以下单机到大队的基本训练、团的编队训练、战斗使用科目训练，飞行员仅飞了20多个小时，1952年2月在空4师带领下升空作战，3月20日在空4师一个大队掩护下，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经过8次空战，1952年5月，空15师撤回吉林省公主岭机场休整，9月转场到东丰机场，保卫小丰满水电站。9月中旬，空15师接收米格-15飞机52架，随即进行改装训练和战斗科目训练。1952年11月，空15师再次入朝作战。空15师两次参战，共击落敌机51架，击伤16架，被击落41架，击伤37架。空15师涌现出3名二级战斗英雄：吴胜凯（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蒋道平（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韩德彩（击落敌机5架，其中击毙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回国后，任空8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崔建功，（1915-2004），原名崔日发，河北省大名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1938年6月任涉县独立团教导员时，改名“崔建工”，号“广运” ，意思是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建设工农政权。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将他的名字错写为崔建功，他便顺其自然，沿用此名至逝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5军团第73师政治部敌工干事等职。参加了山西永和、陕西桥板以及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129师新编第1旅1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第3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以及山东高塘东月寨、香城固、林南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第12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1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27旅旅长、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15军45师师长等职。参加了平汉、汲县、安阳、豫北、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5师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参加了第5次战役，1952年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副军长，第14军代军长，后入南京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习，1956年毕业，任第13军军长，1960年11月指挥5个团21个营跨越国境进入缅甸，在东西长三百公里、南北宽一百公里的热带山地丛林，与缅甸国防军双边夹击滞驻“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经过80天的出国勘界警卫作战，消灭了国民党残军的“复兴基地”。后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功勋。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崔毅（1930-——），山东省蓬莱县人，1945年加入中国***。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胶东军区分区连文化干事，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济南军区青年部助理员、科长、副部长，师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部长，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1993年退役。是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崔 岑 ，1939年5月生，黑龙江肇源县人。大专文化。原任中共肇源县委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副处级）。于1999年6月退休，1963年8月毕业于黑龙江省双城市中等师范学校，1970年12月光荣加入中国***党员。曾任过小学教师、文教局科员、公安政法战线审判 员、刑事侦查员、侦查产科长、乡镇党委书记、县信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县政府调研员。在担任政法委副书记时，开始研究犯罪心理形成因素问题。几年来共撰写较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先后在黑龙江省《法学与实践》、吉林省《政法丛刊》、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制心理》等杂志上公开发表。撰写的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理论文章，多次在《黑龙江日报》、《大庆日报》公开发表。1986年7月参加南开大学法学研究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法制心理研讨会，撰写的《贪污犯罪规律、心理特征与对策》一文在会议交流，于1987年被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制心理科学与应用》一书收编，公开发表。1988年8月参加了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在深圳市召开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在大会上交流，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奖。撰写的《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一文，已收入《中国法制心理研究》一书。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将十几年钻研犯罪心理科学科研成果，撰写的论文，编撰成15万多字的《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文集》出版。在1986年和1988年被黑龙江省法学会、心理学会吸收为会员。1996年7月中国预防青工犯罪专业委员会在哈尔滨市召开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会议，被选为该会常务委员

崔 汉 ，1935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任广西柳 州电视台副总工程师。自治区第六届政协委员。1958年在核工业部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是 中国爆炸物理电子学科创始人之一，曾获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1980年在航 天工业部机械厂研制了“高炮射击遥控模拟指挥训练设备”，该项目获1984年广州部队科技 成果一等奖。发表《爆炸物理电子学》方面的论文数篇，译有国外战术导弹技术和电视工程等篇文章。　崔 模 ，1924年10月生，河北宣化人。1953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河北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会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眼科专题 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第四届委员，省眼科学会第二届主任委员。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4名。合作研究的“眼底荧光血管造影”获卫生部甲级科学技术奖、省科技三等奖；“眼底 新生血管”获省甲级医药卫生科研成果奖；“眼动脉及其主要分枝”获省乙级医药卫生科研 成果奖；“河北省盲和低视力流行病调查”获省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眶腔静脉瓣的观察 与测量的研究”获省卫生厅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进行性近视眼底后极部病变的研究”获 省科技进步四等奖。合著《眼底荧光血管造影释义》获北方10省市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第 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参编高等院校《眼科学》教材。发表论文30多篇。

崔建发，河北安平人，现任安平代县长。

崔海霞（女），河北安平人，现任安平副县长。

（待续）

（1）指诗歌

诗歌的特点：

（1）诗歌内容是社会生活最集中的反映。

（2）诗歌有丰富的感情和想象。

（3）诗歌的语言是精炼的、形象的、音调和谐、节奏鲜明的。

（4）诗歌在形式上，不是以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行为单位释义。

《文选·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之二》：“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 李周翰注：“新诗文，则此诗也。”

清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上·词采》：“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

(2)指《诗经》的文字。

南朝 梁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诗》文弘奥，包韫六义。”

(3)诗和文。

唐 韩愈 《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尚书於 大历 初名能为诗文，及公为文，亦最长於诗。”

明 焦竑《玉堂丛语·任达》：“少孤力学，能诗文，好权略，每论事，辄倾其座人。”

南朝 刘义庆《世说新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

清《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若其诗文根本六经，德业师模三代，蠕言螳动，俱无愧于汝南家法。”

《新华文摘》1983年第7期：“嫁一个会种田的男子汉，最好会弹唱，又会做诗文。”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当你老了

叶芝

当你老了，鬓发斑白，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往昔的神采，

温柔的眼波中映着倒影深深；

多少人爱慕你欢跃的青春，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火旁，

凄然地诉说着那爱神的逃逸，

在头顶的群山上他漫步徘徊，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匿着脸庞。

烦忧 浪漫

戴望舒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雨巷

作者: 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行着

寒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我的祖国

长江、黄河横越的山川

神洲处处呈现出灿烂

辉煌的征程

如金色的灯盏

光芒照亮了远航的船帆

我的祖国

您用睿智的灵魂

带领普天大众

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使祖国鲜花般娇艳

描绘出东方的璀璨

我的祖国

鲜花般美丽的祖国

从你的精神里

从你的蓝图中

读懂了燃烧的灵魂

开拓辉煌明天的艰辛

我的祖国

从边疆到海岸

有你的娇娆美丽

我怀揣质朴的情感

将满腔的深情遥寄

愿祖国更加繁荣璀璨

我的祖国

黄河、长江、长城

铸就了恒古的河山

改革、开放、发展

点亮世界的眼光

我自豪于祖国的辉煌

我的祖国

黎明般的太阳

怀抱着坚定的信念

将澎湃的斗志

化作永恒的执著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伟大的祖国

东方文明的摇篮

犹如奔驰的列车

迎着世纪的曙光

擎起燃烧的信念

奔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By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作者：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Is not between life and death

不是生与死

But when I stand in front of you

而是 我就站在你面前

Yet you don't know that I love you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Is not when I stand in front of you

不是 我就站在你面前

Yet you can't see my love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But when undoubtedly knowing the love from both

而是 明明知道彼此相爱

Yet cannot be together

却不能在一起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Is not being apart while being in love

不是 明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But when painly cannot resist the yearning

而是 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思念

Yet pretending you have never been in my heart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Is not but using one's indifferent heart

不是 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思念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To dig an uncrossable river

而是 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

For the one who loves you

老师，辛苦了

是谁——把无知的我们领进宽敞的教室，

教给我们丰富的知识？

是您！老师！

您用辛勤的汗水，

哺育了春日刚破土的嫩苗。

是谁——把调皮的我们

教育成能体贴帮助别人的人？

是您！老师！

您的关怀就好似和煦的春风

温暖了我们的心灵。

是谁——把幼小的我们

培育成成熟懂事的少年？

是您！老师！

您的保护让我们健康成长。

在金秋时节结下硕果。

您辛苦了！老师！

在酷暑严寒中辛勤工作的人们。

您辛苦了！老师！

把青春无么奉献的人们。

我们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辛苦了，老师！

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老 师

老师——您如春天中的细雨，

滋润着花儿，灌溉着大地，

而我们再着吮吸着细雨茁长成长。

老师——您如秋天里的一丝风，

吹黄了大地，唤金了稻谷，

而我们得到了丰收的硕果。

老师——在我黑暗的人生道路上是您为我点燃了一盏最明亮的灯；

老师——再我迷蒙的人生道路上是您做我的了的引路人；

老师——在我跌跌碰碰的人生道路中是您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老师——是您给了我一双强有力的翅膀，让我在知识的世界里遨游！

汉赋

长门赋（并序）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4]，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6]。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7]，陈皇后复得亲幸。其辞曰：

夫何一佳人兮[8]，步逍遥以自虞[9]。魂逾佚而不反兮[10]，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11]。心慊移而不省故兮[12]，交得意而相亲[13]。

伊予志之慢愚兮[14]，怀贞悫之懽心[15]。愿赐问而自进兮[16]，得尚君之玉音[17]。奉虚言而望诚兮[18]，期城南之离宫[19]。修薄具而自设兮[20]，君曾不肯乎幸临[21]。廓独潜而专精兮[22]，天漂漂而疾风[23]。登兰台而遥望兮[24]，神怳怳而外*[25]。浮云郁而四塞兮[26]，天窈窈而昼阴[27]。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28]。飘风回而起闺兮[29]，举帷幄之襜襜[30]。桂树交而相纷兮[31]，芳酷烈之訚訚[32]。孔雀集而相存兮[33]，玄猨啸而长吟[34]。翡翠胁翼而来萃兮[35]，鸾凤翔而北南[36]。心凭噫而不舒兮[37]，邪气壮而攻中[38]。

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39]。正殿块以造天兮[40]，郁并起而穹崇[41]。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42]。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43]。刻木兰以为榱兮[44]，饰文杏以为梁[45]。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46]。施瑰木之欂栌兮，委参差以槺梁[47]。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48]。五色炫以相曜兮[49]，烂耀耀而成光[50]。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51]。张罗绮之幔帷兮[52]，垂楚组之连纲[53]。

抚柱楣以从容兮[54]，览曲台之央央[55]。白鹤噭以哀号兮[56]，孤雌跱于枯杨[57]。日黄昏而望绝兮[58]，怅独托于空堂[59]。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60]。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61]。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62]。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63]。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64]。舒息悒而增欷兮[65]，蹝履起而彷徨[66]。揄长袂以自翳兮[67]，数昔日之 殃[68]。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69]。抟芬若以为枕兮[70]，席荃兰而茝香[71]。

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72]。惕寤觉而无见兮[73]，魂迋迋若有亡[74]。众鸡鸣而愁予兮[75]，起视月之精光[76]。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77]。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78]。夜曼曼其若岁兮[79]，怀郁郁其不可再更[80]。澹偃蹇而待曙兮[81]，荒亭亭而复明[82]。妾人窃自悲兮[83]，究年岁而不敢忘[84]。 离骚（第一部分）

作者：屈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人种差别不大，但四川重庆的社会形态和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同的。四川重庆这么大的地方和人口规模，除了个别县几个镇讲客家话的，通行四川话语法语音语调日常用语基本完全相同，主要只有有些地方部分人的称呼和个别昆虫动物叫法不同。

　　自诩为四川人移民祖宗的湖南人，说西南官话、湘语、赣语、客家话的人各占一块地方，各说各的话。同样划为湘语的，十里不同音，很多乡镇语言相互都听不懂不沟通的。　　

　　北到陕南甘肃部分，南到贵州云南广西北部湖北湖南小部分用的和四川话非常相似的西南官话，这是多少百年的教育（专门有读书人去教）和移民才可能形成？清朝殖民分化统治绝不可能允许传播形成如此大范围互通的语言，现在的四川话肯定是以明清之前四川本土语言为主体而不是受清朝外来移民方言影响。可以看出在明清之前某一朝代四川人的政商势力和巴蜀地区文明影响的范围和所达到的高度。

　　”湖广填四川“仅是一种传说，甚至是清朝一些地方族系的知识分子为了自身利益和配合清朝统治分化四川社会故意歪曲夸大和到处散布的，要那么高比例的移民连可追溯的来源只有一个小小的麻城孝感乡怎么可能，甚至现在有的说法麻城下面根本就没有孝感乡。从语言现象可以看出，清初外来移民确实是有但比例不会太高，很显然外来移民和平融入原有四川社会更统一主流高度发达的文明。

　　现代四川话和四川人仍是元朝之前朝代之前巴蜀主导文明的直属传承。拿陕南汉中做例，若汉中元朝才从四川划入陕西是事实，那如果元朝之后明或清出现特高比例人口减少和被外来移民文化主导同化的现象，汉中处于陕西地域政治意识强势影响和湖南什么人歪曲引导之下（给四川人搞不清楚自己的文明传承情况一样，陕南几年前没有多少人较强烈认为自己是巴蜀文化圈的了），怎么可能形成的是和成都重庆整一片相同的四川话

　　大片相同语言区的形成，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同语言的一批人为中心不断繁衍往四周移民，另一个就是专门有读书人去传播教授语言，再就是更高度进步族群分散分布外来人群分散融入。

　　看看中国从南到北，除了部分地方，几乎每个省甚至每个市几种基本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听不懂方言占一块地方的，湖南什么的甚至很多乡镇语言相互都不通听不懂的，要真是同地方成规模的移民清朝才进入四川，明清民国四川人基本军政商势力都没有，或者说四川社会地域族群相互敌视冲突严重，语言有改变统一成四川话的可能吗？

　　现代四川人和四川话的主体在元明清之前就已经形成，是元明清之前主流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明清进入四川的移民是有，包括冒籍买祖籍合宗现代四川人知道自己清朝前祖籍的人很少的，说明移民的基本都是平民，富人也是进川之后才发迹的，极少经济条件好的移民经过战乱屠杀后逃难到四川多半能比较珍惜四川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四川人口构成在明清民国中前期没有发生过根本的改变。

还湖南永州什么的，以前永州倒可能是纯粹西南官话的区域，从清中晚期就因为一些败类投靠外人的结果。现在永州已经是什么方言都有混杂的区域，哪个族系谁是谁都分不清楚了。

　　湖南现在只有个别市是高比例西南官话的区域，但不是永州，如果要清算历史以前可能整个湖南大部分地方都是西南官话的区域。

　　清朝中晚期开始，湖南就是投靠清朝祸害他人的长沙话区域是既得利益者。湖南除了过过苦日子穷人出身的彭什么好一点，富人和知识分子祸国害民的多。

　　已经被长期控制愚昧利用的人，永州什么的现在也就靠投靠配合长沙话区域向桂柳和四川等地输出点儿童色情视频和助学小学生陪睡的什么的垃圾烂人倒是真的？

在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姓氏中第一位，李姓。第二位就是张姓。

“湖广填四川” 时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口迁徙，影响深远。收集移民宗谱中以邓氏、屈氏、甘氏、夏氏、李氏、洪氏、阎氏、董氏、梅氏等居多，许多家谱都有江西等地迁来湖北及转迁四川等地的记载。

第一位，李姓。李是四川第一大姓，有615万人，占全省人口的747%。当年填四川，李姓人口极多，跟今天李姓成为四川第一大姓有很大关系。

第二位，张姓。张姓在四川是大姓。提到四川，蜀汉政权的张飞声望非常大。是四川历史上最有名的张姓人。其实，在张飞之前，张姓已进入四川，成为成都地区的大姓之一。在四川的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清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在南部县，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三位，王姓。在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第四位，刘姓。再说刘备的蜀汉政权，当时的四川刘姓很多，后来晋朝统一后刘姓开始减少。到明末战乱时，刘姓人口已经很少了。而填四川时的一支大姓就是张姓，在今天四川的很多地方县志上都可以查到。

除了以上四个大姓之外，还有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

1、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以湖广行省、贵州行省等地为主，人口达到100余万。据考证表明，这次移民，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往四川，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2、历史背景

《四川通志》《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湖广填四川 文献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1]

3、形成原因

长期战争

湖广宗祠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湖广宗祠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4、迁移详情

迁移背景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允许条件

湖广填四川纪念活动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主要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迁移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湖广填四川

管理措施

湖广填四川(3)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姓氏简介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5、迁移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资源破坏

湖广填四川后的城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物种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