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听到很多抚州老乡用骄傲地语言说出：“我是来自才子之乡的临川”时，我却自感心虚，如今抚州临川的才子有多少，我不敢恭维，现在也只能沾下祖先的光。 在很多人的眼中，一说起才子之乡，就想起王安石，汤显祖临川四梦，临川给人感觉就文学人才多。其实不然。 在古代抚州除了文学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外，还曾经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抚州，王安石的故乡，素享“才子之乡”的美誉。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李觏、危素、罗汝芳、汤显祖、谭纶，一个个光耀华夏的名字，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宋明时期，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所。 抚州商人是江右商帮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至城市止。既而察之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乡村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明朝抚州人艾南英曾自豪地说：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却在那里形成聚落（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这座万寿宫中，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名字就叫“抚州阁”。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还另外建有一座“抚州会馆”。 在抚州乐安县，有一个被誉为“千古一村”的流坑村。在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落里，仅两宋时期就出了24名进士，其中有两个是状元，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的“五子登科”佳话。而真正成就流坑村辉煌的，则是竹木商贸。 自明代中期以后，流坑村的科举逐渐式微，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流坑人从周边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让流坑村再一次繁荣兴盛起来。 流坑村是一个缩影，在古代的抚州，儒与商，就这样矛盾而协调地对立统一着。 从小在抚州生长的王安石，家乡的商业繁荣，对其变法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影响。事实上，王安石与江右商帮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与王安石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曾在其家乡抚州南丰县重修万寿宫，为此，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重修许旌阳祠记》。 关于新法，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王安石认为，启用新法，善于理财，可以在不增加百姓捐税的基础上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则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天下不可能这么好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是要将财富从老百姓手上巧取豪夺充入国库。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早已证明，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等。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高明之法。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安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日后，就在司马光的家乡山西，晋商们正是以金融业垄断而扬名的。不知道司马光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从王安石变法的商业思想启蒙地到沦落为今天的“老区”，从国内兴起的第一个商帮到今天江西商人在国内大都藉藉无名，从明朝中叶至今，江西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蜕变过程？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口岸通商，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无可否认，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 当今商业思维最为活跃的潮汕、温州，都不是什么交通要地，其交通便利程度，比之今日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不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沿海，但均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可以说，潮汕、温州人的唯一所长，就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商业精神。而驱动他们这种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还是前面提到的“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 江右商帮从明朝中后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式微，关键也在于此。从北宋至元，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逼迫着江西人走上了商贾之路。但就在元末至明朝中期，江西却发生了近千万的人口流失。

记得采纳啊

总共有十大商帮分别是：

1福建商帮

2广东商帮

3陕西商帮

4山东商帮

5宁波商帮

6晋商

7徽商

8龙游商

9洞庭商帮

10江西商帮

不同地域造就了不同性格特点，各个商帮也有着不同的经商之道，有各自的创富秘诀。

下面讲述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的经商之道，从中可以学习他们赚钱发财的经验。

1福建商帮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 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

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

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2广东商帮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

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

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 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

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

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3陕西商帮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

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

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

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4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

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

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

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

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

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

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5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

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

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

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

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

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

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6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

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 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

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

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7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

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

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

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

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8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

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

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

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

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9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

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

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

尤其是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

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

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10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

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

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

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如果说著名的三徐还有江西玉山版本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是康熙年间，确实有那么三徐，非常有名望，都考了进士，因为三兄弟都以一甲登第，亦称“同胞三鼎甲”，但是他们是昆山三徐（今江苏常熟一带）

　　老大：徐乾学

　　老三：徐文元

　　老二：徐秉义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建庵，居江苏昆山。八岁能文。康熙九年(1670)探花，授编修。康熙十一年，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因选人不当，降级调用。后升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母丧归家，著《读礼通考》120卷。丧满任《明史》总裁官，升侍讲学士。康熙二十三年，取中南皿卷的举人多江、浙人，而湖广、江西却未取一人，乾学子树屏与侄树声皆是年举人，康熙帝令九卿科道检查复核，树屏等被罢除举人。是年冬，进詹事。康熙二十四年廷试得第一，入南书房，教习皇子，升内阁学士，任《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康熙二十六年，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不避权贵，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后屡遭权贵攻击，上疏求免职。诏许以原官解任，专任修书总裁官。乾学推崇程，朱理学，训诂推崇古注而不废宋、元经说。搜集唐、宋、元、明学者解经之书，编成《通志堂经解》。著有《读礼通考》、《檐园集》等。家有“传是楼”，藏书甚富，辑有《传是楼书目》。

　　徐元文：宇公肃，号立斋，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九月二十八日，死于康熙三十年（1691）闰七月二七日，享年58岁。他的先祖居住在苏州常熟（分属江苏），九世祖（一说八世祖）徐良始迁居到昆山（今属江苏）。他的曾祖父是万历年间的进士，任官至太仆寺少卿。祖父和父亲都是贡生，母亲是昆山顾家的女儿。徐元文与他的哥哥徐乾学、弟弟徐秉义都是进士，在当时很有名望，号称"昆山三徐"。徐元文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第一，顺治帝称徐元文为“佳状元”，赐冠带、蟒服、乘御马等，授翰林院修撰。

　　徐秉义：(1633一1711)，字彦和，元文弟。清江南昆山（今属江苏）人，徐乾学之弟，徐元文之兄，徐开法之子，顾炎武之甥清代学者像 徐秉义。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选右中允。官至吏部侍郎。时人评为“文行兼优”。后与刑部侍郎绥色克同赴陕西，审理粮盐道受贿案，拟罪失当，贬詹事。擢内阁学士。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月三日，徐秉义等十二位老耆钱陆灿、孙旸、盛符升、徐乾学、尤侗、何棒、黄与坚、王日藻、许缵曾、周金然、秦松龄聚饮修禊于遂园，宫廷画家禹之鼎绘《逐园耆年楔饮图》。康熙南巡时，御赐“恭谨老成”匾。与兄徐乾学、徐元文号“昆山三徐”。著有《耘圃培林堂代言集》、《明末忠列纪实》等。

　　主要内容摘自互动百科“昆山三5”

你可以在网上直接查:家谱记载之瓦屑坝移民流向

明初移民声势浩大，地域广阔。北方主要从山西移民到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南方主要定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即从江西移民到湖广地区。据《中国移民史》统计，在洪武年间，江西移民到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苏者达210 余万人。在这210 余万人中，有近百万是饶州人。江西的大多数移民，是从饶州鄱阳瓦屑坝迁出的，瓦屑坝是江南第一移民集散地。

明初移民时，官府在瓦屑坝设局驻员。饶州府各县移民沿乐安河、昌江到达鄱阳瓦屑坝集中，然后登记造册，发放“川资”，编排船只，乘船驶出鄱阳湖到达湖口。移民们顺长江而下，到达安徽各府县，逆长江而上，到达湖北、湖南各府县。

从有关瓦屑坝移民各姓氏家谱的资料中，可以断定明初瓦屑坝移民的流向。

安庆市图书馆藏有家谱36种，其中迁自瓦屑坝或鄱阳县的家谱有18种，占其总数的50%。洪武年间，瓦屑坝至少迁出移民30万人。

安徽桐城有族谱63种，其中20%家族的始祖来自江西鄱阳瓦屑坝。

安徽宿松县256 个家族中，有182 个是明中期以前迁入的，这182个家族中，迁自江西饶州的有82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的有38 族。

下面我们来看部分家谱对这次移民的记载：

安徽安庆地区：

安徽桐城《张氏宗谱》载：“桐之一派迁自豫章鄱阳，贵四公、贵五公则始迁桐之祖也。”“自鄱阳同迁之贵一公，最后住芜湖，贵七公其

安徽合肥地区：

花岗乡过岗村张楼房《张氏宗谱》载：“原籍江南，明洪武三年诏迁合肥居德胜门，历四世祖贞公迁邑之西乡楼房始矣。”

注：以上文字摘自朱贵安《瓦屑坝移民流向在家谱中的记载》，内容有删减，详见原文。

江西人迁移贵州，大部分源于明朝时候。分析如下：

贵州江西人的移民最早发生在汉代，那属于官方移民；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则是由明代朱元璋发起的。当时明王朝建立不久，多地方还存在反叛和抵抗，其中以东北的那哈出和云南的梁王；公元1381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直取云贵，第二年就将云南平定史称“太祖平滇。”

当时朱元璋的干儿子沐英奉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的部队就在此地屯田养兵，大都分散于黔中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以现在著名的屯堡文化最为出名，这也是屯兵最多的地方。

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二月太祖以白金锭赐予江西等处军士戍守者千八百人，通年又赏赐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军官钞四万九千锭。”有历史记载，贵州各府衙中江西籍占大多数，并且大都是洪武年间的军官。

扩展资料：

《贵州通志》记载

据《贵州通志》记载，当时贵州军户七万两千两百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人，民户六万六千六百户，二十五万人。这些人口中，大量均来自江浙地区。

明朝初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自汉朝开始后的大量汉族移民，此后的各朝代也均有少量的汉族移民到贵州，但这些先期而来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各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居夏而夏、居楚而楚、居越而越”。

在脱离汉民族的文化环境之下，也开始“夷化”了，所以有人将此现象称为“汉人也称蛮”，例如唐代的“东谢蛮”、“西赵蛮”等等。到了明朝初，朱元璋为了解决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元朝遗将匝剌瓦尔密带来的军事隐患，派遣付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西南平定。

后来担心大军撤回后，云南孤悬边陲，于是便在西南各驿道沿线设立卫所，将几十万大军就地屯守，军食自赡，史称“调北征南”。

后来为了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将江浙一带的大量老百姓迁入贵州“民屯”，史称“调北填南”。

-贵州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