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姓陆，我不知道你要找的山东陆氏族谱跟我家里有的是不是一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山东陆氏现在我知道的有潍坊和烟台的，潍坊的是陆氏一族的老二烟台的也就是我所在地是陆氏一族老三，老大还在寻找中，潍坊跟烟台也是前几年才根据族谱确认是一脉的。不知道你的情况？？现在我们这里所保存的最完整的族谱是我们村里的书记家的！

《闯关东》讲述的是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为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以主人公朱开山的复杂、坎坷的一生为线索，其中穿插了朱开山的三个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儿子在关东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考验。关东路上的闯荡需要经历一次次的波折磨难，包括土匪、官兵、土豪、乡霸、流氓、流民、善人、妓女、瘾君子、矿工等等各色人物将陆续登场，给山东大汉制造各种各样的困难……

别的没有记录

德平县1956年撤消了 所辖行政区域被划入德县（现在的德州） 临邑、商河、乐陵

原德平县有俩宋家庄 一个在现在的乐陵市郑店镇

另一个在临邑县翟家乡 现在叫穆宋村（穆家庄、宋家庄合并而成）

德平县另有俩小宋家庄 也在现在的乐陵市郑店镇和临邑县翟家乡

        德惠市米沙子镇新华村一社（永太号屯），在屯子里提到“来春沟”这个名字，年轻人是很陌生的，几乎无人知晓，只有屯子中王氏家族的少数老人了解“来春沟”的一枝半节。来春沟是清朝王氏先人“闯关东”时于此地“跑马占荒”之初所起的屯名，历经多年演变成为现在的永太号屯。

        清朝初期，朝廷把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实行封禁政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谕：“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因此，“永行禁止”流民入境。①为了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甚至还在东北设立了柳条边以为樊篱。但由于关内战乱和灾荒等原因，生活艰困，山东、直隶等地的农民迫于生计，不断突破清朝的禁令，从古北口、喜峰口进入东北，也有“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东北地区所设立的柳条边墙根本挡不住流民涌入的洪流。清朝政权迫于现实，也不断地调整这一封禁政策。乾隆九年（1744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朝廷均允许关内饥民和无业贫民出关谋食。②

        现在永太号屯王氏家族先人共兄弟三人（永太号王氏一股的先人名王琳），在乾隆年间从祖居的山东省济南府德平县大王庄出发，携家拖口，身背肩挑，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出了山海关，走上了“闯关东”之路。曾有王氏族人写诗描述先人出关：“鲁南塞北非等闲，背井而去举步艰。雄关阻断望乡路，迷茫难知何时还。”道出了王氏先人出关北迁时对祖居家乡的难舍之情。

        王氏先人出关后，先是来到承德府朝阳县(今辽宁省朝阳市)落脚谋生，备尝艰苦。在此生活数年后，兄弟三人决定就此分手，再次挑起“八股绳”各奔前程，自谋生路。所谓“八股绳”就是先人肩上担着长约八尺的大扁担，每头四股绳子下面拴着用柳条编织的花筐，走停方便还省力。筐里装着简单的行装和生活用品，有时小孩子走累了也可以坐在里面。先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带着谋求幸福生活的渴望而勇敢地闯荡在当时还是一片茫茫荒野的关东大地上。

        王氏兄弟三人在分手时约定后人起名要按王氏家谱辈分用字，以作为联系证据。各代起名中间用字是”文英大成尚  克豪家闯宗  守志彦万世  学德纯立兴。”还规定了这二十辈的“字”要循环使用，为寻根问祖留下依据。现在永太号屯王氏家族这一股的先人披星戴月，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落脚在宽城子头道沟一带。后来经中介人的联系，在长春东北约八十里处的天吉街以北从蒙古人手中买荒垦田，落脚扎根，把此地起名为“来春沟”。

        王氏先人在迁往关东一路上每到一处要量土选荒，就是用秤来量土的轻重以确定土质肥沃或瘠薄。先人们最后决定在来春沟立足，是相中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他们在这里造窝棚、披榛棘、垦田畴，勤劳节俭，度过了最为艰苦的岁月。由于先人们不断努力，生产发展，收入也逐步增加。于是，他们又买进更多荒地，修造了宅院。

        现在102国道的前身，在那时是一条被人们称为“老鞑子道”的土路。关于这一名称现在有的老人说是因为蒙古人而来的，也有的老人说这条土路是俄国人为修铁路而临时开通的，所以称为“老鞑子道”。在当时，这条土路是连结南北交通的要道。来春沟靠近这条“老鞑子道”，很有经济眼光的王氏族人于是开起了大车店。那时货物运输全靠马拉的大铁车，冬天是运输旺季，一天就是起大早走，最多的行程也就是百八十里地，还没到天黑就得找店住下。

        王氏族人很会经营，大车店屋子烧得暖，伙食好——白面饼，猪肉炖粉条子，白酒管够。对于好赌之徒，店里为他们整夜点灯。当时有句俗话：车虎子进店赛过知县。住店的吃玩都相当尽兴，回头客也就特别多。来春沟王氏族人所经营的大车店成了南北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名店”，名闻遐迩，都知道南荒有个“天吉王”。

        正是靠着辛勤的劳动和灵活的头脑，王氏家族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是来春沟，就是宽城子等地都有王氏家族的买卖，而且规模都很大。当时的大买卖都是讲究“字号”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商标，取一些寓意吉祥如意生意兴隆的名字。王氏家族的生意便取了字号“永太号”，这样，人们渐渐把来春沟称之为“永太号”，而它原来的名字却被人遗忘了。

        当时还探听到了走散的另一股人的消息，有的说在北荒北下坎住，也有的说在农安北三盛玉一带。可惜当时没弄清楚详细地址，所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来春沟这股王氏族人逐渐壮大起来，人口也增多了。再加上朝廷的苛税增加，地方上又动荡不安，清同治八年（1869年），王氏家族的四位兄弟王克明、王克敬、王克成、王克俭又分家了。永太号住两股，永太店和永太城各住一股。四股人隔河相望，各营庄田。

        兄弟四人在分家时于祖茔地立碑祭祖，记述了先人王琳（应为“成”字辈，但其名字未用“字”的原因不详）闯关东的事迹。碑身和碑座均为汉白玉，碑身高15米，宽052米，厚022米。在碑身的正面是阴刻楷书大字：大清同治八年菊月　榖旦　立。背面上部居中是分为两列的四个大字：于今为烈，下面是碑文，共236字，其中221字可以辨识。碑文记述了王氏家族在“先大父”（祖父）王琳的带领下离开山东迁往关东的过程，并明确记载了王氏家族“迨嘉庆四年赴长春厅治荒”。事实上，长春厅是嘉庆五年（1800年）皇帝发布上谕批准成立的，③碑文所载当是立碑时（同治八年，即1869年）人们对这一地区行政归属的习惯性说法。

        此碑初立时碑座亦为汉白玉，后更换为青石，青石碑座长为079米，宽为050米，高为052米。碑前设有汉白玉石供桌，长052米，宽046米。

        此碑在问哥时期遭到破坏，被米沙子来的中学生洪喂冰们推倒。2010年秋天，永太号王氏家族经公议，又将此碑重新立起。

        一位王氏后人回顾这段家族历史，赋诗：“清天雾海来春沟，风霜酷日垦田畴。自强不息精神咏，叶落碑前写千秋。”（诗中“清天”指清朝，“雾海”指干雾海河）诗虽不属上品，却是对先人们情真意切的怀念吧。

        王氏家族祖碑所记载的不仅仅是王氏一家人的历史，事实上，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三大移民潮④之一——“闯关东”这一悲壮史诗的难得物证。希望王氏祖碑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使它获得更好的保护。

注释：

① 清《东华续录》，第二十八卷，第二十四页。

②《近代东北史》，王魁喜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18页。

③《长春昨天的故事：长夜里的星火》，王贵　孙淑范主编，长春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13页。

④ 中国近代史上有“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三大移民浪潮。

历史中真的有闯关东的事实!

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流民敞开，“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流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流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进入民国时期，山东人闯关东迭起高潮，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四年。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按历史学家路遇先生的研究，除去回返的人员，光在民国年间留住东北的山东人就达到792万之多。

有 ！！

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

招民垦荒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百万满人有90多万“从龙入关”，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而中原地区由于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气候寒冷的东北对关内农户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要守卫这块“龙兴之地”，就必须驻军，而驻军就需要有军粮。无奈之下，1653年，顺治皇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关内人去东北。那时候，对于移民东北的农户，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补助一斗粮食，还规定，每开垦出来一晌土地，另奖励六升粮食，如果能够号召他人随行，还授予官职，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如此优渥的政策激励，使“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短短十五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万6千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可惜，这段“官情民愿”的关东移民蜜月期很快戛然而止。经过十余年的垦殖，辽东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关外生产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为防止关外民人过多侵害满人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禁止汉人移民关外。

　　自此，移民关外已属非法，“燕鲁穷氓”再去关东，就只能“闯”了。

封禁

　　自华北各地出发，经山海关，进入东北腹地，原本是一条通畅的“移民之路”，但现在却变成了充满血性和悲壮的求生之旅。严苛的封禁政策，成为横亘在“闯关东”者面前的一道无形却真正强大的“关隘”。

　　早期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耕地超过了一千万亩，成为关外粮仓。

　　反观中原地区，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益发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关外流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商旅或书信传回关内，使更多的贫苦百姓对东北地区充满了向往。

　　1715年，山东登州府门楼村周德新、周德纯兄弟正是在此背景下，踏上漫漫的关东之旅。他们是幸运的，虽然没能赶上清初招民开垦的好年景，但是他们到达的旅顺夏家村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开垦，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朝廷对闯关东的移民还处于不鼓励也不驱逐的放任自流状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耕作，繁衍生息，周家不但在夏家村立足，而且日益壮大。

　　东北辽阔的土地渐渐得到垦拓，关内流民也通过各种途径“闯”到关外。在此形势之下，1740年，乾隆帝发布了全面封禁令，不仅严禁关内民人移民关外，还要求已经移民关外的民人要么就地入籍，要么返回关内。从此，山海关只允许商人往来贸易，凡出入山海关者必须持有原籍或贸易地给发的印票，验票放行。

　　山海关关防紧闭，迫于官府的封禁和辽东日趋密集的人口，流民由陆路出关绕行其他长城关口，开始经锦州、广宁、开原，冲破奉天省的边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趋势。

　　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相当一部分人从现在的旅顺、金州及大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而这也成了后来通过海路闯关东者的偷渡“金三角”地区。

　　乾隆帝全面封禁的结果就是闯关东的目的地由辽宁逐步扩展到吉林。除部分在“金三角”地区定居外，绝大多数因为官府的查禁在偷渡地短暂停留，而后直接北上吉林。

　　流民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早期到达大连、旅顺等地定居的村民，也开始继续往北迁移。1776年，周家兄弟的孙辈后人周成文，带着自己的妻子曲氏，离开周家兄弟已经定居了61年的夏家村，迁移到北边的另一个村子，繁衍生息，最后周姓竟成了这里的主要姓氏，这个村子干脆就叫周家崴子了。

流者自流

　　在乾隆全面封禁52年后，有过一段延续达11年的“弛禁”。

　　1792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汇集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分别查验”，逐一放行。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德福担心严厉查禁会激起民变，于是奏请朝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只需“询其籍贯，注记册档放行”。乾隆皇帝批准了德福的奏请，火速传谕，通令山海关对灾民一律放行。并斥责墨守成规的总督庆成“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

　　随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弛禁令延续11年之久。

　　嘉庆执政的第八年（1803年），中原灾情稍有缓解，嘉庆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为了防止汉人借经商务工之便滞留不归，嘉庆帝严格要求各处关防对“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

　　然而，强大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华北农民闯关东持久而旺盛的推动力。从1661年至1753年的92年间，山东人均耕地面积从10亩多下降至7亩，1766年至1887年，人均占有耕地始终在两三亩水平上徘徊。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难解决温饱，遑论灾荒之年。

　　因此，虽然嘉庆时期对民人出关垦荒的禁令，一次比一次强硬，所采取的措施，也一次比一次严密，但事实上，终嘉庆一朝，闯关东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据统计，吉林一地，到嘉庆十六年（1811）民人33 025户、307 781口，较乾隆朝增加1．5倍。而黑龙江一地，嘉庆十三年（1808）有民人26 207户、136 228口，是乾隆朝的37倍。嘉庆帝严苛的封禁，不但未能阻止闯关东的大潮，反倒使更为偏远的黑龙江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大趋势

　　嘉庆禁令在其儿子道光帝时被冲开决口，咸丰年间掀起大规模移民高潮。

　　那时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天灾人祸、内忧外患。1833年记载的一次山东地区黄河洪灾描述“黄流东趋，一片汪洋，灾民荡析离据”，利津有些村庄“死伤居民甚重，有一家全毙者，有淹死仅存数口者，有房屋倒塌压死者，惨苦情况不堪言状……已救出数千口，唯无安身之处，大半露宿荒郊”。

　　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一时间，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灾民遍野。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难民们纷纷逃亡关东。祸不单行，北方的俄罗斯不断入侵，不仅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而且大肆渗透到东北三省，企图通过事实上的殖民，进一步割占这片土地。

　　内忧外患，开禁已成必然之势。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数次上奏，要求“解禁”。清政府顺势宣布“移民实边”，广招汉民，出关开垦。据《黑龙江省志》载，1861年，呼兰、巴彦等地相继被开垦。呼兰由民人杨继明押预保，朝廷放荒200万垧（东北地区多数地方1垧合15亩）。1868年，王常厅所属的皮信沟和淳水泉存底，村民佃户一次认领荒地25万垧。

　　1878年，清政府解除汉族妇女移居关外之禁，关内汉民更是携家带眷涌进东北。更多的流民不仅来经商务工，而且定居下来。

“移民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闯关东潮迎来一个高峰。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军阀混战时期。中原地区更是惨遭荼毒的主战场，加上数次大灾，百姓大批流离失所，再次把求生的目光集体投向东北。

　　东三省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掌握。而此时，处心积虑的日本也一直酝酿向东北实施移民计划。他们的算盘是：通过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从而从根本上同化满洲，实现统治。

　　尽管张作霖的统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他却不希望受到日本控制。为了对抗日本的移民计划，他采纳了王永江的建议，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这个数量，远远超过那些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国外移民。

　　张作霖自觉从关内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统治东北时期，大力发展工矿商业等，使东北的经济状况大大优于关内平均水平，确实从客观上为关内流民来东北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但这样的情势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变之后，日本执行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关内民众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已经移民的商民，也相继扶老携幼转回故乡，“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出现移民回流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