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重八老兄了，此老兄堪称“元素周期表之父”：

朱元璋得了天下后，为朱家子孙取名字定了很多规矩。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行取名法，其命名的规律是：朱姓+辈分+五行，其中第三个字必须是带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偏旁部首。

他的下一辈有25个儿子加一个侄子，就给每一家都定了一份二十字的辈分表，比如太子家里就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一家一份就这二十个字，一辈接着一辈轮流用，用完了再回转着用。

而第三个字则是要求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采用金木水火土作为偏旁的字，如他的儿子都是木字旁的名字，如朱标、朱樉、朱棡、朱棣等，到了孙子辈就是是火字旁的字，如朱允炆，朱允熥、朱允熞等。每个皇族的名字只有一个是用来区别其他人的字，偏旁部首还必须一样，而且每五代偏旁部首就要轮回一次。

重八兄的初衷是很好的，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朱家的后代的繁殖能力，子孙后代每一代人口都会呈几何增长，一开始还能用通用常见的字，可是很快，悲剧了，朱家子孙发现字都不够用了。

怎么办？只能翻找各种古籍，什么生僻字、异体字、通假字都搜罗了个遍，还不行，就只有造字了。

这之后，就有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如镭、钠、镁、钴、铈、烷、烯等等。这些字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元素周期表。

而化学周期表直到1896年才由徐寿引进中国，当时并没有能对应的汉字。为了能翻译好这些元素，达到形声兼备，这个老哥翻看各种古籍寻找灵感。一不小就找到了朱氏家谱，这一个可不得了，这不再合适不过了吗。

于是，徐寿就将明朝家谱命名了今天的化学元素。只能说是朱元璋老兄及其子孙发明和创造了元素周期表的元素字在前，后人借鉴和抄袭了他们的名字在后，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这种巧合。

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不光操心自己任期内的事情，连子孙后代的工作都恨不得替他们全干完了。他给后代们制定了很多规矩和福利，让他们按照执行享受就好了。

这其中就包括了怎么给朱家子孙起那些奇葩的化学元素般的名字。在封建时代，皇族成员的命名虽然很讲究，很典雅，但是也和大部分中国普通人遵循的基本规则一样，姓氏＋辈分＋单名。但对于大明王朝来讲，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个人文化程度有限，他虽然当过和尚，却更信道教，学到了一些神秘谶纬之术，并做了有趣的尝试。大明王子的取名方法，包括明这个朝代的取名由来，都是为了顺应古代玄术中的五行阴阳学说。大明建立于1368年，按照当时所谓的命理学来说，大明属于水德。所以当时才会定都在应天，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因为南京有个别名叫金陵，也就是说为了符合五行。

按照他的设想，朱家子孙们起名字都必须符合符合“五德始终说”的来循环，这样做王朝才能兴盛长久。他有26个儿子，给儿子起的名字全部都是木字旁的，比如太子朱标，二子朱樉，三子朱棡，燕王朱棣，朱元璋一共26个儿子，当时估计已经没少查字典，里面已经有很多比较生僻的字了，如樉、棡、橚、榑、柍、栴等。从朱三代开始，姓自然是固定的，辈分也是固定的。朱元璋早就二十几个儿子的后代世系合拟定了“字”作为辈分，比如朱棣一支“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每个皇子皇孙的单名都要与金木水火土有关，而且要按照五行相生来排序。比如嘉靖皇帝叫朱厚熜，五行为火，他的儿子的名字就得和土有关，也就是隆庆皇帝朱载厚，隆庆的儿子们，土生金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了。这套体系实在是太考验老朱家人的文化水准了啊，饶是朱元璋算的精，汉字就那么多！

通过各支的辈分杜绝重名现象，但架不住每一支皇族子孙养尊处优太能生啊，据说明末皇族就有上百万人，这上百万人的名字要硬往上面这个规则里套，还不能重名，结果可想而知。刚开始的取名还能挑点寓意好的字，可后来字都被用完了，后代取名肯定得避讳先辈的，不能用先辈们用过的，这就造成了越往后面取名越难。生的晚的只好现“造字”，虽然造字这不是明代皇室的专利，但明代皇室确实是把造字发挥到了极致，许多人的名字都成了生僻字，而且读起来也不好听，比如朱五代朱十代，按例该用“金”字系列命名，但古代的金字旁汉字的确太少，总不能都起名叫银铜铁吧，只好绞尽脑汁地造了很多字，这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朱公锡、朱慎镭、朱同铬、朱同铌、朱在钠、朱成钴、朱帅钾、朱帅锌、朱至镧、朱效钛、朱效锂”这些化学名字的出处。

那么为什么明朝皇子的名字这么像元素周期表呢，倒不是明朝提前掌握了什么化学知识，也不是文捷列夫一不小心穿越了！其实这个锅得由清末化学先驱徐寿来背。19世纪60年代，当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被引入到中国，科学家徐寿准备推出汉化版时，遇到了明代皇室取名时同样的问题，也要绞尽脑汁的寻找合适的汉字去一一对应，没想到老朱家早就替他提前几百年误打误撞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徐寿竟然在明朝皇族的家谱里找到了灵感，金属旁、火字旁等等，再加上个音译的汉字不就解决了。比如Na就用了瑞金王朱在钠的名字，果真世界太奇妙，龙子龙孙们的名字居然给科学帮了个大忙。

朱元璋

徐寿

　　一、姓氏来源

　　由庄姓得来，战国时期国一位君王叫侣，死后溢号庄王。他的子孙便以庄为姓，相传到东汉时，汉明帝叫刘庄，为了避讳天子的名字，姓庄的人就改为姓严。

　　二、郡望堂号

　　汉置天水郡，现在甘肃省通渭县。

　　望出天水、冯诩、华阴

　　三、历代名人

　　严彭祖——字公于。汉朝下邱人。精通“四书”、“五经”，对《公羊春秋》的解说尤为出名。他廉直不事权贵。人或劝其少自勉强，他说：“凡通经术，固当修行。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竟以太傅官终。

　　严复——字又陵，号几道。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曾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身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归国后，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执教达20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文，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认为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

　　禁止鸦片与缠足而崇尚武精神，废除八股而提倡西学，废除专制政治而实行君主立宪，又译述赫肯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曾主办天津《国闻报》。，翻译《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及《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说》等书，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庆澎——江苏省吴县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新晚报》负责人。他业余从事文艺创作，以唐人的笔名著有《金陵春梦》，以阮朗的笔名著有《香港风情》，以颜开的笔名著有《诗人郁达夫》等小说、剧本数十种。1981年逝世，终年63岁。

　　严济慈---字慕光， 1901年1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生于浙江省东阳县维风乡下湖严村，1996年11月2日逝世于北京。1923年夏，严济慈以第一名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且同时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士学位，并成为东南大学第一名毕业生。1923年自费赴法国留学。于1925年夏获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6月，严济慈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27年8月，严济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的物理、数学教授，并兼任正拟建中的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从1929年初起，严济慈在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电磁铁实验室从事了两年研究工作，1930年底，应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之邀，接替李书华出任物理研究所所长。 严济慈在领导物理学研究所工作的同时，还创建了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自1932年起，严济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1935－1938年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45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有关学术机构讲学一年，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49年9月初，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第一任主渭嬗τ梦锢硌芯克��ぁ955年6月1日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严济慈被选聘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学部委员。1961年严济慈出任科大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科联）秘书长（1950－1958）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1958－1980）、副主席（1980－1986）、名誉主席（1986－1996），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等。1988年，他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军官级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96年11月2日严济慈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96岁。

　　严

　　（百家姓典故）

　　严氏以谥为姓 系承春秋季连

　　“庄”与“严”两个字，经常被连在一起使用，表示一种无比肃敬的意思。

　　庄严二姓 关系亲密

　　奇妙的是，以这两个字来表示的姓氏，实际上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有的严姓是庄姓改来的，所以有一部分姓严的人，根本就和庄姓是一家人，二姓之间的关系，真是亲密万分。

　　庄、严二姓的的奥妙关系是这样形成的：据《正字通》的记载，汉明帝的名字叫做刘庄，按照当时的习惯，为了避讳天子的名字，一些本来姓庄的人，像名满四海的一代高士庄光和大学者庄忌等，都改姓为严，变成了后世大家所熟知的严光和严忌。据说，这两位当代名人改姓为严之后，许多姓庄的人都纷纷仿效，就此以严为姓。至于他们在决定改姓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别的姓，而要采用严字，后世推测，大概也跟庄、严两个字经常被连在一起使用有关系。

　　庄姓改为严姓这件事，是发生在西汉明帝的时候，也就是距离现在差不多1900年以前。那么，在此之前，中国难道就没有“严”这个姓氏吗？

　　关于这个问题，《姓纂》所提供的答案是这样的：“严姓，楚庄王支孙以谥为姓；后汉庄光，避明帝讳并改为严。”

　　这段记载指出，早在春秋时代的楚国，就是楚王的后代以严为姓。楚国本来姓芈，是颛顼玄孙陆终的第六个儿子季连的后裔，则严姓自然也是颛顼的后代了。不过，严氏的得姓，跟其他大姓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他们既非以国为氏，亦非因官命姓，而是“以谥为姓”。

　　严姓，既然是早在春秋时就有了的，则后来汉代由庄姓改来的那些姓严的人，说起来好像应该跟原来的严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妙就妙在这里，庄姓是出自楚王，而严姓又为楚庄王的支孙所创，则推算起来，庄、严两姓岂非同出一源？怪不得汉代的庄光和庄忌这些人会心安理得地就改姓为严，因为姓严与姓庄，就血缘上来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分别。

　　上面说到过，严光本来姓庄，后来因避明帝讳，才改姓为严，他的子孙也就此世代以严为姓，算起来还应该是这一支严姓的始祖。他是东汉初年的人，跟中兴汉室的光武帝曾经是同学，两人的交情非常好。光武帝即位后，严光改变姓名，隐身不见，光武帝想尽办法明查暗访，才把他找了回来，后来就发生了皇帝跟他同榻，他却以足加帝腹，被太史认为是“客星犯帝座”而大惊小怪的故事。

　　光武以帝王之尊，虽然对这位素知其才具的老同学曲意奉承，但严光到底还是不肯做官。后来，他归隐于富春山，耕钓以终。他当年垂钓的地方，并且被后人命名为“严陵濑”，该处就是现在浙江省桐庐县南边的江滨。像这样一位视富贵如贱土，但求清风明月的高士，怎不叫人敬慕万分！他的子孙，又怎能不引以自豪自傲！

　　楚庄王之后裔 历代人才辈出

　　庄，自古以来是一个代表端严肃敬的文字，而以庄为氏的家族，也名实相符，两千多年来备受尊敬。

　　这个可敬的姓氏，家世的源流也十分悠长，早在距今两千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得姓。这一点，熟悉历史的人士一定都很清楚。因为，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庄氏家庭就已经人才辈出，大名鼎鼎，像长久以来在传统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伟大思想家庄子，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这么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根据考证，是春秋时代楚庄王的后裔，像《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在介绍庄姓时就指出：“庄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姓，楚有大儒庄生，六国时为蒙漆园吏；庄周，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把庄周的身世源流，记述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庄氏家庭正是这样来的。追本溯源，他们是楚国公族的芈姓后裔，而芈姓则传自上古的颛顼帝。换言之，两千多年来干千万万以庄为姓的人，毫无疑问都是最为光彩的炎黄子孙。

　　在庄氏的悠久历史中，曾经发生过两次对整个家族影响极为深远的大变动。一次发生于战国末期，一次发生于距今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东汉明帝时。

　　原来，战国末期，当秦始皇以强大的军队横扫诸侯时，有一位楚庄王的后裔庄峤，在楚威王的座前官拜将军，受命经略巴、黔中以西诸地。庄峤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将领，他把势力扩展到滇池，以兵威把这块地方纳入楚国的版图。可是，当他准备归报这番功绩时，正好楚国的巴郡和黔中郡都被秦国所袭夺，塞断了他的归路，不得已，庄峤只好率其众在滇称王，一直到秦始皇灭诸侯。楚国的这一支后裔仍然为西南夷的君长。逍遥于暴秦的*威之外。后来，刘邦统一天下，他们终于降汉，其地并被置为益州郡，重回母亲的怀抱。

　　这是史实，说明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西南夷之中，有一部份是楚国的后裔，而且是由庄氏的先人带过去的。

　　庄氏和第二次大变动，影响更大，曾经造成了整个家族长时期的没没无闻。这项变动，就是《姓氏考略》所明载的：“汉明帝讳庄，故庄氏或改为严氏。”

　　在过去的专制时代里，当皇帝的人是“天子”，为了避天子讳而改换人民的姓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庄氏，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改姓了严，并且自庄光（后改严光）开始，长时期为严氏所掠美。不过，庄、严二氏的一家人关系，倒是一直被公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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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可以是化学名人,可以是化学故事

解析:

诺贝尔小时候身体非常瘦弱。十岁时，随母亲前往俄国的贝德尔堡，与父亲团聚，并开始接受家庭教师的指导。十七岁时，到美国留学，两年之后回国，进入父亲的公司从事研究工作。

诺贝尔受了父亲的影响，对研究炸药很有兴趣，后来因为制造炸药和开发油田，赚了很多钱。但是，他看见自己发明的炸药用于战争，感到十分痛心，故毕生努力呼吁世人把火药用于和平。诺贝尔用他的巨额财产成立基金，每年发奖金给世界上对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和平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呢!

实验室里雾腾腾， 诺贝尔 正在忘我地工作，他的哥哥来找他，说:“诺贝尔，我正在整理我们家族的家谱，你是名闻世界的人物，没有你的自传怎么行呢？你写份自传吧。”

“哥哥，不用吧。”

“那怎么行呢”诺贝尔的哥哥劝说道，“弟弟，你写自传并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我们家族呀！你写吧。我们家族的家谱里有你的自传，就会增添光彩的！”

诺贝尔还是不同意，他哥哥就反复劝说，最后，甚至是哀求了:“弟弟，你是怕耽误你的时间吗如果那样，你就说说，我来记录、整理吧。”

“我实难从命。”诺贝尔态度谦逊，但语气坚定地说，“我不能写自传，在宇宙漩涡中有恒河沙粒那么多的星球，而无足轻重的我们，有甚么值得写的哟！”

原来如此！他认为自己做的一切只是为人类该做的一点点事而己，为甚么要拿对人类的一点点贡献去换取荣誉呢。因此，他始终不答应。

诺贝尔的哥哥只好叹息着走了。诺贝尔又埋头做起实验来。

诺贝尔的遗嘱，是他理想的精华，心血的结晶。虽然他身拥巨富，却不愿把财产分配给亲友们。他认为：大宗财产是阻滞人类才能的祸害，凡拥有财富的人，只应给子女留下必须的教育费用，如果留下过多的钱财，那是奖励懈惰，使他们不能发展自己的才干。

因此，他不顾亲友们的反对，决定用自己的全部财产，设立诺贝尔奖金，奖励当代的世界精英。

这事情倒是真的，但是并不是机缘巧合，有一定的原因在里面。

朱元璋刚建立明朝的时候，门捷列夫还没出生。这时朱元璋就给他朱家子孙定了一条规则就是取名字必须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的顺序来取，比如明成祖朱棣名字里五行属木，木生火，那么下一代名字里就该起火字旁。所以朱棣的儿子叫做朱高炽，朱高炽的儿子叫。依次往下，所有人的名字都必须遵循五行相生的规则成了老朱家的组训。

但是皇室子孙不愁吃穿，几十年后，老朱家人丁兴旺，但是金木水火土做偏旁的字又只有这么多，有人翻遍故纸堆，挖宝一样，终于找到个别生僻字来。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字用，但是又不能违背祖训，于是灵机一动：仓颉能造字，我们也能啊！于是生生造了很多字出来，到了清代，这些字竟然还收录进了康熙字典里，真的就成了字了啊！

到了清末，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科学，作为近代化学的先驱人物，徐寿在翻译元素周期表的时候发现，这个表中的元素大部分是金属元素，按照汉字规则，金属就应该都用金字旁。

于是徐寿顺着英文的发音在字典里一查，字典里还真有这种发音的金字旁的字。于是乎朱元璋后人里名字带金字旁的从此就和元素周期表结缘了，但元素周期表的字其实是间接来源于朱家人的名字里，而并非历史上的巧合。

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名字有很多与明朝皇室成员的名字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朱元璋定下了一个奇特的命名方式，他为了保证王朝的根基不动摇，便定下规矩，在子孙后代取名时，必须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顺序取名。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因而奇怪的名字也就变得越来越多，凡是有这些偏旁的字都成了名字，后人为了方便就直接拿这些名字构成了中国版的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的制成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力。元素周期表刚传入中国时，我国的科学家苦于为表中的各元素命名，而当科学家们无意中翻开了明朝皇室的家谱时，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古代，人们十分地迷信风水一说，朱元璋为了保证大明王朝千秋万代，于是便定下规矩让子孙的名字都带上五行偏旁。

为了防止名字重复，朱元璋给每一代都定了一个辈分，当有儿孙出生时，中间的字按辈分排，最后一个字则严格的遵守“金木水火土”的顺序。这一规矩定下之后，朱元璋的后代们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命名方式，这本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正是因为朱元璋的这一规定解决了后人一个很大的问题。清朝时期，元素周期表传入的中国，在命名的过程中，清朝的科学家一筹莫展，而朱元璋的族谱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就这样明朝皇室成员的名字与元素周期表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元璋的这种取名方式在刚开始几代还好，到了明朝中晚期，皇室成员已经突破了十五万，而当时我国所有带五行偏旁的字加起来总共才只有近四千个字，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人们便想出了造字这一办法。于是我们现在能在元素周期表上看到形形色色的奇怪的字，这正是由于造字造成的。

徐寿翻译元素周期表的时候头疼了，虽然徐寿本身为大学士还懂得些洋文，但是这些鬼画符一样的元素符号怎么看翻译成汉语都不是容易事。于是考验徐寿造字能力的时候到了，但后来徐寿并不造字而是字的搬运工，原来徐寿翻译的元素周期表中大部分的字都是从明朝皇室族谱里面挑出来的，不过说起来这还是朱元璋功劳。

本来朱元璋出身贫寒没看过几本书但是他还真有文化，可朱元璋原名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朱元璋在改了名字之后就想着也得给自己子孙留一个好名字，于是朱元璋先给自己子孙定制了辈分，后来又设立了一个明朝皇室子孙名字必须有金木水火土元素的规矩，而随着朱元璋的死亡这就成了老朱家祖传的规矩了。

一开始还好老朱家的人总能找到些符合规则的字取名字，后来的人取名的时候就犯了难，首先他们姓肯定不能变，而本来辈分就定好了名字当中的第二字也没法变，这样就剩下第三个字有些变化范围，但是又因为不能重名还得带上金木水火土他们就找不到合适的字了，因此他们开始了造字，例如朱在钠中的钠就是他们造的。

不过即便是这样苛刻的条件明朝也有君主改过名，在明宪宗的时候还算比较老实，明宪宗本名叫朱见濡后来改为了朱见深，但是仔细看还是符合那个规矩的，到了后来明武宗的时候朱厚照就改成了朱寿，原来当时明武宗想上前线打仗但是自从土木堡之变后君主上前线一直被诟病，于是朱厚照就改名朱寿上了前线还封了自己一个威武大将军，不过说起来这并不算是正式改名算是明武宗给自己起的一个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