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

岷藩开基始于朱楩，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楩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

扩展资料：

明朝皇族宗室

公元1368年1月23日（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明太祖在应天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今江苏南京）为南京，大梁（今河南开封）为北京。

同年闰七月，大将徐达攻克大都，元朝残余势力北遁。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在与其谋士们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时，一致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弱臣强”。

朝廷得不到宗室藩屏，于是以前朝为鉴，决定建藩，于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开始，分封诸皇子为亲王，并规定一套严格的封藩制度。这一制度被明朝历代皇帝奉为万世不变的祖训，一直延续至明末。

明朝皇族为朱姓皇室，本贯源自四川廖姓改姓，后朱元璋之父迁凤阳，故称凤阳朱氏。由明太祖朱元璋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和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一字为一世。

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系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蓼王系不拘。明朝规制，皇子封亲王，授以金宝、金册，亲王子封郡王，授以镀金银印、银册。皇姑为大长公主，皇姊妹为长公主，皇女为公主，亲王女为郡主。

明朝重建了比较规范的分封制，明太祖在全国各地封了包括自己二十六个儿子， 与侄孙朱守谦，在内的二十七个王，在边疆的藩王可以主持地方军务。

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夺位后，强化中央集权，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封地，结交地方官员。

--明朝宗室

很小的时候就曾听老人们说过关于近代两湖两广填四川之说，但都是道听途说，无真正考证。大学时代曾看过基本专门介绍四川历史的书籍，从上面得到了较为详细的答案。 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乱有：张献忠起义军曾三次入川，明，清军队反复追杀围剿；南明抗清武装在西南一带活动，招来清军围剿；吴三桂叛乱，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四川又成了拉锯战的战场。由于四川处于中国腹地，又是物产丰富的粮仓，因此清初的四位皇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非常重视四川的恢复。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享受特区政策，垦荒三五年内免交赋税。据记载，最初的移民活动是官府强制性的。后来，移民们发现四川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出产丰富，便动员亲属邻里举家迁入。这次移民前后持续一百余年，入川人口约一百多万。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四川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芜。为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问题，刚刚建立起来的清王朝采取了移民垦荒的措施。主要从两湖，两广，江西，福建，陕西，云南，贵州等十余个省移民到四川定居垦荒。其中由于距离近，移民最多的是湖北人和湖南人。当时两湖是一个省，谓之“湖广省”，因此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清光绪年间大邑县志记载：“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两广又次之。俗传‘湖广填四川’，其明证也。” 李自成在九华山败北以后，张献忠由福建起兵，沿途经过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从重庆（当时不叫重庆，叫重庆府，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一个镇，地属于四川）进入成都。张献忠治军不严，加之本人嗜好杀戮，遂沿途大肆屠城，令晚明民众民不聊生、雪上加霜。正是这样一个将帅，何故又有那么多的人民愿意跟随其从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一路奔波，背井离乡去巴蜀之地？ 这与当时时势不无关系。自清军入关以来，对汉人的歧视，加上本身湖广之地年年天灾，百姓民不聊生，这点上直接促使湖广地区大范围举家背井离乡；其次，张献忠大肆屠城，引发瘟疫（重启郡时，几乎全城被杀），这就造成了巴蜀之地富沃土地无人耕种、四川人口大减，百废待兴。 后话，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张献忠在攻陷成都之后，曾在街上微服私访，路上遇见一妇人带着全家举家奔走，张献忠问其妇曰：你何故如此惶急离开故土，背井离乡，举家迁走？妇人答道：兄弟，难道你未曾听说，张献忠马上已经打进城来，听说他所到之处，无大肆屠城？张献忠闻此妇人之言，转身就走。就因此事，成都才未遭屠城之灾。 所以从两湖两广等省来到巴蜀之地的民众，经过迁徙，在四川西南大部安家立业。张献忠失败之后，清朝政府怕四川因地势偏远，又易守难攻，土地肥沃，当年刘邦之举事再次发生，清朝政府决定把清军数十万满族士官等人驻扎在四川成都以北等地（现在的汶川、阿坝甘孜州等地区），采取军民结合的方式驻扎下来。数十万军队守住了四川与中原地区联络的重要军事要塞，防止战乱发生。随着时间的迁移，四川本身由于年年灾害，加之瘟疫的发生，人口大减，百废待兴，在后来的长达300多年的时间内再无大的战乱。而留于此地的数十万军队士兵等与当地人结亲，成家立业，组成了现在的成都以北的满汉混血人。 后记：我曾听家人提过我故乡（宜宾高场，一个偏远的乡村，山上）在当时祖辈来到那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很茂盛的杂草等，同时我家以前住的房子(传统四合院，坐南朝北，有主厅、两间，高达6米左右；卧室数间，传统全木质框架，其柱子直径达80cm)是当时从草丛中发现的。历经数代人居住，发现之时，厢房中有数个已经死亡而衣服都已经沙化了的死人。 本家家谱我未曾见过，但听爷爷讲过我是进川第16代。有人曾戏说，川人左手手腕之处有两圈很深的印记，此为当时举家迁入时，手背勒住后留下来的见证。 很多东西由于是看过很久以后回忆而得，细节方面有待考证，仅供参考。

本文：《环球人物》2010年第34期，作者：张建斌（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原题：《寻找张献忠宝藏三百年》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古老歌谣，因被认定为破解大西王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在成都流传了300多年。

1646年，张献忠身亡后，他所聚敛的巨额财宝便不知去向，甚至没人说得清这笔财宝究竟是真有其事，还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在这数百年间，围绕它的猜测和寻找从未停止过。在传说中，张献忠将劫来的金银财宝藏在成都附近某处，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

2010年11月底，距四川彭山县城仅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金盘。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传说中的张献忠巨额财宝再露端倪。

张献忠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据《明史》记载，他身材魁梧，脸形稍长，面色微黄，留着及胸的长胡子，声若巨雷，人称“黄虎”。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1630年（明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他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李自成进攻黄河流域，他则率部进攻长江流域。

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献忠则自称“八大王”。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度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 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自己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二是掠财。

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除杀人外，张献忠更以“劫掠”出名，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有人说，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对敛财有着近于病态狂热的张献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会如此短暂。1646年，清朝肃亲王豪格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张献忠部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巨额财宝竟自此和他一同消逝。

这笔宝藏是藏于锦江水底？埋于青城山下？还是隐于芦山县城（隶属于今雅安市）？人们的猜测不一而足，其中最让人们信服的藏宝地，就是锦江江底。

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被迫撤离成都前，干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让部下在锦江筑堤，抽干江水，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出数丈深的大坑，将劫掠来的财宝全数倾倒其中，再重新决堤放水，将大坑冲平、淹没，以此掩人耳目。后来的史书《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彭山县志》上对张献忠宝藏的下落则另有说法：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他只得改道由水路出川，但船队沿锦江刚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便遭到当地的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不得已退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则沉没于锦江。更有人说，张献忠的船只是自焚，杨展的幕僚费密在《荒书》（著于清康熙年间）中也记载：“杨展先锋见贼焚舟。”张献忠为何自己烧了船只？这无疑为“江口沉银”之说又添了一层神秘面纱。

民间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兵败，撤离成都前，提前让手下做了许多木筒，将银锭灌藏其中，投入锦江，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隘处打捞。可惜途中遭到杨展兵马的埋伏，尚未来得及打捞便兵败如山倒，那些木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沉于江底。

还有一个传说也流传甚广：张献忠兵败成都时，十几艘大船沿江顺流而下，在彭山境内被清军预先埋设的铁链拦住。押运船只的将士眼看不敌清军围攻，纷纷凿沉船只，登岸而逃。清军早就知道张献忠有大量金银要从成都运走，以为截获了运宝船队，欣喜若狂，可当他们登上那些尚未完全沉没的大船，却发现其上装载着的全是石块。这无疑是张献忠使出的障眼法，真正的财宝早就沉于江底。

诸多传说扑朔迷离“江口沉银”最为可信

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张献忠将所掠财宝沉于锦江之中，地点就在江口附近。而这，为后人沿江寻宝留下了无尽的空间。

对于张献忠留下的巨额财富，后人垂涎已久。从清朝到民国，从朝廷、官员、将领到地方军阀、普通百姓，无不对此津津乐道。

传说中，最早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是杨展。查证史书可得知，那场发生在江口的战役确有其事，交战双方便是张献忠与杨展，前者大败，后者胜。基于此，后人猜疑，张献忠江口沉银被杨展所获。根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记载，杨展起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着什么，后来，一个渔民将其打捞上来，数万两金银才尽归杨展所有。

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著史书《蜀难叙略》。据说，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据实相告，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便将其钉住、拖出。杨展是嘉定人（今四川乐山），在整个四川因战乱饥荒严重之时，唯有嘉定富庶稳定，时人在称赞杨展时也说“蜀为赖之”。后人因此推测，杨展正是靠着打捞上来的飞来横财，才做到这一点。

清朝占领四川后自然也不会放过对这笔财富的搜寻。《彭山县志》记载，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冬，一位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消息传到总督孙士毅耳中，孙立刻派人赶赴江口，经过数日打捞，终于打捞起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呈请寻找这笔财宝，并说曾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居民捞到遗弃的银子。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于是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设法捞掘，酌量筹办”，最终却一无所获。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减人们对财富的追寻和渴望。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张献忠血洗四川这个历史基本上是属实的，但是如果说他从一开始入城就打定主意要血洗四川，不留活口，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其实从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张献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既然是抱着这个目的，再下令屠城也就不是很合理了。所以早期入川的时候，比较注意团结当地局面，打击的对象只局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并不是滥杀无辜，在遇到顽强抵抗者如重庆、成都士兵们，则下令“割耳鼻、断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军。

攻下城池以后，也并没有开始实施大屠杀，根据一些当时的传教士的记载，早期大西政权中还有很多人就是来自于四川。无论怎样都得承认，“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

然而，这种还算比较太平的状况在1645年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攻占重庆之后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为重庆的失守对于张献忠来讲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鉴于明朝将领据有綦江、黎雅、叙州（宜宾）等重镇，四川南部沦为弘光政权伙同四川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重要基地。

当时为了防范奸细，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城禁以及特务制度。大西军别的粮食也是通过没收等暴力方式获得。对于大西政权来讲，当地最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是官绅，所以张献忠在1645年的时候就举行了“特科”，来成都参加考试的各府县生员约5000多人全部杀光。

在听说自己委派的官员被当地人杀害之后，怒不可遏，派军队对当地居民、僧道、医卜、阴阳诸流以及流民等等实施屠杀。之后就开启了杀人机器，因为怀疑叛乱分子潜藏在称重里应外合，就做出了“除城尽剿”的决定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连西京成都也不放过，《圣教入川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目睹张献忠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的残酷情形。

现代许多人富贵之后大多会一门心思想着光宗耀祖，但首先你得寻根问祖吧！比如朱元璋当皇帝之后曾想认做朱熹后人，想想觉得不妥，会闹出笑话；而土包子张献忠呢，打下一片江山之后有点飘飘然，认为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张姓古人作为祖先才不辱没自己，于是攀上了张飞，并跑到张飞庙里作了一首打油诗：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吧！差点没被时人笑掉大牙！

张献忠

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你要真想光宗耀祖必须得找对祖宗先，别像张献忠那样把别人的祖宗给"光耀"了！而现代的姓大多是由先秦的氏演化而来，所以你得把先秦的氏号给弄清了：

前边的文章基本把姓与氏的联系与区别说的七七八八，这里就不赘述了，氏别贵贱其实很简单，当你的打拼出自己的功业跟名头后想另立门户，想让后代认我这个开山鼻祖，那我就得有自己的名号跟名头是不是？或者再举个通俗点的例子（或许有点不恰当），张三丰本来是少林弟子，后来青出于蓝另立武当派，所以后世提起武当的时候就只认张三丰，而不会觉得跟少林有半毛钱关系了。

张三丰祖师

为什么氏号集中形成在东周时期？

其实东周之前就已经形成好些个氏号了，如齐桓公的头马管仲，周穆王把自己的一个庶子分封到了西周初年管叔鲜的食邑（管叔鲜是周武王的三弟，因武庚叛乱被杀，后代也以管为氏），是为管仲的祖先；如郑庄公的第一谋士祭足，西周初年周公旦把自己的第五子分封到了祭地（伯爵），称祭伯，是为祭氏之祖。但总体说来还是东周形成的氏较多，有一千来个，究其缘由――东周是乱世，经常要打仗（西周虽然也经常要打猃狁戎狄什么的，但总是那几个周王室的宗亲在领兵，而且总体算是和平，打仗的频繁和规模跟东周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打完仗后各诸侯国就会出现一大批功臣勇将，既然有功那就得封赏是吧，因而要出现一大片的采邑、官职、谥号等等。在和平年代大家都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不用折腾来折腾去的，你成天优哉游哉，凭什么封赏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作为老板，你手下的员工天天走下过场没什么建树，你会给他升职加薪否？

祭足

姓氏融合的必然

为什么到了汉代姓氏会逐渐融合呢？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李斯建议以郡县制代替周代的裂土分封制，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作为氏号最基本的分小宗，别贵贱的功能就失去了依附，没了基础，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没了功能，那还留着做甚呢？但是姓的“明婚姻”功能还在，因此姓还得留着。但到后来姓氏融合为一之后，姓的“明婚姻”功能似乎渗入了沙子，如荀氏的分支和智氏和中行氏，到汉代就变成了智姓和中行姓，那么两族不同姓是可以结婚的，但亲缘关系却又如此接近。

七杀诗——燕垒生

天生万物以养人，世人犹怨天不仁。

不知蝗蠹遍天下，苦尽苍生尽王臣。

人之生矣有贵贱，贵人长为天恩眷。

人生富贵总由天，草民之穷由天谴。

忽有狂徒夜磨刀，帝星飘摇荧惑高。

翻天覆地从今始，杀人何须惜手劳。

不忠之人曰可杀！不孝之人曰可杀！

不仁之人曰可杀！不义之人曰可杀！

不礼不智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懒筑黄金台，

状元百官都如狗，总是刀下觳觫材。

传令麾下四王子，破城不须封刀匕。

山头代天树此碑，逆天之人立死跪亦死！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全文翻译：

天创造万物来养活人，人却还怨恨苍天不仁慈。

不知道蝗虫害虫散布天下，让苍生百姓受尽苦难都是王侯将臣。

人生下来有贵贱之分，贵人常常被苍天眷恋。

人生的富贵由天所赐，普通百姓的穷苦由天定夺。

忽然有一个狂徒在夜里磨刀，帝星缥缈晃动、凶星高挂。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开始，杀人怎么需要惜手下之劳。

不忠诚的人可以被杀，不孝敬的人可以被杀，

不仁慈的人可以被杀，不讲道义的人可以被杀。

不讲礼数不智慧不诚信的人，大西王张献忠说都杀杀杀。

我生来不是为了群雄并起、争夺天下，我在都城门口不愿修筑黄金台。

状元百官都是走狗，都是在刀下会恐惧地发抖之人。

传令给军中的我的四个义子，攻城而入不需要封住刀匕。

我在山头替天建了此碑，违抗天命之人站着死，跪着也死。

扩展资料：

燕垒生写七杀诗，灵感来源于张献忠的七杀碑故事。

但是现存文物张献忠“圣谕碑”，证明张献忠的七杀碑故事是假的。

张献忠的诗中没有7个杀字，是后来的满清御用文人，丑化他的。

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

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