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刻家谱一隅·康熙：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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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刻家谱一隅·康熙： ◎ 安徽 《 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

 励双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吴铨主修，鉴台公下育德堂刊，三册全。

本谱卷首有吴铨于康熙五十七年秋月所撰的《续修谱启》，云：“……惟是延陵启望，古今不少变迁。即如石岭一支，溯分合已多世次，赖由先代，历有成编，顾自应其公修刊以来，历今百四十年矣；计从璜源祖启基至此，已承二十八传焉。所虞世远人遐，支分派紊，倘或欲亲仁杰，焉能即拒崇韬。匪直惊文献无徵，亦大惧圭璋有玷。昔先君子夙怀修辑，庭训常以为言，乃历岁年，未就编摩，晚节特深其虑。兹者铨幸，给归有暇，先志思酬，是用敬告宗贤，异秉椽笔，以各纪本牒，徧闻族哲，更按鳞图而愽访外支。撰述无取传疑，闻见务期徵信。共襄胜事，协效仝心。剞劂工资，窃原引为己任；缄縢藏本，还希出以共传。各勉仁孝之忱，自不虞乎后至；仝怀承启之原，宁不快夫速成也哉。谨启。”

之后即为同年秋月族众“再叔云龙、世勋、兄士贺、侄孙光裕”的《回启》：“容斋贤再侄先生道足经邦，才堪华国，曩者身膺民社，惠泽弘敷。今兹职列庙廊，经纶益展，固已人咸引领，允推克振乎箕裘；众共倾心，洵足流芳于奕叶矣。乃犹故园念切，一脉情慇，惟兹家谱之未修，恐致历传之失所，派来石岭，前此虽有成编，谱续南园，嗣后更无继志。幸公余之有暇，每忆庭训于昔年，思先志之是酬，爰兾功成于此日，咨询罔遗于近族，蒐罗且遍乎远支，审厥源流，务使有条不紊，严其支派，庶几开卷了然，是诚孝子之用心，抑亦仁人之盛举。龙等向亲光范，备悉悃诚，兹读诲言，更感情挚，自愧才拙，徒向往之有心；无如力绵，实赞襄之无术，惟兾百年旷典，一旦告成，表徃行于名流，金声掷地，裁新编于钜手，异彩开天，嫓美前贤，有光家乘，则桥梓济美，永著不朽之名，亦灵爽式凭，自邀无疆之福矣。谨此启复，无任颙恭。”

接下来又有康熙六十年八月吴铨《续修璜源族谱记略》：“……昔先大夫每阅旧谱，慨然虑是，而以有志未逮为憾。予小子志不敢忘用，是于告归之暇，启闻通族，商酌续修。幸宗贤皆有同心，遂于戊戍（‘戌’之误）秋设局于璜源之长庆堂，遵循旧谱，而推求之……举阅三载余始竣，遵旧谱例，编号分于各支，各房皆一本，更为自后绵绵瓜瓞之张本，而因记今此者之事略如此。”

是可推知吴铨为本谱之主修。

吴铨者，即苏州藏书世家“璜川吴氏”之发轫之始者。马杰《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说：“在这些居住于苏州的徽籍藏书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历经四代递藏，书香不绝的璜川吴氏。”郑伟章先生《文献家通考》载：“吴铨，字容斋，号璜川，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随其父侨居松江，老而自松江迁苏州渎川望信桥。生卒年未详，雍正时为江西吉安太守，归田后于木渎筑遂初园，因怀旧之思题题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架上万卷，皆秘籍也。是时载酒问奇而来者，如惠栋辈，皆吴下知名士，遂以‘璜川吴氏’著名于时……当时璜川书屋有两书最为珍奇，一为北宋本《礼记》单疏足本，一为《前汉书》……卒后，《前汉书》以后归当道呈进，入《天禄琳琅书目》；《礼记》则归曲阜孔荭谷家，世遂不得复见。”

吴铨世系详“本编”卷六第“百三”叶：“诰封奉政大夫，讳铨，又名文祖，字绳其，号容斋，由国学生除授广西桂林府全州知州，调太平府养利州知州，覃恩诰封奉直大夫，内升顺天府治中，诰封奉政大夫，又升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配山斗程云路公女，覃恩诰封宜人，生康熙甲寅八月二十八日，生子亿、仁、儒，女娇英，适苏州即用知县陈双南，闰英适金村候选州同知金声闻，止英字玉峰徐子桓，全英幼；侧室胡氏，生康熙壬戍（‘戌’之误）三月二十六日，生子仪、杰、份，女玉英；侧室程氏，生康熙壬申二月二十九日，生传、佐，女足英、定英。”

这里，不但可以补正《文献家通考》中吴铨的名、字等，连“生卒年未详”的生年，都可以补上，“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阳节前三天。

马杰在《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又说：“吴铨有子二。长子吴用仪，号拙庵。其与江浙诸名士交往甚厚，流连觞咏，座无俗客。用仪亦嗜典籍，藏书在其父基础上‘复购书数万卷于其中，多宋元善本’，是璜川吴氏藏书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此外，吴铨次子吴成佐，号懒庵，同样亦有藏书名。其孙吴志忠云：‘我祖懒庵先生重自搜罗，书楼三楹，环列四周’。其中亦不乏宋元佳椠。成佐藏书处曰乐意轩，藏书印有‘乐意轩吴氏藏书’等，并有《乐意轩书目》四卷。”

从吴铨的世系中可以看出，吴铨共有八子：成亿、成仪、成仁、成杰、成儒、成份、成伟、成佐，其中，亿、仁、儒、份、伟五子早殇。《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说“吴铨有子二”，自然是不对的。说“长子吴用仪”（即成仪），因成亿早殇，把成仪早为长子，也说得过去。但“吴铨次子吴成佐”就不对了，照成仪的推算，最多也只能称之为“三子吴成佐”，因为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吴成杰（已聘副总兵官维扬卓尔坛女）。

另外，说吴铨“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始随父迁居松江”，也不太正确，他的父亲吴中毅，字远公，卷七《列传事略·二十三世》中说：“赠奉直大夫讳中毅字远公，少随父国琏公桥寓上海之周浦。”可知始迁上海者是他的祖父吴国琏（又名同九，字君质），他的父亲中毅公少年时就跟着祖父到了上海。

吴用仪、吴成佐兄弟，《文献家通考》中均有条目，只是都云“生卒年仕履均不详”，这部《休宁璜源吴氏族谱》也可略为补阙。吴用仪，谱中作“吴成仪”，他们兄弟都是以“成”字排行：“成仪，名金，字景华，太学生，生康熙辛巳九月二十四日。”

吴成佐“字赞王，生康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

他们的父亲是本谱的主修，他们的生年，正确性自不容怀疑。

谱《凡例》云：“本族自尧公发下，其迁本郡各乡者，固宜收之不遗，但图系尽与世居璜源者共为一编，则繁多，而不便于观阅。今自瑀公以上至于得姓之始为前编，自瑀公以下世居璜源者为本编，以迁出传衍不替者为后编，间有迁出而易世，则返子孙仍世居本乡者，当与本乡一例为本编为是，说者或以为当与世居外乡者一例为后编，恐有乖于义例，且不免见非于公义也。其从戌者比迁出例。”

因为吴铨是主修，这一《凡例》，很有可能就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可见他到这修谱的时候，还并没有想到要在苏州长居，当然更不会想到“璜川吴氏”藏书能传四世之久，名扬四海。

看吴铨家族的世系，发现他们这一家子，跟同邑的山斗程氏可谓世代姻亲，他自己“配山斗程云路公女”；他的祖父国琏，“配山斗程继魁公女，讳宜贞”；父中毅，“女淑鸾（不知是吴铨之姐还是妹子）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祗佩，淑霞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吉士”；他的大哥吴文礼，“女瑞英（吴铨侄女）适山斗岁贡士候选知县程学乾”；吴文礼的三子成佩，“配山斗程公辅女”。在其它族裔中，与山斗程氏你嫁我娶，比比较是，可谓礼尚往来矣。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明天启六年旧钞本《新安休宁山斗程氏本枝续谱》收藏，曾编入于2002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中。

从这里，另可发现一个问题，即女性名字入谱。现在一些专家、媒体，把新修谱中女性入谱，当作了不得的革旧创新的大事来炒作，其实，在徽州，女性名字入谱是很普通的事，我在明成化年间的徽州家谱中，也有发现，根本算不了什么。

谱中有明万历六年《明南园公修璜源吴氏族谱序》，云：“按，璜源吴氏谱，乾祐三年判丞公尧始迁自石岭，其谱凡三修，经今一百三十年余”；又万历七年《南园公谱序》：“吾璜源吴氏族谱，自始祖而下，至八世曰三友公，始编之，至十一世曰珏公，及正统间诸公各继修之，然皆止于家藏而未刊行于族也。”可知在万历本之前曾有三次纂修，但未梓行，均为草谱，到万历七年时始雕版印刷，今国家图书馆藏一部，为全一册。此康熙六十年本为五修，上海图书馆藏相同版本一部，亦为三册。

吴铨以一个学人、藏书家的眼光，亲自所修的家谱，质量肯定是极佳的，无论是用纸还是用墨，以及刻功、资料的取舍，无一不是上上之选，三百年后的今天，仍能闻到那股幽幽的徽墨清香，说一句心旷神怡，毫不过分。

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有几个妻子，谁是嫡，谁是庶？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堂兄弟？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所有成员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祖谱、宗谱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统称家谱和宗谱或族谱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以姓氏为“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来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

供奉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纯洁朴素的祖先信仰。在中国，家谱已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一个家族要发展壮大，除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足以“强宗固族”的精神条件，而良好的家风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条件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家谱是家族史，是家族的史料汇编，是史的一种，属于历史学范围，这已成定论。在家族概念淡化的今天，与家族相连的很多观念、行为规范也发生变化。家谱中的家训，在教化族人孝敬、和睦、祭祀、亲情、乡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作用。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在中国，一个家族的迁徙传播过程被生动地形容为“开枝散叶”。叶落总要归根，在游子的眼中，家谱就是根的象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祖先，维系亲情，表示追思，祈求保佑。

家谱能以合书、图、史、表、志为一体者，它的利用价值就显得大些。现如今，家谱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资料为仆。大多采用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几十代为一表，用起来很方便。 在表格的最上面有两个人画像,一男一女,象征着家族中最早的长辈,被称作老祖宗，也称始祖公，始祖母。在人头像下面的左右表格中填写着密密麻麻的人名,都是按照辈分排列的,左右相互对,男的写全名,女的则填些某某氏之位,（旧社会家庭妇女大都没有名字的原故）填写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跳格,一个是已逝世男人没有娶妻,相对的地方就要空格，再一个就是按哥们排行，给活着的老人留下的位置。家谱的“行辈字派”是家谱所包含的主要规矩。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辈字派是对各辈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辈人的名中都用“福”字，另一辈都用“禄”字等等。行辈字派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某一位有文化修养的长者制订的，很多都编成几句吉祥话，有的文人甚至可以写成诗。比如“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行辈字派有的用在名字的头一个字，有的用在后一个字，以前一种居多。考虑行辈字派，既要考虑其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适宜人名，而且还可以与大量的字组合成名，不致于因人多而重名。行辈字派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旅长再次将其延长。所以说家谱在现代人们意识中，既有纪念祖先的作用，又有为下代人起名字作为依据。

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增加人口，还会逝去老人，新增坟墓。定期续修，把上述种种新的变化反映到家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续修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家族规定为三十年或三世。“谱必三代一修，恐世远年久，无不散失，乖离之弊，其所失为不小。”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在修家谱的时候，要将过去的老家谱升了。家谱升了,其实就是烧掉了,说升是表示恭敬。一般是拿到坟地烧掉。新修的家谱或新请的家谱按规矩是要开光的，一般是用朱砂和公鸡血，用针尖蘸着点在家谱上所有的人名上。这样家谱就可以正式供奉了。

供家谱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准备供品和祭器,主要有供桌,蜡台,蜡烛,香炉，烧纸等供品包括水果,点心,馒头,米饭,饺子等。一般在腊月二十八就蒸供馒头，蒸的时候还要在馒头上加上五个大枣,在供桌两边分别叠放起来,一堆五个下面三个上面对叠两个。供米饭要将煮好的大米饭，装到玻璃杯子里压实，倒在碗里,形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圆柱状也是五碗。再摆上五双筷子，五个倒满酒的小酒杯，五大碗菜（有鱼有肉，荤素搭配，色彩艳丽；摆鱼，寓意年年有余，配有生菜，年年生财），依次摆放。汉人祭祖，多半做鱼肉碗菜，盛以高碗，颇有钟鸣鼎食之意。旗族人祭祖，满蒙不同，蒙古旗人供以黄油炒黄米面，撤供时炸以香油，蘸以白糖，另有风味。满洲旗人祭祖，供核桃酥、芙蓉糕、苹果、素蜡檀香，静肃异常。

一般都是在年三十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就挂上家谱，摆上祭品。在天黑的时候提着灯笼去十字路口接年，请祖先回家过年。在路口烧纸、念叨祖先回家过年，磕头礼毕。提灯回家，路上不许回头，如果回头，就说明祖先还都没有回来，你在张望。回到家门里，要用个棍子横住门口，这个棍子是给祖先拴马的用的马桩。将房门打开，烧几张纸请到屋里，来到家谱前，要点起蜡烛，点起香火，拜上三拜。从这时开始你就要早晚给祖先磕头，定时上香，每顿吃饺子，都要给供桌上先放上两个，以表示尊敬。到初三晚上就要送年了，要把所有供品撤掉，卷起家谱，放好备用。在撤掉挂家谱的位置中间贴上大福字，两边贴上对联。一般对联都是这样写的："俎豆千秋永,本支百世长"，“敬祖先长命富贵，孝父母金玉满堂”。横批：“俎豆千秋、本支百世、永言孝思”。一直到正月十四，再把家谱供上，再去请，到十六再去送。在煮元宵的时候，也一定要给祖先敬上。祭祖形式或有不同，但大半都是除夕夜悬影，上元夜撤供，亲朋之至近的，拜年时也必须叩谒祖先堂，不独慎终追远至意。就是按照这样的规矩在春节和元宵节的两个节日里来供奉家谱。结束这一祭祀过程后,把家谱卷起来,等明年再供

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

供奉家谱既是中华民族的民俗传统，更是一种道德文化，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有必要将这种纪念祖先的方式，代代相传！

家谱记载着 家族的来源和历史迁徙 轨迹，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对于国家历史上也是重要的 学术研究资料 。

家谱在历史上的传承经历过许多变故，这也导致家谱至今仍有许多不完善，因此家谱中有些 禁忌 需要我们来注意。

01

寻根信息

一、字辈寻根

对于 迁出信息时间较短 的家族，靠字辈寻根的方式可能还有效果，但时间久远的家族，依靠字辈寻根的方式并不可取，因为在过去时，定居的人们并不会开始就很多，并且 交通和通信并不像如今发达 ，家族联系不便，社会背景导致人们文化程度又一般，家族人们的迁居情况记录 混乱 ，甚至因混乱还可能出现后人直接 自立字辈 ，因此，锦秋文谱对于字辈寻根的方式并不建议。

二、名字寻根

如今网络的发达，导致许多人有了修谱的想法后，便开始依靠网络途径依据 名字寻根 ，这种方法相较于字辈寻根更不建议，其一是国家人口的众多，其二是名字的不统一性，国家人口的庞大导致常有重名情况出现，名字更有大小名和改名一说，并且每个人的记忆难免出现遗忘和差错，靠名字寻根的 难度不仅很大，而且真实性难以保证 。

02

仔细翻阅家谱时能发现，家谱中的内容都是一些正向的事情，家族中的 违法乱纪以及道德底线 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记入谱中的，这也是与家谱所含的 “教化原则” 有关，因此都不会在家谱中所反映出来。

03

家谱损毁、收藏

家谱损毁

因“ 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 ”的说法，所以家谱多会在此时间修订，而修订家谱时常由家族中德高望重、声名威望的 长者 主持，在新家谱修订完成后，一些家族会选择“ 焚送旧谱 ”将旧谱除留一本外其余烧掉，随后按照字号等方式分发，在下次修谱时还规定要上交，旧谱更不得有任何损毁。

家谱收藏

家谱收藏时，族人需要注意不能 随意涂改、虫咬霉烂 ，在每年的农历 六月六晒谱节 时，还需要用 布子盖上家谱晾晒 ，家谱更不得 出售他人或贩卖 ，不然会受到家规的 严厉惩处 。

家谱是中华千年传统文化，其中的精髓我们仍需要学习和继承。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查族谱方法：祖籍地搜集信息、通过互联网查找、图书馆。

一、祖籍地搜集信息

在现居住的家族地搜集一定资料后，在觉得不够详实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去祖籍地去走访和询问关于家族家谱信息，一些经过多次迁徙导致谱牒不全的家族往往会采用这种方法，会取得新的进展。

二、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都收藏了很多家谱，像上海图书馆收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需要找族谱的可以去试试。

三、通过互联网查找

向家里老人多打听一些相关自己家族的事，字辈、祖籍什么的，知道这些后再找人打听或者网络查找。可以建一个博客贴吧，写上自己家族的一些简明信息，互联网上有很多热心谱牒事业、续谱的人，他们手里有很多资料，说不定会有热心网友帮你查找。

族谱的作用

族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家谱的作用主要有：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当代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山东平阴有氏家谱，著者待考，明万历年间纂修，清乾隆年间重修，民国年间再修，木刻雕版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山东省济南市图书馆、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有氏宗祠、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