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儿考上了广州的重点高中，我到广州的机会多了起来。

他的学校就在杨箕村旁边。说是村，但这里高楼林立，与花城广场、天河CBD连成一片。小蛮腰，东、西塔等广州地标远远就能望见。说它还是村，这里坐落姚、李、梁、秦氏大宗祠和玉虚宫，三座出入口石牌坊。李氏大宗祠坐西向东，规模最大。祠堂前立八块功名碑，其中一块刻有“元大德六年壬寅科进士”“李天泽立”等字样。夜幕如海，楼体的LED灯渐次亮起，如透明的闪烁的长着长长触须的水母缓缓降下。杨箕村，这个广州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之心，竟与百里之外的从化的一个宁静小村有渊源！

这个小村叫麻村，距城北7公里。村北2公里高山耸立，由东到西老鸦山、乌石冚、狮形、大窝、磨盘、蛇形一字排开，如双掌合拢拱卫村北。村东有防洪堤，堤外有流溪河，河对岸有云台山；村西有田畴，纵贯八乡水利灌渠。两水之间为麻村平原，一条街麻公路从中间穿过。麻村临河，苦水患久矣。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民国三十七年（1948）大水毁祠舍无数。解放前，村民自发在村东担土筑石建土壆，又种上荔枝树。村民约定担泥可入股、荔枝有分红，谓“镇康约”。解放后，军民多次合力修筑麻村堤。直到2006年，政府大规模建设公路堤，才让麻村永绝水患。麻村东望云星，南邻塘下；西接光联，北连乌石。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6千皆姓李。麻村由三个行政村组成，由北向南依次为麻三、麻二、麻一村。三个村的古村落保存完好，居民楼环村分布，7个风水塘如长链形成东西向自然分隔带。

麻村东北角去年新建了一座“麻村”石牌坊，镌刻了一副对联：系出陇西九里乡风尊祖训，宗开从化万家事业谱华章。对联中的“九里乡”是麻村古时的别称，九里分别是分布在如今麻一村的新池里；麻二村的华翰里、楼镇里、余庆里；麻三村的莲塘里、常兴里、竹院里、新田里、盘陆里。麻村最早因马而名。村子的左前方有两座小山如骏马相向跑来，寓意“双马归栏”，因此称作“马村”。后“马”和“蔴”同音，改称蔴村。再后来“蔴”简为“麻”，称作麻村。

金秋十月，又到了丰收的季节。麻村“村胆”李振民领着我走进麻村。民叔锥子脸、招风耳，身材精瘦。虽年近七十，但感觉小十岁。民叔说：我8岁就在村里做生意。我觉得很好奇；他接着说：我熟悉村里每寸土地。我开始对他“村胆”的地位深信不疑。我们穿过麻三村常兴里门楼，首先见到孟翔李公祠。祠堂前村民摊晒湿谷，空气弥漫着热气蒸腾的稻香。孟翔李公祠素瓦顶凹斗门，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紧挨的是立昌李公祠，门承两根四面石柱，麻石大门。石门匾的大字已被凿去，隐约覆盖“公共食堂”四个斗大的红漆宋体大字。门匾题头刻“光绪丁酉仲春”，落款刻“前任从化城守三水刘腾祥书”。一百多年前这位外地籍将官大笔一挥，不曾想祠堂名没了，自己的名字却保留下来。

离开麻三抄近道到麻二，要经过一片荒地。趟过半人高的赭红色枯草，让人感到萧杀。眼前忽见一株挺拔的大树，树冠翠绿，树围有两三人合抱，像一支巨大的绿色雪批。走近一看，树干炭迹斑斑，早已枯死。原来这是一棵命运多舛的秋枫树：20多年前被雷劈断一半树干，几年前小孩在树洞玩火又烧了一次，来了两台消防车救火。秋枫没有倒下，是因为树顶长了一棵飞来榕，树根已沿树干长到地上，两树合二为一形同一树。榕树是植物界的“八爪鱼”，一旦被它缠上，原树难有自我。榕树借秋枫活成了它想要的高大的样子，枯死的秋枫却又借榕树屹立不倒仿佛又“活”过一回。民叔说，当年秋枫树顶常有白鹤筑巢盘旋。这不正是徽宗笔下的意境吗？

离开秋枫树南行，我们来到麻二的新巷古村落。村尾有大榕树，村头有广卿李公祠，俗称“余庆堂”，这里为余庆里。祠堂本也平常，但在东西墙角各镶嵌一柱“泰山石敢当”挡煞石就显得不平常了；在拐角处设置挡煞石本也平常，但这石首刻上虎脸图案就又显得不平常了。西墙角虎脸圆眼圆脸，东墙角虎脸杏眼锥脸。虽瞪眼呲嘴露出獠牙，但感觉像笑脸喜感十足，让人觉得这挡煞的威力打了折。

离开挡煞石继续南行，我们来到麻二的大房以及相连的麻一新池里古村落。大房坐落必取李公祠和必遂李公祠两座清代老祠堂。必遂李公祠坐北向南，三间三进。大门墙上壁画还是咸丰年原作。有《三友图》《四相图》《群仙醉酒》，还画有凤凰、喜鹊、牡丹之类；还题有诗作：大夫君子共同林，翠影交加压地阴，或：山色经年杰陵青，江流画日听无声。进门有一扇“福”字木屏风，再进有一座三拱门青砖牌坊。祠堂二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倒塌毁坏，去年麻二村用钢筋水泥重建，覆盖绿色琉璃瓦，刷上雪白的灰，与一、三进连接，感觉像古人穿上了西装，光鲜亮丽。

民叔领着我走过一座座古建筑。麻村古村落就像一块宁静的璞玉，任凭外界如何的纷扰，它仍保持一百多年前的样子；它又像一张层层罩染的油画，新痕覆盖旧痕，旧痕却又隐现。不同年代都在麻村身上“咬上一口”，留下印痕；它更像一本厚厚的族谱，翻动之间，古今人物纷纷跳了出来

    要寻找麻村的源头，先要从麻村渡说起。因为先有麻村渡，后有九里乡。而800年前一位官家子弟的登岸，掀开了麻村繁衍的厚重帷幕。

寻找麻村渡，领着我的是麻村“老村胆”李桂祥。祥伯狮鼻圆脸，膀阔腰圆。虽年近八十，却有小十岁的体格。他热心村史，曾是麻村老支书。祥伯手上有麻村唯一一本“抢救”过来的老族谱复印件。牛皮纸封面，书“李氏族谱”“万世长存”斗大墨字，有砖头厚。它的母本是族人攀叔手上的清同治年手抄本《李氏族谱》。麻村从明朝到清朝历经八次修谱，几经迭代丢失，到攀叔手上的是麻村最后一本老族谱。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族谱已破烂不堪。祥伯费尽唇舌才从攀叔手中借出复印。最后老族谱也难逃消亡宿命，被后来神志不清的攀叔撕成碎片。2018年，同宗人、原环城中学老校长李榕煊在老族谱的基础上，修编印刷麻村新族谱，让麻村历史永无丢失之虞。

麻村渡在麻村东南边土名“鹅泰厂”的流溪河西岸。从化古县志记载，麻村渡是从化11个官渡之一。官渡，又叫直渡，“扬帆而至省城也”。过去流溪河河阔水深，人员货物可从水路直达广州。麻村渡当年舟楫往来繁盛一时。上游良口的竹木柴炭经此中转，麻村当地的米粮农产也由此始发。解放前，麻村“齐眉米”享誉省城。米贩高佬堂专事收谷，然后雇请木船运落省城。上世纪五十年代，蛇形挖出萤石矿，也是由水路运到广州钢铁厂作炼钢抛杂之用。为求行船平安，清道光十一年（1831），麻村渡旁建观音庙，后来演变成村民祈福许愿的场所。逢大年初一、端午节、观音诞，香火络绎不绝。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观音庙旁建麻村社学。正门有邑人、执信中学老教师李竹侯撰写的对联：社会启文明团联一脉，学堂宏教育陶铸群材。民国年间麻村子弟都在此启蒙。由于铺砌水泥路地台抬高，“团联”“陶铸”以下皆不见影。

麻村渡的繁盛促进商贸，催生了麻村墟。从化古县志记载，麻村墟是从化13个墟之一。“以一六为期，麻村一村人赴之。”麻村墟在观音庙旁，解放前后达到繁盛的顶峰。每逢墟日，不光麻村一村人赴之，光联、陂下、街口、云星等周边村民也前来趁墟。墟上只有一条小街，有小贩用小箩挑着农产品席地摆卖，也有饮食档就地打灶支锅炒粉卖。街道两旁有药材铺、打铁铺、猪肉铺、杂货铺、供销社。还有一间两层的福津茶楼，二层是木阁楼，为小贩墟客提供茶点饭食。“打枪锋”经营打铁铺。炉膛火红，叮当作响，打制锄铲镰耙各式农具。他手艺好，居然能造出枪，还能娄出火。熙熙攘攘的地摊中夹杂着一个不显眼的书摊，摆放二三十本四大名著之类的小人书，常有小孩围观阅读。摆摊的也是一个小孩，摊主是8岁的李振民。他一分钱从图书馆借出，2分钱租出阅读。有小孩常常“刘备借荆州”，李振民交不了差，后来也常常做了“刘备”。当年摆摊的熊孩子，长大后与农机打了一辈子交道。七十年代，李振民进入公社农械厂当技术员，专修手扶拖拉机。当年耙田运输手拖能代替大部分人力，机子坏了农民伤不起，还急。哪家的手拖坏了，老李就跨上自行车上门修理。后来脱产学习农机改装，研制半机械化插秧机、切苗机、打浆机，解决农民“三弯腰”问题；八十年代，老李自办工厂改装自卸手扶拖拉机，一台能赚1200块；九十年代，老李转型做农村建筑包工头。上世纪七十年代，麻村墟迁到麻村社学旁的街麻公路两旁，墟期改为三八，称“三八墟”。

如今，麻村渡已成为流溪河防洪堤的一部分。麻村墟也早已人去楼空一片颓垣败瓦。当年留下麻村始祖足迹的小石级，也埋在了水泥路面下。

南宋末年，麻村始祖李兑（1185——1258）始临麻村。兑公家世显赫，他的曾祖父不是别人，正是省城“一把手”、南宋绍兴年间的知广州府李安政；他的祖父，是安政公长子、官至朝奉大夫的李明；他的父亲，是明公的次子、授㧙教擢知制诰的李萼。兑公字子阳，号为泽，居广州。兑公将母亲陈氏归葬后，乘船从广州逆流而上来到麻村渡。登岸后发觉此地土地平坦水源充足，就不想回广州了。老族谱记载：“（兑公）见世播弃迁流，遂不回广州，构居麻村。”兑公在麻村的生活，“闲则数青山而荷鸠杖葵笠，乐则对琴樽而挹清风明月。”俨然一派乐土隐士的形象。兑公生必成、必取、必泰；其弟益公生必先、必大、必遂。后人称“麻村六大必”。其中必泰公生天举；天举生若济、若金；若金生仁发、仁遂、仁广、仁卿、仁寿，后人称“麻村五大仁”。麻村成为从化李姓的“总发源地”。“六大必”后人除了主要在麻村，还分支到城内、门口江、大夫田、荷村、象新、水西、官庄、石南、云星、木棉、磻溪等从化各地；远则至广州、深圳、惠州、清远等省内各地。其中杨箕村的李氏，就是必大后人。

要寻找兑公“构居麻村”的痕迹，先要从“门楼筒”说起。“走，我带你去看看必泰公的出生地。”祥伯说。必泰公生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如此说来，麻村最早的村落痕迹可追溯到南宋末年。

“门楼筒”坐落在麻一新池里古村落。整个新池里坐北向南，青砖素瓦，为九纵十一横梳式布局。民居大的一座五间，小的一座三间。房间分大小，大的叫房，小的叫廊。住房分等级，有句顺口溜“大仔住房，细仔住廊。”古村落前有不规则长方形风水塘，池塘筑起一米高围墙。墙沿砌筑人字形麻石，墙身有射击孔，是为首道防线；首列民居为南墙，无窗。巷门一旦关闭，就如同一列城墙，构成二重防线。古代盗贼横行，倒逼出先民高超的生存智慧。

70年前的1949年10月12日夜，新池里河对岸远处的云台山枪声大作，子弹吐着火舌划破夜空。突然，一发子弹打在池塘中，发出沉闷的响声，把躲在池塘围墙后看热闹的几个年轻人吓得四散逃跑。李泳坚那年18岁，他见证的是解放广州的最后一役。当晚9时，从良口方向过来的解放军第44军132师395团在云台山与国民党军两个营正面遭遇。国民党军占领云台山主峰向解放军佛仔坳阵地攻击，并用机枪封锁山下公路。双方激战至黎明，国民党军败退下山。次日早上，李泳坚见到了20多名取道麻村溃退的国民党士兵。云台山战役解放军牺牲50人，歼敌519人。南下大军13日解放从化，14日解放广州。李泳坚16岁高小毕业，母亲早亡。解放那年，父亲重病无钱医治也亡，他与15岁的弟弟成了孤儿。幸好那年李泳坚娶上媳妇，老婆16岁。两公婆耕田维持生计，还要供弟弟读书。五十年代，政府搞广播网，李泳坚成了电话外线工。后来进入邮电局工作直至退休。

新池里东端坐落仁卿李公祠。祠堂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坐北向南，三间两进。龙船脊硬山顶，门承两根四面石柱。石门匾上镌刻“仁卿李公祠”五个端庄的黑色楷体大字，为安政公二十四世孙李仲良书。仁卿公是元朝人，字淑德，号九四。老族谱记载，他自幼聪颖，长相不凡。仁卿公人如其名仁且淑。村民谁有困难，“推所有以济之”，大家都心悦诚服。仁卿公为人仁孝，皆因母亲欧阳万二教导有方。在李氏祠堂的神楼内，供奉着一块“欧阳千六公”神主牌。这位欧阳千六公，正是欧阳万二的父亲、李仁卿的外公。李姓人的祠堂居然供奉着一位外姓人？原来有个“外公田”的故事。千六公是凤院人，手握大把田地，却苦于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出嫁女。有一日，千六公揣上田契到大女家串门，将田契赠与外孙。午饭时，外孙高喊：“阿公，吃饭了！”千六公闻声欲起，不料外孙却说：“我不是叫你，我是叫自己阿公！”千六公心生难过，欲取回田契，于是诈称肚痛，需要用田契捂住肚子方能止痛。大女不知是计悉数给回。千六公取回田契直奔二女家，离远就听到外孙仁卿高喊：“阿公来了，杀鸡啦！”原来仁卿想吃鸡，母亲就教导他，鸡要留着孝敬外公。千六公满心欢喜，认为仁卿日后必有出色，于是将田契悉数赠予麻村外孙。解放前，麻村“外公田”远在朱山下，朱氏把李氏奉作上宾。

古代麻村仁孝不止仁卿一家。后生对老人仁孝，村中老人多长寿。古代生活条件低下，七十古来稀，何况百岁。从化古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整个县城只有一个93岁的老人禤仲恩。长寿者难得，可领官府的赏米赏银赏绵。当年春天，县令郭遇熙在麻村遇到安政公18世孙、从明朝万历年活到清朝康熙年的百岁老人李心存。他在侄儿李日奇的搀扶下前来见郭。郭问：为何不去领赏？李曰：我只是一介山野村夫，年轻时只会耕田打井，年老时只会砍柴割草，怕辱没圣恩啊！郭感叹道：你真是个有德行的人！郭遇熙回去后想赐匾旌表，不料牌匾做好了老人却去世了。

古代麻村还出了不少以仁孝著称的官员。元大德六年（1302），必遂公的独子李天泽考取进士，成为从化科举史上唯一一位元朝进士。李天泽先后任新州总管府通判、潞州刺史。古志记载李天泽“性至孝”。在新州为官6年，盗贼闻其名不敢入新州界滋事。明正德八年（1513），必成公后人李日芳中举，授南平教谕。李日芳是个大孝子，倾出薪俸令二弟侍奉双亲。南平的罗豫章祠遭人遗忘，他捐钱为其树碑。任长汀县令期间，为文丞相勤王之地督建祠堂以资纪念。清道光十七年（1837），邑人李仲良拔贡，任主事员外郎。他善长楷书，曾以蝇头小楷把《大学》抄于白扇上，无一字错漏。后母丧父殁，李仲良两度回家奔丧，痛不欲生。清咸丰年间，李仲良捐俸银一万两作军饷，为从化增加两名文武生永远学额。李仲良先后在蘷州、镇江为官。在镇江府卸任时，民众十里夹道相送，赠“民望重来”牌匾。

离开仁卿李公祠，我一脚高一脚低踩着光亮鉴人的青砖路往西行。偶见有老人或坐在巷门口酣睡，或坐在水井旁发呆。老人老村在时光中封存，慢慢老去。村落正中有一间有门有窗的青砖瓦房，叫“众人屋”，又叫“丁寮”，意思是大家都有份。解放前，麻村成立猪屎会，收入归众人屋。以前猪只放养，到处拉屎拉尿。猪归各家各户，但猪屎却归众人。猪屎是培田好料，但谁来捡却由不得谁，要开会竞投；投得名额也不一定能捡到，还要拼手快，像双11。于是村中常出现“守猪待粪”奇景。捡粪人一手挎篸，一手持夹，眼睛直盯猪屁股，仿佛里面拉出的不是猪粪，而是金蛋。逢年过节，众人屋用猪屎会收入请来戏班做大戏。在众人屋前搭起高台，一直延到鱼塘中。廖少坤、扁洪领衔的戏班卖力演出，出场首演《六国大封相》，从年十六演到年二十，演足五日五夜。麻村的南狮和洪拳也来助兴。麻村南狮有南武堂、镇武堂两个堂号。村民一直有练习洪拳的传统，尤以南武堂最为出名。解放前教头李杰良、李英泰等收徒者众，练拳舞狮，盛极一时。

离开众人屋我走到村落最西端，在一个拱形门楼前停下脚步。门楼前种有黄皮芭蕉，还有一个小菜园。门楼前有井，已封埋。祥伯说，以前井口有锁链，是为锁住井中的龙。门楼口仅一人高，墙砖半米厚。穿过门楼，是几座青砖危房，杂草已湮没巷道。祥伯说，这就是必泰公的出生地“门楼筒”，又叫“西园”、“内围”，以前有村墙将整个围子围起。在我眼中，门楼筒低矮又毫不起眼，但却仿佛是一个“秘洞”，藏着麻村800年的秘密。

必泰公的出生地在西南角的麻一新池里，纪念他的祠堂却远在东北角的麻三莲塘里，跨越了整个麻村。必泰李公祠是整个麻村规模最宏大的古建筑，始建于明代，重修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它的命运一直与教育紧紧相连，抗战期间做过从化中学临时校舍，五十年代改建为麻村小学，八十年代改建为麻村幼儿园。祠堂坐北向南，五间三进。锅耳墙龙船脊，门承四根八面石柱。正门两扇大木门刷上蓝漆，门匾位置写有“麻村幼儿园”五字。穿斗梁下的承子雕刻华美：有竹下麒麟对哮，林中双鹿回头，海里蛟龙翻波，牡丹白鹤呈祥。一、二进天井之间原有一座四柱三孔青砖牌坊，现址为幼儿园活动场所。走进二进，是八柱十七架的抬梁式宏伟大殿。鼓形红砂岩柱础，一人合抱大柱，均被刷上蓝漆没了本来面目。第三进在1968年扩建麻村小学时拆毁，祠堂木料卖给广州造船厂，原址为学校操场的一部分。操场上有一棵三百年朴树，树顶有一棵寄生榕。想必祠堂的后院也曾是绿树成荫、鸟雀和鸣的胜景。但此情此景已不复再，校舍环绕的是孤独的老树。

黄昏时分，我的麻村之旅也行将结束。夕阳西下，雾霭升起，必泰李公祠若隐若现。我忽然觉得它像端坐高处俯视麻村的必泰公。默默注视，一眼千年。

                                                 

                            20191119

意大利首都罗马建在7座山丘之上，被称作7丘之城，因此市内道路坡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西西里奴隶起义

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的奴隶制获得发展，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奴隶主残酷压迫和剥削奴隶，激起奴隶起而反抗。从公元前2世纪初起，奴隶不断发动武装斗争。公元前198年，一些拉丁城市中的迦太基奴隶曾密谋暴动，后因叛徒出卖而失败，被处死者达500余人。公元前196年，伊达拉里亚发生了乡村奴隶和农民起义，波及全区，罗马派去一个军团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公元前186年，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牧奴发动起义，起义者达7000余人，使该地区的道路和牧场都变成了危险地带。这些斗争预示着大规模起义风暴即将来临。半个世纪之后，西西里奴隶大起义便爆发了。

西西里土壤肥沃，素以粮仓而著称。在那里奴隶制大田庄产生较早，大田庄中聚集着成百上千个奴隶，大多数来自同一民族或地区，有利于反抗斗争的组织发动。恩那城的庄园主达莫披洛斯以虐待奴隶出名，他不仅不给奴隶起码的衣食，还打发奴隶抢劫过路的旅客，并要分赃一半。奴隶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公元前137年夏，在叙利亚籍奴隶攸努斯领导下，400名奴隶以锄头、镰刀、斧头、长竿、短棒为武器，冲进恩那城，得到城里奴隶的响应，占领了城市。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在恩那城建立了政权，取名“新叙利亚王国”，攸努斯被推选为国王，取号“安条克”。在国王之下，还设立一个由足智多谋的奴隶组成的顾问院。恩那城建立起来的奴隶政权，固然带有东方王国的色彩，但它在本质上是作为与罗马奴隶主政权相对抗的一种独特的奴隶政权形式而出现的。

恩那城奴隶起义，得到西西里其他地区奴隶的积极响应。在该岛西南部阿格里根特，西里西亚籍奴隶克勒翁领导一支5000人的起义队伍，与攸努斯汇合起来。克勒翁尊重攸努斯，自愿当其副手。起义范围迅速扩大，西西里东部和中部许多城市如墨萨纳、托洛明尼亚、卡塔涅、列昂提尼等，先后落到起义者手中。起义者人数日益增多，据狄奥多拉记载，达到20万人之众。起义奴隶到处摧毁大庄园，杀死庄园主，但他们对小庄园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加以保护，因而得到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同情和支持。

起义军屡败罗马军队。公元前134和133年又击败罗马两个执政官分别带领的罗马军团。公元前132年，罗马派遣大军前往镇压，攻陷起义军主要据点马尔干提纳和托洛明尼亚，最后围攻恩那城。在突围中，2万奴隶阵亡，克勒翁英勇牺牲，攸努斯被俘后死在狱中，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

不久，西西里又爆发了第二次奴隶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由总督涅尔瓦停止释放奴隶而引起的。当时罗马在北非进行朱古达战争，又和北方入侵的日耳曼人作战，需要大量军队。但许多行省和同盟国的自由民因债务沦为奴隶，不能提供兵源。因此，元老院下令行省总督审查自由民出身的奴隶，予以释放。西西里总督涅尔瓦释放了800名奴隶，后因接受奴隶主的贿赂，停止了审查。于是，渴望自由的奴隶愤然举行起义。公元前104年，西西里西部赫拉克利城附近的奴隶在萨维阿斯领导下首先发动起义，后在卡普里恩山建立根据地，并击溃涅尔瓦派来的军队。不久，在利利贝附近又聚集了一支在阿铁尼奥领导之下的起义队伍。为了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两支起义队伍在特里奥卡拉城会师，并在该城建立政权，共推萨维阿斯为王，取号“特里丰”，阿铁尼奥为军事统帅。下设议事会，作为共商大计的机构。大批奴隶和农民投奔起义队伍，力量迅速壮大，挑选强壮的奴隶组成2万步兵和2000骑兵的起义军。公元前103和102年，起义军先后击败了两个执法官带领的罗马军队。这时，起义烽火燃遍西西里大部分地区。起义军分兵出击，四出活动，捣毁大庄园，袭击行省机构，毁坏驿站，切断城乡交通联系。

不久，起义者遇到了不利情况。萨维阿斯在公元前102年不幸死亡，使起义者失去了一位杰出领袖。粮食匮乏也使起义者面临困境。罗马在战胜日耳曼人后，便集中力量镇压奴隶起义。公元前101年，执政官阿克维里乌斯率领大批军队进攻起义军，在墨萨纳附近发生激战，阿铁尼奥英勇牺牲，起义军败退特里奥卡拉。不久特里奥卡拉陷落，许多奴隶被俘后都被钉死，剩下1000名奴隶坚持斗争，后来受骗归顺阿克维里乌斯，竟被卖为角斗士。他们发现受骗后，互相刺杀而死。

西西里两次奴隶起义，因历史条件和奴隶阶级本身的局限性，最终归于失败。但起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起义奴隶曾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标志着罗马奴隶起义斗争发展到较高水平。西西里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揭开了共和后期大规模社会斗争的序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格拉古兄弟改革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烈火尚未完全扑灭，罗马城乡平民在格拉古兄弟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当时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而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传统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威望。他们根据形势发展，从奴隶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怀着富国强兵之志和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

公元前133年，在罗马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如有儿子，则其子尚可各占250犹格，但每户占地总数不得超过1000犹格。所占公有地永久使用，免交租金。超占部分收归国有，划为30犹格的份地，分给无地农民。此种份地须要交纳少量租金，世袭使用，不得出卖或转让。肥沃的坎佩尼亚土地，不在此法案范围之内。提比略提出土地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他们唆使提比略的同僚保民官奥克塔维乌斯使用否决权阻止法案的通过。元老贵族的破坏和人民的拥护，都推动提比略采取激烈的措施，召集公民大会付诸表决，结果，奥克塔维乌斯被罢黜，并通过了土地法案。同时，选出提比略本人、他的岳父克劳狄乌斯和他的弟弟盖约三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处理收回和分配土地事宜。可是，法案的实施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元老院拒不提供必要的经费。于是，提比略趁帕加马国王将其王国遗赠给罗马之际，提议把该王国金库作为贫穷农民的补助资金，并把该王国的处理权交给公民大会。这就和一向把持外交和财政大权的元老院发生严重冲突。为了实施土地法案，提比略竞选连任下一年保民官。元老贵族以连任保民官出乎常规为借口，乘机攻击提比略心怀叵测，欲施暴政。公民大会选举时，农民忙于夏收而无暇进城，贵族反对派策划阴谋，寻衅滋事。大祭司长纳西卡纠集一群元老、被保护人和奴隶，冲进会场，在混战中打死了提比略及其拥护者300余人，当晚把死难者尸体扔入第伯河。

提比略殉难后，改革运动并未停止。元老院不敢贸然取消土地法。三人土地委员会经改组后仍继续活动。据李维记载，公元前125年罗马公民人数约有395万人，比公元前131年增加75万人，一般认为这是失地农民分得份地而具有公民资格的结果。但是，土地分配日渐困难，大土地所有者百般隐瞒地产，产权纠纷也难以裁决，而且还牵涉到意大利同盟者的交界地区，引起同盟者的不满，他们也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土地改革运动便在更加复杂的形势下高涨起来。

公元前133和132年，提比略之弟盖约在罗马平民的支持下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即向反对改革的权贵发起进攻，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然后便转向社会和经济改革。他不仅恢复提比略的土地法案，而且还实行一些其他的重要法案。因为公有地分配已近枯竭，所以他提出殖民法作为土地法的补充，在南意大利建立了米奈维亚和奈普图尼亚等殖民地，甚至设想建立海外殖民地。为了防止粮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从海外购入谷物，储存于公共粮仓，以低于市价每月一次定量卖给公民。盖约还实施筑路法，亲自筹划修建一些大道，以改善交通运输，同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又实施军事法，禁止征召17岁以下的人服役，由国家出资供给公民战士军装。为了争取骑士支持改革，盖约实行亚细亚行省包税法，规定该省采取包税方式征集什一税、关税和牧场税，由监察官把包税权拍卖给骑士。同时还制定审判法，打破了元老对法庭的垄断，使骑士获得担任法庭成员的权利，并惩处司法审判方面的腐败行为。此外，还颁布法律，规定元老院应在执政官选举前确定其卸任后担任哪一行省总督，以免以最好的行省私相授受。

元老贵族施展诡计，反对改革。他们利用盖约的同僚保民官德鲁苏提出法案，建议在意大利建立12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移民3000人。在当时意大利已无可供殖民之地，德鲁苏的殖民法实属欺人之谈，旨在笼络人心，破坏改革。他还蛊惑人心地提出禁止鞭笞拉丁人的法案。针对反对派的阴谋，盖约借助同僚保民官卢布里乌斯提出新的殖民法，即在原迦太基领地上建立朱诺尼亚殖民地，安置6000人，一些意大利人可能也包括在内。公元前122年春，盖约到北非筹建殖民地，反对派乘机造谣惑众，破坏盖约的殖民计划。盖约返回罗马后，斗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他采取坚决措施，毅然提出公民权法案，授予拉丁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意大利同盟者以拉丁公民权。但是这一法案不仅遭到元老贵族的激烈反对，而且也引起那些不愿把公民权分给意大利人的公民强烈不满。而大批意大利同盟者在当时又被排斥于罗马城之外。因此，法案未能通过，盖约的威信随之下降。同年夏，盖约竞选第三任保民官失败。在他卸任后，反对派便进行报复。取消北非殖民地的法案被提到公民大会，集会时双方发生冲突。元老院借机镇压改革派，盖约及其支持者占领阿芬丁山进行抵抗。最后，盖约被追逼而死，3000余名支持者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也被投入第伯河。

格拉古兄弟实行改革，企图通过限制占用公有地和分配土地给农民的立法，遏止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以维护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但是，当时罗马处在城邦危机时期，小农的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已不可能维持小土地所有制。盖约死后不久，罗马又通过了允许出卖份地的法案，土地委员会也被取消。不过，格拉古兄弟改革在历史上仍有重要意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盖约在形势推动下由单纯的土地改革发展到实行多方面的社会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是符合当时罗马社会发展要求，在后来罗马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肯定和充实，因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马略军事改革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社会内部斗争继续发展，形成所谓民主派和贵族派，双方在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11—105年）期间和战后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努米底亚王室发生内讧，朱古达占领塞尔塔城后，利用当地居民反罗马情绪，杀死了住在该城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以及高利贷者。罗马于公元前111年向朱古达宣战。战争伊始，罗马贵族政治和军事制度的腐败暴露无遗，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接受贿赂，士兵为所欲为，军纪松弛，士气涣散，致使战争连连败北。公元前109年，执政官麦特鲁斯到达北非，整顿了军队，开始扭转局面，但未能迅速结束战争。骑士因其利益受到损害大为不满，加剧了他们与元老贵族的矛盾。

此时，军人出身的马略崭露头角。他和骑士有着密切关系，在平民中也有一定威信。在民主派的支持下，马略当选为公元前107年执政官，获得朱古达战争的指挥权，并在后几年中连任执政官，率军作战。在此期间，为了增强罗马军事力量，取得战争胜利，马略实行了军事改革。罗马原来实行公民兵制，公民须有一定财产资格才能参军服役。由于战争需要大量兵源，财产资格便逐渐降低，在布匿战争中最低财产资格曾降到4000阿司。同时在军队中也出现志愿兵，不过他们多半为服役期满的老兵。到公元前2世纪，特别是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兵源危机日趋严重。马略为了迅速征集军队，取消了财产资格限制，吸收无产者入伍，即以募兵制代替了公民兵制。实行这一制度，使他很快征集到补充北非军团所需的新兵，大约有5000—6000人。不过，马略采用募兵制后，公民兵制并未完全废除，在公元前1世纪，当招募志愿兵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又强制征集公民参军。马略实行募兵制后，士兵除获得薪饷外，还可得到国家提供的武器给养，不再在军饷中扣除。服役期限也有明确规定，一般认为马略把士兵服役期限延至16年，服役期满的老兵可从国家分得一块份地作为补偿。随着财产资格的取消，罗马公民在军团中只当重装步兵，而骑兵和轻装步兵改为从同盟者和行省中征集。

马略军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改革军团组织。为了加强军团的机动灵活性，马略在军团中推行联队制。联队是介于军团和连队之间的组织，配有600名重装步兵，能够单独执行战术任务，独立进行军事行动。每个军团有10个联队，每个联队辖3个连队（6个百人队）。联队制军团的作战阵式仍保持三列队法，前列配置4个联队，后两列各有3个联队，各列联队之间留有空隙，前后列联队交叉排开，以便插上和退却。马略还统一军队的武器装备，重装步兵一律配备投枪和短剑，并改进了投枪构造和运载工具。此外，马略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把当时角斗学校训练方法引入军中，以提高士兵的战术技能。在训练中，注重锻炼军队适应艰辛的作战环境和生活条件。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独立作战能力，马略要求士兵在行军中除携带武器外，还背负行军背架，内有挖掘工具和其他装备，以致于当时马略军中士兵获得“马略骡子”的谑称。

经过军事改革和整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马略依靠改组的军队，于公元前105年胜利结束了朱古达战争。这时，原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部落为寻找新的居住地，向西南迁徙，侵入那尔旁高卢，威胁意大利。罗马派兵抗击，屡遭失败，损失惨重。公元前102年马略第四次就任执政官，率军与条顿人激战于阿克维·塞克斯提埃，条顿人几乎全军覆没。次年，又在维尔凯列附近大败森布里人。日耳曼人的入侵终被粉碎，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公元前101年，马略的副将玛尼乌斯·阿奎里乌斯率军镇压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马略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次改革冲破旧的城邦制度的传统，改变了罗马以公民兵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使得大批无业游民加入军队，部分地解决了小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安定。同时，通过广开兵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解决当时罗马军队出现的问题，符合奴隶主阶级加强统治和进行对外战争的需要，进一步推动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这次改革对罗马社会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改革导致罗马军队社会成分的变化，使罗马军队由农民为骨干的公民兵变成了以无产者为主要来源的职业军队。改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老兵分配份地的制度，也改变罗马土地问题的性质，即由破产农民要求恢复土地的斗争变为老兵争取份地的斗争，这就在共和后期罗马社会斗争中增添了新的因素。职业军队长期追随和服从自己的统帅，而统帅则笼络收买军队，并利用军队作为争权夺利乃至夺取政权的工具，这样就为后来罗马奴隶主权贵建立军事独裁提供了条件。

同盟者战争 罗马征服意大利后，经过长期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文化交流，意大利逐步罗马化。一些具有部分罗马公民权的公社地位上升，获得完全的罗马公民权。在新建的拉丁殖民地中，罗马移民越来越多，新老拉丁殖民地都享受拉丁公民权。但是，众多的意大利同盟者的地位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他们在名义上是罗马的同盟者，实际上则是罗马统治下的属民。同盟者没有罗马公民权，不能参与罗马政治活动和担任官职，也分不到公有地和战利品，但却要为罗马提供辅助部队，而这种“血税”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日益加重。罗马元老院加紧控制和经常干预同盟者的内部事务，同盟者还受到罗马人的歧视和虐待。因此，同盟者对罗马的统治和压迫深为不满，他们强烈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和其他权利，或者与罗马完全脱离关系，争取独立地位。于是，意大利同盟者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便和罗马社会改革运动汇合起来。

在罗马统治阶级中，不少有识之士主张给予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公元前125年，执政官弗拉库斯首次提出向同盟者授以公民权的议案，但由于元老院的阻挠，弗拉库斯被派往高卢出任总督而被迫放弃了提案。此事引发了弗列盖列城居民起义，后遭罗马镇压。公元前122年盖约·格拉古又提出公民权议案，大批同盟者涌入罗马表示支持，但被执政官赶出城外，结果议案未获通过。公元前103和100年，萨杜尔尼努斯两次当选为保民官，他依靠平民和骑士的支持，颁布了粮食法等法案，并与马略结盟强行通过土地法案，将阿非利加和那尔旁高卢行省的公有地分给马略老兵，每人100犹格，其中包括服役期满的意大利同盟者。可是，萨尔尼努斯运动以失败告终，使同盟者的幻想再次成为泡影。公元前91年，保民官德鲁苏企图调和矛盾，实施粮食法和殖民地法，向贫穷公民廉价售粮并分配坎佩尼亚和西西里余下的公有地，还提议法庭成员由元老和骑士共同组成，授予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可是，这个妥协方案遭到普遍反对，不久德鲁苏也被暗杀了。意大利同盟者通过和平和合法途径争取罗马公民权的希望完全破灭，于是他们愤然拿起武器，发动了同盟者战争。

意大利同盟者以马尔西人为核心，秘密结成反罗马联盟。他们互相交换人质，商议联合发动起义。公元前91年，皮凯努姆的奥斯库伦城首先起义，参加反罗马联盟的城市和公社纷纷响应，除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以外，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同盟者都卷入了起义。起义的同盟者建立联盟共和国，定都于皮里根尼的城市科非尼姆，更名为意大利，并按罗马国家模式，设立公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等。还发行铸币，镌有公牛掀翻母狼的图案，象征意大利战胜罗马。起义者的军队有10万人，马尔西人西罗和萨莫奈人穆提鲁斯作为意大利执政官并担任起义军统帅。罗马征集了18个军团，派遣执政官率领出征，一些著名将领如马略和苏拉等担任副将。战争主要分成南北两大战场进行。战争初期，起义军在南北战场都占据明显的优势。迫于形势的严重性，罗马元老院采取让步政策，对同盟者进行分化瓦解。公元前90年底，罗马通过尤利乌斯法，向所有迄今仍忠于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和拉丁殖民地以及在罗马军队服役的同盟者授予罗马公民权，很可能还向放下武器的同盟者授予罗马公民权。这一法案的公布，有效地制止了起义的扩展，加强了罗马的统治基础。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率先取得了公民权。公元前89年初，罗马又颁布了普劳提乌斯-帕皮利乌斯法，进一步补充了尤利乌斯法的实施细则。于是战争局势发生变化，罗马逐渐掌握主动权，在两个战场上都发起了进攻。在北方战场，罗马军队击溃北上的起义大军，占领了奥斯库伦。不久，西罗率军向南撤退，同盟者的首都失陷。在南方战场，苏拉击溃萨莫奈人的主力部队，攻占其首府波维亚努姆。但西罗撤到萨姆尼乌姆与穆提鲁斯汇合，以爱塞尔尼为中心，坚持抗击敌人，甚至一度收复波维亚努姆。后来，终因力量悬殊，在公元前88年被镇压下去。同时，阿普利亚的起义军也遭到失败，同盟者战争遂告结束。

同盟者战争是意大利同盟者要求罗马公民权，即争取与罗马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平等权利而发生的，因而具有民主运动的性质。同盟者在战场上虽被罗马人打败，但经过战争终于达到他们的目标。罗马不得不把公民权授予波河以南所有的意大利同盟者。然而，罗马对这些新公民作了限制，把他们单独编成8个（或10个）特里布斯，使他们在表决中对拥有35个特里布斯的老公民处于劣势地位。不过，从此同盟者的上层得以跻身于罗马显贵的行列，而广大中下层居民也享受到罗马公民权带来的财产权、婚姻权、税务豁免权以及人身的保障，等等，从而扩大了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同时，这次战争冲破了旧的城邦制度的框架，改变了意大利社会政治结构，把罗马控制下的意大利各城市和部落组成的联盟，变成了以罗马为核心的意大利统一国家，因而也加速了意大利各地区和罗马的融合过程。总之，同盟者战争对于罗马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苏拉独裁 正当罗马和同盟者酣战之时，在小亚细亚发生了密特里达提战争。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提六世乘罗马无暇东顾之机，于公元前89年进军亚细亚行省，当地居民苦于罗马的压榨，把他当作解放者。占领小亚细亚后，密特里达提派兵从色雷斯进入马其顿，同时本都舰队控制了爱琴海。此时，雅典也发生反罗马的起义，希腊各邦纷纷倒向密特里达提一边。因此，罗马在东方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

同盟者战争结束后，罗马抽出力量对付东方，但在派遣战争的统帅人选上，贵族派和民主派发生了争执。公元前88年，在元老院主持下，担任当年执政官的苏拉抽签获得了指挥权。可是，苏拉的军队尚未离开意大利，马略和保民官卢福斯结盟，在公民大会通过提案，免除苏拉的指挥权而代之以马略。苏拉旋即带兵向罗马进军，开创了罗马人进攻自己祖国的先例。苏拉攻下罗马后，杀害了卢福斯和大批民主派分子，并宣布马略等人为“公敌”。还废除民主派法律，规定任何议案不经元老院批准，不得提交公民大会表决，所有议案一律提到森都利亚大会。恢复了元老贵族的统治，苏拉于公元前87年率军出征东方。他在希腊围攻雅典，血洗了这座文明古城。接着又战胜本都和希腊联军，挫败了密特里达提进入欧洲的计划。

这时，罗马的形势发生逆转，马略从北非返回意大利，在伊达拉里亚纠集军队，联合执政官秦纳占领了罗马。他们进行血腥报复，捕杀苏拉的拥护者，取消苏拉的法律。公元前86年马略和秦纳当选为执政官，但马略就任第七任执政官后不久即死去，大权落在秦纳手中。秦纳采取一系列有利于骑士和平民的措施，如取消部分债务，实行币制改革，把意大利新公民分配到35个特里布斯等。不久，秦纳死于兵变，但罗马政局仍控制在民主派手中。

与此同时，小亚细亚也起风云。当地居民不堪忍受密特里达提专制统治和战争负担，相继发动起义。秦纳当政时曾派弗拉库斯率军代替苏拉出征，但他因内讧被杀，接替其职务的费姆布里亚转战到小亚，占领了帕加马。苏拉副将鲁库鲁斯指挥的舰队也夺回了爱琴海的岛屿。这样，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重又归于罗马。军事上的失败迫使密特里达提求和，而苏拉也急于结束战争，赶回罗马夺取权力。于是，双方于公元前85年缔结了和约。密特里达提放弃战争以来所占领土，交出舰队，赔款2000塔兰特，苏拉则承认他为本都国王和罗马的同盟者。第一次密特里达提战争结束后，苏拉策反了费姆布里亚带领的军队，并在小亚严厉惩罚亲密特里达提的城市，在行省摊派巨额军费和赋税，恣意劫掠和搜括行省居民。

公元前83年，苏拉率领4万大军在南意大利的布隆迪西乌姆登陆。克拉苏和庞培等一批贵族青年闻讯后立即投奔苏拉。民主派在小马略等人领导下组织抵抗。最后，苏拉在科利那城门外击败民主派和萨莫奈人的联军，以征服者姿态进入罗马。他宣布“公敌”名单，大肆屠杀民主派分子和无辜平民，抢劫其财产和土地，至少有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遭到杀害。同时，释放原属其政敌的1万名奴隶，组成一支卫队，赐姓“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之姓）。苏拉还对背叛的意大利城市实行残酷报复。他在没收的土地上建立10个军事殖民地，安置了12万老兵，这些老兵成为苏拉建立军事独裁的重要支柱。

稳定局势后，苏拉开始实行所谓宪政改革。他授意摄政弗拉库斯恢复独裁官职位，并将此法案提到公民大会通过，批准苏拉为独裁官，任期不限。无限期独裁官职务使苏拉集国家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这在实际上破坏了共和制的基本原则，但他却又维持共和机构和官职，并在共和体制下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他从忠于自己的骑士和意大利自治市贵族中，选拔300人补充元老院，使元老名额增至600人。元老院恢复了旧日的权力和特权，在立法上任何提案非经元老院审议不得提交公民大会；在司法上原由骑士控制的常设刑事法庭收归元老院掌握。保民官的权力被剥夺殆尽，其立法创制权受到元老院的钳制，司法指控权也被废除，否决权则受限制，还被禁止继任其他高级官职。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苏拉把执法官由6人增至8人，财务官由12人增至20人。2名执政官和8名执法官任职期满后出任10个行省的总督，他们就职于哪个行省则由元老院决定。并规定行省总督无权发起战争，禁止总督带兵离开行省或把军队调出行省境外。苏拉还重申和规定高级官职的年龄资格、任职间隔期，以及财务官以上高级官员卸任后进入元老院等制度。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苏拉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设立了7个常设刑事法庭，制定了审判程序。法庭的法官

广东民风民俗资料

　民风民俗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特色，本文特意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广东民风民俗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广州：充满民间民族风情的南粤名城

　广州是一座有着十分丰富的民间民族风情的南粤名城。广州近年来在欢度春节、元旦、五一节、国庆节等传统民族节日的基础上，开展了每年一度的非常有广州特色的八大节庆活动：春节期间的迎春花市和元宵节，农历二月的波罗庙诞会，端午节(期间有盛大的节日庆典——龙舟节)，番禺荷花节，从化、增城的荔枝节，重阳节，中国旅游艺术节暨广东欢乐节，广州美食节等。

　此外还有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菊花展，元旦举行的花车巡游，中秋节的中秋灯会，以及10月举行的广州旅游文艺汇演等，为广州这座花城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羊城八景尽显广州风情

　“羊城八景”，最早源于宋代。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城市大规模扩建，来穗贸易与游览的客人众多，人们便仿效“潇湘八景”，开始选择当时最能代表广州城风貌的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月(色)、菊湖云影、蒲涧帘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八个景点称为“羊城八景”，历经元、明、清各代，沿袭至今。

　2001年“新世纪羊城八景”的评选面向全市市民，“岭南特色”、“历史底蕴”和“不老的广州”成为评选的重要标准。2002年，羊城第一秀、越秀新辉、珠江夜韵、古祠流芳、黄花皓月、莲峰观海、天河飘绢、五环晨曦8个景点、景区从众多的提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世纪羊城八景”。

　香港、广州的黄大仙庙

　黄大仙庙分布在世界各地，香港、南洋、美国、广州和南海西樵都有。而最早的黄大仙庙，应是浙江金华的“赤松观”;黄大仙的“仙乡”，就在浙江金华。

　香港的黄大仙庙可谓家喻户晓。它位于九龙黄大仙区，区以庙名，可知其闻名。庙内供黄大仙，终日香烟袅绕。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男女善信来拜，香火旺盛，春节期间，进香者更加潮涌，络绎不绝。香火之盛，堪称全港之冠。黄大仙庙是一座道观。石门坊上正中题“金华分迹”四个大字，表明它是金华祖庙分支出来的一个分庙。香港黄大仙庙，规模不大，亦无名山秀水映衬，初时寂寂无闻，抗日战争后更为冷清。直到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发展后才香火日盛。

　广州黄大仙庙的故址，在广州芳村的花地村。当年神庙的正门，当街有一座楼，石柱、门楼顶均有花纹图案装饰。陈济棠主粤时，旧黄大仙庙被改作孤儿院。抗战时期，广州沦陷，旧黄大仙庙充作日本宪兵司令部。解放后还可见废碉堡和被害者遗骨。

　广东江门鹤山龙舟赛

　鹤山市龙舟历史悠久，每年端午节，市三夹桥河段都自发进行龙舟竞渡，万人观看，场面壮观。我市龙舟实力超群，屡获殊荣。1984年和1986年鹤山两夺广东省“丰收杯”龙舟赛季军;1988年代表广东省夺得福建国际龙舟邀请赛获季军;1994年夺得香港国际龙舟锦标赛第五名;1998年夺得江门市“五邑杯”龙舟赛冠军，获五邑第一龙之称。

　广州寻宝之增城何仙姑家庙

　瓦上仙桃甘泉井　千年古藤烟囱榕

　庙顶长“仙桃”，庙内古井甘泉终年不竭，千年古藤难辨树头须根，烟囱顶上长“飞榕”……昨天，记者来到增城市小楼镇寻觅“仙姑芳踪”，在感叹何仙姑家庙建筑精巧之余，无意中，还发现了庙内庙外多处富有传奇色彩的景观。

　瓦脊长仙桃　咸井出甘泉

　何仙姑家庙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咸丰八年，建筑是砖石台梁式结构，三进式，一进和三进是封火山墙，规模虽小，仅200多平方米，但全庙碌灰筒瓦，飞檐拍板遍布花鸟、戏曲人物工艺，制作十分精巧。

　大门的右侧有一口八角形“天花井”，上题：仙泉涓涓，饮者万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围方圆几里的井水都略有咸味，但唯独这口古井水质清纯，爽口甘甜，终年不竭，因此，家庙一带的居民都称它为“仙姑井”，井水则为“仙水”。

　家庙的瓦脊之上，是天生天养的“麻姑仙桃”。它1米多高，扎根于瓦面屋脊间的寸土之上。工作人员说，他们从来未为该桃树浇灌、施肥，然而桃树却年年开花，岁岁结果，所产的桃子比寻常桃子个头略大。由于产量有限，这些“仙桃”每年都被游客抢购一空。今年10颗桃子义卖筹得了226万元，其中一颗“吉祥仙桃”更以8万元的“天价”被一位香港商人购走。

　白云山上苏公祠

　广州城内，有许多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史迹，他的子孙也与广州很有缘分。在广州的白云山上，曾经有一处苏公祠，就是纪念苏东坡的孙子苏绍箕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庄旅社的原址。

　苏东坡一生虽然文才出众，但官运不佳，多次受贬，家人也跟着受到牵连。一次，苏东坡因为冒犯了当朝的皇帝和权臣，被皇帝抓进监狱，害得家人逃的逃，跑的跑，三儿子苏迨举家南迁，隐居于广东南雄的珠玑巷。谁都不知道他是苏东坡的子孙，一家人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苏迨的妻子欧阳氏，聪明贤淑，和苏迨相敬相爱，到珠玑巷不久，即生下长子苏绍箕。

　苏迨因为家学深厚，见多识广，儿子出生后，他着意培养，当时正值宋金对峙时期，在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冲突中，苏迨深知，只重视文化素质还是不够的，还要重视武艺的学习，因而在儿子的学习过程中，他更加注重让儿子学些武艺。这苏绍箕也不含糊，从小聪明好学，不仅文化课学得好，而且武艺练得也很棒。

　苏绍箕20岁就考取了武举人，并被任以地方官。其时宋金对抗更加严重，宋朝内部也出现了主战与主和派的分裂。宋徽宗时，主战派占了上风，苏绍箕因是武举人，被征调到北方，投身抗击金兵的斗争中。苏绍箕智勇双全英勇善战，得到主战派李纲和抗金名将宗泽的赏识。后来，宋徽宗被金兵抓走，赵构建立南宋王朝，苏绍箕一面积极抗击金兵，一面保护赵构转战镇江、扬州、温州等地，最后在杭州立住脚，建立了与金对抗的南宋政权。苏绍箕因护驾有功，官至太尉，掌管京城各路兵马。

　正当苏绍箕和各位抗金将领同心抗金的时候，南宋朝庭内部形势急转直下，主和的秦桧为相，投降派一时得势，主战的岳飞、岳云父子被害致死，李纲被贬，宗泽病死，苏绍箕看到这种情势，心力疲惫，于是向南宋皇帝赵构上了一封奏书，意思是说自己因多年征战，身体落下不少伤残，希望皇上恩准自己退休安度晚年。赵构大概也看出了苏绍箕的真正意思，批准了苏绍箕要求退休的奏章，并恩赐他丞相和太尉的荣誉官职。

　苏绍箕在55岁时解甲归田，退休回到南雄珠玑巷居住，第二年又举家南迁到广州，住在二儿子家里。赋闲在家的苏绍箕遍游广州附近的名山，并对白云山情有独钟，于是在山上出资建了一座月溪寺，买了一千亩土地作为月溪寺僧人养命之用。同时，他还在附近买了三百亩土地作为自己以后的墓园。就这样，苏绍箕在广州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七年，于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年，即公元1150年病逝于月溪寺，死时62岁。死后，苏绍箕被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埋在了月溪寺后边的墓园中，俗称“大鹏展翅”龙穴，也叫“苏家山”，为广州古代白云山“八大名墓”之一。

　黄埔军校，峥嵘岁月八十载

　2004年的6月16日是黄埔军校的八十周年校庆。作为一座在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著名军校，黄埔军校的盛大校庆让人们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热土。八十年前黄埔军校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无法绕过的重大事件，在黄埔长洲岛这块跃马谈兵之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在现在想来依旧激动人心，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净土上，让我们来重温一番当年革命的烈火雄风，感怀一下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

　黄埔军校——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黄埔军校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创建于1924年5月，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帮助下亲自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位于广州市东南珠江中黄埔长洲岛上，长洲岛全岛面积六平方公里，山峦起伏、四面环水、筑有炮台多处、隔江与鱼珠、沙路炮台相望，构成了长洲军事要塞。

　黄埔军校面临珠江，背倚址旗山，坐南朝北，大门、二门后面是一座两层的砖木结构、三露四进的楼房。军校大门是一座两柱牌坊式建筑，挂有"陆军军官学校"横匾，相传是当时名士谭延所写的。黄埔军校旧址几经沧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炸毁。1964年按原貌重建，1984年成立黄埔军校纪念馆，并于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开学演讲中提出"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作为办校宗旨。大门门匾上写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军校早期的名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军校曾几次易名，其实都没有真正挂过"黄埔军校"的门匾。只因多次改名，校址不变，都在黄埔长洲岛上，所以人们通称它为"黄埔军校"。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上有四大军校：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皇家军事学校、中国的黄埔军校和日本的士官学校。作为世界四大军校之一的黄埔军校，培育了为数众多的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叶剑英、聂荣臻、李宗仁、白崇禧、陈毅、陈庚、胡宗南、徐向前、林彪、赵尚志、赵一曼、罗瑞卿、陶铸、杜聿明等人都是名震疆场的赫赫名将。

　远去的铁骑：八旗子弟

　如果不了解200多年前驻防广州的八旗兵，就无法理解现今生活在广东的18万满族人，他们多是200多年前进驻广州的八旗后裔。

　在广东历史上，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先例并不鲜见，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就有数万征战的将领、士兵留驻，与当地人融合，中原文化开始浸润岭南。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的军事移民相比，清朝的八旗兵丁移民规模并不算大，只是这次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占人口少数的民族主动迁向多数民族中来。

　清室建朝之初，八旗铁骑踏遍关外塞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平定关外诸藩，中原初定，分遣八旗兵马驻守全国要地，两年后，3000京旗汉军南下广州驻防。75年以后，广州府地位日益重要，乾隆帝再次派驻满族八旗来粤驻防，经过11年分批抽调北京、天津八旗，驻广州满八旗达到1500人，与汉八旗分区驻守城池。

　这1500名满八旗家庭子子孙孙均出丁世袭旗兵。经康乾盛世后转衰，到清朝覆灭。八旗解甲，直至今日，历经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广州八旗子弟见证了沧海桑田巨变，命运多舛，他们的后人占今日18万广东籍满族居民的绝大多数。

　84岁的汪宗猷老人也不例外，他是第八代八旗子弟完颜家族的后人，从他的家族变迁可以洞悉那段历史。

　位于今天广州市海珠中路的满族家庙观音楼几经风雨，现今成为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办公地址。

　汪宗猷老人三回家乡故土不再

　八旗二马路、八旗会馆，这些广州地名依稀可见满族活动的蛛丝马迹，今天这样的线索已经为数不多，时光倒流到247年前(1756年)，广州光塔街以南至大德街(今天光塔、纸行、诗书及解放南)一带，均是满族八旗兵驻防范围，直到92年前(1911年)，这种局面仍没有大的变化。八旗铁骑和满族女人的旗袍伴随着广州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历史很容易被现实冲刷，今天的道路早已没有了八旗铁骑踏过的痕迹，就连那段历史很多人甚至已经忘怀。

　然而84岁的汪宗猷老人却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他是驻防广州满八旗兵的第八代，女真部落和辽金及清代赫赫有名的完颜氏后人，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继任者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偏安，激发诗人林升留下“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千古绝骂，完颜后人在清朝多改汉姓王或者汪，自完颜家族汪全德三兄弟1756年陆续来广州驻防以来，已经经历10代，在镶红旗第8代汪宗猷之前，祖祖辈辈均是驻防八旗子弟。

　汪宗猷老人曾经3次重返东北老家，一个半世纪流离之后，已物是人非，故土难寻，先辈村落已无稽可查，即便去到家族南下前中转的北京、天津，3次到北京市郊的满族镶红旗村走访，仍无音讯。八旗祖辈的踪迹还是他在查阅散落的家谱和各种资料后，终于梳理出了大致线条……

　清军1844年入关，建立王朝平定四方后，征战四方的20万铁骑逐渐转为各地驻防，满族原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全民皆兵模式，后来被职业旗兵取代。康熙二十一年，在全国划出97处要地，派驻八旗兵驻防，其中京畿附近派驻25处、东北满族老家44处、新疆8处、内地驻防20处，20万大军一半分驻东北、新疆和京畿，另一半分驻江宁(今南京)、京口、杭州、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等内地20座要城。

　在驻防京畿的八旗中，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正黄、镶黄和正白三旗守卫，皇帝亲自担当统帅，维护王朝凤銮，称上三旗，而正蓝、镶蓝、正红、镶红、镶白五旗由亲王等要臣号令，称下五旗。但在京畿之外的驻防军中，各地的八旗并没有上下之分。各地八旗军由钦命将军统领，将军一般为一品要员，相当于现在的各军区司令员，但管辖范围小得多。由于广州由满八旗和汉八旗分别驻守，将军之下设立二品大员左都统和右都统，分别管理满汉八旗。各旗再由协领和佐领管理。

　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