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的过日子与过渡心理，看似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态度，细想之下却触及了中国文化中最底层的文化心理，即：模模糊糊，马马虎虎，顺应天命，被动地承受年岁的轮回。

此时，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并没有以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话语为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正名，而是明确地对其做出了批判，并以西方人主动选择生活、改造世界、批判进取的精神鼓励中国人锐意奋起，不再麻木不仁。只有如此，“他才能在这世界上做自己的主人”。文化的基因往往惊人地持久。

本文写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彼时国人已初历现代化，且困于战乱之中。今天中国已经丰裕富强，但文中所说的“过日子”“过渡心理”“被动承受”的心态却依然在我们心理的深层激起回响。文章选自《费孝通全集》第三卷，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原文名：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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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1910-2005）

江苏吴江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我时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既不痛痛快快地活，却又不爽爽快快地死，不生不死地蛰伏着有什么意思？当我耳边听到大家在说“过年”时，才恍然领悟了我们古老文化中沉痼似地积着个牢不可拔的“过渡心理”。

在日常的用语中，生活就是“过日子”。逢年逢节大多希望如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又轻快又不留恋地度过了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假定命运不好，一路没有好风，这一堆日子怎样打发开，自然会成为一项使人度日如年的担负了。可是这种人却从不想自动地把重荷卸下来休息一下，或甚至直截了当把它抛入深海，他们似乎很认真地把这个担子看成了无可奈何的累赘，做人是一项责任，是一种不必有权利的义务。

每过一节，每过一年，不免自相庆幸，好像远征队伍又攻克了一个城市。要不然为什么我吃年夜饭而不吃年中饭？我们的得意处不是在结束了一场事务，所以除夕才值得我们的欢宴么？新年对我们似乎是另一个沉重任务的开始，习俗上不是常用禁食、不会客等淡漠的心情来接受的么？

Enjoy life一句是译不出的，也不易为中国人所了解的。我们是老和尚在古庙里暮色沉沉中撞着铜绿的晚钟，他怎能梦想有少女们在红日初升晨曦缭乱里放声髙歌？在她们人生是个难得的机会。想！在这个悠悠无垠的大宇宙里怎样的侥幸而我有这瞬息的存在。生命既不可久，何必求它淹留，只要能在这瞬息的存在中充充分分地活它一下，也就不辜负上帝给我这一点恩惠了。不久我又得还到这无知的大地，再来时不知在哪时，要是在这一生虽有了做人的机会而并没有痛快地做个人，不是一件最可遗憾的事么？伦敦市繁华的中心叫Piccadilly，我想若把它译作“片刻蝶恋”就很能表示他们那种不放松人生的态度了。

“过日子”的生活态度若是细细加以分析，实在既不是厌恶人生，甚至也不能说对人生取什么消极的反应。若是一个人觉得人生是个痛苦，他若不喜欢痛苦和不相信痛苦是得到快乐的手段时，人生对他也就失去了引诱，于是假若他有一些勇气的话，自不能不直截了当地舍弃这个累赘了。求超脱的人决不能拖着得过且过的过渡精神，他在白茫茫一片的雪地里，看不到埋伏着的火山；他在汹涛滚滚的大海中，望不见万花竞艳的岛国，他应是死了心的，他有的是厌恶和消极，求个“一切皆无”。

抱着“过渡心理”的多少要存几分侥幸之心，我说他心存侥幸，因为他虽则不对光明的来日绝望，但是他却并不积极去追求。“过日子”不是消极而是被动。年来了就过年；节到了就过节；孩子生出了，就养孩子；官运来了，就做官。既不积极地求，却又不消极地避，一切都接受。要是来得好，是这样；来得不好，也是这样。生也如此，死也如此。

我常说若要明白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们必得借鉴于植物，植物不择地，随处而安；植物不择时，春荣秋枯。中国人讲顺，就是接受一切，不择地择时，更不择命。我们并不需要一个虚设的天堂，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好人。我们可以为自己预备寿材，为自己选定墓地；我们可以看孩子们不断入世，弄到穷无立锥之地，既无柏拉图之理想国，亦无但丁的地狱，有的是一堆过不完的日子，一年一节地度过去，自己辞世了，儿子们随着再过。“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在这个最紧张的抗战年头，大家更充分地表示了“过渡心理”，这是外国访问团永远不会领悟的一个谜。伦敦的居民一星期只吃一个鸡蛋，若问他们痛苦不痛苦，他们一定回答说：“是呀，这是痛苦。”若是再问他们为什么忍受这痛苦，他们一定说：“我们是用痛苦来结束痛苦。我们为了要每天有吃不完的鸡蛋，所以现在得一星期吃一个。”这个逻辑正确不正确我们且不问，可是骨子里他们是有着“吃不完的鸡蛋”的梦想，他们不肯马马虎虎过一辈子，要活个痛快。因之，平日似乎是无愁公子的美国青年，一上战场顿时会变成了无敌的飞虎。他们不但要痛快地生活，也知道痛快之来却时常以痛苦始。

我们怎样呢？有多少人不在等待胜利？谁不像冬天的蚊蟋蛰伏着，盼望春雷一动？谁不是枯凋的野树，在冷风里抖动，专待春光再临。自然，春雷终究是要动的，春光终究是要来的，但是春来了还是要去的，除非我们能创造我们的春天，这春天才是自己的，才是可以留恋的，才是可以保留得住的。

“不能痛痛快快地活，不如爽爽快快地死”！哪一天中国人能了解了这一句话，他才能在这世界上做自己的主人。这时候我们的欢宴将不在除夕，而在元旦。朋友！生命不应叫岁月来消磨，是要我们去消受的呀。我们错失了这稀有的机会，哪里可以再求，快乐即使有代价，这代价也是值得付的，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本钱。

华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华延年，又名华少峰、华西园，曾化名潘鸿文、刘少陵、华仲修、林少侯、林石父，笔名石修、晓风、方衡等；华岗同志是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编辑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株连被捕，1972年不幸去世。

华岗1903年10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1920年考入衢州的浙江省第八师范,1923年在衢州浙江省第八师范读书时，为反对学校干涉学生运动被开除。后改名少峰转入宁波浙江省第四中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参加编辑进步刊物《火曜》。1925年6月，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8月加入中国***，中断学业，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历任青年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和顺直(河北)省委书记。　1928年5月，去莫斯科出席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主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党中央华北巡视员。　1932年9月，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化名刘少陵，于赴任途中被捕，判刑5年，关押山东第一监狱。　1937年10月，经组织营救出狱，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主编。 青年时代的华岗同志

　　1943年初，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派赴云南做统战工作，化名林少侯，应聘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团结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8月，任国共谈判中央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1947 年3月，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一起撤到延安。　1948年春，华岗经中共中央批准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1949年 9 月 ，华岗应召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因病滞留青岛，被安排以山东大学教授身份讲授《社会发展史》，同年出版《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　1950年4 月，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文史哲》杂志任社长，同年出版《苏联外交史》、《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1951年春，济南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并于山东大学，华岗续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同年出版《五四运动史》。1953年，出版《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次年出版《辩证唯物论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　华岗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同他一起工作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华岗校长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因此，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是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华岗校长在山东大学工作时的业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重视全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他亲自为师生员工讲授《辩证唯物论》等政治理论课，提高师生员工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三）主动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四）发扬学术民主。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五）抓大事，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学校的重大工作，在党委常委会议、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议上研究讨论，日常工作人手让各有关部门去办，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行政工作效能。

华岗(20张)　　1955 年2月，当局在全国展开对胡风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华岗于3月在校刊《新山大》上以方衡的笔名发表《胡风文艺思想的唯心论宣传》，此后当大批判继续深入到政治领域后就借故全部推辞了；5月，前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批胡风大会上公开发言说：胡风问题是文艺理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山东大学有人提出要重点批判吕荧，华岗批示“缓办”；8月25日，华岗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以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为首的“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嫌疑，被青岛市公安局抄家并关押；其妻谈滨若先被隔离审查，后因“包庇华岗”被开除中共党籍，行政降四级。　1957年秋，华岗被转押北京秦城监狱。1963年，当局对“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进行甄别，并释放了向明；“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大致定案，也没有查出华岗此有何相关罪证，但因拒不认罪，仍被作为“胡风分子”继续关押。

华岗(19张)　　196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华岗有期徒刑13年，并剥夺政治权利7年，比所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得更重，仅次于胡风本人的14年徒刑。1968年8月24日，本是华岗刑满释放之日，但他却被继续关押到1970年3 月 5日才办理释放手续，但不准出狱，已过66岁仍被安排到监狱里的就业队，直到病倒失去自理能力，才于1971年1月被送回青岛家中。1972年初，华岗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被限制就医，只得重回济南监狱要求医疗，但直到4月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当局不允许家属陪护，5月17日在济南医院孤独地去世。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同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省委在济南英雄山烈土陵园为华岗同志举行隆重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悼词对华岗同志的一生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肯定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　华岗的狱中遗著有《美学论要》、《规律论》等16部，论文218篇，未发表文稿4部。前两部遗著由人民出版社相继于1981和1982年出版。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和2003年先后出版了《华岗文集》和四卷本《华岗选集》。

法律学习者必读的书籍

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阅读秩序》、《送法下乡》] [点介] 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它会告诉你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后面的《送法下乡》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本书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更加充实和饱满,虽然我还是觉得其《本土资源》一书最为重要。 2 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

[点介] 作为一本哲学知识和流派介绍的通俗读本，该书不仅可以把读者引入一片新的哲学天地，更重要的是，该书在开辟和拓宽学生的问题域上，特别在怎样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上，有着相当的帮助。如何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大学期间一直要注意训练的能力 ，它在很多时候比具体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江村经济》]

[点介] 今天我们离费先生写作此书的年代已经相去六七十年，但费先生于书中所做的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那样的切中肯綮；费先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文章风骨，我们今天仍然还差之甚远。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反思：法学的知识贡献在哪里？ 4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点介] 透视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游戏规则。为什么在我们的正式制度外，还会有一套更为适用的潜在的规则？作者从历史中的故事投射到当今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中反思：法律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条件上什么？法律的道德善恶与实际的利害格局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在自我欺骗的冰山上生存，还是在苦涩的反省中奋起？ 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黄金时代》]

[点介]这是一本清醒的书、理性的书、幽默的书和智慧的书。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洞察，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人文关怀。作为法律人，也许此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是：缺乏对“沉默大多数”的关怀、缺乏某种“精神家园”的法律，是没有生命的法律。但是各位一定要记住：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黄金时代》，读起来更加让人回味。 6安徒生：《安徒生童话全集》

[点介] 我们缺乏的正是一个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有着幸福与苦难、欢笑与泪水的世界。学习法律的人最怕的就是丧失一颗童心。对于那些没有读过安徒生的故事的人，我要告诉你们：走进这个世界吧，现在还来得及，它会使你们获得更健全一些。

7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点介] 写得精彩，译得也精彩。探索法律背后的精神，支撑法律的东西。“没有信仰，法律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既有的法律传统被打破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在法律下生活的传统？当然，读此书时，不要片面追求其中精彩的语句，更要注重起分析的思路和线索。

8冯向：《木腿正义》

[点介] 我相信此书对于专事法律的同仁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启迪案本。作者凭借自身的文学学科的优势，游仞于法律和社会之间。对法律个案层层剥离，既立意深远，又视界宽广，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9梁治平：《法辩》[《新波斯人信札》、《书斋与社会之间》]

[点介] 这里面主要汇集了梁先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是其“用文化解释法律，用法律解释文化”的个案实践和言说。辩异、批判和理性思索融贯一气。对年轻学生来说，读此书还可以学到如何读书、如何整理自己的心得体会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方法。《新》一书亦是早期和另外几个作者作的批判性著作；《书斋》一书是作者的文化随笔，写得轻松随意，也更见功力。

1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点介] 作者对历史的厚积薄发和驾轻就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谙熟洞然与透辟分析，都显示出其“史实”与“史识”的完美结合。文笔老辣，一气呵成。其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揭示、规则与生活状态的运作的阐说，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和法律都有着极大的启迪。此书不可不读。 1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社会科学方法论》]

[点介] 作者对学术、政治，甚至人生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实在可以廓清我们的许多认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缺少虔诚和信念的时代，这影响着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我们竟不知道从事的职业除了谋生以外还有什么意义。本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12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点介] 用“讲故事”的方法写的社会学著作。直面“移民”中国家和人民的权力运作，从中揭示政治控制的策略和游戏，又不乏对平民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无论从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的开辟和创新上，本书对沾沾自喜的法学中人来说，都是一记棒喝和警醒。 1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点介] 对于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的学习者(在此包括法学)来说，对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及走向得有一个比较自觉的(虽然不一定是清醒的)把握。本书在这方面是极具挑战力的。它研究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建构；对社会科学的分工的质疑；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立场何在等问题。本书短短七万言，薄薄小册子，但却比那些动辄数十万、百万言的著作要有价值得多，更具思想的包容量。

14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点介] 学法之人，当对法律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有基本的了解。本书提供了这样一个了解的途径。不宁唯是，当我们对自己身处的职业教育的现状和社会的反差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检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要对这个法律教育生态圈的运行有一个冷静的认识。此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15梅因：《古代法》[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点介] 历史法学派之代表著作。其重要之处不仅在于经由自己的研究勾画出法律发展的脉络，提出了法律“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振聋发聩的命题。更在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和怀疑的精神，对“自然平等”的流行话语的批判。一如梅因所说，我们最需要的也许是对新旧材料的不断审查，而不是盲信。后一本书亦是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著作。 16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点介] 本书是苏格拉底审判与处刑的三篇著名对话。展示了苏格拉底是如何被判刑的，他对待神、知识、伦理、法律、死亡等的态度如何。读者从中受到其人格的震撼之余，还会进一步思考苏格垃底到底是怎样死亡的重大的政治和人生的问题。在对话和诘问中教给你智慧，这是本书的另一重要收益。

17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点介] 卡夫卡思想的深度和语言的穿透力相信会让每一个读者发凉。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任何形容的言辞都是多余的。卡夫卡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失去那些人的宝贵的东西，失去以后，我们又将面对何种的生活。卡夫卡的一些有关法律的经典著述，是开启我们认识法律和现代、法律和人性的重要之门。

18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法学初步》、《语境中的法学与法律》]

[点介] 该书主要是对二十世纪英美法律理论的批判性的解读，和一般的国人写的介绍性的读物不同。该书对其认为是重要的理论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剖析。用语平实、例证简洁。在此基础上，作者意在抒发自己对法律的视角：我们对法律的看法往往是由我们的姿态决定的。

19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

[点介] 这本书对法学自身的一些范畴的分析是谨严的，是中国法学规范化的和体系化的代表作。其提出和分析的许多概念和“权利-义务”模式对当下的法理学教材有很深的影响。

20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

[点介] 一本“保守主义”自由观的中国化的“激进”之作。作者的立场自不待言，其用语的鲜明甚至“鼓动”，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学术的味道。自由主义实际上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对于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广大学生来说，“自由”的各种思潮实在不易把握和分辨，此书提供的是一种积极的进路，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更全面和冷静的思考。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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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偏理。它从过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组织、风俗习惯的人类学，倾向变为以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中的组织性或者团体性行为的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存在。

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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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对现代性突出矛盾的回应出现于19世纪。这个现代性矛盾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个人的世界经验却变得越来越分裂和分散。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从而作出“纠正”。（这种观点主要是社会学中涂尔干学派所持的观点，而其他派别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探索对社会的救治，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救治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问题加重）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还常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流派是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部分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这可以加强理解“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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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发明了社会学一词。“社会学”是一门新的学术范畴。它横跨经济、政治、人类学、历史及心理学。它的意义在于寻找混合了人类知识及哲学的源头。

“社会学”一词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创的，他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原本他用“社会物理学”来称呼这个新的学科。他的贡献主要是他使得社会科学终于脱离了人文领域。他的社会学理念是典型18世纪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活动都会一致地经历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可以抓着这个阶段，它就可以为社会病开出有效的药方。

第一本以社会学为题目的书是19世纪中期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所著。在美国，1890年肯萨斯大学的“社会学元素”是社会学第一个课程[1],[2]，1892年芝加哥大学由艾比安·斯摩尔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独立大学学院，他也创立了“美国社会学学报”[3]。1895年，法国波尔多大学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学院。 1904年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成立了英国第一个社会学学部[4]。1919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成立第一个社会学学部。1920年Florian Znaniecki在波兰成立第一个社会学学部。

第一次关于社会学的国际合作发生于1893年。当时 René Worms 成立“社会学国际小学院”，最后与创立于1949年的国际社会学家协会合并[5]。1905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学协会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社会学家协会。

19世纪至20世纪有一群古典社会学家冒起，例如：卡尔·马克思、Ferdinand Toennies、埃米尔·涂尔干、帕累托及马克斯·韦伯。正如孔德，他们都不会自视为社会学家。他们的工作涉及宗教、教育、经济、心理学、道德操守、哲学、神学及其他学术范畴。当然他们在社会学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卡尔·马克思更是经济学重要巨头。

早期由孔德带出的理论研究方式是模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相同的方法学来探讨社会现象。强调以经验、实证和科学方法为社会学扎实的基础。这个方法学称为实证主义。

19世纪早期以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手法来研究社会生活受到了德国的狄尔泰、海因里希·李克尔等新孔德主义派哲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自然世界跟社会世界是不同的，人类社会有独特的范畴如意义、符号、规则、道德规范及价值。这些元素产生了人类文化。马克斯·韦伯根据这个观点发展出“反实证主义”的诠释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它跟反自然论有密切关系，使社会学研究特别关注人类及文化价值。这导致难以为主观客观研究分野的争论并影响了诠释研究。因特网时代也催生了社会学的新分支－公共社会学。

最后，自然科学实际上并没有取代其他的社会科学，而是变成强调对象和方法的另一种形式。今天，社会学家通常通过比较法来研究人类组织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在复杂的工业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中。从20至21世纪来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是突飞猛进的时代。

社会学中的科学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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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研究时常常分析群体，如社会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及商业组织。他们研究社会群体间的互动、跟踪源头及发展过程、分析群体活动对各个成员的影响。社会学家关心社会群体的特征、群体间或成员间的互动影响及社会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种族）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效果。这些社会研究结果能够协助教育家、立法者、行政人员、社工等解决社会问题并制定公共政策。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有多项专长，例如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种族关系、教育、家庭、社会心理学、城市、农村、政治及比较社会学、性别角色及关系、人口地理学、老年学、犯罪心理学及社会学应用。

今天，社会学研究人类组织、社会群体、社会互动等等都使用大量比较方法。社会学的发展对其它科学带来额外的需求，这对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是十分重要。近年，得到了人类学的启示，加速了对多元文化及多元国民的研究。

另一方面，社会学朝着微社会结构发展，例如：种族、社会阶级、性别及家庭。因为有很多罪案发生、家庭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压力，急需要社会学来寻找解决方法。

社会学家透过量性研究来研究社会关系以预测社会变动。他们希望透过质性研究，如面谈及小组讨论，对社会运作有更深入的理解。有些社会学家正辩论着从中作出平衡填补两者之间的空隙。例如：量性研究描述大型社会现象而质性研究描述个人如何理解大型社会现象。

主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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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当中常常用一些抽象和甚至复杂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分析社会样式和宏观社会结构。社会理论总跟经典的学科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关系，就是大部分的重要社会学家从未担任大学职务。现今社会理论被认为社会学分支，涉足多个科学区域譬如人类学、经济、神学、历史等等。第一种社会理论几乎跟社会学同时诞生。社会学之父－孔德创立第一社会理论－社会演化理论。在19世纪，三大社会理论分别是社会进化论、社会周期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它们现在被认为是过时，但是它们却产生了新理论，像新进化论、现代化的社会生物学、后工业化的社会理论及多边理论。

跟客观的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理论家很少使用科学方法及其他事证方式来证明论点。反而，他们面对非常大型的社会走势时候都使用一些假说。可是，这些假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这正是反对者所批评的重点。对于解构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更质疑所有的研究及方法都是错误地承袭下来。很多时候，社会理论被认定为不可证明的。

可是，社会理论是构成社会学的最大部份。客观的科学研究经常支持社会理论家的解释。建基于科学方法的统计研究发现妇女和其他人虽然执行同样职业，但是收入出现严重收入差距。这成为女权主义的复杂社会理论的大前提。总之, 特别是对于纯净的社会学的追随者，社会理论曾有这样的呼吁因为它的焦点从个体移到社会本身及一些能控制我们生活的社会力量。这社会学的洞察多年来都集中在学生和对现状不满意的人是因为它假定社会结构和样式是任意或受到具有力量社会群组所控制。这暗示了变动的可能性。这暗示了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受到不该受的压迫。

社会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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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会用各种方法搜集经验实证，包括问卷、面谈、参与者观察及统计研究。

不同的方法所面对的困难是它们都根据研究员各自采纳的理论基础来解释及了解社会。作为功能主义者，艾弥尔·涂尔干喜欢以社会大规模结构来解释任何东西。如果他是符号互动者，他便专注人们如何理解别人。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把什么都化作阶级斗争。现象学家只是思考大众对现实如何建立自己的意义。当各方都面对现实社会问题时，常常争论谁对谁错，而实际上会把不同方法学结合。

因特网是社会学家的兴趣所在，原因有四：一）它是研究工具。例如网上问卷调查代替纸张问卷。二）它成为讨论平台。三）它本身是研究课题。因特网的社会学研究网上社区、虚拟社区。四）因为因特网而产生社会组织上的改变，例如由工业社会转型到知识社会的大型社会改变。

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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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及心理学家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对人类学作出了贡献。要留意一点的是人类学家都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今天社会学及人类学主要分别在于研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对象。

社会生物学是综合社会学及生物学的一门新科学。虽然它很快获得接受，但仍然有很多争论的地方因为它尝试使用进化及生物过程来解释社会行为及结构。社会生物学家常被社会学家批评过份倚赖基因对行为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家却说在自然之间和哺育存在一个复杂关系。故此社会生物学跟人类学、动物学、进化心理学有密切关系。这仍然是其他科学所不能接受的。一些社会生物学家像Richard Machalek要求使用社会学来研究非人类社会。

社会学跟社会心理学有关系，前者关心社会结构，后者关心社会行为。

主要的社会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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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组织方面：家庭－社区—乡村－集镇－城市－部落－民族－团体—文化

群体与组织

初级社会群体

家庭

邻里

儿童游戏群体

社会组织

科层制

社会制度方面：亲属－婚姻－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化－体育

社会过程方面：合作－竞争－战争－改革－革命－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社会一体化

社会化

社会角色

规范与越轨

社会变迁

分层与流动

城市化

现代化

社会问题方面：就业－民族分裂－犯罪－环境污染－人口－移民－种族歧视－暴力—贫困

社会学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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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埃米尔·涂尔干

赫伯特·斯宾塞

卡尔·马克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滕尼斯

齐美尔

曼海姆

帕累托

马林诺夫斯基

斯金纳

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

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

弗洛里安·兹南尼基(Florian Zrannecki)

帕森斯

默顿

斯梅尔瑟

甘斯

米尔斯

米德

刘易斯·科塞

霍曼斯

布劳

爱默生

戈夫曼

舒茨

哈罗德·加芬克尔

阿多诺

埃里希·弗洛姆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于尔根·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

米歇尔·福柯

利奥塔

吕西安·斯费兹

布迪厄

安东尼·吉登斯

埃利亚斯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人类学者，Clifford Geertz）

费孝通

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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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有机体论

社会发展论

社会公平论

社会交换论

社会互动论

社会进化论

社会均衡论

社会认知论

社会唯名论

社会唯实论

社会学习论

社会控制论

结构功能论

冲突学说

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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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奇、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

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 Crunberg 1861－1940）担任。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可以说，格律伯格担任所长时期，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尚未形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法兰克福学派。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930年至1949年的幻年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活动地域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该学派的美国时期。

霍克海默与格律伯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不把社会研究所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仅仅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汇或对话的场所，而是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建立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理论。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杰明等人，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

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其间，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

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在西德活动的时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

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不久，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又赴美讲学，实际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由阿多尔诺主持。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无论是回到德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十分著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

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

60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但此后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进程。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相继谢世，阿多尔诺于1969年去世，霍克海默于1973年去世，马尔库塞于1979年去世，弗洛姆于1980年去世。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施密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由此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施密特被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正统继承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依旧有效，而哈贝马斯则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同现代社会条件的不适应性，他开始致力于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主张以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的核心地位，从而以交往行动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分歧反映在施密特的《论批判理论的思想》、《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之中。理论上的分歧破坏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间的合作。1969年，哈贝马斯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很快，由于同施密特之间关系的恶化，哈贝马斯曾于1971年退出社会研究所。1972年施密特开始担任研究所的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返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虽然社会研究所还依然存在，但哈贝马斯等人更多地是作为单独的思想家而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学派的历史基本上已经终结。

社会学学派及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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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学派

社会统计学派

社会学分支

社会学史

教育社会学

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学

实验社会学

数理社会学

应用社会学

职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环境社会学、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犯罪社会学、越轨社会学、妇女问题、种族问题、社会问题、社会群众及分层问题、社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微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

社会地理学

文化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知识社会学、道德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军事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史、实验社会心理学

公共关系学

社会人类学

组织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

福利社会学

人口学

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学说史、人口史、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区域人口学、人口系统工程、人口预测学、人口规划学、人口政策学、计划生育学

参看：

心理学 -- 情报学 -- 政治学 -- 社会主义 -- 社会发展规律 -- 社会结构 -- 人才学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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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德）,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563352058

叶至诚，《社会学是什么》，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ISBN 9578187181

乔治．瑞泽尔（美）,《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01087985

乔纳森·特纳（美）,《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ISBN 957551498X

John J Macionis, Sociology (10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4, ISBN 0131849182

Piotr Sztompka, Socjologia, Znak, 2002, ISBN 83240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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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Polity, Cambridge

Anthony Giddens, Human Societies: Introduction Reading in Sociology

Robert A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7, ISBN 1560006676

Evan Willis, The Sociological Qu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life, 3rd ed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81352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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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汉英词典中的解释(来源:百度词典)：

（一）研究部的建立及主要工作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各大学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都被撤销，于是，除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山大学外，也有辅仁大学、北平研究院等单位的部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到研究部。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就成了民族学、社会学最后的大本营，也是新中国创建最早的民族学科教学与研究中心，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史学家云集的地方，如潘光旦、吴文藻、闻宥、杨成志、翁独健、费孝通、林耀华、翦伯赞、吴泽霖、冯家升、王钟翰、程溯洛、陈永龄、宋蜀华等。当时，费孝通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部工作，同时也在研究部兼职。研究部主任由翁独健教授担任。研究部下设西北研究室（室主任冯家升）、东北内蒙研究室（室主任翁独健兼）、西南研究室（室主任翦伯赞）、藏族研究室（室主任林耀华）、中东南研究室（室主任潘光旦）和图书资料室（室主任汪明瑀），以后又设立了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室主任吴文藻），原属中央民族学院院部的文物室后来也归并到研究部（室主任杨成志）。

研究部成立后，协助政府组织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参加民族识别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政府多次组织中央慰问团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费孝通先生曾作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赴各民族地区。自1953年起，针对我国一些民族状况不清的实际，开始由各单位抽调人员，对需要识别的民族进行实地调查。1953年8－10月，研究部的林耀华、傅乐焕、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到呼伦贝尔进行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1953年9月，汪明瑀、胡克瑾、杨自翘到湘西进行土家族识别调查；1954年5－10月，林耀华、施联朱、王辅仁、黄淑娉、陈凤贤、王晓义等到云南进行民族识别调查；1955年，费孝通、宋蜀华等到贵州进行穿青人、穿蓝人的识别调查工作。以上调查对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起到了指导性和示范性作用。研究部的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之后提出了对于各民族识别的意见，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如费孝通的《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研究》、傅乐焕的《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汪明瑀的《湘西土家概况》、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及宋蜀华等人的《撒拉族的历史来源问题》、《青海互助土族的经济生活》等。

2．参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在全国人大民委组织下，开始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调查之前，由研究部专家起草了《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并为参加调查的人员讲解了有关社会历史调查的基本知识。研究部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具体的调查工作，成为社会历史调查队伍的中坚力量。

3．编辑出版了《民族问题译丛》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

1954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开始编辑《民族问题译丛》，作为内部资料出版。1955年由研究部继续编辑，并改为公开发行。1958年，《民族问题译丛》更名《民族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出版；自1955年9月，由研究部开始不定期出版《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刊登了多篇对于新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有影响的论文和调查报告。《民族问题译丛》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都是当时国内最主要的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刊物，许多人接受民族学方面的初步熏陶就是从学习和阅读这两种刊物开始的。

4．其他研究和社会工作

研究部成立之后，为全面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疏通民族关系、顺利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做出了贡献，成为当时国家制订民族政策、处理民族事务的最重要的研究咨询机构之一。全国各地许多机关、团体和个人时常来信，询问有关民族问题，了解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将各地有关信件转到研究部，请有关同志解答。在50年代初期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之前，研究部已经派出多人到民族地区调查，如陈永龄、宋蜀华等人1953年曾到甘肃、青海调查土族和藏传佛教寺院；胡庆均参加了访问凉山彝族的工作；刘尧汉在1953年对哀劳山地区民族进行了调查。除社会调查外，研究部学者还编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翦伯赞和吴恒等翻阅大量资料，编纂了《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石钟健、孙铖、刘尧汉、周汝诚、杨甲荣等编著了《有关中缅国境线上少数民族的专著及论文索引》，由研究部印行。此外，还出版了林耀华、李有义、宋蜀华、王辅仁合著的《西藏社会概况》，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合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等。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研究部的学者也参加了国际交流活动。如林耀华1956年5月参加了苏联科学院召开的“全苏民族学会议”等。

5．最早招收民族学专业研究生

1956年，研究部分出部分人员组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其中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专业，并招收副博士学位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最早培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单位。研究部本身则继续从事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57年，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该研究所于1958年6月23日正式成立，其基本队伍即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员组成。

6．反右运动与文革中的研究部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研究部受到重大冲击。研究部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代学术领袖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及第二代学者中的费孝通、李有义都被打成右派。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族学”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部的学者几乎都经历了“五七干校”的“洗礼”，民族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被迫中断，特别是被打成右派的学者都遭到迫害，潘光旦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至“文化大革命”后期，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概况和编译有关边界和民族研究资料，将在干校劳动的研究部部分人员抽调回校，并建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吴文藻、费孝通、谢冰心、邝平章、李文瑾等负责编译工作，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陈风贤、朱宁、黄淑娉等负责编写各民族概况。1974年12月，以研究室名义印行《中国少数民族简况》(征求意见稿，共12册），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民族问题资料摘译》（共出版13期）。

（二）民族研究所与民族学系

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改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林耀华先生兼任所长，开始招收民族学专业的首届本科生；并于80年代初在全国第一个获得了民族学、民族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招收民族学、民族史、世界民族等专业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了进行学术交流并展示民族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自1981年起，民族研究所陆续出版《民族研究论文集》，共出版七集（第七集更名为《民族．宗教．历史．文化》）。

1983年，在民族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学系。林耀华与王辅仁先生先后任系主任。1985年，配合国家创建民族博物馆的需求，民族学系增设民族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并招收该专业本科生。1986年，民族学系与民族研究所合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完备的四级人才培养体系。1988年，国家教委确认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点，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也是全国民族院校中惟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点。

（三）民族学研究院和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1993年，由国家民委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藏学系、博物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部和岩画研究中心联合组成民族学研究院，1994年正式挂牌，研究院领导班子和沿革如下：

1994-1996年

院长：宋蜀华，

副院长：马启成（常务），丹朱昂奔（校党委副书记兼）、杨圣敏

分党委书记：白振声

副书记：杨峰

1996-2000年

院长：杨圣敏

副院长：丹朱昂奔（校党委副书记兼）、金炳镐党总支书记：马启成

副书记：杨峰、武小燕

2000-2011年

（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院长：杨圣敏

副院长：金炳镐、陈长平（2000-2002）、张海洋（2002-2004）

书记：武小燕

副书记：刘明新

（包智明曾于2004年任副院长）

2011年-今

院长：丁宏

副院长：苏发祥、戴成萍

书记：刘明新

副书记：胡华征

1997年，人类学硕士和博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研究院开始招收该专业博士生。同年起，在教育部的网页上开始对全国高校的各专业进行评比，民族学专业被评为全国高校第一名，并保留至今。

2000年，民族学研究院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圣敏任院长，武小燕任党总支书记。同时建立社会学系，恢复社会学专业并于2001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2005年，民族社会学专业博士点通过教育部学位办公室审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同时申报成功的还有社会学一级硕士学科点和社会工作本科专业。通过学科资源整合，民族学、社会学、博物馆学三个专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实力。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拥有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三个博士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社会学、考古及博物馆学五个硕士点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因一生刚好度过了一个世纪，所以被称为“世纪老人”，深受人民的喜爱。

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

冰心出生后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

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块肉余生述》时，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扮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一座大院里。这里住着祖父的一个大家庭，屋里的柱子上有许多的楹联，都是冰心的伯叔父们写下的。这幢房子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家的住宅，林氏出事后，林家怕受诛连，卖去房屋，避居乡下，买下这幢房屋的人，便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在这里，冰心于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

1913年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向往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冰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潮流，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冰心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其时，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她的创作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源源流出，发表了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小说《超人》，引起社会文坛反响的小诗《繁星》《春水》，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

1923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20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