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是指古人按照编纂人员的类别或体系编纂的书籍。按照《释名》的解释，谱的意思是“布”，“布能见物”；即“心境”也，“主述世界如一统一心境”此起彼伏；或者如《广雅》所说，它在古代的意思是“家谱”、“家族家谱”，因为“它是写在记忆里的书”。或者如《文心雕龙书记》所说，意思与“普”相同，指“注天下之序，学万物之史”。东汉郑玄的谱是《毛诗》，就是这个意思。古人讲究的是家族血统，所以地图集出现的比较早。如果加上“在河里画图”和“在河里写书”的传说，地图册的出现会更早。只是到了汉代，“图”才被“书”所取代。所以司马迁把世系和谍作为写史的框架，才在《史记三代世表》年说“殷以前，诸侯得不到谱”。据《梁书刘杳传》，桓谭《新论》《太史公《三代世表》，侧线斜，周浦之效》。由此可见，谱名应出自周朝。

据《汉书艺文志》说，当时的秘府里有《帝王诸侯世谱》之类的书。103010隶属于历史部，它有一个“谱系”的范畴。初唐就有记载，也有不少家谱。可见其渊源自有渊源，源远流长。魏晋以后，写物书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还加了图和诗。但到了唐代，又有一部分被列在“小说”或“艺术”的次类中，然后所有没有隶属关系的杂书都被视为分数。直到宋代诗人尤茂《隋书经籍志》创造了一个“谱录”门，所以命名不一，由仙桂取之。至于“录”，根据《遂初堂书目》，是指“录之器”，即记录言行的书；作为动词使用，也用于记录、记载、讲述，还有二阶、阶的意思，按照一定的类别、阶进一步指出此类书籍中编制人员的性质。清朝《广雅》年，由于尤茂的创作，专门设置了《资补普雷璐》，在其下沉淀了器皿、食谱和植物、鸟兽、虫鱼三个子类。在这一点上，家谱等古籍在文字学意义上有了明确的解决。

翻阅这本浩如烟海的汇编，深深感到宋人学习之认真勤奋，闲暇之深远，尤其令人钦佩，令人神往。记得以前看过知望借鉴楚辞和民歌写的事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运用类比的方法在分类整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写事”的自觉意识，真的很特别。考察知望的作品《绍陶录》 《山友辞》和《水友辞》 《续辞》和《余辞》虽然很小，但很有意义，有利于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正如他所说，“虽未补天下，无益于己。”说到知望，他的职业生涯坎坷，在朝鲜为官的时间很短。多年后，他转战幕府，漂泊异乡，晚年隐居。他不仅写了《别辞》，还为隐士做了《正法世谱》。之所以是山水之友，乐此不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通过“察物性”“暗示他者”来“导人心”，在《辍耕子世系谱》中，他还称“于之原趣，物态为冀涛陵而已，喜耳目者多，精于简策者少”。看到他的讽刺，他什么都知道，借用托比的话题，很刺激。不仅仅是因为漂亮，更是因为人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要知事修身。

这就让人想到那个时代，为什么贫弱没落的世界，偏要固步自封，产生了这样专门的学问甚至文明的精华？提到最多的自然是国家意志的设定。感受到唐末五代的战乱，宋朝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云韬堂楚辞后序》年有一个誓言“不杀士大夫或写信的人”。由此，传统注重培养士子，给予升迁。在唐代，一次进士只有二三十人，而在宋代，进士有二三百人，最多一次五六千人。结果唐朝只有三千进士，宋朝有十万进士。所谓满清朱子贵，全是文人。还尽力任用文人，包括钱谷的秘书、世运使、边防大臣等。甚至“冗官”与“冗兵”、“冗费”一起被称为“三冗”，给政府行政和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劝和促学。不仅有许多政府办的学校，还有许多政府赠送的书籍、牌匾和田地。书院也兴盛起来，私人讲学蔚然成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印刷出版业发展起来，由官刻、坊刻、私刻组成的公私刻书业蓬勃发展。内容包括各种农、桑、医计算，经典、历史四个子集可供选择。不仅皇家秘阁和州郡学堂藏书丰富，士人之家也有，动辄数千卷。这就使书籍变得普遍而容易获得，消除了从未有过的耳濡目染之苦和手抄之苦，使“一个人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六经之后不得不在窗前读书”成为社会共识，“孤寨亮至天明，人知夜读”成为随处可见的世俗风景。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社会从尚武之国变成了金融之国，从马背之国变成了学习之国。虽然不是真的，但也不远了。

或者认为宋人对这本书的研究，甚至是米、茶、酒、药，都与他们时代阶层的“耕桑”标准有关。诚然，他们说的不错，但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思想——文化确实对人们的纯知识兴趣的形成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

宋朝处于以盛唐为标志的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末期。由于国力衰弱，内忧外患，士人普遍对社会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变得深刻而内敛，向外拓展的能力和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与党争政务带来的不断纷扰，也让仕途的吸引力大打折扣。这些都促成了“仕隐文化”的发展，一个更注重自省的时代终于到来。正如叶伟《太祖誓碑》所说“少年爱美，壮年大胆，中年朴实，老年悠远”，宋人晚年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范围有所减少和缩小，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却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常态。而前王《煮药漫钞》，曾称“行善者，行善而自沉；名正言顺者，名正言顺者，心藏者”，证明他们比那些对后代有贡献的人更关心精神的富足和内心的充实。

这种对“自我”和“真诚”的寻找，与他人接受学习和心理的影响、对物理的深入研究、对寂静的特别关注有关。前者比如唐人喜欢其他行当，宋人喜欢园林。在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寺庙园林和陵墓园林之外，它是特别好的选择

，可知其技艺之高超。又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其时有的私家园林是对外开放的，允许甚至主动吸引人入园欣赏。这带动了园艺业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专司选石的“山匠”及“园户”、“花户”等。赏花、簪花、花馔、画花与花卉贸易，构成一完整的产业链。又，唐人普遍喜好牡丹，他们则更好梅花，虽“十友”“三十客”之目在在多有，但于梅花情有独钟，为其“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弃疾《临江仙·探梅》），或如清人邹_《三借庐笔谈》所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韵，松令人逸”。故范成大有《范村梅谱》，黄大舆编《梅苑》，起于唐而至于南宋初，共得词十卷四百首。《全宋词》所及植物意象中，梅出现的次数也最多，达2953次。理宗时，张道洽好作梅诗，一人竟达300多首。东坡曾批评王曼卿不懂“梅格”，其《定风波·红梅》词有“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之句，相关词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刘克庄作《落梅》诗，因“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而被控为讪谤当朝，坐牢十年的，所谓“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上博藏《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后者，与前及重六经讲习，好“察于人伦”的同时，理学家又好讲“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养须用敬”同时，又好讲“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卷十八），故主张“以物为友”，每每极言“物，吾与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并常常“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说唐人每每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迁，他们则觉得天下百事，宇内万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倾的同时，主体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强。这种主体性既表现在能置物远、置心静和置语淡上，也表现在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明，可为大夫”的自负上。由此喜欢辨析细微，专注格物穷理。说起这种格物穷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学语境下士大夫心理趋于内倾、思考能力趋于深化的标志。

这里说到谱录类书，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上近于西人所说的博物学，它在中国发源于《诗经》《尔雅》，故《左传·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说法，但在古代并未成为正式的学问，却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识追求，进而成为弥漫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众多博雅君子，锦心绣口，宋初卢多逊以百二十首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吴淑以百首赋论百种事物，人称“百篇科”。他们既即辞求事，复即事求意，进而赋诗托物，书画寄兴。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要岸然自命，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后世翁方纲《石州诗话》则由衷地承认，“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实，观其坐讽一篇，能周知万品，又借题托比，触目起兴，常能于美刺法成、继轨风人之外，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养，虽千载之下，仍使人感佩无已。

由此想到史尧弼《策问》所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和陆游《吕居仁集序》所谓“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诚非自夸。明人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晚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将其贡献与影响说得至为清楚。当然，人们更熟悉的是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还有钱穆《理学与艺术》所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谱录的发达，正是其显而至显的表征。

对此，汤因比是用“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来表达对这个朝代的肯定，谢和耐则更具体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时的人视野阔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谦虚好礼，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视交谈艺术，所以“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致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他的这个观察应该不排斥、甚至包括谱录一类的著作的吧。（汪涌豪）

贷款花户有两层含义：

①不良记录，如多次逾期、其他人代偿、呆帐等。说明该人已没有偿债能力或还款意愿不足。

②多头贷款，如在多家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征信查询次数多且集中、贷款次数多等。各机构风控标准有差异，多头贷款说明出借方对其偿债能力有怀疑，不敢借给其更多资金。

对于这类客户，以后的金融机构一般会按风控要求拒绝其贷款的。

据《沙河县洛阳村范氏家谱》174页正二行载：“前朝出了个刘伯温，淹了沙邑十八村”；西北留村及四留村民也历传至今一句话云：“南刘出了个刘伯温，淹了沙邑十八村。”这句话在沙河南北两岸方圆几十华里，时间跨越六百余载，万口传诵，妇孺皆知，世代相传至今不衰，这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有人说那句话中的“南刘”的“刘”字不确，应为“留”或“流”的话，那么请你到现今的新悟思村看一看，新悟思村原大队门口西侧躺在地上的那半幢石碑的碑文，你就无话可说了。那个碑只剩上半幢，碑顶园弧形（按明碑顶呈半圆形，清碑顶呈方形而论）此碑明代无疑，这半幢碑文（因年代久远且又断损，风化雨蚀）看不出来何时何因而立。但从字里行间判断似是为建个什么寺庙而捐款、捐物的功德碑。碑文中清晰出现了“北刘村”、“南刘村”、“中刘村”、“刘家庄”（现今的东、西前留两村先曾合称留家庄）这碑文中为何写这些村名时，不写“留”而一律写“刘”呢？这应该与“南刘出了个刘伯温”的名人效应不无关系吧。

另据，现今距西北留村西北方向仅二华里的后留村的槐仙庙前，有幢石碑的碑文如此记载云：“史记明代1368年朱元璋军师刘伯温故土此地南侧河沿一次激战明军败於此地跪佛保佑倾刻军心重振马卒倍增个个精神抖擞刀不入身敌鞑丧胆全军覆灭……”碑文中铿锵有声地写有“刘伯温故土此地南侧河沿。”好一个“故土”二字！故土者不是指故乡，出生之地，又是指什么呢？“此地南侧河沿”恰是指的“南刘村”原址所在。

又据。现今的东前留侯氏，村民都这样说他们侯氏始祖迁居东前留的来历——“俺爷在世时，经常给我们这些后代这么说：‘咱们侯氏先祖是从南刘村迁来的——刘伯温见桃树上结着枣，又见枣树上结着梨。这是天意告诫人们枣（早）桃（逃）枣（早）梨（离），不然将有大灾大难临头。’并给咱先祖指明逃离的处所：‘你们应逃迁到刘家庄（即现今的东前留村）最安全。’咱侯氏先祖说：‘刘家庄原住的郝氏老民会让我们往那村迁吗？他们不欺生？’刘伯温说：‘郝氏老民过不了三户。’于是我们的侯氏先祖迁到了当时的刘家庄。一直瓜瓞连绵至今。”

又又据。大油村靳晚军说：“大油村先辈流传‘南刘出了个刘伯温，淹了沙溢十八寸’。一日刘伯温被一枣树葛针挂破衣衫，便俯身细看。只见那原来是枣枝上一弯倒八钩葛针，长于直葛针背面。于是说‘长这个倒八钩葛针有啥用？怪害人的’！此话说后，南刘一带的枣树上，再也见不到这种倒八钩葛针了。足见圣贤金口玉言之灵威，连葛针也不敢违抗。”

再据。据说在现今的西北留村（明代曾称北刘村）村南三华里处有个南刘村（早年学大寨时，在现今的西北留村南约三华里处深翻土地三尺时，挖出门框，火灶、盆、罐器皿瓦片之类古人生活遗迹，遗物。）南刘村曾出过个名叫刘伯温的人。他自幼聪慧过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尤长於气象变幻术。那一年他观察到一种奇异景象：即桃树上结着梨，有的桃树上还结着枣。他便对村上人说：“这是天意让人们赶快逃离、早逃早离此地。不然将要有水患，大有冲毁村庄人亡之灾”于是他便苦口婆心地劝说村人早作打算，离地逃生。传说刘伯温在大树的五枝杈上做饭。他的这些举动，村人还以为他患了什么异病，说的什么疯话。常言道故土难离，可多数人对他的劝导不予理睬。只有少数人家外迁它村（如侯氏迁往刘家庄村即今东前留村）还有的迁移到北刘村（今西北留村）刘伯温自己也携居家老少迁往外地逃生。没过多久，灾难果然来了。南刘村全被水患冲毁。村民所剩无几，这部分人迁往北刘村入住。从此“南刘村”“北刘村”遂合二为一。

再再据，《英烈传》一书第十七回第20页倒15行载：“恰有元朝太保刘秉忠，他的孙儿名基，表字伯温，中了元朝进士，做高邮县丞”；《邢台通史》下卷376页又载“刘秉忠其曾祖父仕金，原籍瑞州，为邢州节度副使。到其祖父刘泽时落籍邢州，其家遂籍贯邢台县东静庵村。其父刘润入元后，曾任邢州元帅府都统，兼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

《玉尺经解》题（元）“刘秉忠撰，（明）刘基解。”

《读书敏求记》题为“刘文正公平沙玉尺经六卷”注曰“赵国公邢州刘秉忠著刘基解。”

以上这些书据，雄辩地说明了，刘伯温出生地是邢州（今邢台）而非“青田”。既然刘伯温的祖父是刘秉忠，而刘秉忠的祖父刘泽就“落籍邢州，其家遂籍贯邢台县东静庵”，怎么凭空就蹦出一个“刘伯温出生浙江青田”这种怪事来呢？

关于祖父（刘秉忠）撰书，孙子（刘伯温）解，更是顺理成章。历史上不乏其例。如：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禅师；陆柬之、陆彦远……他们依赖亲族血缘关系，子孙堂舅，家法密授，维系千年不衰。书谱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着家谱，况且祖孙二人在“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通晓天文地理，数精皇极，祸福能决”上又是一脉相承的。

“诸葛亮下传刘伯温”说明刘伯温可与诸葛亮并肩媲美。如果说诸葛亮能料事如神“借东风”的话，那么刘伯温能未到先知“测水患”。这么个奇才，神人、名人竟出在南刘村，这是西北留村一带的人的光荣、光耀与辉煌！

历史是纪实。不符实，就得修改。

　　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其中后塍镇在2003年编修地名志过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谱。这些家谱大多始修于唐宋时期，一般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几次续修或重修，体例完备，支系清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谱序、像赞、传状不乏名人手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民间续修家谱之风方兴未艾，村支书、企业家出资倡修，花几十万、上百万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无大老板支撑资金，即采取各户集资方法，由热心人义务纂修，四出采访，逐户笔录，化二三年时间倒也水到渠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境内在修家谱大约不下20部，其中德积一地就已修成陈氏、丁氏、潘氏3部家谱，有的还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装帧考究　六、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广种福田是佛门教义，在张家港民间却有广阔市场。明代杨舍乡绅许庄著《虑远集》，其序即引司马光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这种把积德行善作为做人准则、门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动事例，在张家港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举办义庄、义塾、义学、义冢，是境内士绅富户积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间，境内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义庄，用于扶贫济困，其中规模较大的数恬庄杨氏敦本义庄，有义田2000多亩；塘桥庞氏裕后义庄近800亩。凤凰西徐市有周氏、缪氏、王氏、陆氏4处义庄，总田亩超过2000亩。 义塾、义学则是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办学形式。清代乾隆年间恬庄杨氏义塾就有两处教学点，各延请塾师1～2人，招里中清寒子弟入学。 义冢是地方上收葬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庄境内烧杀抢掠，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国军士兵遇害，其中108具无主尸体就安葬在义冢。　敬神拜佛是积德行善又一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来，张家港民间敬神拜佛之风经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灾赐福，甘心情愿捐款助缘，如鲁迅笔下祥林嫂苦捐门槛者不在少数。至明清年间，由祭祀、烧香发展到庙会、节场，神像由室内供奉发展到出外巡游，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地方上民俗风情中的亮丽风景线。以杨舍河南庙“二月十九”庙会为例，从初一至十九日，方圆百里组织的拜香队赴庙进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两天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更有甚者，杨舍地方乡绅组织的大型拜香队沿街表演“扎肉香”、“大盘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钢钩扎进手臂，以示“报答娘恩”，后面紧跟彩灯、彩轿队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盛大节日　七、习武健身　张家港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风俗习惯，此风在南部地区尤甚。农民在耕作之余，举石担、掷石锁、扛石鼎、顶石臼、推石滚、捏石笋，有的还舞刀弄枪、击剑练棍，乐此不疲　习武健身之风孕育了一批武将、武举人。宋、明、清三个朝代，载入《杨舍堡城志》的武将就有25人，其中杨舍蔡氏一门在清代咸丰年间连出6名千总或把总。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间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举人，邵氏被史学家缪荃孙誉为“武世家”。 还有不少人练就一身功夫，虽未中举为官，却在地方志书中留下许多动人传说。明代顾玉川、清代郭敬明等杨舍人均生性侠义，身怀绝技，喜抑强扶弱，惩治恶少奸猾。其中顾玉川还擅长神行轻功，当年钱牧斋考中探花的泥金函就是他在三日之内从北京徒步送回家乡鹿苑报喜，钱牧斋专门写有《题玉川画像歌》附在顾玉川传略之后　解放以后，张家港民间习武健身之风未减。1957年，江阴县在后塍镇举办武术汇演，各乡均派代表队踊跃参加，其中素有习武传统的南沙乡代表队在半数以上表演项目中拔得头筹。1983年至1992年，连续10年举办“张家港（沙洲）之春”大型文体表演活动，每届都有民间武术表演，表演者激情投入，观看者喝彩叫好，其中南沙武术队的节目还被江苏电视台拍摄播放。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家港为使习武健身之风后继有人，命名具有练武习俗的乡镇为“武术之乡”，并在中小学生中倡导武术训练，其中后塍中心小学武术队训练成效卓著，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亮相，并在苏州市和全省的群众体育比赛中屡获大奖。　八、绿化造园　张家港地处江南水乡，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与此相应的民俗之一，就是自古以来植树、栽竹、养花、造园的良好风尚。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张家港的香山种梅栽竹，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内有“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瑶池配丹阙” 等百读不厌的诗句。　绿化习俗突出反映在境内自然村落的环境方面。南部地区的自然村，一般都是四面或三面绕河，河旁绿树葱笼，浓荫蔽日，村民房屋掩映于绿树怀抱之中，外界只见树木，不见房屋。农民住宅为前场后园，场边种植果树花木，幽香袭人；园内栽种修篁绿竹，四季常青。北部沿江地区自然村，座北朝南，少数座西朝东，均一字排开，有的长达数里，村民住宅也是屋前为场，场前有河；屋后为园，园后有溪。河溪边种有杨、柳、榆、槐，场园内栽有果木竹林。　由于境内市民喜爱植树栽花，因而自古以来境内不乏私家园林。据记载，境内最早的园林是鹿苑的陈陆园，建于宋代，内有读书台、待潮馆等景点。 明代杨舍有姜园、息园、沧江别墅、许氏前园，清代有赵氏、叶氏寓斋小园。其中以建于明代正统年间的沧江别墅规模最大，“广袤数十亩，杂艺百卉，植梅三百余株，中有沧江书舍、鸣鹤轩、香雪窝诸胜。园有八景，曰段山浮翠、令节乔林、月浦渔歌、烟村牧笛、谷渎潮声、海门帆影、斜桥鹤唳、沙渚鸥眠”。　延至当代，境内城乡居民均以植树栽竹、种养花卉为高雅生活情趣。改革开放以后，绿化造林成为政府行为，每年都投入巨资，全市生态环境明显优化，质量水平跃居省内外前列。以上所述，仅是从张家港民俗民风中采撷的几处亮色。同长江流域各兄弟城市的民俗文化一样，张家港民俗文化可谓异彩纷呈、仪态万千，既同属于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系列，又因地而异，各有特色，有源有流，自成体系。　一、绵延千年的传承积淀，是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意识的深化、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而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烙印。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这为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如前所述，早在距今8000年前，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就是闻名长三角地区的东山村遗址。境内的徐家湾遗址距今5500多年，蔡墩遗址距今4000多年，均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考古挖掘的文物看，张家港的先民当时使用石刀、石斧、石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壶、陶鼎等生活器具，同时也孕育出原始社会中境内较为简陋的生产、生活习俗，其中包括各种图腾和已经流传几千年的“河阳山歌”。　到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境内设置暨阳县，以后又设置梁丰县，县治均在杨舍镇，这一历史延续了345年，至唐代武德九年（626）张家港才分属江阴、常熟两县管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境内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以编修家谱这一民俗事象而言，唐宋之前境内家谱很少，如有也仅是残本断简，内容十分简单。发展到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年间，修谱之风日盛。由于历经几十代人的资料积累，谱本内容也由简到繁，乃至出现了囊括方圆数百里的宗族大统谱。其中徐氏大统谱多达94册，涉及苏、锡、常和上海地区以及部分外省的所有徐姓宗亲。再以祭祖敬神这一事象为例，秦汉时期先人祭祀仪式一般仅在家庙举行，较为简单，人数也少。发展到明清时期，境内工商业发展，庙宇剧增，仅南沙乡就有30多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座多。 宗教场所的祭祀活动发展成为商业贸易、娱乐游玩、热闹繁华的庙会，境内每个集镇不分大小均有庙会，有的每年1次，有的几次，最早的在农历正月半，迟者农历九月半。庙会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拜谒庙者一”。 也就是说，在人山人海的参与者中，90％是游玩贸易者，仅10％是祭祀拜佛的善男信女。　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化、传承与积淀，使得张家港境内的民俗文化发展成为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纷繁复杂的地方风俗时尚。　二、吴地文化的熏陶化育，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因。　民俗文化是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更是思想文化意识的反映。张家港地属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太伯、仲雍、季扎、言游等古代先哲高尚德行和传统思想的教化熏陶。晋代诗人陆机在《吴趋行》诗中有“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我市梁丰中学在清末民初的校歌中有“三吴文化起春秋，季扎言游，遗泽故乡留”等句，说明这些先哲在民间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可以这样说，太伯仲雍让贤避国的美德，培育了境内敬宗睦族、积德行善之习俗；季扎言游以儒学教化乡民的举措，造就了境内重教兴学、处处弦歌的风尚。　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传承，固然要有为政者的倡导，而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和践行也十分重要。从张家港的历史看，地方官吏、文人学者在弘扬传统文化、造就良好民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舍自晋代置县，迄于唐初为县令者，仅有二人可考，其中一人就是梁代名宦司马筠。此人“孤贫好学，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在任时以儒家礼仪道德之说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影响深远，被本地崇祀为名宦。 北宋江阴军学教授郭庭坚，受任之初，因学校狭小破败，就把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扩充学校，并“招延治中俊髦，开筵讲学，阐绎先儒性分之理，陶育人才，一时称盛。” 明代，后塍以南曾名“化成乡”，就是为政者在传扬先贤美德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德治民、化民成俗，因而称化成乡。境内著名的文人学者，如北宋经学家陆绾、元代文学家陈基、明代大学者钱牧斋、清代经学家庞大坤等，无不精通儒家经学，著述宏富，也无不以重教兴学、提携后学、感化一地民风为己任。较为突出的有清代杨舍学者叶廷甲，弃举业而习经学，建静观楼藏书5万余卷，“乡里有利益事率倡为之，镇多博徒又随所聚而力禁之，俗以大革，市无犯者数十年。”　在如此浓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境内老百姓的伦理观、价值观、民俗观得到规范和优化，一般人家均以读书上进、勤俭节约、敬宗睦族、积德行善等传统理念教育子女，有的还在住宅大门的对联中、或者客厅堂额上，写上先哲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学箴言、治家格言。这种对传统文化理念的普遍认同和践行，是境内民俗民风的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助推力。　三、江尾海头的特殊位置，是其重要的地域原因。　民风习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因地而异。自然环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存条件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吴地自古以来就称作断发文身的荆蛮之族，以民风强悍、尚武轻死而著称。《汉书》“地理志”：“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代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　张家港民间习俗中的“节概之风”比起吴地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张家港居长江之尾、大海之口，素称金陵锁钥、江海门户。《杨舍堡城志》谓杨舍乃“由海入江之咽喉，自狼（山）福（山）西达江（阴）靖（江），我镇适扼二三两重门户之中。”自明代“筑倭城，设参戎，列巨炮，经武制胜者盖已三百年于兹矣”。 因此，尽管境内属鱼米之乡，山水秀美，物阜民丰，但战乱不断，屡遭兵燹，由此造就了市民百姓不畏强暴、刚烈忠勇、习武健身、保家卫国的习俗。　据清代光绪《江阴县志》记载，自前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起，到明代朱元璋亲率大军在巫子门大败张士诚止，境内有文字记载的江防兵事就有20多起，其中南宋建炎三年（1129）至淳佑中（约1245）的110多年中，就发生9起重大兵事。面对如此频繁的战事，境内百姓惟有奋起抗争，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以明代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为例，杨舍乡民为抗倭而自发参加习武训练者有2000多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支乡民武装成为抗倭战斗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乡民武装毕竟缺乏严格正规的训练，在虎狼般凶狠的倭寇面前，其弱点暴露无遗，先后有数百名乡兵在杨舍、港口、凤凰、鹿苑、南沙等地的血战中壮烈牺牲。　血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在抗御外侮、保卫家园的斗争中，畏缩后退没有出路，不掌握杀敌本领、不练就高强武艺也没有出路。此后，境内习武健身之风有增无减，民谚谓“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意思就是要练实战真功，不练花拳绣腿。明清时期，仅南沙香山周围地区民间习武健身的拳场就有几十家，专聘武艺高强者传授指点。这些拳场的徒子徒孙在明末江阴抗清守城、清代咸丰庚申之变、1927年农暴斗争中，均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实战本领。　四、锦绣水乡的富庶产出，其重要的经济原因。　经济状况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也是决定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基础。张家港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和支撑。[/size]　在远古时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 至唐宋年间，“吴中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到明清时期，自给自足农本经济逐渐向工商业发展，带来境内经济的兴盛繁华，棉纺织业、五金铁业、油米加工业、酿酒制酱业陆续出现，商贸服务业日趋昌盛。以后塍镇为例，晚清时期的雷沟杜布远销海外，抗战以前“商业一条街，南北三华里”，大小店面数百家，从业人员逾千人，其中米行就有32家半，人称“盘篮升斗满天飞，车载肩挑尽是米”，街头巷尾运输货物的手推车之多如“周庄潵墩梅子”。　古训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的支撑下，境内民俗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的发展获得坚实而丰富的物质条件，民间才得以重教办学，培养出众多达官贵人、儒家学子；行善积德、敬宗睦族之风才得以代代相传；讲究礼仪、祭神拜佛之风才会延绵流传。以绿化造园习俗为例，贵族大户人家建造私家园林固然不足为奇，而一般老百姓在衣食无忧之余，也习惯于在场前屋后设置花坛、花圃，甚至在农田中建小型花园，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明代后塍之东、蔡港之滨，徐姓农家在耕作之余，共计辟出30余亩田栽种四时名花异卉，此村由此得名“徐家花园”。 明代塘市古泾村农民以种花为业，连畦接壤，品种繁多，尤以牡丹、芍药为最，此村后由顾鼎臣改名为“花泾”。 如果农民在饥寒交迫、衣食无着之中苦度光阴，是决不会有此养花种草、侍弄园艺之雅兴的。民俗文化是方志编修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地方民俗民风特色及其成因是方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研究张家港民俗文化的特色和成因，目的是从传统民俗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当今，传承后代，以更好地存史育人。我相信，民俗文化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注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培育下，一定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弘扬，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瑰丽无比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