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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词条 司马迁

　　百科名片

　　司马迁画像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中文名： 司马迁

　　别名： 司马子长，太史公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龙门（今陕西韩城或说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 前145年或前13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职业： 史官

　　主要成就： 编著《史记》，开创纪传体史学

　　代表作品： 《史记》

　　目录

　　司马迁简介

　　家谱世系

　　生平事迹“迁生龙门”

　　少年受业

　　壮年游历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编著《史记》

　　大事年表

　　存世作品

　　星象成就

　　历史评价汉代

　　唐代

　　宋元

　　明清

　　现代

　　纪念建筑

　　相关争议出生时间

　　出生地点

　　贴吧相册 司马迁简介

　　家谱世系

　　生平事迹 “迁生龙门”

　　少年受业

　　壮年游历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编著《史记》

　　大事年表

　　存世作品

　　星象成就

　　历史评价 汉代

　　唐代

　　宋元

　　明清

　　现代

　　纪念建筑

　　相关争议

　　出生时间 出生地点贴吧相册 展开 编辑本段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今山西河津)，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编辑本段家谱世系

　　司马迁明代画像

　　[1]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迁世系：　卫系：？（无从可考）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蕲）→司马欣（？）→司马昌→司马毋怿→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司马临、司马观、司马英（汉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2]司马迁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笔者就此查阅了大量先秦史书，却不见卫国司马氏的记载。赵国除了司马迁介绍的司马蒯聩外，司马氏见于史书的还有司马浅、司马尚及秦朝末年的司马卬。秦国的司马氏较多，早期有名将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和秦朝末年的司马欣、司马昌。因为卫国无司马氏的记载，疑为司马迁误把中山写成了卫。如卫国实为魏国，在“魏”者相中山，那就说得通了。中山国有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8。此外散见于先秦史书中的司马氏还有宋国的司马牛、齐国的司马悍、楚国的司马翦，此三人是否为少梁司马氏我们不得而知　司马迁以移花接木之术巧妙地把自己的前辈世系依附在司马错的名下，借以炫耀自己祖宗的威望，同时也掩盖了自己真正的直系先祖。　战国初期进入秦国的司马氏与后来秦国夏阳（少梁）的司马氏同族并不同支。秦国名将司马错并非少梁人，他生在咸阳死在成都，应该是秦国咸阳人。秦国夏阳的司马氏就是魏系司马氏，也就是司马迁的直系先祖。　按照司马迁的“一族三分”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排列一下少梁司马氏家族的世系。（横线为父子相承世系，虚线为辈分不清世系）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欣……司马相如　魏系：？——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迁生龙门”

　　司马迁是夏阳人。夏阳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而龙门山的南面就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岸边的龙门，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他每天看到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山上呼啸而去。

　　少年受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

　　司马迁半身像

　　[3]　司马迁大约20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迁像集锦(12张)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编著《史记》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但是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4]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5]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史记》

　　[6]《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空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 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汉武帝患病，奸臣江充谎称宫中有人埋设木偶诅咒武帝，武帝命江充查抄。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勒逼皇后自杀，并要挟太子。太子杀死江充，武帝发兵讨伐太子，太子起兵反抗，兵败逃亡自杀。此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巫蛊案。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7]

　　编辑本段存世作品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　《悲士不遇赋》（约二百字，是否全文，无从考察）　《报任安书》（又名《报任少卿书》，全文约五千字，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8]

　　编辑本段星象成就

　　在两汉时 司马迁题跋像

　　[9]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10]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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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给出的逻辑和时代背景来看，基本是正确的。

其实在探究这种问题，尤其是名人理论和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不能以现代思维去简单的否定。

譬如说，日心说的提出，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说法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简直错的不能太离谱，谁都知道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在当时，这种理论第一次反思了地球可能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在当时就是有正当意义的。

回到正题上，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是有背景的，什么背景，封建统治正值结束，列国侵略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才有的论述。

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时候，又如下解释：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简单来说，就是我国的历史基本上呈现四种形态或者趋势：

第一，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对朝廷的编写，而不注重对国家概念的整合。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以历朝历代为维度，从来没有大中华的国家概念，也就是说，纵观历史，有周朝、战国、汉朝、五代十国、隋朝、唐宋元明清以及后来的民国历史，看出什么了吗？

我国的历史是以朝代为标准的，从来都没有统一的国家概念，甚至连民族概念都没有，全部被朝代所垄断，而朝代意味着什么？没错，就是家天下的传承制度，对应的就是家庭史，而非国家史或民族史。

第二，我国的历史编写，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等等，什么人会上历史？王侯将相以及良帅贤臣，你见过草莽英雄上过历史封面吗？很少，譬如水浒传108将会被写入正史吗？并不会，否则也不会有水浒传这种历史小说的诞生。

简单来说，我国的历史，都是为王侯将相所准备的，历史留下的也大都是良将贤臣及皇家历史，民众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或一个统称，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言的有个人而不知群体，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关注普罗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才有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而这正是重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区别，不管你承认与否，现在人民的利益绝大多数都有合法的保证和保护，这就是区别，这才是人民的历史。

第三。我国的历史从来都是过去史，什么叫过去史，就是只写过去，不写现在，通俗的讲，宋朝人编唐史，元朝人编宋史，清朝人编明史以及现在人编纂令人唾弃的清史等等。

这种历史的塑造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其客观性得不到保证，历史从来都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长得跟猴子似的朱元璋以及永远是光头的蒋介石等等，这就是区别。

事实上，历史不但有过去，更要有现在，而我们缺的正是对现在的合理编写和批判，很多条条框框都会对现实情况进行限制导致你没法客观的去对今务进行表述，譬如焚书坑儒、譬如文字狱，都是最鲜明的写照。

第四，我国的历史都是写实的，什么是写实，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评价，乍看起来这是对历史的最好的表述，

但其实历史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在梁先生的时代，文人，尤其是历史人员，更应该体现救国救民的思想救赎，而不是简单的记录历史。

尤其是资本主义思潮入侵的时候，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根基，但是史观和历史却从来只有记录没有思想，不能指导民众思想，那这样的历史就不属于民族的历史，是家历史。

综合来看，梁先生的论述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正确的，没有异议的，在国难当头时期，梁先生的这些话，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些话，或许是梁先生的气话，但却又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