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丽娅

毛丽娅，女，1965年10月生，四川乐山人，哲学博士、教授。先后获西华师范大学学士学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四川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第九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外宗教、世界史及旅游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比较研究》，主编、副主编、参编著作10余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孔子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重点项目1项、厅级项目3项，参研省部级项目2项、其他项目多项。《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比较研究》入选国家“九八五”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项目“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出版，获四川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1年获四川师范大学第二届“现代园丁奖”，2015年被评为四川师范大学“师德先进个人”。

中文名：毛丽娅

国籍：中国

出生地：四川乐山市

出生日期：1965年11月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学院）

代表作品：《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论道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性别：女

职称：教授

1986年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获学士学位。在四川三峡学院任教四年，1990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1993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南京大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饭店服务与管理、旅游文化资源、中西方宗教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讲“饭店餐饮操作实务”、“餐饮管理”、“基督教文化”等课程。先后在《宗教学研究》、《宗教》、《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论道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论三峡库区旅游资源及其开发保护》、《旅游扶贫》等二十篇。任“世界文化知识丛书”副主编，出版专著《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参编《世界大事典》、《世界著名将帅传》、《世界十大著名妇女》等。《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突发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一文获2002年度四川省统战理论研究及调研优秀成果三等奖。主研省级课题《长江三峡地区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一、科研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2009年度一般项目“当代中国基督教公益慈善事业及其管理政策研究”(09BZJ013)，负责人。

2．四川省教育厅2006年度重点项目“尊重生命，关爱生命——道教与基督教生命观比较研究”（SA06019），独立承担。

3．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2006年度一般项目“青城山道教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与保护研究”(024092)，独立承担。

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80431086）、江苏省2008年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0103003412)“终极关切与社会和谐：道教与基督宗教生命观比较研究”，独立承担。

5．四川省教育厅2011年度重点项目“基督教慈善思想研究”(11SA067)，独立承担。

6．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重点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宗教研究：以四川乡土志为中心的考察”(SC15A023)，独立承担。

7．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2002年度重点课题“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突发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独立承担。

8．四川师范大学2009年度重点教改项目“旅游管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负责人。

9．四川省旅游局、四川省旅游协会2005年度重点研究课题“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保护与深度开发研究”（川旅研05-003），独立承担。

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度重大项目“道教生态思想研究”(01JAZJD730003)，主研。

11．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1997年度青年项目“长江三峡地区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主研。

12．成都市人民政府2005年度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成都旧志整理”，主研。

二、主要论著

（一）著作及文献整理成果

1．《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比较研究》，独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版。

3．《世界文化知识丛书》，第一副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4．《世界十大探险家》，主编，长春出版社1993年版。

5．《世界十大著名妇女》，合著(与刘亚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6．《世界大事典》，参编，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

7．《世界著名将帅传》，参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世界宗教史纲》，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9．《饭店文化概论》，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成都通史》(卷四)，参编，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成都通史》(共7卷)获四川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1．校点整理《成都旧志》第4册(含《成都导游》、《成都市指南》、《成都灌县青城游览指南》、《新成都》及《成都九谱》，539千字），独立承担，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成都旧志》(16册)获四川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2．《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70册)，副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四川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26册)，第三副主编，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年版。

14．《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47册)，第一副主编，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4年版。

15．《华阳国志珍本汇刊》(22册)，第三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获2015年度中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

16．《巴蜀珍稀乡土志汇刊》(28册)，第一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版。

17．《蜀藏》丛书，第一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版。

18．《巴蜀珍稀传记文献汇刊》(25册)，第一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版。

19．《巴蜀珍稀交通文献汇刊》(12册)，第一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版。

20．《巴蜀珍稀教育文献汇刊》(46册)，第一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版。

21．《巴蜀珍稀舆地文献汇刊》(21册)，第一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版。

22．《巴蜀珍稀旅游文献汇刊》(10册)，第一副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版。

（二）学术论文

1．《道教的生态伦理观》，《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4期。

2．《范仲淹与》，《孔子研究》，2009年第6期。

3．《论英国罗拉德派运动的历史地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7年第3期全文转载。

4．《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0月历史·旅游研究专辑；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1999第2期全文转载。

5．《论希罗多德与历史编纂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9年第12期全文转载。

6．《从中的工作观和财富观看基督教的道德义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

7．《试探对苦难的言说及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

8．《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整体观》，《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江苏茅山道教文化中心主办《茅山道讯》2005年4月全文转载。

9．《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生命观》，《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0．《试论英国罗拉德派及其与威克利夫学说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1．《英国罗拉德派动运性质初探》，《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2．《试论基督教在西欧从古代向中世纪过渡时期的历史作用》，《宗教学研究》，1999第4期。

13．《试论基督教与西欧中世纪早中期的学校教育》，《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10月历史·旅游经济专辑。

14．《基督教与中世纪早期西欧民族文化交流》，《学术交流》，1999年第6期。

15．《评一书中的但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10月历史·旅游经济专辑。

16．《论基督教对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7．《论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兴起》，《史学月刊》，2000年增刊。

18．《论基督教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载张金岭、黄修明主编《历史旅游文化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试论道士陈楠的丹道思想及其时代特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0．《试析基督教走向世界的原因》，《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1．《试论道教之“道”与基督教之“上帝”》，《求索》，2004年第9期。

22．《论道教与基督教的和平思想》，《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23．《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中国民族报》2006年6月13日全文转载。

24．《蜀西南山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道教名山青城山》，《中国宗教》，2005年第7期。

25《试论范仲淹的佛道观》，载刘道兴、杨德堂主编《范仲淹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26．《试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社会生态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7《的和谐观》，《中国道教》，2006年第4期。

28．《试论道教的和平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9《论太平经的“和谐—美”思想》，《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0．《道教生命观与自然环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8期。

31．《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审视》，《求索》2008年第3期；《中国宗教》2009年第12期进行了内容“摘要”。

32．《的生态思想》，《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3．《中西合璧：恢宏壮观的成都平安桥天主堂》，《中国天主教》，2008年第2期。

34．《道教“成仙”与基督教“成圣”之比较》，载陈声柏主编《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5．《浅议的慈善思想》，《中国宗教》，2008年第12期。

36．《终极追求与理想环境：道教“洞天福地”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之比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7．《蕴含的和平思想》，《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8．《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载张希清、范国强主编《范仲淹研究研究文集》(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9．《的财富观与慈善思想》，载《狮山论坛》，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0．《道教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及其实践》，《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1期。

41．《道教和基督教的“出世”与“入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42．《青城山道教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其对策》，《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43．《爱德基金会与汶川地震赈灾及灾后重建》，载闵丽主编《灾难与人文关怀》，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年版。

44．《道士陈抟及其对宋代理学的影响》，载郭齐勇、蔡方鹿主编《存古尊经观澜明变》，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45．《从“做好自身管理”到“担当社会责任”：改革开放后中国宗教政策法规导向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46．《基督宗教爱的教导与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47．《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社区服务管窥》，《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8．《杜光庭思想及其对蜀地道教的贡献》，载蔡方鹿主编《蜀学与中国哲学》，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49．《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社会服务探析》，《西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50．《道教斋醮科仪蕴含的生态智慧》，载《行道立德济世利人——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51．《论道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四川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52．《试论〈舆地纪胜〉在开发三峡地区旅游资源方面的价值》，《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历史·旅游专辑。

53．《旅游扶贫》，《民族》，1999年第12期。

54．《论三峡库区旅游资源及其开发保护》，载张金岭、黄修明主编《历史旅游文化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5．《试论唐宋以后三峡地区寺庙文化及其旅游开发价值》，第二作者，载《宋代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

56．《温泉文化与四川省温泉旅游特色产品的开发》，《四川地质学报》2005年第1期；载范晓主编《旅游地学研究与旅游资源开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57．《以文化提升餐饮经营的境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2期。

58．《经济型酒店“如家”与“锦江之星”比较研究》，第二作者，《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59．《论青城山道教文化资源及灾后开发利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60．《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改革初探──以四川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为例》，载《狮山论坛》，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2年版。

61．《浅析星级酒店在“80后”婚宴市场中的应对策略》，第二作者，《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

62．《试论体验经济背景下主题餐厅的定位与经营》，载《狮山论坛》，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2年版。

63．《道教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分析与深度开发——以青城山道教文化灾后重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可去濮阳张挥公园寻根问祖

张姓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自黄帝之后，挥为始祖。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这支张氏是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最早发源于尹城国的青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祠附近，其后望族也出于这一带。

　　二出自黄帝姬姓的后代。春秋时由周文王的姬姓后裔所建的晋国有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也称张氏。

　　三出自赐姓或他姓、他族改姓。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载，世居云南的南蛮酋长龙佑那，三国时被蜀相诸葛亮赐姓张。元末蒙古将领伯颜帖木儿，英勇善战，归明朝后，被明太祖赐张姓。另有女真族人咎卜也被明太祖赐姓张。又要据《三国志·魏志》所载，魏国大将、晋阳侯张辽，本姓颞，后改为张氏，世居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后成为大姓。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改姓张的。如三国时乌桓族中张姓是贵姓；十六国时，后赵政权中，也有许多羯族张姓。另外女真族中颜盏氏、赤盏氏等在明朝时也有改张姓的。

张氏的郡望有许多处，其主要有以下二十六个：

　　清河郡，汉时设置，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张歆。

　　范阳郡，三国魏改涿郡设置，治所在涿县（今属河北）这支张姓始祖为东汉司空张皓之子张宇。

　　太原郡，战国秦设置，治所在晋阳（今太原西南），为北魏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张伟之族所在。

　　京兆郡，汉太初元年改右内史置京兆尹，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三国魏辖区改称京兆郡，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张汤。

　　南阳郡，战国秦设置，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臣张良六世孙张彭。

　　敦煌郡，汉时置郡，治所在敦煌县（今甘肃敦煌县西），此支为东汉太常张奂之族所在。

　　安定郡，西汉置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晋移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北），这支张氏为西汉赵王张耳之后。

　　襄阳郡，东汉置郡，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始祖为张安之。

　　洛阳郡，在今河南境内。

　　河东郡，秦设置，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隋河东郡丞张吒子。

　　始兴郡，三国时设置，治所在曲江（今广东韶关市南），这支张氏出自西晋司空张华之后。

　　冯翊郡，三国魏改左冯翊置郡，治所在临晋（今陕西大荔），此支张氏始祖为后汉司空张皓少子张纲。

　　吴郡，楚汉之际置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臣张良六世孙张睦。

　　平原郡，西汉置郡，治所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河间郡，汉时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

　　中山郡，汉时置郡，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这支张氏出自汉北平文侯张仓之后。

　　魏郡，汉初设置，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

　　蜀郡，战国秦设置，治所在成都，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张若。

　　武威郡，西汉设置，治所在武威（今甘肃民勤县东北）。

　　犍为郡，西汉设置，治所在敝邑县（今贵州遵义市），这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谋臣张良六世孙张壮。

　　沛郡，东汉设置，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北），这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臣张良六世孙张睦。

　　梁郡，汉设置，治所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南）。

　　汲郡，晋时设置，治所在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

　　河内郡，楚汉之际设置，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高平郡，晋置郡，治所在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

　　上谷郡，战国燕设置，秦时治所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

　　张姓堂号有清河、金鉴、孝友、亲睦、冠英、燕贻、敦睦、宗岳、敬谊、源流等。

　　张姓在传说时代起源于今山西太原，春秋时晋国张氏一直居住于此。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除部分留原地外，大部分随着三国迁都而迁移，在今山西、河北、河南境地形成许多望族，其中以迁到韩国的张氏影响较大。

　　从发祥到战国秦汉时期，张氏繁衍发展主要是在黄河南北的北方大部分地区，这时，也有张姓人入蜀郡为太守，至汉代，巴蜀地区张姓人士落籍增加，同时张氏先民也有迁入吴郡的。

　　汉末由于董卓之乱，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北方的张氏族人被迫第一次南迁；西晋末年，因“永嘉之乱”张姓再次大举南迁，不久，吴郡张氏首先崛起，后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张氏繁衍的中心，这时期，张姓也有迁往东北的辽宁、吉林和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最南已称盛于今广东韶关。

　　唐至五代，张姓在南迁的同时，再创辉煌，在许多州郡的显姓望族中都服张姓的存在，到北宋末年，即金兵占领了黄河南北到蒙古军队南下期间，北方的张姓族人又一次大规模南迁。

　　经过几次南迁，张姓至宋以后遍及全国各地，分布于我国大江南北各个区域。明、清之际张氏族人有漂洋过海，寻求发展的，至今在移居海外的华人中，张姓人数位居前列。

　　历史上的张姓族望人盛，名人历代辈出。

　　著名人物有战国时期曾先后任秦相和魏相的张仪。

　　西汉大臣张良，名将张骞。

　　东汉科学家张衡，书法家张芝和著名医学家张仲景。

　　三国蜀汉大将张飞。

　　南梁有被称为我国四大画家之一的张僧繇。

　　唐代张姓更是人才济济，仅宰相就有十七人，另有书法家张旭，诗人张若虚等。

　　北宋有画家张择端，作品以《清明上河图》最为珍贵。

　　道教南派初祖张紫阳。

　　明代有政治家张居正，先后主持国事达十年之久。另有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

　　清代有两广总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著有《姓氏五书》的学者张澍，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礼部尚书张伯行，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

中华张姓始祖挥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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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公号天禄本姓姬青阳之子与颛顼同为黄帝之嫡孙生而颖悟精于巧技体恤民疾时处洪荒苦于觅食 为祈拯民之术主祀孤星夜观天象顿生灵感折技弯条始制弓矢且教民效仿用于狩猎遂解天下衣食之乏万民称颂颛顼帝乃封挥为弓正亦称弓长执掌弓矢制造是时共工来犯挥受命率众持弓迎战于汲水大胜凯旋帝嘉其功高德昭取弓正之意赐姓张华夏始有张姓挥乃张姓始祖公之所创弃蒙昧于千里开文明之先河迄今五千年张姓繁衍昌盛遍及五洲四海且英贤辈出相继峥嵘仅拜相者尚以群计为将帅治郡国者不胜枚举于科技医学艺文诸领域中亦不乏大家灿若繁星实为开创华夏文明之望族挥公仙逝遂葬于此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铭记挥公之不朽业绩民众自愿捐资本县人民政府秉承民意精心组织乃重修挥公墓以慰先贤功德兼飨海内外张氏后裔寻根拜祖之夙愿谨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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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姓始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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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姓始祖--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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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姓来源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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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张姓始祖挥公墓

巴蜀文化

巴山蜀水多奇观，自古文人多入蜀，川江号子、秦岭山歌唤起悠远的历史回忆，数千年的灿烂文化装点出秀美的巴蜀风光。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从川北神秘幽美的九寨沟到川南碧波万顷的竹海;从川东风清月白的大宁河到川西那跑马溜溜的山上;有被誉为世界之最的乐山大佛，有历史悠久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有能与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媲美的大足石刻，以及诗圣的故居杜甫草堂等等。四川到处是绚丽的自然风光，到处是知名的历史古迹……

四川地形复杂，其西部是高原区，东部为四川盆地，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过渡地带。这是由于数亿年以来地质运动、沧桑巨变的结果。“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登峨眉山时留下了这样的名句。它也是对以峨眉山为代表的四川名山的雄伟磅礴，秀丽多姿、幽深、奇特的赞颂。四川各大名山由于自然地质运动和地理条件影响形成了各异的特点。如位于川西的“蜀山之王”贡嘎山，在三十公里内高差达六千余米，形成九个带谱，上面冰川发育，成为罕见的晶莹剔透的固体水景观。峨眉山因断裂活动强烈形成重重山岳，奇峰突起，绝壁千丈，又因高差悬殊的立体气候条件形成了云海、佛光等万千景象。青城山山峦起伏，奇秀异常，翠柏参天，以幽雅著称。兴文石海洞乡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善的地区之一，石灰岩经地下水溶解而形成千奇古怪的地下宫殿，出露在地表的石灰岩山峰受亿万年雨水的溶蚀，形成了兴文石林等名胜奇景。四川水景资源也相当丰富。四川地处内陆，虽无海洋水景景观，但水系发达。全省境内主要河流有金沙江、长江及雅砻江、岷江、大渡河、嘉陵江、沱江、涪江、渠江、乌江等大小支流。由于四川地形复杂，山势险峻，因此，四川的江河大多穿切山岭造成峡谷，水流湍急。如川江自奉节以下切穿巫山山脉，造成近二百公里的长江三峡，两岸高峰壁立，水光山色，浑然一体，犹如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四川西南部，地壳褶皱剧烈，河流深切，山高谷深。泸沽湖、邛海等天然大湖，水光潋滟，山色葱茏，绚丽多姿，是四川著名的风景胜地之一。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层峦叠障，高差悬殊，气候复杂多样，真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里正当太平洋气流前进的迎风坡，号称“华西雨屏”，降水丰沛，植物繁多，其中有不少珍稀植物，因此成了大熊猫、牛羚、金丝猴等动物的乐园。国家为了保护这些珍稀物种，在这一带建立了一系列的自然保护区，其中卧龙自然保护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早已世界闻名。这些自然保护区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基地，也是一所又一所极为丰富的天然生物物种博物馆，天然动物园和天然植物园，成为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风景区。

地灵人杰的四川又是著名的文化之邦。它地处东西交融、南北过渡的地理位置，多年来既有利于揉合吸收东西民族之长，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了巴蜀地区光辉灿烂的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众多历史人物或出生于四川，或成长于四川，或在蜀为官，或游览于蜀地，多有遗址或纪念物留存，并留下了千古佳句与著名诗篇。李太白曾从这里杖剑远行;杜工部曾在此地望月怀乡;陈子昂、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黄庭坚、杨升庵、张大千、郭沫若等恰若灿烂的明星，辉耀着这片浪漫的大地。刘皇叔白帝托孤，诸葛亮七出歧山，武则天皇泽“相会”，唐玄宗剑阁闻铃，元宪宗“上帝折鞭”，多少忠臣怨主，几许盛衰欢悲，都留在了这里的森森翠柏、茫茫白波、重重殿宇之间，留给了风雨楼台，暮鼓晨钟……

四川宗教十分发达，主要教种有佛教、道教。因而四川有上千座保存较好的宗教寺庙，在历史古迹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相传四川乃道教的发祥地，自魏晋以来道教便开始在四川盛行，传播较广，四川境内的主要道观有：成都的青羊宫、青城山的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四川传播得很快。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佛教盛行，四川兴建了大量的寺庙、宝塔和古建筑。目前保存较好的上千座寺庙中，绝大部分为佛教庙宇，经历代培修，许多庙宇至今保存完好。其中新都宝光寺、梁平双桂堂、成都文殊院、广元皇泽寺、乐山大佛寺、平武报恩寺，及峨眉山的报国寺、伏虎寺、万年寺、金顶等规模较大，较为著名。四川庙宇大多雕柱飞檐，金壁辉煌，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而且寺庙内众多的匾额楹联，古碑石刻，记载着古代不少诗人墨客的诗文，是考察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与宗教发展相联系的是四川众多的石窟、造像、石刻与绘画艺术。四川石窟规模宏大，有的摩崖造像上万尊，大多为佛教造像，也有道教和儒家造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中人物摩崖造像以唐、宋大足石刻规模最为巨大，最为完整。其他规模宏大的石窟还有：唐、宋时期的乐山石刻、荣县石刻，唐代的夹江千佛岩，南北朝和唐代的广元千佛崖以及新近开发的安岳石窟等。此外，四川石刻造像的又一大特色是佛像高大，依山而凿。如世界第一大佛乐山大佛，始建于唐，高71米;四川第二大佛为荣县大佛，始建于北宋，高3667米;还有潼南大佛，始建于明代，高27米。安岳石窟则是以石刻文字为主，称为“经窟”(指经文石刻)。四川石刻之精湛，完整，集我国石刻艺术之大成，创建于唐的成都大慈寺、剑阁昭觉寺和创建于宋的蓬溪宝梵寺，还保存有不少古代壁画。据史书记载，其中大慈寺壁画最为壮观，苏轼誉之为“精妙冠世”，无奈明清时已毁于战火。

四川境内还有不少帝王陵墓。陵墓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成都南郊的三国时刘备(161—223)之“汉昭烈皇帝之陵”，史称惠陵。位于成都西郊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847—918)墓，又称永陵。位于成都北郊磨盘山麓的五代后蜀主孟之祥(893—934)陵墓，史称和陵。这些陵墓中藏有不少文物，其中以王建墓墓室和文物保存最为完好，为研究五代时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另外，四川是三国历史文物最多的省份，体现出四川文化遗迹的又一大特色。古今史家认为，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得最好的。刘备、诸葛亮及其继任者蒋琬、费祎，给蜀地带来过短暂的安宁和繁荣，蜀地百姓尊敬他们，乐于为他们修祠建庙。故三国之中，魏国、吴国保留的遗迹少，而蜀国则多。四川是蜀国的中心，当然三国遗迹就多在四川了。从历史记载和目前的文物保护单位数字来看，四川的三国遗迹，与其他各省比较，的确是最多的。著名的有成都武侯祠、奉节白帝城、云阳和阆中的张飞庙、汶州姜维城、剑门蜀道、庞统墓、子龙墓、蒋琬墓等，他们为热衷于三国故迹的专家、游客提供了探访、参观的场所，对于三国历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这一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或者揭开了罩在这一地区历史上的迷雾，或者丰富和印证了史籍上已有的记载。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其时间包括了从远古的侏罗纪地质年代到晚清时期，数亿年时间，以其时间长和特色鲜明著称。

四川地区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因而对于产生和繁荣于这个地区的早期的人类文明，史籍记载很少。人们知道四川曾有过灿烂的文明，但对它的了解仅限于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的诗句，正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

青铜时代蜀国都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揭开了这一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三星堆文明不仅以其迥然不同于同时期中原文明的特色，印证了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于全国若干地区的“满天星斗说”，而且以其明显的西亚文化特征，说明四川地区是最早开始对外文化交流的地区之一。加之三星堆文明本身的发达程度令人震惊、它的发掘成果震惊了世界。

恐龙是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曾经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种庞大的生物。它曾经是地球的主宰。(专家们称之为“优势动物”)。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由于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河沼密布而成为恐龙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自贡地区发现的恐龙化石，以其数目巨大，(恐龙)种类繁多，埋藏集中和保存完好而在世界同时期的恐龙化石中首屈一指，对于研究恐龙这种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因而显得十分神秘的动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居于世界的前列。对此，诸多的史籍如《史记》、前后《汉书》等都有详尽的文字记载，汉代发达的文学艺术也有生动的描绘，但有关这一时期的形象资料却不多见，尤其是关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形象资料，更是十分少见。

汉画像砖只在四川地区有出土，它是一种刻有图画的墓砖。图画的内容除宗教和民间传说外，大量的是反映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的画面。由于墓主人的身份涵盖了从士大夫到普通老百姓的各个阶层，这些画像砖也就成了广泛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资料。

四川地区民族众多。古往今来，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生存、迁徙，素有“民族走廊”之称。各个少数民族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为这一地区的文化增添了异彩，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焚人悬棺。

由于悬棺高高地置于悬崖峭壁之上，又由于它的主人已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消失，悬棺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四川地区的悬棺不仅分布广泛，而且以其时代延续长、类型丰富和保存完好的特点，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资料。揭开悬棺之谜，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诞生、发展和消亡，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人物简介

关羽（160-220），汉族。生于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良人（今山西运城市）。一直是历来民间崇祀的对象，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前将军，汉寿亭侯，军事家。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三国时期蜀国名将。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后人有诗称赞关羽：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此外，关羽还被台湾同胞视为恩主神。

《三国演义》对其评价

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

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

昭然垂千古，不止冠三分。

人物事迹

关羽的身世以前一直不甚清楚。直到清初康熙年间，解州守王朱旦在浚修古井的时候，发掘出关羽的墓砖。上面刻有关羽祖、父两世的表字、生卒年月等，资料比较详细，还略有提到关羽的家庭状况。他因此写了《关侯祖墓碑记》。据墓砖上文字记载，关氏家其实是个文人世家。关羽祖父叫关审，字问之。汉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住在解州(今山西解州镇)常平村宝池里。记载说他“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于桓帝永寿二年丁酉卒，年六十八。羽父关毅，字道远。性至孝，父审卒后，在墓上结庐守丧三年，除丧，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关羽。羽长成后娶胡氏为妇，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关平。

关羽在涿郡(今河北涿州)遇上东汉政府动员各地豪强地主组织武装，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他在这里结识了当地正在聚众起兵的刘备(刘备自称是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和张飞，三人志同道合，一见倾心，友爱异常，亲如兄弟。后世传说，刘、关、张三人曾在桃园结义。《三国演义》则“演义”出他们的誓词：“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虽是小说家言，但由于符合了动乱频仍的时代中下层百姓的心态，所以影响巨大。后世好多农民起义，都效法结义的形式，来巩固队伍，加强团结。三人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参与了进攻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关羽也就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从中平元年(184年)一直到死，关羽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随其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刘备起兵，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羽、张飞担当他的护卫，是他得力的左右手。中平元年(185年)，刘、关、张带着刚刚组织起来的兵马，首先投奔涿郡的校尉邹靖。黄巾军打到涿郡，他们配合官兵出动抵抗，首战告捷，立了大功。接着，他们离开涿郡，前去投奔正在广宗(在河北省威县东)围攻黄巾首领张角的中郎将卢植。到广宗后，因卢植遭诬陷被押回京师，他们便决定返回涿郡。归途中，遇到黄巾军天公将军张角正在追击接替了卢植职务的董卓。关羽和张飞带领一支人马，突如其来地向黄巾军横杀过去，救了董卓。刘备后来投奔幽州军阀公孙瓒，因屡立战功长任平原相，关羽和张飞担任了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他们三人照样“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和张飞终日侍立刘备左右，保护刘备。

建安元年(195年)，曹操奉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后，独掌军政大权，总揽朝政，皇帝成为傀儡。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刘备被吕布打败，投靠了曹操。曹操表举他为左将军，拜关羽为中郎将(次于将军的武官)。时车骑将军董承接受皇帝衣带诏，与刘备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密谋除掉曹操。

建安四年(199年)，刘备恐曹操猜忌，欲伺机脱离曹操控制，趁右将军袁术溃败，主动请求跟大将朱灵前去截击。曹操谋士程昱、郭嘉、董昭等认为，不该放走心怀叵测的刘备，曹操立即派人去追，但已不及。袁术南逃寿春(今安徽寿县)，朱灵班师回朝，十二月，刘备杀死徐州刺史车胄，以关羽代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太守，自屯兵小沛，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与朝中反曹势力遥相呼应。东海(今江苏郯城)变民首领昌稀等，及周围郡县纷纷归附刘备，刘备部队很快发展至数万人，又派使者与袁绍媾结联盟，形成对曹操的严重威胁。并击败了前来讨伐的司马长史刘岱和中郎将王忠，暂且取得徐州、下邳地区，作为休养和发展的基地。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车骑将军董承等企图刺杀曹操的计划泄露，董承、王服、种辑皆被屠灭三族，唯参与密谋的刘备侥幸逃脱，且势力越来越大。曹操亲自征讨刘备，刘备惊悉曹操军将至，亲率数十骑出城观察，果然望见曹军旌旗，只得仓猝应战，被曹军击溃，刘备妻子被俘。曹操接着攻陷下邳，迫降了关羽。刘备则逃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投奔了袁绍。

曹操赞赏关羽为人，拜其为偏将军，礼遇甚厚。不久却觉察关羽心神不定，无久留之意，便对与关羽关系甚好的张辽说：“卿试以情问之”。张辽去问关羽，关羽叹息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张辽将关羽的这番话转告曹操，曹操闻后，不但没有怨恨关羽，反而认为他有仁有义，更加器重他。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二月，冀州牧袁绍调动十多万人马进军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征伐曹操并派大将颜良进围白马，攻东郡太守刘延，以保障主力渡河南进。刘延告急请援。四月，曹操为解除侧翼威胁，北救刘延。谋士荀攸建议：“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三国志·魏书·武帝传》)，曹操依行其计。袁绍闻曹兵渡河，果然分兵向西，挺进延津。曹操趁机引兵向白马疾进，及距白马10余里时，颜良大为震惊，仓促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率部进击。关羽跃马阵前，远远望见颜良麾盖(大将所乘戎车，设幢麾、张盖)，直冲过去，在万众之中刺死颜良，斩其首级而归，袁绍诸将“莫能当者”(《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曹操挥令大军冲杀，袁军大败溃散，遂解白马之围。

曹操备赞关羽的勇武，对他重加赏赐，封他为汉寿亭侯(汉寿，地名；亭侯，侯爵名)。关羽斩杀颜良后，曹操知其必去，遂重加赏赐。关羽把曹操屡次给他的赏赐都封存妥当，把汉寿亭侯的印绶挂在堂上，给曹操写了封告辞信，保护着刘备的家小，离开曹营，到袁绍军中寻找刘备。曹操将士闻后，要去追赶，曹操劝阻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三国志·蜀书六·关羽传》)。

从关羽被擒到他立功报曹、重新投奔刘备，这段经历始终口耳相传，流行播衍。到《三国演义》，则形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精彩纷呈的故事单元，包括关公屯土山约三事(降汉不降曹；礼待二嫂；一旦得知刘备下落，便当辞去)；曹操厚待关羽，小宴三日，大宴五日；曹操赠袍，关羽穿于衣底，上用刘备所赐旧袍罩之，不敢以新忘旧；曹操赠赤兔马，关羽拜谢，以为乘此马，可一日而见刘备；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关公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兄弟相会等。在中国，很少有人不知道这段故事。

袁绍兴师南进，派刘备南下汝、颍，攻掠曹操后方，被曹操部将曹仁击溃。刘备逃回袁绍军中，受到猜忌，暗中打算脱离袁绍，于是建议袁绍跟荆州牧刘表结盟，以使曹操腹背受敌。袁绍信以为真，派刘备率领本部人马，再度南下汝南与黄巾军首领龚都等会合，兵力扩充到数千人，对曹操后方又构成威胁。是年七月，曹操为稳定后方，派大将蔡阳率兵讨伐刘备。刘备预作充分准备和部署，率部迎战蔡阳。两军激战，曹军大败，蔡阳被杀。建安六年(201年)秋，曹操统军进击刘备于汝南。九月，关羽随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龚都等部皆散。至此，刘备脱离袁绍，获得发展自己势力的机遇。刘表对刘备以礼相待，此后，刘备便在荆州屯兵。

从建安六年到十三年(201—208年)，刘备在这八年中致力于礼聘人才，扩大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他“三顾茅庐”，请来了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看到刘备和诸葛亮关系日益密切，心中不悦。刘备察觉以后，就严厉批评他和张飞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羽和张飞就再也不表示反对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刘表死，继任荆州牧的刘琮投降曹操。刘备为避开曹军锋芒，便撤离樊城，向江陵(今湖北江陵)退去，并派关羽率领一万多水军，从水路往江陵会合。刘备军撤退到当阳长阪坡(今湖北当阳东北)时，被兼程追来的曹操骑兵打得大败，去江陵的道路被曹军截断，刘备只好斜趋汉津。关羽率水军前去接应，保护刘备退到了夏口。

据《蜀记》记载，当年刘备在许昌，与曹操一起打猎。关羽曾劝刘备乘人散混乱之际，杀掉曹操，以绝后患。可能由于形势不允许，刘备没有答应。这回在汉津会面，飘泊无依，关羽愤愤不平，说：“当年在猎场上，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困厄之灾了。”刘备解释说：“当时，也是为国家着想，爱惜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再说，如果天意辅助正人，又焉知今日的飘泊不是咱们的福分呢？”不过，被认为不是事实。

曹操占领江陵后，气势更盛，大有吞没“无立锥之地”的刘备和消灭江东孙权之势。这就发生了孙权、刘备联军大败曹操的著名的赤壁之战。十一月，孙刘联军在赤壁(今蒲圻县西北)大破曹操。关羽所率的一万精锐水军是刘备的主力，在这场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后人为突出关羽“全交重义”的特点，演义出了他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的细节，至今脍炙人口。

赤壁之战后，刘备乘机攻占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都在今湖南境内)，刘备得了四郡，加上孙权借给他的南郡，终于在荆州站住了脚。然后刘备封拜元勋。关羽被任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镇守荆州。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带兵入巴蜀，取益州，关羽留守荆州。益州既平，关羽得赐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荆州包括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七个郡，是曹操、刘备、孙权三方必争的战略要地。赤壁之战后，曹操还占据着南阳郡和南郡的北部，孙权占据着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所谓“借荆州”，就是孙权将自己占据的南郡南部借给刘备。刘备取得益州的第二年(215年)，孙权便派诸葛瑾为使去跟刘备商量，要求把荆州南部的几个郡归还东吴。刘备托辞拒绝，孙权就派去一批官吏，接收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关羽坚决不让，将孙权派来的官吏全部轰了回去。孙权一怒，马上派吕蒙率领两万兵马用武力接收这三个郡。吕蒙夺得了长沙、桂阳两郡后，刘备急忙亲率五万大军下公安，派关羽带领三万兵马到益阳去夺回那两个郡。孙权也亲自到陆口，派鲁肃带领一万兵马扎在益阳，与关羽相拒。东吴的军队和关羽的军队都在益阳扎营下寨，彼此对峙。

孙刘两家正在争夺荆州,此时,刘备(161-223年)闻曹操(155-220年)攻下了汉中,急忙和孙权(182-252年)平分荆州,抵抗曹操在此同时,关羽设宴招鲁肃(172-217年)赴宴,想商议荆州之事,但被鲁肃指责。

赤壁之战后，据守荆州的关羽名为“襄阳太守”，而荆州的襄阳、樊城等重镇还控制在曹操手中。为了实现诸葛亮和刘备在《隆中对》中所筹划的跨据荆、益二州，待时机成熟时荆州军队直下宛(今河南南阳)、洛，益州军队西出秦州(今陕西南部)，完成统一大业的计策，关羽一直虎视襄、樊。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汉中大败曹兵，曹操不得不退出汉中。于是，在手下文武官员的拥戴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

是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大部调动淮南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关羽，抓住战机，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

襄阳、樊城隔汉水相对，互成犄角，是曹军抗拒南军北上的战备要地。时魏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樊城，将军吕常驻襄阳。他从汉中撤军到长安后，又派平寇将军徐晃率军支援曹仁，屯于宛城(今河南南阳)。樊城之战开始后，曹操又派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前往助守，屯驻于樊城以北。

于禁在此战中犯下致命错误。曹仁让他和庞德屯兵于樊城以北，和城中相互呼应，他竟未考虑该处地形低下的因素，便把所率领的七支人马都带到那里驻扎。八月，连降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七军均被水淹，只得率少数将士避到高阜之处。关羽乘战船猛攻，于禁欲退无路，被迫投降。庞德率的一部继续顽抗，誓死奋战，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箭尽矢竭，就短兵相接。将士有的战死，有的投降。关羽加强了攻势，同时，水势上涨更猛，土堤淹没，曹操部队都投降了。庞德想乘船撤回曹仁大营，但水势太大，船只倾覆，被擒，不屈而死。

关羽乘胜围攻樊城，并以一部兵力包围襄阳。樊城守军仅数千人，城墙因水淹多处崩塌，曹仁曾考虑放弃樊城，被辅助曹仁的汝南太守满宠所劝止。满宠认为：“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今河南郏县)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三国志·魏书·满宠传》)曹仁乃以必死决心，激励将士齐心协力奋勇抵御。

关羽军虽乘船猛攻，一时仍不能下。此际，魏荆州刺史胡修、南乡(治南乡，今河南淅川东南)太守傅方，均降于关羽，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人孙狼等，亦杀官起兵，响应关羽，关羽声势一时“威震华夏”(《三国志·蜀书六·关羽传》)。

曹操感到威胁，一度准备迁都，被丞相司马司马懿及曹椽蒋济谏止。他们认为：“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晋书·宣帝传》)。

曹操采纳了这一利用矛盾破坏孙、刘联盟，以坐收渔翁之利的策略，派使者去见孙权。同时指令徐晃率军援救曹仁。徐晃进至阳陵陂(樊城北)，曹操派将军徐商、吕建传令：必须待后续援军会齐后方可进击。时关羽前部屯偃城(樊城北约五里)，徐晃佯筑长堑，示以将切断蜀军后路。蜀军惧被围，烧营撤走，徐晃军进据偃城，渐向围城蜀军逼近。

当初，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早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意思是刘备在取得荆、益二州建立基业之后，一定要外结孙权，形成巩固的联盟，然后才能北定中原。可见，孙刘结盟是刘备北定中原的基础。然而，这联盟却因为几个原因，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一是在荆州的所有权问题上。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对孙、刘、曹三家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曹操曾想占据荆州，统一天下，但赤壁一战使他美梦成空；孙氏集团一向认为荆州是必争之地。因为荆州据上游之重，只要操在别人手里，自己则处于被动地位。赤壁之战结束，为了继续联刘抗曹，不得已，只好暂借荆州给刘备。可刘备取得益州后，却无归还荆州之意。

二是关羽自恃勇武，对孙氏集团始终踞傲不敬。鲁肃与他单刀相会，讨要荆州，他尽管理亏，但仍然不肯从两家联合的角度着眼来妥善解决问题。孙权派使者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不但不应许亲事，反而厚骂使者，双方关系越来越僵。

三是东吴臣子中，从主张连刘拒曹操的鲁肃已经去世，而其他臣子，如代替鲁肃统兵的吕蒙，就认为关羽平素骁勇善战，且有兼并吴国的雄心，所以，要求出兵对付关羽。他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所以 孙权得到曹操的信后，欣然允诺。他召吕蒙回建业，共商夺取南郡的计划。关羽也知孙刘联盟不巩固，这时既要夺取樊城，又得防备孙权偷袭荆州。他看到东吴大将吕蒙屯兵陆口，就再三嘱咐麋芳和傅士仁小心镇守荆州，并将大部分军队留在南郡，还沿江设防，二三十里设一个岗楼，建起烽火台。吕蒙探知关羽防守严密，无懈可击，就佯称病重，上书给孙权，要求回去疗养。孙权公开发布命令，调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推荐陆逊代替自己。当时，陆逊年少多才却无名望，正任定威校尉。孙权便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部督，接替吕蒙。陆逊到任后，派使者给关羽送去了礼物和一封信，信上恭维关羽水淹七军，功过晋文公的城濮之战和韩信的背水破赵，还勉励关羽发挥威力，夺取彻底胜利。关羽看到陆逊是个无名晚辈，对自己又如此恭敬、诚恳，就大胆放心，把荆州大部分军队陆续调到了樊城，打算趁徐晃的兵马还未赶到，大水又未完全退去，先攻下樊城。他亲自督战，加紧攻城，而曹仁依旧坚守。陆逊把关羽人马的调动情况详细地报告给孙权，且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关羽可一战而擒。

关羽在襄樊的兵马越来越多，加上新得于禁降军数万人，粮食匮乏。他责备南郡太守麋芳和傅士仁的粮草运送跟不上，大怒说：“还当治之”(《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二人于是存有叛心。后关羽为解燃眉之急，竟擅自强占东吴贮藏在湘关的粮食。孙权得知此事，觉时机成熟，便命吕蒙为大都督，发兵袭击关羽的后方。

是年十一月，吕蒙率军隐蔽前出，进至寻阳(今湖北广济东北)，把精锐士卒埋伏在伪装的商船中，令将士身穿白衣，化装成商人，募百姓摇橹划桨，昼夜兼程，溯江急驶，直向江陵进袭，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隐蔽和诡密。驻守江防的蜀军士兵被伪装的吴军所骗，猝不及防，全部被俘虏，江陵城内空虚，陷入混乱。吕蒙先让原骑都尉虞翻写信诱降驻守公安(今湖北公安北)的蜀将傅士仁，又使傅士仁引吴军迫降守江陵的蜀南郡太守糜芳。二人平时就因为关羽对他们傲慢而心怀不满，这次又听说关羽回来要惩治他们，更是内心恐惧，于是在东吴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献城出迎。吕蒙遂率大军进据江陵，从而，一举夺回蜀长期占据的荆州。吕蒙进占江陵后，尽得关羽及其将领的家属。他对他们加以优待和抚慰，并下令军中不得侵扰百姓，还对全城百姓表示关心，给有病的送医药，给饥寒者赐衣粮，使城内秩序迅速恢复。而骄傲轻敌的关羽，对吕蒙的袭击行动竟一无所觉。

曹操使者返回洛阳，带来孙权密信，说即派兵西上袭击关羽，但请保密，以防关羽得知有备。曹操部属多数认为应代孙权保密。谋士董昭独持异议，认为应佯允保密而暗予泄漏。关羽知孙权来攻，如撤兵回防，则樊城之围自解。关羽南返与孙权交战，两敌相斗，正好坐收渔利。若为其保密，使孙权得势，对我并不有利。再者，被围将士久不见救，担心缺粮产生恐慌，一旦发生意外，局面将难以收拾。故应以泄密为好。曹操采纳董昭意见，令徐晃用箭将孙权密信内容，分别射入樊城及关羽营中。被围魏军得信后，士气倍增，防守更坚；关羽得信后，则既恐腹背受敌，又不愿前功尽弃，同时判断江陵、公安城防坚固，吴军若真来攻，一时不可能攻克，因而处于徘徊犹豫，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曹操已率主力由洛阳进抵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并已先后派殷署、朱盖等12营兵进至偃城，归徐晃指挥。关羽军主力屯围头，一部屯四冢。徐晃以声东击西战术，扬言欲攻围头，却出其不意突袭四冢。关羽恐四冢有失，自率步骑5000出战，然兵少被徐晃击退，当其退走营寨时，徐晃率军穷追不舍，紧随其后冲入营内。当时关羽营寨，外围深壕及鹿角十重，障碍设施极为严密，若从营外强攻极为困难。现乘其军陷于混乱之机，由内突袭，一举大破之，杀降蜀之胡修、傅方。时关羽惊悉江陵失守，遂撤围退走，樊城围解。曹仁部将多欲乘胜追击，参军赵俨认为，应保留关羽一定实力与孙权作战，不宜追击。曹仁同意赵俨看法，未部署追击。曹操得知关羽撤退消息后，果然派人传达命令，不许追击关羽。

当关羽撤军而回时，孙权已先到达江陵，派陆逊攻占夷陵(今湖北宜昌)、秭归(今湖北秭归)，切断关羽入川退路。在回军途中，关羽多次派人到江陵探问消息。每次，吕蒙都礼待来使，并让使者周游城中。使者回到关羽军中，将士们知道家门无恙，斗志尽失，多数都半途而逃。关羽自知势孤，派人向驻扎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求援，二人以以上庸新定为由，拒绝支援。关羽陷于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困境，遂西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这时，陆逊乘胜西进，夺取了宜都。关羽看到麦城东、西、南三面全是敌人，而援兵又迟迟不到，决定突围回西川。

吕蒙知关羽兵少，料到他要逃走必然走麦城北边的通西川的小道，就事先派兵埋。十二月，孙权派使者到麦城劝关羽投降。关羽提出叫吴军退兵十里，然后在南门相见。吕蒙果然退兵十里，等候关羽投降。关羽及其子关平趁机带着十几个骑兵，偷偷地出北门向西逃去，被吴将潘璋部司马马忠擒获，次年正月,与其子关平在建业一起为孙权所杀，死时年约六十岁。蜀后主刘禅在景耀三年(公元260年)追谥关羽曰“壮缪侯”，其子关兴嗣。

《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中论及关羽与张飞：“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还说：“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确如此。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在夺取益州过程中，收降了马超，自领益州牧后，拜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因马超并非旧友，又闻说马超勇武，心中不服，便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知其意，便回信说：“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黥布即英布)、彭(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字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有一把好胡须，所以诸葛亮称他为美髯公。关羽得信，大悦，把它拿给宾客传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黄忠阵斩曹军名将夏侯渊，因功升为征西将军。同年刘备进位汉中王，任命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诸葛亮说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刘备说：“吾自当解之”(《三国志·蜀书·黄忠传》)。并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去给关羽送印绶。

关羽闻说黄忠与己并列，大怒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费诗对关羽说：“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萧何)、曹(曹参)与高祖(刘邦)少小亲旧，而陈(陈平)、韩(韩信)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三国志·蜀书·费诗传》)？关羽大为感悟，遂拜受印绶。

关羽生性高傲的弱点，导致了在樊城之战，由开始的指挥正确，威震华夏，发展到最后上当受骗，全军覆没，大意失荆州，最终导致孙、刘联盟瓦解，其教训惨痛。当初曹操常告诫夏侯渊：“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三国志·魏书·夏侯渊》)，终为人戏于股掌之间，夏侯渊最终果恃勇而亡，夏侯渊如此，关羽、项羽皆是如此。

但关羽更有优秀的一面，这使得他能够名垂千古。

关羽重然诺，守信用，对刘备及其集团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与刘备同甘共苦许多年，恪守信义，始终不渝。即使白马被擒，身在曹营，也仍不忘旧恩，终于复归刘备，忠义一时无两。

关羽勇武异常，冠于全军。后世小说，写他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虽有违背史实之处，但却也突出表现了他的武勇和神韵。至于刮骨疗毒，更是尽人皆知。

关羽曾被乱箭射中，箭穿透其他左臂。后伤口虽然愈合，但一到阴雨天气，骨头就常常疼痛。医生说：“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便伸臂让医生切开伤口。时关羽正在宴请诸将，“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三国志·蜀书六·关羽》)。

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这段时，更是精彩：“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参考资料：

克[克，读音作kè(ㄎㄜ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