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的提问还真不好回答，因为我国的姓氏从古至今迁徙很大，而且还不是一次迁徙。某一个地方的姓氏并不是一次从某地迁入，往往经过数代复杂的变更、流动。就某一个具体姓氏来说，又往往分为许多支派，每一种支派的家谱也有多少种版本。因此您要考证您所在地姓氏的起源，最好查看您那一支派的宗谱记载，其他回答由于缺乏必要资料和相关证据而并不准确。

下面就韩姓的一般知识作一个泛泛的介绍，您可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对号入座。

▲韩氏来源主要有四：

一、是出自姬姓

以邑为氏或以国为氏，为唐叔虞之后裔，韩侯为其得姓始祖。西周初年，周公灭唐后，封叔虞于唐，史称晋国，因建都在唐，故叔虞又称唐叔虞。春秋时期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造成分裂局面，后为曲沃武公统一。曲沃武公夺得晋国君位以后，灭掉了周成王之弟所建立的韩国，封其叔父姬万于韩，称为韩武子，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为氏，称韩氏。当时的韩地，在今陕西省韩城县以南。韩氏一直在晋国位列公卿。至战国初，韩厥的七世孙韩虔同赵氏、魏氏一起瓜分晋国，建立韩、赵、魏三国。起初，韩国建都于平阳，到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建都阳翟。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迁都于新郑，历经八代，至韩襄王仓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于是其宗室子孙以国为氏，称韩姓，并大多聚居在古时的颍川郡。到西汉末年，河南尹韩骞因躲避王莽之乱，移居古时的南阳郡，是为河南、陕西韩氏。

二、少数民族复姓改为韩姓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鲜卑族有三字姓“出大汗”氏，北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时，因“汗”与“韩”音相近，而把“出大汗”改为单姓“韩”氏。同时把鲜卑族的三字姓“破六韩”也改为单姓“韩”了。

明代甘肃临夏土司改“可汗”氏为韩姓。明代赐元人实哈塔为韩姓。

清朝满州八旗的“罕札氏”取“罕”与“韩”之谐音，改为韩姓。

清朝甘肃循化厅土司，是撒拉回人，也取韩为其族姓。

锡伯族哈斯胡里氏、韩吉利氏、韩亚喇氏，均改为汉姓的韩氏。

黑龙江省的富裕柯欠克孜族嘎普韩部落也取汉姓的韩为姓。

彝族安韩氏省掉“安”改为单姓韩。

回族、保安、土家、达斡尔、苗族、蒙古、壮族、白族、黎族中也有韩姓。

三、异国韩姓

汉武帝时获直侯韩陶，朝鲜人。唐宪宗飞龙卫士韩志和系倭国人。

四、源于韩王信

韩王信，是故韩襄王的庶孙，刘邦立为汉王后，立信为韩王，因破项羽有功，汉王即王帝位后，便剖符给他，正式封他为韩王。以颍川为王都。后又下诏把他的封邑改在太原以北的地方，以防御胡人，并以晋阳为王都。信请求将王都改设在马邑。后叛汉降胡，并出兵攻打太原，兵败。韩王信遂与太子亡走匈奴。

这是韩姓比较晚起的一个源头。韩王信亡走匈奴，生颓当，以后颓当率众内附，与韩婴都被封侯。又因军功，子孙累登显仕。后遭王莽之乱，分昌黎、三原（汉池阳县地，在今陕西省中部）、颍川、阳夏（秦代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太康县）之系，异地而居，但都是弓高侯的后裔。

▲韩姓三祖：

一、远古始祖：韩浞

韩浞（亦作寒浞），夏代伯明氏之子，今山东潍坊东北人。曾杀羿代夏，立为帝。因为在姬周之前，所以是韩姓的远古始祖。他是现存所有先秦古籍中记载最早的韩姓人。

二、血缘祖先：唐叔虞

周武王有个幼子叫叔虞，是周代晋国的始祖，周成王的弟弟。他就是韩姓的血缘祖先。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周公灭唐（今山西省翼城西部）后，把唐封给了叔虞。

三、受姓始祖：韩武子万

叔虞的儿子名燮（Xiè 音谢），燮自唐徙居晋水旁，就改称晋侯。燮生武侯，名宁旅，为三世。武侯生成侯，名服人，为四世。成侯生厉侯，名福，为五世。厉侯生靖后，名宜臼，为六世。靖侯生厘侯，名司徒，为七世。厘侯生献侯，名籍，为八世。献侯生穆侯，名费王，为九世。穆侯生成师，封于曲沃，是为桓叔，为十世。成师之子万，即韩武子，为韩氏受姓始祖。

▲源于韩姓的变姓

1、韩氏

韩姓除“韩氏”以外，据《通志·氏族略·一》，韩姓中还有以国爵为氏的，如“韩侯氏”；有以名字为氏的，如“韩婴氏”、 “韩言氏”、“韩厥氏”、“韩籍氏“”、“韩褐氏”。

2、韩侯氏

《通志·氏族略第五》韩侯氏：周宣王时，韩侯支孙氏焉。

《元和姓纂》韩侯氏：周宣王锡命韩侯，支孙氏焉。

《姓镐》韩侯氏：《韩诗外传》云，周宣王大夫韩侯子有贤德。

3、韩婴氏

《通志·氏族略第五》韩婴氏：姬姓。《姓纂》云，晋韩宣子元孙也，为韩婴氏。

《元和姓纂》韩婴氏：晋韩宣子子孙韩婴，云韩婴氏。

《姓氏寻源》韩婴氏：《潜夫论》云，韩桓叔之后有韩婴氏。郑夹漈云，《世谱》韩宣子元孙无名婴者，惟韩宣王太子名婴。汉韩王信之子名婴，为襄城侯。或其后世以为氏。

4、韩言氏

《通志·氏族略第五》韩言氏：姬姓。《世本》晋韩厥生无忌，无忌生襄，襄生子鱼，为韩言氏。

《元和姓纂》韩言氏：《世本》晋韩厥生无忌，无忌生襄，襄生鲁，为韩言氏。

《姓（角崔商）》韩言氏：《左传类解》云，晋大夫韩子鱼之后为韩言氏。

《姓氏寻源》韩言氏：“《姓纂》“鱼”作“鲁”，讹。《潜夫论》云，韩桓叔之后有韩言氏。

5、韩厥氏

《通志·氏族略第五》韩厥氏：姬姓。韩献子厥支孙氏焉。

《姓氏寻源》韩厥氏：《姓纂》云，韩献子厥支孙以为氏。一引作韩献氏，讹。有斡献氏出于宋，无韩献氏。

6、韩籍氏

《通志·氏族略第五》韩籍氏：姬姓。晋韩起之子籍，字叔禽，为韩籍氏。

《元和姓纂》韩籍氏：晋韩起子籍，字叔禽，为韩籍氏。《姓（角崔商）》、《姓氏寻源》并引。

7、韩褐氏

《通志·氏族略第五》韩褐氏：姬姓。《英贤传》云，晋韩厥之后韩子云，赵肃侯大夫有韩褐胥居。

《古今姓氏书辨证》韩褐氏：《英贤传》日，韩厥后，赵肃侯大夫有韩褐胥居，《姓腮》与《姓氏寻源》并同。

8、韩馀氏

《通志·氏族略第六》韩馀氏：韩馀氏者，韩氏馀子之族也。《古今姓氏书辨证》韩馀氏：《世本》韩宣子馀子之后氏焉。谨按《春秋》，晋成公宦卿之馀子以为馀氏。盖嫡子之母弟，官子韩起也。

《姓（角崔商）》韩馀氏：《姓考》云，晋卿韩宣子之后有名馀子者，奔齐为韩馀氏。《路史》云，韩信子（应为韩王信）亡人匈奴，景帝时，子颓当亦来降，馀在匈奴者为韩馀氏。

《姓氏寻源》韩馀氏：《路史》其说与《世本》异，疑非是。

9、韩献氏

《元和姓纂》韩献氏：晋韩献子，支孙因氏焉。

10、韩信氏

《姓（角崔商）》韩信氏：出《姓纂》。

《姓氏寻源》韩信氏：《姓纂》云，韩王信之后有韩信氏。

11、公族氏

《古今姓氏书辨证》上平声一东：公族氏，东汉《郭泰传》有公族进阶，其先出自晋公族大夫之后。春秋时，骊姬乱晋，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元公族。及成公自周归，晋始宦卿之嫡子，以鞅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其后遂有以官为氏者。

《姓（角崔商）》公族氏：《姓源》云；韩无忌为公族大夫，称公族穆子，后因氏。又夷姓，后魏独孤部有公族氏。

《姓氏寻源》公族氏：《风俗通》云，晋成公立嫡子为公族大夫，韩无忌号公族穆子，后以为氏。《潜夫论》云，韩桓叔之后有公族氏。

12、平氏

《通志·氏族略第三》平氏：姬姓，韩哀侯少子姥，食采平邑，因以为氏。秦灭韩，徙下邑。汉有臣相平当，生晏，司徒。北齐有平筌，望出河内、燕郡。

《路史》：韩哀侯少子姥，食采平邑，后以为氏。

《古今姓氏书辨证》平氏：出韩侯少子姥，食采平邑。秦灭韩，因徙下邑，氏焉。

《姓（角崔商）》平氏：《氏族大全》云，韩哀侯少子采邑，因氏。《集韵》云，齐相晏平仲之后。《千家姓》云，河内族，北齐有平桓。

经何光岳先生考证，他认为：“韩之平邑，在乎阳，今山西临汾市。为韩哀侯少子姥所封，则平出于姬姓之韩后无疑。”

13、横氏

《通志·氏族略第三》横氏：《风俗通》云，韩公子咸，号横阳君，子孙氏焉。

《姓（角崔商）》平声升三庚：横氏，《风俗通》云，韩王子咸，号横阳君，因氏。《千家姓》云，颍川族。《吕氏春秋》横革佐禹。

《姓氏寻源》横氏：《荀子·成相篇》横革佐禹。亦见《吕氏春秋》。横姓宜始此。《路史》云，刘后有横氏，韩万后有横氏。《战国策》楚知横门君之善用兵，后必有为氏者。

14、侠氏

《通志·氏族略第三》侠氏：即荚氏，音荚。韩侠累之后。《急就章》有侠却敌。

《古今姓氏书辨证》人声三十帖：侠氏，韩相侠累之后。《急就篇》有侠却敌。

《姓（角崔商）》侠氏：《姓纂》云，韩相侠累之后。《姓源》云，《汉书·功臣表》有侠侯，后以封为氏。《千家姓》云，平阳族。

《姓氏寻源》侠氏：《史记》侠累。高诱云，韩傀侠累也。《战国策》名傀累，一云即荚氏，音荚。《路史》云，汉（夹鸟）侯国后有侠氏。

15、蔺氏

《通志·氏族略第三》蔺氏：姬姓，韩厥玄孙曰康，仕赵，食采于蔺，因氏焉。

《元和姓纂》蔺氏：韩厥玄孙康食采于蔺，因氏焉。裔孙相如，为赵上卿。

《古今姓氏书辨证》去声升一震：蔺，今望出中山、华阴。出自姬姓，晋穆侯之子成师，封邑于韩，裔孙韩献子厥，厥玄孙康，食采于蔺，因氏焉。

▲韩姓迁徙概述

韩姓最初得姓是在今陕西韩城，韩姓的繁衍发展主要有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及唐宋三个时期。

战国之时，是韩姓最主要的发展时期。自三家分晋之后，韩国建都于平阳，韩景侯时，迁都于阳翟，至韩哀侯时，又迁都于新郑。韩国的多次迁都，使韩姓迅速繁衍，也使得韩姓在河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后来韩姓迅速成为当地的一大望族，并且成为韩姓历史上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至汉时，韩姓的两大郡望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已有韩氏迁居江苏。

魏晋南北朝之时，因中原多年战乱，小国林立，韩姓从河南等地大举南迁。

唐宪宗时，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为韩姓入广东最早者。唐末已有韩姓迁至福建。

韩姓的发展、流布，从春秋战国的迁地、徙都、拓展，经颍昌黎、南阳、相州、越城各个世系，到南宋以后，就几乎逐渐遍及全国。其中浙江、江苏、湖北、安徽等地的韩姓，多为韩世忠的支系子孙。

南宋末，曾于建炎南渡至浙江的韩氏后裔御前大将军韩先，扈驾南下，由浙江人福建，由福建而广东平远县南宋时，番禺古塌韩氏，南渡之后，先是居于浙江会稽，相传韩世卿谪广南后，即居于南雄珠玑巷。后来他的孙子韩振宗（一说韩洪泽）又由南雄徙广州番禺。

从南宋起，经元、明而至清，韩姓在江南的流布，范围越来越广，支系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众。

湖南湘潭云湖韩氏，为当地望族。其祖自明代由安徽徙江西，后由江西徙湖南星沙（今长沙），再由星沙徙云湖。

江苏苏州韩氏，是韩琦十二世孙由安徽凤阳迁往苏州的，后又有一支由苏州迁海安（江苏东部）。另外，苏州韩氏还有一支是由浙江柘林山头迁入的。

自南宋以后，浙江、江苏、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都是韩姓迁居生息之地。每迁徙一次，就开拓一地，流布一方。 四川、广西、台湾等省，先后也有韩姓迁入。

移居海外的韩姓：

韩姓的流布在海外亦有流布发展，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新加坡、越南、古巴、法国、美国、瑞士等。他们祖孙相继，侨居国外，艰苦创业，不仅为所在该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为传播中华文化，为增进与各有关国家的友谊，也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海外韩姓中，各有关国家都出现了一批事业突出、成绩显著、为该国或为当地所认可的代表性人物。

▲从大槐树迁民之韩姓后裔分布于豫、鲁、冀、鄂、皖等地。

▲韩姓家谱介绍

韩姓家谱的内容和体例、格式，一般包括谱名、序、凡例、遗像、像赞、祠规、族约、家法、世系、传记、遗事、艺文、派字、碑记、婚冠丧祭、族产、坟茔、墓志铭、祠记、遗稿、跋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序、世系、传记、派语等。

韩姓家谱的序的内容，一般都是写本支派之来历，有的序，不仅溯源，而且旁及有关分支分派；写先世事迹；阐明家谱的意义；修谱经过，等等。韩姓家谱的序，其中不少都出自名人手笔。

北宋宰相韩琦于嘉佑七年（1062年）中秋日作《韩氏家谱序》，明代刘基于洪武三年(1370年)仲春作《黟北南阳韩氏宗谱序》，明代文学家程敏政作《南阳韩氏宗谱叙》。

▲韩姓家谱文献目录

《汾阳韩氏支谱》，1册，清韩诊敬重修，同治六年福荫堂校刊本。

《汾阳韩氏支谱》，4卷，清韩镇岳等纂修，光绪十年恭寿堂刻本。

《洪洞韩氏家谱》，2册，明韩景伶编，乾隆年刻本。

《洪洞韩氏家谱》，明韩文等纂修，清韩殿魁等续修，咸丰七年钞本。

《洪洞韩氏重修宗谱》，2卷，清韩有庆等纂修，嘉庆二十年刻本。

《松江韩氏支谱》，2卷，清韩文衍重修，民国四年钞本。

《松江韩氏文若公支宗谱》，民国十年韩绮章钞杂本。《扬州韩氏支谱》，4卷，清光绪十八年活字本。

《延令韩氏族谱》，8卷，清韩长贵等重修，光绪十七年活字本。

《润州韩氏家乘》，3卷，清韩复纂修，嘉庆二十年继锦堂木刻本。

《镇江韩氏宗谱》，2卷，清韩有和主修，同治七年广德堂刊本。

《金陵韩氏族谱录》，1册，清韩印纂修，光绪六年活字本。

《润州大沙韩氏宗谱》，2卷，清宣统元年广德堂刻本。

《毗陵韩氏宗谱》，原道堂活字本。

《金埴韩氏家乘》，12卷，清韩树榀重修，光绪二年永思堂活字本。

《锡山韩氏宗谱》，20卷，民国韩念祖等修，民国九年敦伦堂活字本。

《春晖韩氏宗谱》，16卷，首1卷，清韩勰修，光绪八年昼锦堂活字本。

《云东韩氏家谱》，5卷，清韩奕辑，嘉庆间刊本。

《晋阳韩氏世谱》，1册，清韩学韩等辑，清光绪二十八年刊本。

《杭州韩氏谱》，3册，钞本。

《义桥韩氏家谱》，10卷，清韩乃建重修，同治九年永思堂活字本。

《义桥韩氏家谱》，10卷，首1卷，民国韩拜旒接修，民国四年永思堂活字本。

《湘南韩氏续修宗谱》，40卷，末1卷，清韩家坤主修，光绪元年重修，昼锦堂活字本。

《湘南韩氏家谱》，68卷，清韩殿扬等增修，宣统三年昼锦堂活字本。

《一都韩氏家谱》，16卷，首1卷，民国韩沛金等修，民国十八年昼锦堂活字本。

《宁波相韩家谱》，清昼锦堂活字本，3册。

《宁波韩氏宗谱》，6册，民国周颂清等纂修，民国十六年昼锦堂活字本。

《余姚韩氏东岙支宗谱》，7卷，清韩明和修，韩明盛纂，光绪三十一年活字本。

《咸安韩氏宗谱》，16卷，民国韩叔金等主修，韩思溶纂修，民国三十五年大本堂木刻本。

《重编羊山韩氏宗谱》，4册，民国韩迪周、韩百年重修，民国二十年昼锦堂铅印本。

《迁东阳高阳韩氏宗谱》，6卷，民国葛树棠纂，民国十七年活字本。

《徽州韩氏宗谱》，1册，清钞本。

《黟北南阳韩氏宗谱》，1册，明万历二十四年钞本。

《南阳郡韩氏族谱》，清韩家相等纂，嘉庆三年刻本。

《袁郡韩祠主谱》，3卷，清韩修五纂修，道光二十一年南阳堂活字本。

《袁郡韩祠主谱》，3卷，清韩文蔚等纂修，同治七年南阳堂活字本。

《韩焕先祠主谱》，4卷，清韩毓淇等纂修，光绪二年南阳堂活字本。

《韩焕先祠丁享谱》，4卷，清韩毓淇等纂修，光绪二十三年南阳堂活字本。

《万载韩氏世谱》，1册，清韩文祯等纂修，康熙四十七年刊本。

《万载韩氏族谱》，1册，清嘉庆六年南阳堂活字本。

《万载韩氏族谱》，1册，清道光二十八年南阳堂活字本。

《万载韩氏荣公支谱》，3册，清韩联俊纂修，光绪十五年南阳堂活字本。

《万载韩氏族谱》，1册，清南阳堂活字本。

《淄川韩氏世谱》，4册，清韩瀛州等修，光绪十三年刻本。

《淄川韩氏邑乘》，5卷，首1卷，民国韩振铭续辑，民国七年刻本。

《栖霞韩氏谱书》，清韩元英纂，光绪二十六年钞本。

《临沭韩氏宗谱》，钞本。

《武汉韩氏宗谱》，清韩洪蔗、韩国海总理兼纂修，光绪三十三年韩氏南阳堂活字本。

《花山韩氏宗谱》，民国韩继海等采辑，民国三十六年昼锦堂阖族同刊活字本。

《新洲韩氏宗谱》，民国韩溶等续修，民国三十四年木刻本。

《韩氏南渡支谱》，3册，清韩学志撰，道光十五年刻本。

《云湖韩氏四修族谱》，19卷，首1卷，清韩朝瀛修，民国十五年活字本。

《长沙韩氏支谱》，12册，清韩文龙等纂修，同治六年南阳堂木刻本。

《长沙韩氏支谱》，6卷，民国韩开锡纂修，民国九年南阳堂刻本。

《紫泥韩氏族谱》，1册，清韩勉兹编，咸丰九年钞本。

《宣汉韩氏宗谱》，1卷，民国韩艳如修，民国元年木刻本。

《合州南阳郡韩氏支谱》，1卷，民国韩氏宗祠编，民国间十四世裔孙忠槐钞本。

《礼县韩氏家谱》，清稿本。

《庄浪韩氏世系源流》，4卷，民国唐维翰纂修，民国十七年钞本。

《韩氏宗谱》，23卷，首1卷，末1卷，清韩寰康等修，乾隆五十六年昼锦堂活字本。

《韩氏宗谱》，12卷，民国韩国霖等纂辑，民国二年有怀堂活字本。

《韩氏族谱》，4册，明韩士鳌纂辑，钞本。

▲韩姓字辈派语

《相韩谱》载，宋室南渡前，宋忠献王韩琦创订的8世派语为：

玉 彦 口 胄，乡 卿 立 甫。

《义桥谱》载，宋中散大夫韩休卿所订萧山韩氏8世派语为：

心 之 言 可，山 问 日 世。

《越韩谱》载，明刑部尚书韩邦问为绍兴韩姓所订16世派语为：

人 淳 禾 溥，金 信 水 贞，火 明 土 永，木 茂 竹 承。

《相州韩氏文献》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经南北宗族会同集议，订32世派语，咨明内务部备案并通咨宗族占籍省分行政长官，同时转行族属繁衍县分，俾资遵守。32字为：

一 本 大 宗，子 孙 千 载，一 修 寸 念，门 尚 中 行，

示 以 文 为，工 其 力 作，曰 惟 、 善，卜 兆 方 长。

《春晖谱》，所载当地韩姓20世派语为：

学 以 全 为 范，衷 其，填 是 举，作 求 躬 昉 迪，遵 集 受 敷 宜。

《云湖谱》，为本宗原定5字，后又增加20字，实定为25派：

学 应 辵 知 金，世 映 兴 朝 久，

家 承 建 业 传，作 忠 培 远 泽，

笃 孝 绍 先 贤。

《紫泥谱》载本支韩姓派字为10字：

元 受 祖 宗 善，德 福 庆 昌 隆。

《麻阳姓氏》载全县韩姓派语15字：

友 文 迁 通 上，启 朝 正 天 子， 宗 景 志 永 仲。

派语的用法及其规律

凡逢字辈的单数，则取其为人名的偏旁，人名取单名；凡逢字辈的双数，则取其独立而人人名，人名取双名。如第一组“玉彦口胄”等8字，韩琦兄弟逢字辈单数“玉”字，故人名都以“玉”字为偏旁，取单名，如韩琦、韩琚、韩碹。忠献王韩琦的子侄，逢字辈双嫩“彦”字，故皆取“彦”字独立人人名，起双名，如韩琦有五子，名忠彦、端彦、纯彦、粹彦、嘉彦；他的侄子有考彦、方彦等。第三字“口”，系单数，故取其为偏旁，单名，如韩治、韩浩、韩邕等。第四字“胄”，系双数，故取“胄”字独立，双名，如韩肖胄、韩膺胄、韩仁胄、韩保胄、韩述胄等。余此类推。

派语的使用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即人数较少又处偏远之地的支族，其派语不是用完若干字，又另起新的派字，而是采用周而复始的办法。如湖南麻阳县栗坪乡的韩姓，就是以“友文逊通上，启朝正天子，宗景志永仲”这15字，轮转使用下去。

派语的社会功能

派语的功能与作用，简单地说，就是用来区分同姓同系人的辈分。如果没有字派，而仅仅只知道年龄，就很难判断同姓者某某的辈分，因为有的人年龄大反而辈分小，有的人年龄小反而辈分在前，这就会辈分不分，尊卑难辨。有了派语，在同姓交际的过程中，互通派字，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等等关系，就一清二楚了，才不致于产生辈分世次的混乱。《相州韩氏文献》的一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派语的这种功能：“相韩本支得与圣贤孔、颜、曾、孟诸氏后裔同，能世次毫不紊乱，实赖有此命名、宗派维系所致也。”

▲韩姓历史名人

韩 信：西汉初期官至大将军，封为楚王，后贬为淮阴侯。著名军事家。他智勇双全，治军严明，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屡建奇功，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之颂。与张良、萧何并称“兴汉三杰”。著有《兵法》三篇。

韩 当：字义公，幽州辽西郡令支县（今河北省迁安）人，与右北平郡人程普都是幽州人，三国吴名将、都督。因为长于弓箭、骑术，膂力过人，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被孙坚赏识。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佐孙氏屡建战功，熟悉水战，勇猛过人。222年夷陵之役，与大都督镇西将军陆逊、昭武将军朱然共同在南郡的涿乡攻击并大破蜀军。转任为威烈将军，封都亭侯。曹魏的上军大将军曹真攻击南郡，韩当保守东南方，在边境身为将帅，激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重督司，遵行法令，孙权称善。223年，封石城侯，升迁为昭武将军，遥领荆州冠军郡太守，后来又加都督的称号。统帅敢死及解烦营兵万人，讨伐丹阳郡贼寇，击破。旋即病逝。儿子韩综承袭侯爵、统领兵马。

韩 愈：唐朝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首开宋明理学之先河。他还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称为“百代文宗”。

韩 非：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创始人韩国公族，与李斯同师事荀卿。他纵观天下形势，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缘道理以从事”，实现“法、术、势”合一，以收“道法万全”之效果。

韩 滉：唐代画家。字太冲，长安（个陕西省西安）人。德宗朝宰相，这样一位高官显贵，却尤好画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宣和画谱》记载他有作品三十六件，其中表现农村生活与生产的就有二十四件。他的画，与张萱、周棠所表现的绮罗人物有所不同，两者似不可比，把选材重点从宫廷、豪门生活扩大到当时的农村，这是我国风俗画发展中的 大进步。韩滉描写农家风俗的绘画，至今传世的只有这幅《五牛图》。

韩 偓：唐代诗人。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人。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历任左拾遗、刑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职。昭宗倚重之，欲拜相，固辞不受。后因忤朱温，两遭贬谪。又诏复为翰林学士，惧不赴任，入闽依王审知。他十岁能诗，李商隐赞为“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诗多感时伤乱之作，颇具风骨。而其《香奁集》则轻薄香艳，开“香奁体”诗风。著有《玉山樵人集》等。

韩 琦：河南安阳人，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时，有歌赞之：“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韩昭侯：战国名君，建立了因功行赏制度，于是韩国大治，诸侯不敢来犯。韩非：战国末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韩非子》一书，为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擒虎：东垣（今河南省新安）人，字子通（538-592），出身将门，父为北周大将军，袭封新义郡公。因军功升至上仪同，曾任永州、和州刺史。隋朝建立后，经高颎推荐为庐州总管，坐镇庐江（今安徽省合肥），为灭陈做好准备。开皇八年（588年）十一月，隋以韩擒虎为先锋，率精兵五百人自横江夜渡，袭取采石（今安徽省当涂县东北），向建康挺进。所过之地，陈军丧胆乞降，由是很快便攻下建康城，并俘陈后主于枯井之中。韩擒虎以功封上柱国，出为凉州（今甘肃省武威）总管。不久召还，开皇十二年（592年），突发病而死，时年五十五。

韩湘子：道教八仙之一。唐朝韩愈的侄孙子。生性放荡不拘，不好读书，只好饮酒，世传其学道成仙，在二十岁时去洛下探亲的时候，倾慕山川之趣而一去不返，二十多年音讯全无。在唐元和年间，忽然回到长安，衣衫破旧，行为怪异，韩愈让他入学校和学生们读书，但韩湘子和学员讨论时一言不发，只跟下人赌博，喝醉了就睡在马房中睡三天五日，或露宿街头，韩愈担心不已，问他“人各有所长，就算小贩也有一技之长，你如此胡闹，将来能做什么呢？”韩湘子说：“我也有一问技巧，只是你不知道。”韩愈问：“那你能做什么？”当时正值初冬季节，令牡丹花开数色，又尝令聚盆覆土，顷刻开花。韩湘子后传说跟吕洞宾学道。位列仙班。

韩世忠：南宋大将。他与岳飞同是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先在河北屡败金兵，后驻镇江曾以八千兵迎击金兀术，激战黄天荡，金兵闻之胆寒。

韩山童：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领袖。原为栾城（今河北省栾城）人，其祖父为白莲教主，被谪徙广平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韩山童继续宣传白莲教，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他的徒弟刘福通等宣传他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之主。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多次决口，元政府征民夫15万，在戍军监督下治河。趁此机会，韩山童与刘福通等鼓动治河民夫起义。他们发布文告，揭露元王朝

是的 , 范文澜（1893～1969），字云台、芸台、仲云，小名麒麟，笔名武波、武陂，清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八日（1893年11月15日）生于绍兴城内锦鳞桥范家台门。据范氏宗谱记载，系范仲淹后裔，南宋时迁来越州。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内人才井喷的现象，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史上最为典型。因此人们往往将同时期风格相近、成就突出的代表人物拿出来冠之名号、加以并称，比如我们熟悉的 建安七子 、 竹林七贤 、 初唐四杰 、 元曲四大家 以及 扬州八怪 等等。

不过类似的文化群体大都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往往还有所交集，唯独“ 唐宋八大家 ”是个例外。这个群体包含了唐（北）宋两朝的8位散文大师，按诞辰时间算，韩愈与苏辙间竟然差了272年，为啥还非得把他们扯到一块去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古文运动。话说自南北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其特点就是热衷于对偶、声律、典故等华而不实的形式，最喜欢堆砌华丽且艰涩的辞藻，如果写出来的文字除了自己谁都看不懂就更理想了。至于文章要表达的思想、反映的问题、达到的目的，谁在乎？

这种现象早就有人看不惯。到了中唐时期更是有位文坛的大神级人物忍无可忍，拉上自己的一大堆小弟揭竿而起，直接向这股文坛的歪风邪气开战，倡导古文运动。

这位大神，就是在后世被誉为“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 韩愈 。

至于说古文运动，其宗旨用一句话即可概而括之——少扯废话，直接说事！

不过从中晚唐到五代十国，又是政治黑暗又是藩镇割据的，搞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这就导致古文运动的成果难以持续，到宋初时浮靡华丽这种不正经的文风再度泛滥。这时文坛又涌现出第二尊大神来拨乱反正，彻底干翻了骈文这股妖风，使得古文传统从此成为文坛正宗，影响持续了近千年。

这第二尊大神，就是 欧阳修 。

话说在唐宋八大家中，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尚且不说，剩下的“三苏”、王安石、曾巩哪个不是打个喷嚏、北宋文坛就得感冒的角色？即便是相对而言名声最小的曾巩，在一代文学大家王安石眼中也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的神仙般人物。那么欧阳修何德何能，堪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军旗手？

答案很简单——如果说韩愈曾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那么在北宋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唯有一代文宗欧阳修。

而老欧阳的一生，在仕途上虽有坎坷但也算得上顺畅，在文坛上则成绩非凡。至于私生活上就毁誉参半了，人际关系更是一塌糊涂，真真正正是堪称传奇人生。

尤其是因为率真直爽、宛如老顽童般的性格，更是导致他不仅得罪人无数，还动不动就当“猪队友”往自己人身上插刀，制造了无数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称六一居士（不愧是老顽童啊），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早年丧父后不得不投奔了时任随州推官（今湖北随州）的叔父欧阳晔，因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逐渐展现出超人一等的才华。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年仅17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科举未中，3年后卷土重来又再度名落孙山。直到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在国子监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考中第一名（时称“监元”和“解元”），于次年在礼部省试中又拿了个第一（时称“省元”）——这要放在明清时期会被叫作“连中三元”，绝对是件能光宗耀祖的千古美谈。

不过宋仁宗赵祯可能是没想那么多，或是不想让这个毛头小子过于得意，所以在殿试中仅将欧阳修点为第14名，位列二甲及第。此后，欧阳修被授官西京（今河南洛阳）推官，而他的顶头上司、西京留守叫钱惟演。

为啥要提小钱？因为这位吴越的末代国主钱俶之子在大宋朝的政治地位非常尴尬。他爹老钱一生对赵宋恭顺无比，结果还是逃不过死于非命的下场，小钱虽然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也不乏富贵，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当成个吉祥物养着。要说起权势、前程那就是扯淡了，能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所以年纪已经一大把的小钱，对于像欧阳修这样前程似锦的“天子门生”压根就不敢管也不想管。至于公务，那更是爱干不干，而且还公然支持他们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不是喝酒就是泡妞。

欧阳修刚入官场就碰上这么个不靠谱的上司，很快就近墨者黑的跟着不靠谱起来，并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就是欧阳修一辈子几乎就没怎么正经的当过官，即便上班也经常打着“宽简而不扰”的旗号不管事，还经常是醉醺醺的，要不咋自号“醉翁”呢：

这要是放在今天，一地主官成天不是喝酒泡妞就是游山玩水，从来不干正经事，就算他的上级、下属不疯，治下百姓也得疯。偏偏在古时比起清官能吏来，老百姓更需要的恰恰是欧阳修这样不扰民、不折腾的混日子官，就算贪点捞点都可以容忍。于是乎，老欧阳还稀里糊涂的混得政绩颇佳，而且官声挺好。

其次，就是欧阳修对上司和高官缺乏尊重，顶撞吵架是常有的事，动不动就跟上司、同僚闹得水火不容。比如钱惟演被调走后，新来的西京留守王曙看不惯欧阳修不务正业，就想敲打敲打这家伙，结果却被怼了个鼻青脸肿：

欧阳修说得对不对？当然对，而且明显比王曙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人家王曙不但是上官，还是寇凖女婿，你欧阳修这么怼人家真的好吗？

最后，也许是被酒精烧坏了脑子（幸亏没烧到满脑子的才华），欧阳修的情商极其感人。一旦他怼人怼开心了，往往是不分敌友统统都能给突突喽。

庆历年间，赵祯一度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实施新政，但遭到了保守派的疯狂反击，遂起朝争。在此期间，两派人马互相攻讦，甚至不惜凭空诬以罪名，只求将对方打倒，比如保守派就攻击范仲淹搞小团体，是朋党。

同为新政派的欧阳修一听这话就怒了，大笔一挥写就一千古名篇《朋党论》（反正老欧阳只要动动笔就是千古名篇），当面锣对面鼓的告诉赵祯——没错，俺们是结党了。不过俺们是君子党，对面则是小人党，然后吧啦吧啦的说了一大堆君子党与小人党的不同之处。

话说在官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潜规则，就是有些事情只能说不能做，有些却只能做不能说，比如朋党就是一例。但凡有利益冲突、权力争夺的地方，朋党这种玩意就没绝迹过，赵祯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乐见其成，这样他才能居中得利嘛。不过这种事情只能默认，却不能宣扬，像朝争时新旧两派吵急眼了，别说朋党了，指控对方造反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认账，赵祯也不会当回事，就全当没听着糊弄过去就完事了。

可现在有个傻货站出来扛着炸药包自爆，大呼小叫着“我就是朋党，我们全家都是朋党”，搞得赵祯和范仲淹们目瞪口呆不说，就连夏竦、王拱辰、宋痒等保守派都没见识过这种剧本，完全不知道该咋样继续玩下去了。

于是一时间朋党之论泛滥于朝野，赵祯开始犹疑，范仲淹等新政派开始恐惧，纷纷自请贬黜地方，庆历新政终于无疾而终——其实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要说都是因为欧阳修扮演了“插刀教主”，把新政派插成了马蜂窝，也算说得过去……

当然，欧阳修的下场也不咋地，同样被撵到地方去喝酒泡妞（结果又喝出了个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此后，这家伙又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或是笔，得罪人无数，又数次遭到贬黜。而且这个庆历年间最坚定的新政派，到王安石变法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个顽固的保守派，还因此差一点又被“远窜”。不过因为才华过于出众，所以欧阳修的仕途混得还算不错，历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参知政事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逝世，享年66岁，获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这个身后待遇已经算是超高的了。像欧阳修的老对头、履历大致差不多的包拯，一生任劳任怨而且还从不喝酒泡妞，死后就追赠个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同样都擅长得罪人，同样都是怼人狂魔，为啥老欧阳混得就比老包好？

话说在唐宋八大家的北宋六人中，单论诗词无论古今能与苏轼并列的寥寥无几，起码在两宋无人敢居其右。即便是王安石，其诗词功底也不见得弱于欧阳修，那么为啥偏偏是后者成了北宋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旗手？

因为比起写文章来，无论古今还真没几个人能赶得上欧阳修的水平。因此苏轼可为词宗，欧阳修却是文宗，其地位和影响力是截然不同的——毕竟大儒杨雄说过“诗赋小道，壮夫不为”，那么何为大道？在儒家看来自然就是修齐治平，也就是所谓的“三不朽”：

立德那是圣贤才能干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求；立功本是武将的禁脔，可惜在北宋自真宗朝后遭到皇帝和文官联手打压，连领兵打仗的资格都快没了。不过对于大多数文官而言，武事依然是粗鄙的，即便当上了“文帅”，也仅算是锦上添花之举；所以对于士大夫来说，取得成功最直接的途径、最大的标志就是“立言”，即写文章、做学问。

“三苏”与王安石、曾巩在学术上成就非凡，但跟欧阳修还是没法比。

在经学方面，欧阳修是《春秋》大家，在金石学上有开辟之功，其著述《集古录跋尾》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更不用说——二十四史中他参与修订了《新唐书》、自撰了《新五代史》；农学方面欧阳修独钟牡丹，著有《洛阳牡丹记》，是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谱学方面，他又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更不用说欧阳修作为当之无愧的领袖，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结束了彻底的胜利，将花里胡哨的骈文撵出了历史舞台，为此后近千年间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实用之风。

故此，即便自傲如苏轼，也对老欧阳心服口服：

更重要的是，欧阳修不但水平高，资格更老。“八大家”中北宋的其余5人中，王安石是欧阳修的晚辈、曾数次受其举荐，剩下的4人干脆都能算是他的学生。

比如苏洵。这位苏轼、苏辙兄弟的父亲大器晚成，但苦于无晋身之道，便求助于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不过张方平却告诉苏洵，这事他老张能办，但效果却不一定好，于是就写了封荐书，让苏洵去找欧阳修。

话说张方平跟欧阳修可是政敌，俩人一见面就往死里掐。不过张方平却深知自己这个老冤家的性情，那就是傲上而悯下——当他的上司或同僚可能会每天被花式狂怼，可对于确有才华的后晋晚辈，欧阳修却是最好的伯乐，不但爱才、惜才，而且尤喜提携后辈。

果不其然，听说是张方平所荐之人而把脸拉得老长的欧阳修，在读过苏洵所作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立刻跑进皇宫向赵祯举荐苏洵，使其一时间声名大噪。

再比如曾巩。欧阳修曾在读过曾巩的文章后感慨不已，认为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埋没于民间，是像自己这样“肉食者”的过错。于是他大笔一挥又搞出个千古名篇《送曾巩秀才序》，大肆吹捧这个方及弱冠的布衣少年，并收其为弟子。这样一来，就算曾巩不想出名都不可能了。

甚至连苏轼的才名，最早也是欧阳修捧起来的：

就连王安石最初能顺利步入仕途，也离不开欧阳修的屡次举荐——“八大家”中的北宋其余五人几乎都欠着他的人情，欧阳修不当领袖谁好意思当？

更何况欧阳修还有一记神来之笔，那就是在担任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礼部贡举的主考官时，搞出来了个震铄古今的“千年龙虎榜”。为啥这么说？因为老欧阳慧眼如炬，几乎将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一网打尽！

有多精英？在嘉佑二年的进士科中，欧阳修取中了唐宋八大家中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