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等因素的总和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历史源头是楚文化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反映宗教与神话的文献有屈原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和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以及各种墓葬习俗的考古资料此外,由楚人与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与水准湖湘文化隶属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其重要特点是“思想、文化、道德、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中,并为政治服务

在宋代,湖南道州出现了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他创建的理学,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老庄道学、释家佛学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三教合流”的先河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后来出现的“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

“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曾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他于1138年春在湖南去世,安葬于湘潭阴山

明清之际,湖南衡州出现了理学集大成者王船山,从而使湖南成为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大本营,而这一时期在湖湘大地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则成为理学思潮的主要学术文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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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大门上有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应该说很好的形容出了湖南地区数千年来人才辈出的盛况，特别是近世纪以来，湖南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好戏，以至于曾经出现过“湘人不倒，华夏不倾”的讲法。此说虽有失偏颇，但也确实道出了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五个重要的人才群体。 一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人才群体，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及唐鉴、李星沅、劳崇光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汤鹏等， 二是19世纪50-60年代，即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三是19世纪末，即甲午——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四是20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主要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揆一、刘道一、谭人凤、姚洪业、杨毓麟、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等。五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群体，主要代表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李富春、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

湖南人才辈出有以下原因：

第一：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而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第二：湖湘文化的熏陶，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实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隐居衡阳40年，著书讲学，吸收各家学术之长，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对湖湘文化影响巨大。湖湘文化作为湖湘学派的承继，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兼收并蓄，提倡实用，强调爱国思想。而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培养了大量的经世济民的人才，。“千百年楚才导源于此”书院前门上的这句话实不为过！ 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湖湘学者多能“留心经济之学”，且努力付之实践。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直接接受并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有关治体、钱粮、河工、盐课、农田、仓储、边防、刑政等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道光六年（1826年）出版，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对湖南士风影响尤其重大：“三湘学子，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受经世致用学风熏陶，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撰对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他自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卷，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注重实用之学，志向却很高远。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正是经世致用学风使湖南一批一批的仁人志士，树立经世之志，致力经世之学，养成经世之才，并成就经世之业。

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湖南学士的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在罗典、欧阳厚均等山长主持下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刘蓉、胡林翼、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湘籍名人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广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夏明翰、任弼时等都是从这些名校中走出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1902年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此后，官私费并举，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总数的11%。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首批留法89人，湖南学生43人，到1920年底，赴法湖南学生364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占第二位。党和国家的***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都是从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脱颖而出的。

　　第三：政治精英相互提携，形成了一个范围比较集中的人才圈。事实上每朝每代，人才在客观上都是存在的，但是，有实力还有机遇，是人才也需要有伯乐。而发现和培养人才往往是从已成为人才的人从自己已熟悉的人中开始的，这样互相帮带，互相提携就形成一种人才链，逐步扩展，逐步增大，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团。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经他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于五湖四海，几于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注意从学生和亲属中选拔人才，此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据萧一山《清代通史》所载，湖南中兴人物凡87人，36人来自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占414%。 据研究，现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也表现出三个有规律的群体现象。一是一个地方出现许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长沙、湘潭、湘乡、宁乡四个人才籍贯核心区域，这几个核心区域英才荟萃，豪杰如云，产生了毛泽东、刘少奇等。浏阳涌现大批革命家，平江出了大批军事将领，醴陵的著名人物在百人以上。解放军的中将以上人员共254人，平江、浏阳各占14人。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往往会造就众多的革命人。

第四、近代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军政方面，企业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社会充满内忧外患，急需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接连不断，湖南军事政治人才的崛起刚好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需要。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变革这个社会现实，需要大批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有志向、有能力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人们就有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人的成才需要环境，需要机遇。陶澍、贺长龄、魏源在嘉道年间倡导经世致用，从思想学术上影响了大批湖南士子。但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的成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人颇牧而家孙武”，许多青年士子乐于投笔从戎，功立业。湘军时代延续了三十余年，甲午一战划上了句子。同时又成为湖南志士维新求变的契机。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奖励留学，湖南青年走出国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这个醒风血雨之中叱咤风云，成就反清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历史功勋。民国建立之后，政局依然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战争，抗日烽火，解放战争这一连串的斗争，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的涌现创造了机遇。

湖湘社区是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下辖的社区，城乡分类代码为111，为主城区。区划代码为430304006005，居民身份证号码前6位为430304。邮政编码为411100，长途电话区号为0732，车牌号码为湘C。湖湘社区与建设路社区、大桥社区、霞光社区、曙光社区相邻。

湖湘社区附近有湘潭市博物馆、昭山、碧泉书院、菊花塘公园、湘潭湘江大桥等旅游景点，有湘莲、灵芝恋玉蝉、火焙鱼、灯芯糕、水饺豆沙煎饼等特产。

隐山湖湘文化生态旅游区属于湘潭名人故居的著名景点。

隐山位于湘潭县黄荆坪，距湘潭市区40公里。又名龙山，龙王山，历为湘潭四大名山之一，海拔437米。

因北宋大文学家，大理学家周敦颐隐居讲学而得名，并因南宋名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讲学授徒，创立湖湘学派，而被称为“湖湘文化之源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游江南至此，曾亲笔御书“天下隐山”。

隐山与湘潭县乌石镇彭德怀纪念馆相距只有5公里，位于花明楼，韶山，乌石与南岳的旅游黄金线的中间地段，地理位置优越，不仅有隐山碧泉书院，三贤祠，胡安国胡宏父子合葬墓地及左宗堂故居，周小舟故居等人文历史资源，而且自然风光优美，有美仑美奂的“四美湖”，神秘莫测的龙王洞，天然温泉以及历代为州官府吏，文人墨客浏览的圣地“四池”“八桥八景”等，游客既可寻幽访古，又可休闲度假，采莲赏荷，登山探险。

隐山，已被确凿考证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自宋元以来至民国初年，隐山成了州府官吏，文人雅士，迁客骚人荟萃之地。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晚年隐居隐山讲学，曾于此写下脍炙人口的《爱莲说》。

隐山胜迹颇多，一寺（慈云寺），一墓（北宋理学家，文学家胡安国之墓），两祠（一为濂溪祠，周敦颐号濂溪，后人建此祠以为纪念；另一为三贤祠，意为纪念胡安国胡文定公胡宏父子三人），两树（濂溪祠前有一垂丝柏树，高十丈许，干粗一丈五，相距三丈处还有银杏一棵，高八丈许，干粗近一丈。这两树相传为周敦颐亲手所植），四池（莲化池，洗笔池，化砚池，雷池。相传为周敦颐植莲，洗笔，化墨之处），八桥（即隐水桥，流叶桥，通箭桥，珂里桥，栗林桥，狮龙桥，神仙桥，龙五桥），远近驰名。登隐山一游，湖湘文化源头尽收。

一、自然情况隐山，地处衡山山脉之北麓，是芙蓉国里一块民俗民间文学蕴藏极为丰富的宝地。近来，不少学者论证，她是湖南文化的正真正源头，同时也堪称中国文化的一颗闪亮的明珠。

隐山又名龙王山，土人又称其为西山。南宋时这里就已经是文化胜地，她既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的生前住地之一，又是胡文定及其子——杰出理学家五峰先由的瘗玉之所。隐山处在湘潭县西南一百里之外的黄荆坪境内，历为县邑四大名山之一。隐山峰峦层叠，山岩陡峭，上有龙湫，又有龙洞，其径幽曲，深邃莫测，只西面稍呈平坦延缓之势，有小道与湘乡通。

二、风土人情抬茶，是闹新房中的一个传统节目。新郎新娘用红漆茶盘抬着一杯杯的茶，请各位来宾喝，除德高望重的长者外，凡要喝茶的人都要先赞茶。赞茶的歌全是吉利话，有事先备好的，也有临时即兴编的，纯属是要考考你的口才。

接春，每年一到立春的时分，千家万户爆竹齐鸣。有些“入格”的老人还要摆起香案、果点、沏起香茶，迎接和供奉春神的到来，以求在新的一年里阖家春光常佑、春风常拂、四季常春。

端午插艾，端午节在门窗上插艾叶，挂菖蒲、葛藤，是我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风俗之一。“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手执菖蒲剑，斩邪归地府。”艾是一种多年生的菊科宿根草本植物，一至端阳时节，艾苗生长茂盛；夏秋之际，则开出圆柱形的头状花序，飘散出阵阵浓郁的沁人心扉的香气。其实艾在医区方面还有很多功能呢！比方说：温气血，逐寒湿，止血

由于艾含有挥发油，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而端午正值梅雨季节，空气潮湿，细菌繁殖快，室内容易生霉，容易感染疾病，于是人们利用艾的这种特有的浓郁花香，来驱邪气，进行空气消毒，同时，在室外内活动的苍蝇等虫子闻到这种气味，也都远走高飞了，所以说端午插艾避邪并非迷信，而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喔！

三、历史人物胡安国父子于南宋绍兴之初（1131）来到湘潭隐山，创建碧泉书院，经常在隐山一带出没，从事学校教育活动。南宋绍兴之初，胡安国父子躲避战乱隐居来到碧泉，创建“文定学堂”，广收门徒，传播并研治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开创湖湘学派，湘潭从此名闻江南。

胡安国从子胡宪，字原仲，学者称为“籍溪先生”，是朱熹的业师，朱熹从之受业近十年之久，在理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胡氏父子并以大节树于南宋，学博思精，人格俊美，在南宋及向后的中国历史中享有极高的选举赞誉，胡宪北子张式，字敬夫，学者称为“南轩先生”，与朱熹，B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张南轩就是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碧泉书院拜胡宏为师，后从这里走出去，成为历史上的知名人物的。张南轩和胡宠的其他弟子彪居正、吴晦叔、胡大原、胡广仲、赵师孟（宋太祖赵匡胤之子昌陵燕翼王之七世孙）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大、实力强的稳定的学术群体，这就是所谓的“湖湘学派”。

隐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颗明珠，她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是核心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她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对推动中国近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据说六朝时有一高僧，为躲避人世的烦扰，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隐居修行。后来有两个行脚僧人路过这里，想找些食物充饥，找遍附近却不见村落的影子。正在失望之际，但见有菜叶随着溪水漂流下来。两个和尚吃饱了，但是第二天，老僧却已焚毁了草庐，无影无踪了从此，这时就叫起隐山来了。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天下大乱。到南宋初年，湖南地区为金兵、叛将、流寇、土匪以及犯上造反的农民等闹得鸡犬不宁，真可以说是“搅得周天寒彻”了。

由金兵入侵所带来的祸患是自北向南而来的，起初在河北、安徽、湖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随着宋王朝的“鸾舆”南渡，大批难民涌入江南。建炎三年（1192），宋大学士、给事中胡安国携带家眷为躲避战乱迤逦到来湖南湘潭，导引者是胡安国的弟子长沙人黎明。当胡安国来到隐山附近的碧泉时，被湛蓝的泉水所吸引，喜不自胜，于是就决定隐居在这里

当我掬一汪只有小时候才见到过的天一样湛蓝的泉水喝下去的时候，我的心中荡漾起的，是一股沁人心脾的历史的清凉。那泉水汩汩地涌出，流入涓水，注入湘江，汇进洞庭，助长成了长江的万里之势。

胡安国字康侯，是福建武夷山下的崇安人。崇安宋时归建州，现在改称武夷山市。胡康侯原本设有打算来湖南，只是为战乱所逼，慌乱中逃到这里。不料这一偶然的事件却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胡康侯长于《春秋》学研究，早年从学朱长文与靳裁之。朱长文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泰山孙复的弟子，孙复以治《春秋》学有名于当世。而朱长文与靳裁之都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的讲友。胡安国从朱长文那里得思想为核心，加以自己的理解。所以《胡氏春秋传》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而应当是史论一类的典籍。

虽然因其“有感于时势”，议论并不完全——合于经旨，但“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的用意非常明显，深得孔子“笔削《春秋》”的原意，所以宋高宗赞誉《春秋胡传》“深得圣人之旨”。胡安国的《春秋传》主要就完成在湘潭隐山的碧泉书堂和衡山的“春秋楼”。“春秋楼”在湖南省衡山县，是胡安国隐居湖南期间的另一处生活与读书、著述的所在。

绍兴八年（1138）四月十三日，积劳成疾的胡安国在完成“春秋传”不久就过世了。他没有带走遗憾，却留下了传世的著述。《胡氏春秋传》后来成了元、明两朝科举考试的标准范本。并且成了后世研治“春秋学”不可绕过的经典，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就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父子兄弟的《春秋学》的研究，都深受《胡氏春秋传》的影响。

胡安国在湖南共建有两座书堂，一是湘潭隐山的“碧泉书堂”，一是衡山的“春秋楼”，后来称“衡山文定书堂”。这是因为在他身后，宋高宗赐给他的谥号叫做“文定”，意思是表彰他深通孔孟精神，博学多识而又能坚定操守，不为外欲所诱惑。就如同程门高弟大理学家谢良佐对他的评价一样：“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胡安国一生心系国家民族，国土沦丧、生民苦痛常使胡安国痛楚如同身受。

胡安国志节甚伟，经常为时人所称道。程门弟子侯促良从来不以赞美之辞轻易许人，只敬服二程，自了解胡安国以后，说“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而宝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胡安国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自己的后人，三子寅、宁、宏及从了胡宪法“并以大节树于东南”，成为南宋社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之称应为潇湘、资湘和沅湘

人们对“三湘”的认识并不一致。一般来说，“三湘”之说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漓湘、潇湘、蒸湘之谓“三湘”。此说是因为湘水发源于广西桂林兴安县，有灵渠接连漓水，故称“漓湘”。又，湘水东北流至永州北苹口汇潇水，而又称“潇湘”。再，湘水东北流经衡阳北，又汇蒸水而称“蒸湘”。此“三湘”说，从地域来说，至多能指衡阳湘水之上游地段，特别是“潇湘”则仅仅是指永州北苹口之周边地域，根本不能代替湖南全境。且广西桂林位于漓水西南流处，古代曾属零陵郡管辖，人文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与永州相同，也曾被归入“三湘”属地。由此看来，此“三湘”说是不能代替湖南的。

二是湘乡、湘潭、湘阴之谓“三湘”。此说是因为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三地曾产生曾国藩(湘乡人)、王闿运(湘潭人)、左宗棠(湘阴人)等众多湘军名将名官之故。很显然，此“三湘”说更不能代表湖南全境的概念。同治年间，曾璋撰《三湘考》说：“环宇记云，长沙府湘潭、湘乡、湘阴三县曰三湘，曾俗传之讹之。”这就是说，把湘潭、湘乡、湘阴说成是“三湘”那是一种讹传。其实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四“道州”就称“湘潭、湘乡、湘阴，谓之三湘”。《明一统志》“以长沙属县有湘潭、湘乡、湘阴，亦称三湘焉”。而明人彭大翼撰《明一统志》卷十五“地理”：“三湘：《寰宇记》：‘湖广长沙府：湘潭、湘乡、湘阴三县曰三湘。’”不过，此“三湘”说以湘乡为上湘，湘潭为中湘，湘阴为下湘，合称“三湘”。而此之谓“三湘”，仅仅包括今湖南衡山以北之湘中和湘北之部分地域，也就是唐宋道州所辖之地域。

清代雍正《广西通志》卷十三以及清代宫梦仁撰《读书纪数略》卷七都把“湘源”与湘潭、湘乡并称“三湘”。其实，这里的“湘源”指的是隋代开皇九年所置之湘源县，县治在今广西全州县西，至五代晋天福年间改名为清湘县，与今湖南相邻，隋、唐时为今永州(零陵)所辖。故史称湘源、湘乡、湘潭之为“三湘”也有一定道理。

三是潇湘、蒸湘、沅湘之谓“三湘”。此说实际上是湘江流域的三个河段，泛指湘江及整个湘江流域，进而为湖湘地域之代称。唐代张谓有“五岭南指，三湘北流”和“九疑北麓，三湘南澨，帝之遗庙存焉”之说。这里的“三湘”指的都是“湘江”。明代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二载：“然湘水又有三湘之名。盖湘水发源广西兴安县界，流至永州与潇水合，曰潇湘;至衡阳与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与沅水合，曰沅湘。而岳州城南又有三湘浦。”清雍正《湖广通志》承袭此说，卷十一“山川志”云：“钱邦芑《湘水考》：‘湘水自全州而下至永州府城北与潇水合，曰潇湘;历祁阳合桂阳诸水过回雁峰下至衡州城北与烝(烝音蒸)合，是为蒸湘，经湘阴入洞庭与沅水合，又曰沅湘。此三湘也。’”加上岳州府又有三江：“岷江为西，澧江为中，湘江为南皆会于此，清浊中分，一名‘三江口’。”正是基于包括了湘江上、中、下游整个流域，且又包括了“湘、资、沅、澧”之“四水”，故明《蜀中广记》卷一百一和清雍正《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都载有时为蜀之尚书令的零陵人刘巴，建武二年出镇荆州，卒葬于岳阳之郭西，时遂号岳阳为巴陵，并为之语曰：“生居三湘头，死葬三湘尾。”由于此“三湘”说，基本上囊括了今湖南全境，故备受推崇和认同。

四是潇湘、资湘、沅湘之谓“三湘”。此说是因为漓水南流入注珠江，不属湘江水系;而蒸水短小，还不如耒水、洣水、舂水、渌水、涟水，所以去掉漓、蒸二湘，留下潇湘。又因湘水北流至湘阴北之临资口汇合资水，故叫资湘。再湘水北流至岳阳县西中州汇合沅江主洪道而称沅湘。湖南“四水”其中就包括资水和沅水，且沅水则在汉寿以东的目平湖汇合澧水，故潇湘、资湘和沅湘的“三湘”说，真正包括湘、资、沅、澧“四水”的所有流域地区，是完全可以代表湖南全境的，这个“三湘”说才真正是包括了“四水”的湖南代称。

此外，还有一说，即认为“三湘”是湘东、湘西和湘南的总称。很显然，这一说弃湘中和湘北，根本不能代表湖南全境。

由上观之，其几种“三湘”之说，只有第四种说法即潇湘、资湘、沅湘的“三湘”不带“四水”说，才是可以真正替代“湖南”的唯一正确的说法。

那么“三湘”一词究竟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有人认为：“‘三湘’一词最早见于唐宋之问的《晚泊湘江》：五岭凄惶客，三湘憔悴颜。”(袁建光：《湘江源流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25卷第3期，2004年5月)其实，早在六朝时期，“三湘”一词便大量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如晋宋时期著名文人陶潜(365—427)就在《赠长沙公族祖并序》中云：“伊余云遘，在长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东。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远，行李时通。”晋宋之际颜延之(384—456)撰《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云：“江汉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北周庚信(513—581)撰《周柱国大将军纥弘神道碑》云：“既而三湘辽远，时遭鹏入。五溪卑湿，或见鸢飞。”《周大将军闻嘉公柳遐墓志》云：“直以五溪辽远，马伏波之思归;三湘卑湿，贾长沙之不愿。”南朝陈徐陵(507—583)撰《为贞阳侯与太尉王僧辩书》云：“重以三湘放命，七国连从”。《陈文帝哀策文》云：“三湘九派，沴气云昏。”“三湘”一词还出现在帝王的诏令中，如南朝宋孝武帝(430—464)《校猎历阳大赦诏》云：“礼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岳，次九江而检云岱。”南朝陈武帝(503—559)《尚书下讨周迪符》云：“西结三湘，南通五岭。衡广勘定，既安反侧。”此外，这一语词也屡见于正史如南朝梁沈约(441—513)所撰之《宋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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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作为湖南代称更文雅

现今的人们除了用“湘”和“三湘”替代湖南以外，还有用“潇湘”、“潇湘热土”、“潇湘大地”等来替代湖南全境的。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更具人文之气，也是完全正确的。

《山海经·中山经》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这里的“潇湘”其实包含湘江全流域的意思。在古代，曹植、杜甫、柳宗元、王昌龄、杜牧、陆游等都有吟咏“潇湘”的诗句。如“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潇湘洞庭白雪中”，“春风无限潇湘意”，“不到潇湘岂有诗”等。

最能说明“潇湘”就是指湖南全境的还是宋代米芾的《潇湘八景》诗并序。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南宫，山西太原人，徙居湖北襄阳，定居江苏润州(今镇江)。宋徽宗时召为书画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米芾所写《潇湘八景并序》是指湘江流域八景。其名始自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书画》：“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自宋员外迪以潇湘风景写平远山水八幅，时观者留题，目为‘潇湘八景’”。“潇湘八景”究指何处，至今尚有不同说法，今依照普遍说法略述如次：

潇湘夜雨：在今永州市零陵区苹岛。苹岛古称潇湘渚，又称浮洲，位于潇水与湘水汇合处。其景“苦竹丛翳，鹧鸪哀鸣。江云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倾。舞泣珠之渊客，悲鼓瑟之湘灵”。诗云：“大王长啸起雄风，又逐行云入梦中。想像瑶台环佩湿，令人魂断楚江东。”

山水晴岚：在今湘潭市岳塘区的昭山。其景“依山为郭，列肆为居。鱼虾之会，菱芡之都。来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缥缈，峦表萦纡。翠含山色，红射朝晖。虚不盈乎一掬 ，散则满乎太虚。”诗云：“乱峰空翠晴还湿，山市岚昏近觉遥。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招。”

远浦归帆：在今湘阴县文星镇湘江东岸。其景“晴岚映波，落霞照水。有叶其舟，捷于飞羽。幸济洪涛，将以宁处。家人候门，欢笑容与”。诗云：“汉江游女石榴裙，一道菱歌两岸闻。估客归帆休怅望，闺中红粉正思君。”

烟寺晚钟：在今衡山县开云镇清凉寺遗址。清凉寺建于唐代，今已毁，仅存千年古樟。其景“瞑入松门，阴生莲宇。杖锡之僧，将归林渚。蒲牢一声，猿惊鹤举。幽谷云藏，东山月吐”。诗云：“绝顶高僧未易逢，禅林长被白云封。残钟已罢寥天远，杖锡时过紫盖峰”。

渔村夕照：在今桃源县武陵溪。其景“翼翼其庐，苹涯以居。泛泛其艇，依荷与蒲。有鱼可脍，有酒可需。收纶卷网，其乐何如。西山之晖，在我桑榆”。诗云：“晒网柴门返照新，桃花流水认前津。买鱼沽酒湘江去，远吊怀沙作赋人。”

洞庭秋月：在今岳阳市君山岛。其景“君山南来，浩浩沧溟。飘风之不起，层浪之不生。夜气既清，静露斯零。素娥浴水，光荡含精。倒霓裳之清影，来广乐之天声。纤云不起，上下虚明”。诗云：“李白曾移月下仙，烟波秋醉洞庭船。我来更欲乘黄鹤，直上高楼一醉眠。”

平沙落雁：在今衡阳市回雁峰。传说古代大雁至此不再南飞。其景“霜清木落，芦苇苍苍。群鸟肃肃，存列其行。或饮或啄，或鸣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惧矰缴之日将。云飞水宿，聊以随阳”。诗云：“阵断衡阳暂此回，沙明水碧岸莓苔。相呼正喜无矰缴，又被孤城画角催。”

江天暮雪：在今长沙市橘子洲，一称水陆洲，又称长岛。其景“岁暮江空，风严水结，冯夷翦冰，乱飘洒雪。浩歌者谁。一蓬载月。独钓寒潭，以寄清绝。”诗云：“蓑笠无踪失钓船，彤云黯淡混江天。湘妃独对君山老，镜里修眉已皓然。”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米芾笔下的“潇湘八景”已经覆盖了湖南全境，也可以说就是“湖南八景”。当然，有人认为“潇湘八景”确为真实的湘江流域的景色，但除“洞庭秋月”外，其他均无明确所指。也有人认为，“这八景是泛指古代楚地在一年中不同季节和物候，一天中不同时间和气象，在湖南潇水湘江和洞庭湖一带的八种自然景观”。而《洞庭湖志》中则说“潇湘八景”主要是洞庭湖及其周边美景，但并无详细之地。另还有人认为“潇湘八景”散落于湖南各地，即“五景”在湘江沿岸，两景在洞庭湖一带，一景在沅江桃源段”。如此等等，虽说“潇湘八景”主要包括自然生态景观、人文胜迹景观和风土人情景观，但都认同“潇湘八景”是湖南全境的自然人文生态景观。故用“潇湘”代称湖南是为当然也。

3

王夫之的“潇湘十景”是哪些

应该指出的是，古代湖南除有“潇湘八景”流传至今而外，还有“潇湘十景”之说。清代湖南衡阳人王夫之不仅撰有咏歌“潇湘八景”的诗词，而且“歌八景后，驱笔猎之”，寄调蝶恋花，写有潇湘十景词。王夫之和古代其他诗家词人歌之的“湘湘十景”，同样说明“潇湘”是指湖南全境，可以代替湖南称谓。

“潇湘十景”是：一是舜岭云峰。说的是潇水自江华西北流至宁远九嶷山北疑峰，恒有云藏其半岭，飞雨流淙，入潇水中。二是香塘渌水。说的是湘水径东安县东，有沉香塘，石壁罅插一株，云是沉水香，澄潭清泠，绿罗倒影。三是朝阳旭影。说的是在零陵县潇水侧，去钴鉧潭、愚溪不远，北十里为湘口，是潇湘二水汇合处。四是浯溪苍壁。说的是在祁阳县北，元次山勒颜鲁公《中兴颂》于崖壁，苔光水影，静日愉心。五是石鼓危崖。说的是在衡阳县北，蒸水东流湘水北，一曲沧浪，潭空崖古。六是岳峰远碧。说的是自衡阳北三十里，至湘潭南六十里，岳峰浅碧，宛转入望。七是昭山孤翠。说的是日落天低湘岸杳，一峰矗立江次，北去湘潭县三十里，下为暮云滩，道是昭王南狩道。八是铜官戍火。说的是长沙北三十里铜官，旧是杜陵飘泊处。芦汀远岸，水香生于始夜，渔灯戍火，依微暮色间，如寒星映水。九是湘湾曲岸。说的是为锁湘流东下缓，湘阴县北三十六湾，云是马殷所开，萦回清澈，出此即渐次入青草湖，李宾之有诗云“三十六湾湾对湾”者是也。十是君山浮黛。说的是湖光极目，至洞庭君山，始见一片青芙蓉浮玻璃影上，自此出洞庭与江水合，谢朓所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者，丁焉始矣，湖南清绝，亦于此竟焉。泪竹千竿垂紫晕，宾鸿不寄苍梧信，洞庭湘妃与苍梧对应也。

咏“潇湘十景”，除王夫之而外，还有其他诸多诗家词人。但不论何人，虽词牌诗韵不同，其共同的都是从江华之舜峰说到洞庭君山之青螺，这足以说明“潇湘十景”也是纵贯湖南全景，故“潇湘”也可以替代湖南省之称谓。

4

“湖湘”代称湖南全境由来已久

现今的湖南省域，在先秦时期属于楚国。真正开始出现以“湖南”命名现在的行政区域的是在唐宋之际。唐代后期置湖南观察使，到宋代时设湖南路。

关于“湖湘”，一般认为是在五代时期才开始出现以“湖湘”命名的地域名称。当时武陵(即今常德一带)“权知潭州军府事”周行逢(—962)在取代马殷任潭州军府事以后说：“我占有湖湘之地，兵强马壮……”。其实，在这之前，“湖湘”二字的文字记载还有许许多多。如初唐著名诗人王勃(650—676)在其撰写的《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中说：“虽复苍梧之望，湖湘盈舜之歌”。唐中宗朝至唐玄宗朝初年(684—713)任职于朝廷的李峤在《谢端午赐衣表》中说：“……臣一至湖湘，舟周星岁，扇皇风而苏息黎庶 ，布圣泽而底定封疆……”唐代诗人杜牧(803—852)在《贺生擒草贼邓裴表》中说：“优以湖湘旱耗，百姓饥荒，遂有奸凶，敢图啸聚。”唐代诗人狄焕在《送人游邵州》诗中曰：“况入湖湘路，哪堪花乱飞。”

“湖湘”一词，不仅多见于唐代诗文，还见于唐代来华游学的外国人的笔下。如晚唐时期，新罗(古韩国)著名文学家崔致远(857—)，12岁时即渡海入唐自费游学，在中国生活了16年。崔氏在《(上)吏部裴瓒尚书》(第二面)中就载：“……泊湖湘察俗，瀍洛都便宜，入秉化权，坐匡圣略。……”

由上可见，“湖湘”一词早在周行逢之前，就已出现，且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湖湘”也早已从早期的“荆楚”的地域概念中分离出来。所以，在南宋时期湖南地区出现的第一个著名的理学学派，就被当时学界称之为“湖湘学”、“湖湘学派”。不仅如此，当时政府官方文献中，也时常出现“湖湘”一词。如唐僖宗广明元年所下《改元广明诏》中就说：“……江石海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宋初大型丛书《太平御览》中，也有“《唐史》曰：江东有吐蚊鸟，夏夜鸟吐蚊于芦荻中，湖湘尤甚”的记载。另五代北宋年间薛居正(912—981)所撰《旧五代史》有五处提及“湖湘”。都将“湖湘”与“荆楚”对列并举，可见当时人已经将“湖湘”从“荆楚”的地域概念中完全分离开来。这一切，都说明“湖湘”早已作为地理名称为世人所认同。

如果我们时常使用的“潇湘”一语仅仅是指小小的永州之野，那我们还不如使用“湖湘”这个早已有之且能代表湖南全境的词汇。

　　湘潭地名由来

　　“湘潭”之名来源于它的地理特征。一说为此地因处湘江之曲而多“潭”乃得名“湘潭”，另一说则更广为接受，即得名于昭山下湘江中的湘州潭，即昭潭，此潭实际为湘江中较深的一段，但因为传说中与周昭王的联系而颇为有名，以至于作为一个主要地理特征自唐朝起赋名其所在的地域为湘潭县。　湘潭市境内自汉代设立第一个县治－－湘南县并构筑县城（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迄今2200余年。自唐移湘潭县治于洛口（今湘潭县易俗河镇）基本确立今湘潭市区和湘潭县的境域也有1250年了。湘潭境内的古代居民，已知的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

　　一、商周时期

　　湘潭县杨嘉桥镇的金棋村老虎坑遗址，湘乡市金石镇岱子坪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证明此时境内居民已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商周时期，境内文化已想当发达。尤以湘潭县响水乡桂花村出土的豕尊、湘潭市区十八总福建会馆出土的铜爵造型雄伟、精美，说明商代冶铸技术相当先进。西周时期出土文物也不少，其中带有“戈” “旅父甲”字样的青铜器，说明境内与中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商、西周时期的居落遗址也多有发现。与此境内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中原文化南下的一个重要据点。市区霞城乡五星村就有大型村落遗址存在，出土的板瓦、沟瓦均为大型建筑物所有。湘乡牛形山出土的漆器，色彩艳丽，造型精美，十分罕见。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代，今市境湘河口以上，涟、涓二水流域属湘南县（今长沙）。湘南县城在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解放初期残存有周长约1000米、高2米、底宽5米的夯土城墙，外有护城沟（河）遗迹，当地老百姓称为“石城涧子”，并出土了一些汉代器物。西汉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从湘南划出西部一片地域作为湘乡侯国，后转为湘乡县。湘乡的划出，有助于保障以临湘为中心的中心文化不受开化较晚的蛮族文化的干扰。因而自战国至汉，乃至其后几百年，湘乡都成为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撞击点。

　　东汉末年，曹、刘、孙相争，市境初随荆州属刘备，后属孙吴政权。湘乡人蒋琬以州书佐随刘备入蜀。诸葛亮死后，继承相位，位至大司马。　南朝齐，湘南县分解，划地给邻近各县，主要部分入衡阳县，衡阳郡治一度迁至原湘南县城。南朝齐将连道　并入湘乡，加强湘乡的力量，一直待续至解放初期。

　　三、隋朝时期

　　隋将湘西、衡山、湘乡合并为衡山县。唐初恢复湘乡县。天宝八年（749年）将梁天监年间（503~519年)所设的湘潭县中划出部分地后，剩下的南起凤凰岭、东至军山、北达淦田、西至马家堰和茶恩寺一片土地与衡山县北部合并，组成新的湘潭县，设县治于洛口(今易俗河)，至此，今湘潭县、湘潭市区境域大致稳定。洛口得到发展，五代马楚政权在此设场官监督贸易。

　　四、唐宋时期

　　盛唐时期，境内农耕、水利均有长足发展。唐至五代，湘乡始终是民族矛盾尖锐的地区，成为汉人政权与“梅山蛮”交战的战场，经济受损十分严重。宋代，湘潭县治移入今市区城正街。欧阳修的《湘潭县修修药师院佛殿记》曾记录了湘潭商人李迁之以商船航行于长江下游真州(今江苏仪征)一带，“贾江湖”、”“岁一贾其入数千万”，可见湘潭商业相当发达。南宋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移居湘潭县泉潭畔，讲学、著述，开一代学风，形成以“经世致用”为主导思想的“湖湘学派”，对湖南近800年思想文化影响很大。

　　五、元朝时期

　　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湘乡人易华揭竿而起，拥有乌石寨等48寨，归属徐寿辉、陈友谅集团，为陈友谅麾下的湖广参政，曾两次以十万八千石粮助陈友谅、陈理父子。陈败后，易华不服朱元璋，朱多次讨伐，湘乡十室九空。

　　六、明清时期

　　以米、药等商品的转运贸易为基础，湘潭在明清十分繁盛，明朝时为“工商十万，商贾云集”的商埠，有“小南京”、“金湘潭”之称。清朝至鸦片战争之前，湘潭是广州进出口货物运输的重要中转站，也是连结上海、汉口和西南地区的商业枢纽，是湖南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见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当时的湘潭发展为湖南最大的商业与经济中心。明清两代繁盛的商业带动了湘潭城市的扩张。在城市人口方面，据学界研究考证，湘潭是明朝及清朝时期湖南省最大的两个城市之一，清末县城人口约20万。在城市地域方面，湘潭实际城区分为城内、城外两部分。湘潭县1576年开始围筑县城，东起宋家桥西至大埠桥，周长2500丈，是政治活动的区域，衙署建于此内。而商业活动则集中于城外地区，湘潭实际城区也随之沿江扩展，至明万历、天启年间，湘潭城区街市已从宋家桥延伸至石嘴垴一带，长约7公里，形成了带状城市，被称为“扁担市”。“县毓富浩穰，磁货氓庶皆在城外，沿湘以上十余里，自前明号为小南京。”此时，湘潭的实际城区规模甚至超过了长沙。“城市街衢三重，长十五里，三乘之，四十五里”，湘潭外城街区由三条主干街道组成，从滨河起依次为河街、正街、后街，每条街长15里。而每条街形成了不同的功能区，河街汇聚了牙行，店铺则在正街，居家一般集中于后街以及城内。这个城区结构大致延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　鸦片战争后的清末民初时期，随着湖南行政中心长沙开埠、粤汉铁路通车以及广州贸易地位的相对下降，湖南商业活动向长沙转移，湘潭商业渐趋凋敝，抗日战争等战争的毁灭性破坏彻底结束其作为消费性贸易城市的阶段，其后湘潭逐渐转入了工业城市的阶段[1]。

　　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51~1874年)，湘乡人曾国藩办团练、建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与捻军战。湘军名噪一时，仅湘乡一县以战功敍官见于地方志的达7800余人，文官知府以上86人，武官副将以上1153人。湘军的中、上级军官，湘乡人几达半数，时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湘军在反对外来侵略中亦多立战功。尤以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蒋凝学以布政使兼理粮台专司粮秣供应的西征军最突出。两个湘乡人配合默契，率“老湘营”扫荡阿古柏、白彦虎匪帮，为收复新疆建立了赫赫战功。从此，部分湘军留守新疆、甘肃、宁夏一带，其后裔有的定居于此，甚至自成村落，保留湖湘习俗、方言，故有诗称“湖湘子弟满天山”。

　　七、晚清民国时期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兴起，境内率先投入斗争者刘道一、刘揆一，为黄兴引荐了湘潭会党首领马福益，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筹划了“甲辰起事”，不料事泄流产，次年，马福益牺牲。光绪三十二年，湘乡人禹之谟发动湘乡学生反对知县陶福曾，掀起一场震动全省的学生运动，不久，禹之谟冤死狱中。同年，刘道一奉命发动“萍浏醴起义”，湘潭会党成员参加者众多，起义坚持近月，后遭湘、鄂、赣三省五万余官兵反扑，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刘道一牺牲。 古湘潭县城图辛亥革命失败后，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多在境内进行拉据战，弄得兵灾不断，民众叫苦不迭。此后，湘潭工商业日渐衰落，仅滴水埠之石膏、鹤岭的锰矿和谭家山的煤矿先后得到开采，产业工人达到一定数量，湘潭也成了中国的“锰都”。193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在湘潭下摄司地区兴建中央电工器材厂(电机厂)、中央机器厂(飞机厂)、中央钢铁厂、电厂，并修筑湘黔铁路，然而由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入华北、华中，致使机器厂、钢铁厂、电厂和铁路、铁桥停建，所征9000亩土地后来修成飞机坪，湘潭失去了一次复兴经济的机会。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有烧杀掳掠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湘潭经济更加萧条，人民生活十分贫困。“道路不平、电灯不明、乞丐成群、工商凋零”是解放前夕旧湘潭的真实写照。　

　　湘潭县境内民国时开始修筑铁路，粤汉、浙赣、湘黔交汇在县城以东30公里的株洲，湘潭县城的交通枢纽地位逐渐由其取代，株洲镇快速发展，并最终脱离湘潭独立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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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