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诗文三大家，是指我国明朝建国初期的三位文人：宋濂、刘基、高启，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被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宋濂著有《宋学士文集》。刘基的作品被后人合编为《诚意伯文集》 。高启为所著诗歌自编《缶鸣集》，后人据其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

扩展资料：

明初诗文三大家：

一、宋濂

宋濂，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汉族。祖籍金华潜溪，后迁居金华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

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奉命主修《元史》。

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年七十二。

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二、刘基

刘基，汉族，字伯温，处州青田县南田乡人，故称刘青田，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

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后人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至顺间举进士。

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时人比之诸葛亮。至正十九年，朱元璋闻刘基及宋濂等名，礼聘而至。他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宠信。参与谋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军事大计。吴元年为太史令，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他奏请设立军卫法，又请肃正纪纲。尝谏止建都于凤阳。洪武三年十一月封诚意伯，岁禄240石。四年，赐归。刘基居乡隐形韬迹，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寻以旧憾为左丞相胡惟庸所讦而夺禄。

入京谢罪，留京不敢归，以忧愤疾作，胡惟庸曾派医生探视。八年，遣使护归，居一月而卒。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诗文古朴雄放，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同情民间疾苦之作。著作均收入《诚意伯文集》。

刘基佐朱元璋平天下，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

三、高启

高启，汉族，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高启才华高逸，学问渊博，能文，尤精于诗，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初唐四杰”。

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明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力辞不受。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郡治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著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宋濂与刘基和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明初诗文三大家，是指我国明朝建国初期的三位文人：宋濂、刘基、高启，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被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著有《宋学士文集》。刘基的作品被后人合编为《诚意伯文集》。高启为所著诗歌自编《缶鸣集》，后人据其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炎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高启生平：

明代诗人。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给。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高启为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

其诗雄健有力，富有才情，开始改变元末以来缛丽的诗风。学诗兼采众家之长，无偏执之病。但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独立的风格。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质朴真切，富有生活气息。吊古或抒写怀抱之作寄托了较深的感慨，风格雄劲奔放。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

1、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江苏昆山人。明代官员、散文家，著名古文家。

2、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

3、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处州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

4、张岱：（1597年—167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崇老庄之道，喜清雅幽静。不事科举，不求仕进，著述终老。精小品文，工诗词。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其最擅散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入选了初中语文课本）是他的代表作。

5、宋濂：（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20日），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6、高启：（1336－1373），江苏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

7、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20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

8、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冯梦龙出身士大夫家庭，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他的作品比较强调感情和行为，最有名的作品为《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9、唐寅（唐伯虎）：（1470年3月6日-1524年1月7日），字伯虎，后改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

10、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明朝湖北省公安县长安里人，知名文学家。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人称“三袁”。袁宏道为三袁之中，文学成就最为杰出。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 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 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 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明初词坛，刘 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 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明代民歌十分繁荣，现存明代民歌总数有1000余首，多数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山歌》卷十）

明代诗人。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给。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高启为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诗雄健有力，富有才情，开始改变元末以来缛丽的诗风。学诗兼采众家之长，无偏执之病。但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独立的风格。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质朴真切，富有生活气息。吊古或抒写怀抱之作寄托了较深的感慨，风格雄劲奔放。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

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腰斩。

高启青年时代即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但他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他的诗体制不一，风格多样，学习汉魏晋唐诸体，均有模拟痕迹。不过他才思俊逸，诗歌多有佳作，为明代最优秀诗人之一。 高启诗中十之八九是个人述志感怀、游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这类诗歌，有时也对统治阶级微露讽刺。如五古《寓感》其七云：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险□，杯酒出肺肝，须臾起相疑。田□排窦婴，赵高诬李斯。倾挤不少假，权宠实灾基。对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进行了揭露。又如他去官后的《太白三章》之三：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实际上是讥讽明朝新贵的。但高启思想比较复杂，他也写了不少感沐皇恩、遁世消极的诗，未能摆脱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高启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首先，他的某些诗崇尚写实，描摹景物时细致入微。如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犬随春□女，鸡唤晓耕人等句，均产生于生活实感，新颖逼真。其次，注重含蓄，韵味深长。如《凿渠谣》：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君不见，贾尚书。只是寥寥数句，收煞处戛然而止，给人以深远的回味。再次，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高启的诗，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广，以致有人把他誉为明代诗人之冠。

高启也写词，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但《书博鸡者事》一文很有光彩，它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后因为文章触犯朱元章，被腰斩与南京城！据传说高启被腰斩后并未死去，但是朱元璋亲自监斩，高启被拦腰截断后，用手蘸自己的血连写三个惨字自此后朱元璋夜夜做噩梦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历代皇帝对付那些不肯合作的知识分子，向来不会手软。骂娘的有之，羞辱的有之，流放的有之，砍头的有之，诛十族的有之，腰斩的也有之。但把一个柔弱的文人“截为八段”的腰斩方式，却只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想得出并做得出来。明代大诗人高启就是这样死的。 >  >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他还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也称作“明初四杰”。虽然同为“十才子”，虽然并列“四杰”，但高启的文学成就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 > >    在文学方面，高启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文坛“超级模仿秀”，而且学什么是什么，用纪晓岚的话说就是“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不过，高启的这种模仿，绝不是流于形式和外表，更不是简单的拷贝和删减，而是“兼采众家之长”，取其精髓，自成一体，丝毫没有“偏执之病”。高启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则是在元末明初这段以演义、小说为主流文化的不利环境下，独树一帜的挑起了发展诗歌的重担，并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从而推动了诗歌的继续向前发展。 >  >    鉴于高启在诗歌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而且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近代诗人毛泽东干脆把高启称作“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思俊逸，风格多样，为中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却被朱元璋一声令下施行腰斩酷刑，而且还要残忍的截成八段，这在中国历代被屠杀的诗人中，可以称得上是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  >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才是那么一回事。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岂不是另“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抓住高启的“小辫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于死地呢？据《明史·高启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磨刀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 >  >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不给皇帝面子，不愿顺从，不肯合作外，还在于他写得诗多次有意无意的触动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的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再者，高启在《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在朱元璋看来，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的政治、思想、行动与明政府是怎么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  >    朱元璋嗜杀成瘾，这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远的不说，单说“明初四杰”，就都无一幸免的逃过他的黑手。杨基被莫名其妙的罚作苦工，最后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的绑起来扔到长江喂了鱼，尸骨无存；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致死；高启则被活活的腰斩成八段，死得最惨。一个被皇帝忌恨和惦记了好久的诗人，迟早是会走上生命绝路的。尤其是像高启这样一个性格高昂自傲的诗人，生不逢时的遇到了像朱元璋这样一位号称“中国第一屠夫”的残忍皇帝，那也只有挨刀的份了。 > >    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上是不多见的。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表达了对眼前这个当过放牛娃、和尚的农民皇帝的强烈蔑视。>  >    高启，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让人可惜的是，这位天才“模仿秀”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自己的独立风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刘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