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介绍姓氏的书有哪几本?除了百家姓以外!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这里说的家族本体文化,是指只与陈郡谢氏一族相关的特有文化现象。
陈郡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在此先尝试来领略一下谢氏族谱。
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
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
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
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一、谢氏《家乘》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
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
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
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二、《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
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
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
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三、谢氏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
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
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此外,《隋书·经籍志》著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氏家谱》一卷。这些书皆已亡佚。
四、谢氏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都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一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
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
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
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
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
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
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
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
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
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
谢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
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无戒365日更挑战营第77天
阅读链接:
《一起来读世说新语》目录
2018年“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
“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下面是我整理的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及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一)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主、北湖跛叟。仪征人,居扬州。博学多才,工诗文,善书画,精鉴别。乾隆十五年(17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擢少詹事。曾督学山东、浙江。嘉庆、道光时两充会试副总裁;历任礼、兵、户、工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总督及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拜体仁阁大学士。十八年,以老病致仕还乡,居扬州选楼巷(今毓贤街)家宅。二十六年重宴鹿鸣,晋太傅。为官有政声。二十九年卒,谥“文达”。
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天文、历算、舆地、金石、诗词、校勘、训诂无不涉及。居官数十年,特重文事。广引学者,罗致文士,将掖后进,在广州、杭州分别创立学海堂、诂经精舍,搜逸辑遗,研经治史,倡导文学,振兴朴学。尤以编校刊刻古今学术、诗文著作为己任,毕生致力,至老不懈。其主持校刊之书不胜枚举,主要有:编纂汇刻《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116卷,《皇清经解》1408卷,以及《淮海英灵集》、《广陵诗事》、《江苏诗征》、《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刊刻自著书《经室全集》58卷:为诸家学者刊刻著述数十种,均为当代学术精粹。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二) 《阮氏宗谱拾遗》“阮”,宋版《百家姓》中排第130位。据2007年相关数据显示,阮姓人口约占中国大陆汉族人口005%,排名第189位,以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省多此姓,4省阮姓约占中国大陆阮姓人口的57%。
扬州阮氏自明神宗时期从淮安迁入,至今已近五百年,子孙繁衍十八代。然而一百多年前,阮元编修的《扬州阮氏族谱》却下落不明。昨天上午,阮元后人阮衍喜讲述了族人数十年来寻找家谱的历程,以及扬州阮氏一族的前世今生。
以国为姓
阮氏明代迁至扬州
阮衍喜告诉记者,阮姓源于偃姓,出自皋陶氏之后商朝诸侯阮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这是中华阮氏的主要起源。“皋陶有后裔子孙在商王朝时期被封在阮国(今甘肃泾川)。商末,西岐西伯侯姬昌率军灭阮国,后来阮国后人便以国名为姓氏,称为阮氏。”
“据我父亲的父亲用数年时间寻访宗亲,整理成册的《阮氏宗谱拾遗》中记载,阮氏系出陈留,南宋时迁至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明初居于淮安府。明神宗时,我们这一支脉的始迁祖阮岩由淮安山阳迁至扬州,安家立业,为扬州阮氏始祖。”阮衍喜介绍。
阮衍喜说,明万历年间,扬州阮氏三世祖阮文广任榆林卫正兵千户,居扬州西门;四世祖阮秉谦早卒,后正值清兵入关紧逼扬州,他的夫人为躲避战乱,带着四个孩子出北门四十里,躲于北湖九龙岗(也就是现在的公道桥)。
“我们的九世祖就是扬州人都熟知的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寻访数年
从日本带回复印件
没有能保存《扬州阮氏宗谱》,作为扬州阮氏的后人,阮衍喜表示十分遗憾。
“我的父亲曾对我提起过,他儿时居住的老宅,与阮氏公道祠堂仅仅一墙之隔,祠堂大殿上悬挂有祖先阮元画像,及阮元亲笔题写的两副有关家族排行的楹联。他用了数年时间,四处访亲,多方查找,希望能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线索。”
“在我父亲的寻访中发现,很多族中的老人都亲眼见过《扬州阮氏宗谱》刻印本。与我同辈的第十六代孙阮衍云说,他曾见过谱上他的祖父名讳,他的祖父是阮氏十四代嫡传长孙。他家中曾存有一套完整的《扬州阮氏宗谱》,是当时扬州仅存的一部。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阮衍云将宗谱暂存于对门杂货店中,哪知店主全用作包货之纸一页页撕光,留下一大憾事。”
阮衍喜感慨地说:“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转机出现在2006年,当时在一家古旧书店,父亲无意中看到《中国家谱目录》中记载:《扬州阮氏家谱》有清光绪八年(1882)增订本,仅有两册,分别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国内四百余家图书馆无一收藏。”
“随后父亲联系在南京的扬州阮氏十三世祖阮念三,其子利用宾馆经理身份,并宴请拜托一位熟识的旅日华人,回日本找到了《扬州阮氏家谱》,几经周折之后影印还乡。”
阮衍喜说,通过翻阅《扬州阮氏宗谱》发现,扬州阮氏一族的宗谱最早编修于清康熙三十九年,随后阮元曾三次主持编修宗谱。
“1795年(乾隆六十年),阮元第一次主持修订并作序时才32岁,任山东学政,阮元的十二叔阮承鸿携旧谱到山东,两人共同商定,在旧谱基础之上增加12表,以"文秉枢衡、武承嗣荫"八字为排行。同时阮元对应六世祖"前人创之,后人因之"的期望,表示"元是以敬续此志,手为编录,后之子孙,昌大厥宗,引之勿替,益有望焉。"“1823年(道光三年),时阮元年已60,任两广总督第六年又兼署广东巡抚。由于"祖祠庇荫"、"族人安吉",族中又"丁男增多"了,所以阮元第二次编修了《扬州阮氏族谱》并作序。他在序中感慨"伊古以来,读书之家未有不以敬祖聚族为首务者"。
以敬祖聚族为首务
阮元三次主持修家谱
阮衍喜说,据《扬州阮氏宗谱》记载,阮元第三次修订家谱时,告老还乡已经八年,已是83岁耄耋老人。“当时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一年是阮元科举得中的周甲子,阮元重赴鹿鸣盛宴,又晋加为太傅,享全俸,这些恩宠他都在第三次修订的序中提到,并将道光帝给他的本年全俸拿出来,作为重修刊印之资。”
以廉教子俭以养德
阮元诗句训喻平等开明
阮衍喜告诉记者,在《扬州阮氏宗谱》中,阮元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家训家规,但是他的诗句包含对子孙后代的希望。
“比如"家计百年自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这首诗,表达了阮元励儿读书,家规寄情;以廉教子,俭以养德;与子论学,精心育才的个性特色,其共性与陆游的诗训教化特色极其相近,既有朴实无华的哲理语言;又有平等开明的训喻方式;还有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虽少尤精,功效不逊。这种诗书传家、俭廉治家、实学兴家的阮元家风,是阮元文化的一笔特有遗产,更是扬州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和发扬光大。”
阮衍喜说,近期,扬州阮氏后人小范围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议近期将再次编修《扬州阮氏宗谱》。阮衍喜表示,欲知兴衰者读国史,欲明本源者观家谱。而家谱之用,不惟可知家族兴衰之由,更可坚同宗手足之义。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三) 官做得最大最好的古代扬州人
扬州毓贤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阮元家庙。因为阮元曾经做过太傅,所以这条街又叫太傅街。在古代,官做得最大最好而且又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就是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扬州仪征人。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清史稿》称其“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因为阮元政声卓著,在平定海盗、捉拿逆匪、治水禁烟、创建学堂诸方面均非他人所及,故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这位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引导了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方向。他在经史、天文、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著述丰富,腹笥宽广。《清儒学案》总结他的治学旨要是:“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实事求是、无所不包”八个字,是对阮元的高度概括。
一手施政,一手兴文
阮元一生在仕途上跋涉了将近五十年。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地方,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浙江时,全力剿灭海盗,消除朝野大患。他在江西时,严格保甲制度,破获谋反大案。他在两广时,加强炮台设置,遏制鸦片走私。他在云贵时,整治盐务课税,安抚化外边民。他努力治理地方安全,同时对文化教育也尤为关心。
阮元之所以成为通儒、通才、通人,除了先天的超常秉赋,得益于他后天的旁搜博讨。他不但搜集金石碑刻,留心名物考订,对天文算学尤为关注。一部《畴人传》可谓烁古耀今,永远闪耀着倡导科学精神的民族先知的光芒。阮元之所以主持编撰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是因为他爱好科学。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他的考据主要是科技考古。《经室集》中的《匕图考》《铜和考》《栋梁考》《钟枚说》《古戟图考》《古剑镡腊图考》《考工记车制图解》等篇,都是阮元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作。阮元一生关注科技,他在南方时,对三江和浙江等水道变迁、名称变化作了详细考证,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并撰成《浙江图考》。他在北方时,考察古代黄河的动力,撰有《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详细阐述河道延伸与黄河河床抬高之间的关系。阮元是清代数学研究的推动者,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古代数学经典,如《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四元玉鉴》《算学启蒙》《割圆密率捷法》等。
注重实学,经世致用
阮元治学讲求会通,涉猎广泛,尤重实学,还读西方数学、天文之书。他在《畴人传序》中说:“早岁研经,略涉算事,中西异同,今古沿改,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尝旁稽载籍,博问通人。”充分表明了阮元开明的思想和态度。为科学家立传,中国本有传统。古代所谓科学技术人才,主要是指“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元史方技传》),囊括了天文、历算、医学、占候、测验、遁甲、风角、修炼、吐纳、导引等方术之士。古人将推算历法称为“推步”,意为日月在天上运转,好似人类走路,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阮元的《畴人传》收录从上古时至清中叶的天文、历法、算学家三百多人的传记,包括外国科学家四十余人。全书记其生平,述其贡献,涉及天文、历法、算学、仪器等方面,而星占学则不收。书中的文字,都录自有关典籍,并有所评论。
《畴人传》由阮元主编,由李锐和周治平协助完成,并经钱大昕等协助订正,共四十六卷。全书收集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家的学术生平资料,把西方科学家作为附录。编者对许多科学家的评价相当精辟,也有些评价反映了阮元的保守观点。学者总结《畴人传》的特点是:介绍传主时,重专业而轻生平;选择人物时,重当代而略古代;叙述过程时,或详细或简略;确定范围时,有中国有外国;须作取舍时,留实学而去巫术;征引资料时,注出处而便查阅;评论传主时,求公允而不避讳。尤其是本书第一次为西方科学家立传,体现了编撰者的视野之开阔。
放眼中西,引领学风
《畴人传》作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传记,后人评为不朽之盛业。同时,《畴人传》与扬州人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清代中叶,扬州会通数学的人才辈出。像焦循、阮元、李、焦廷琥、黄承吉等人都精于中西数学。他们的数学研究领域,跨越算术、几何、三角、数学史、微积分等方面。他们的著作除了《畴人传》外,还有焦循的《加减乘除释》等。《畴人传》中记载的扬州人虽然不多,但都有独到之处。如扬州府泰州人陈厚耀,康熙进士,因其精通天文算法,被引见于康熙帝。康熙试他算法,让他画三角形,求其中线,以及弧背尺寸。陈厚耀写好算式后递上,康熙看了很满意,授与他编修。又如扬州府高邮人李,乾隆进士,幼年读书颖异,有神童之目。既长,博洽通敏,喜欢历算,代表了当时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再如扬州府甘泉人罗士琳,少年时跟舅父秦恩复在扬州读书,对于西方算法十分精熟。著有《三角和较算例》《弧矢算术补》等数学著作。
《畴人传》是阮元对中国科学史的杰出贡献。《畴人传》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所以版本和续作很多。
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乾嘉学派中还有个扬州学派,扬州学派中还有阮元、汪中、焦循和王念孙、刘文淇、李审言这样的名字。然而他们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
阮元是古代文人中少有的文运与官运两者都亨通的人。他出身于武功世家,独以文名闻世。据说,因为他小时候身体单薄,不能胜任驰射,他的父亲才让他改习经业的。而一旦弃武从文,却成就了一代大儒。他的学问从文字源流、名物考证、刊布文献,一直做到科学史研究。他的官职也从学政、侍郎、巡抚、总督,一直做到大学士和太傅。晚清时,名士龚自珍得以见到暮年归养扬州的阮元,崇拜不已,竭力称赞阮元的文章之美可比韩愈、李白,济世之才可比房玄龄、杜如晦。细细想来,实在也并非溢美之词。因为阮元的领军作用,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钟情故土,保护文化
阮元对于乡邦文物的珍爱,使人感慨尤深。将近两百年前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官员兼学者,带领着一批力夫前往扬州东关街,去完成一件重要的文化使命。他们将一块宋代残石从东关街二郎庙菜园里小心翼翼地搬出来,抬到附近安家巷的准提庵,安置在庵东侧的长廊里。看到古人遗留下的残石得到了妥善保管,在场的僧众一片欢腾,那位官员与学者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位官员与学者就是阮元。这一天,应该说在准提庵的历史上写下了沟通中华古今文化血脉的华彩一页。
算起来,这一年是大清王朝嘉庆丙寅年(1806)。四十三岁的浙江巡抚阮元正踌躇满志,在刚刚刻成了卷帙浩繁的《十三经校勘记》后,又与扬州太守伊秉绶商议编撰《扬州图经》《扬州文粹》等事宜。对家乡文化充满浓厚兴趣的阮元,这一年中几乎踏遍了扬城内外。只要他留心,似乎在扬州这座古城里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在城外的甘泉山,他发现了西汉厉王宫殿的础石;在城里的二郎庙,他又发现了这块宋代的三公石残碑。阮元是在前去准提庵访问,路经东关街北的二郎庙菜园时,无意中发现宋代残石的。他走进菜园,先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蔬菜,然后蓦然发现菜地中间有一块废弃已久的古井石栏,上面似乎隐隐有字痕。阮元觉得此石不寻常,于是立刻取水洗石,用纸拓字。经过仔细辨认,石头上刻的竟是“□熙十□三公石□”数字。“熙”字上面的一个字残缺不全,像是“淳”字。阮元想到以“熙”字为年号而时间超过十年的,只有宋代的淳熙,便断定这是宋代残碑。于是,一块从不为人注意的残石,在阮元眼中却成了至宝。
一年之后,阮元写了一篇《二郎庙蔬圃获石记》,记载了这一有意义的发现经过。阮元移石的准提庵,就是今天的准提寺,又称准提禅院、大准提寺,系扬州历史上的二十四丛林之一。
中国士子的最高标格
阮元出生在扬州西门的白瓦巷,但是这条小巷早已不知所在。如今的扬州古城毓贤街上的阮氏家庙,庄严而又朴素。家庙建于嘉庆年间,现在见到的有门厅、祠堂及隋文选楼等,但没有花园。阮元是个明白人。他生前曾经有人问他:“以你的身份,为什么不在扬州建一座园林呢”阮元笑道:“扬州人叫某园,都以主人的姓氏冠于园上,如张园、李园之类。我如建园,人必称‘阮园’,岂非整天叫唤我的名字吗”所以,他生前没有大兴土木,像盐商那样修建花园。他过生日怕人家来祝寿,宁可出去"躲寿",独自在竹林中做一天隐士。这都体现了他高洁的品格。他的陵墓也不算豪华。阮元的墓在扬州北郊槐泗乡永胜村,原来有些祠堂、牌坊等建筑,后来遭到毁坏。现在冢前只有一些零落的石龟、石马,还有一座石刻墓表,记载阮元生平及家族简况。夕阳之下,徘徊于此,不禁俗虑皆空。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在所著的《说扬州:1550-1850的一座中国城市》中也多次提到阮元。她写道:“著名的士大夫阮元在社会和文学关系中起到了枢纽作用。”乾嘉学派的身影已经远去,然而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沉静,严谨,渊博,通达。
令人高兴的是,作为一代完人的阮元,他后裔兴旺,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各有所成。德行的回报可能有各种方式,阮元属于欧阳修那种“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古代介绍姓氏的书有哪几本?除了百家姓以外!
本文2023-10-23 05:42:43发表“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lezaizhuan.com/article/3193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