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这里说的家族本体文化，是指只与陈郡谢氏一族相关的特有文化现象。

陈郡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在此先尝试来领略一下谢氏族谱。

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

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

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

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一、谢氏《家乘》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

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

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

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二、《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

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

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

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三、谢氏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

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

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此外，《隋书·经籍志》著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氏家谱》一卷。这些书皆已亡佚。

四、谢氏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都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一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

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

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

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

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

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

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

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

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

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

谢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

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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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

“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下面是我整理的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及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一)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主、北湖跛叟。仪征人，居扬州。博学多才，工诗文，善书画，精鉴别。乾隆十五年(17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擢少詹事。曾督学山东、浙江。嘉庆、道光时两充会试副总裁;历任礼、兵、户、工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总督及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拜体仁阁大学士。十八年，以老病致仕还乡，居扬州选楼巷(今毓贤街)家宅。二十六年重宴鹿鸣，晋太傅。为官有政声。二十九年卒，谥“文达”。

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天文、历算、舆地、金石、诗词、校勘、训诂无不涉及。居官数十年，特重文事。广引学者，罗致文士，将掖后进，在广州、杭州分别创立学海堂、诂经精舍，搜逸辑遗，研经治史，倡导文学，振兴朴学。尤以编校刊刻古今学术、诗文著作为己任，毕生致力，至老不懈。其主持校刊之书不胜枚举，主要有：编纂汇刻《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116卷，《皇清经解》1408卷，以及《淮海英灵集》、《广陵诗事》、《江苏诗征》、《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刊刻自著书《经室全集》58卷：为诸家学者刊刻著述数十种，均为当代学术精粹。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二) 《阮氏宗谱拾遗》“阮”，宋版《百家姓》中排第130位。据2007年相关数据显示，阮姓人口约占中国大陆汉族人口005%，排名第189位，以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省多此姓，4省阮姓约占中国大陆阮姓人口的57%。

扬州阮氏自明神宗时期从淮安迁入，至今已近五百年，子孙繁衍十八代。然而一百多年前，阮元编修的《扬州阮氏族谱》却下落不明。昨天上午，阮元后人阮衍喜讲述了族人数十年来寻找家谱的历程，以及扬州阮氏一族的前世今生。

以国为姓

阮氏明代迁至扬州

阮衍喜告诉记者，阮姓源于偃姓，出自皋陶氏之后商朝诸侯阮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这是中华阮氏的主要起源。“皋陶有后裔子孙在商王朝时期被封在阮国(今甘肃泾川)。商末，西岐西伯侯姬昌率军灭阮国，后来阮国后人便以国名为姓氏，称为阮氏。”

“据我父亲的父亲用数年时间寻访宗亲，整理成册的《阮氏宗谱拾遗》中记载，阮氏系出陈留，南宋时迁至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明初居于淮安府。明神宗时，我们这一支脉的始迁祖阮岩由淮安山阳迁至扬州，安家立业，为扬州阮氏始祖。”阮衍喜介绍。

阮衍喜说，明万历年间，扬州阮氏三世祖阮文广任榆林卫正兵千户，居扬州西门;四世祖阮秉谦早卒，后正值清兵入关紧逼扬州，他的夫人为躲避战乱，带着四个孩子出北门四十里，躲于北湖九龙岗(也就是现在的公道桥)。

“我们的九世祖就是扬州人都熟知的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寻访数年

从日本带回复印件

没有能保存《扬州阮氏宗谱》，作为扬州阮氏的后人，阮衍喜表示十分遗憾。

“我的父亲曾对我提起过，他儿时居住的老宅，与阮氏公道祠堂仅仅一墙之隔，祠堂大殿上悬挂有祖先阮元画像，及阮元亲笔题写的两副有关家族排行的楹联。他用了数年时间，四处访亲，多方查找，希望能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线索。”

“在我父亲的寻访中发现，很多族中的老人都亲眼见过《扬州阮氏宗谱》刻印本。与我同辈的第十六代孙阮衍云说，他曾见过谱上他的祖父名讳，他的祖父是阮氏十四代嫡传长孙。他家中曾存有一套完整的《扬州阮氏宗谱》，是当时扬州仅存的一部。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阮衍云将宗谱暂存于对门杂货店中，哪知店主全用作包货之纸一页页撕光，留下一大憾事。”

阮衍喜感慨地说：“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转机出现在2006年，当时在一家古旧书店，父亲无意中看到《中国家谱目录》中记载：《扬州阮氏家谱》有清光绪八年(1882)增订本，仅有两册，分别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国内四百余家图书馆无一收藏。”

“随后父亲联系在南京的扬州阮氏十三世祖阮念三，其子利用宾馆经理身份，并宴请拜托一位熟识的旅日华人，回日本找到了《扬州阮氏家谱》，几经周折之后影印还乡。”

阮衍喜说，通过翻阅《扬州阮氏宗谱》发现，扬州阮氏一族的宗谱最早编修于清康熙三十九年，随后阮元曾三次主持编修宗谱。

“1795年(乾隆六十年)，阮元第一次主持修订并作序时才32岁，任山东学政，阮元的十二叔阮承鸿携旧谱到山东，两人共同商定，在旧谱基础之上增加12表，以"文秉枢衡、武承嗣荫"八字为排行。同时阮元对应六世祖"前人创之，后人因之"的期望，表示"元是以敬续此志，手为编录，后之子孙，昌大厥宗，引之勿替，益有望焉。"“1823年(道光三年)，时阮元年已60，任两广总督第六年又兼署广东巡抚。由于"祖祠庇荫"、"族人安吉"，族中又"丁男增多"了，所以阮元第二次编修了《扬州阮氏族谱》并作序。他在序中感慨"伊古以来，读书之家未有不以敬祖聚族为首务者"。

以敬祖聚族为首务

阮元三次主持修家谱

阮衍喜说，据《扬州阮氏宗谱》记载，阮元第三次修订家谱时，告老还乡已经八年，已是83岁耄耋老人。“当时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一年是阮元科举得中的周甲子，阮元重赴鹿鸣盛宴，又晋加为太傅，享全俸，这些恩宠他都在第三次修订的序中提到，并将道光帝给他的本年全俸拿出来，作为重修刊印之资。”

以廉教子俭以养德

阮元诗句训喻平等开明

阮衍喜告诉记者，在《扬州阮氏宗谱》中，阮元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家训家规，但是他的诗句包含对子孙后代的希望。

“比如"家计百年自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这首诗，表达了阮元励儿读书，家规寄情;以廉教子，俭以养德;与子论学，精心育才的个性特色，其共性与陆游的诗训教化特色极其相近，既有朴实无华的哲理语言;又有平等开明的训喻方式;还有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虽少尤精，功效不逊。这种诗书传家、俭廉治家、实学兴家的阮元家风，是阮元文化的一笔特有遗产，更是扬州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和发扬光大。”

阮衍喜说，近期，扬州阮氏后人小范围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议近期将再次编修《扬州阮氏宗谱》。阮衍喜表示，欲知兴衰者读国史，欲明本源者观家谱。而家谱之用，不惟可知家族兴衰之由，更可坚同宗手足之义。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三) 官做得最大最好的古代扬州人

扬州毓贤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阮元家庙。因为阮元曾经做过太傅，所以这条街又叫太傅街。在古代，官做得最大最好而且又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就是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扬州仪征人。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清史稿》称其“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因为阮元政声卓著，在平定海盗、捉拿逆匪、治水禁烟、创建学堂诸方面均非他人所及，故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这位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引导了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方向。他在经史、天文、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著述丰富，腹笥宽广。《清儒学案》总结他的治学旨要是：“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实事求是、无所不包”八个字，是对阮元的高度概括。

一手施政，一手兴文

阮元一生在仕途上跋涉了将近五十年。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地方，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浙江时，全力剿灭海盗，消除朝野大患。他在江西时，严格保甲制度，破获谋反大案。他在两广时，加强炮台设置，遏制鸦片走私。他在云贵时，整治盐务课税，安抚化外边民。他努力治理地方安全，同时对文化教育也尤为关心。

阮元之所以成为通儒、通才、通人，除了先天的超常秉赋，得益于他后天的旁搜博讨。他不但搜集金石碑刻，留心名物考订，对天文算学尤为关注。一部《畴人传》可谓烁古耀今，永远闪耀着倡导科学精神的民族先知的光芒。阮元之所以主持编撰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是因为他爱好科学。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他的考据主要是科技考古。《经室集》中的《匕图考》《铜和考》《栋梁考》《钟枚说》《古戟图考》《古剑镡腊图考》《考工记车制图解》等篇，都是阮元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作。阮元一生关注科技，他在南方时，对三江和浙江等水道变迁、名称变化作了详细考证，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并撰成《浙江图考》。他在北方时，考察古代黄河的动力，撰有《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详细阐述河道延伸与黄河河床抬高之间的关系。阮元是清代数学研究的推动者，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古代数学经典，如《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四元玉鉴》《算学启蒙》《割圆密率捷法》等。

注重实学，经世致用

阮元治学讲求会通，涉猎广泛，尤重实学，还读西方数学、天文之书。他在《畴人传序》中说：“早岁研经，略涉算事，中西异同，今古沿改，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尝旁稽载籍，博问通人。”充分表明了阮元开明的思想和态度。为科学家立传，中国本有传统。古代所谓科学技术人才，主要是指“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元史方技传》)，囊括了天文、历算、医学、占候、测验、遁甲、风角、修炼、吐纳、导引等方术之士。古人将推算历法称为“推步”，意为日月在天上运转，好似人类走路，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阮元的《畴人传》收录从上古时至清中叶的天文、历法、算学家三百多人的传记，包括外国科学家四十余人。全书记其生平，述其贡献，涉及天文、历法、算学、仪器等方面，而星占学则不收。书中的文字，都录自有关典籍，并有所评论。

《畴人传》由阮元主编，由李锐和周治平协助完成，并经钱大昕等协助订正，共四十六卷。全书收集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家的学术生平资料，把西方科学家作为附录。编者对许多科学家的评价相当精辟，也有些评价反映了阮元的保守观点。学者总结《畴人传》的特点是：介绍传主时，重专业而轻生平;选择人物时，重当代而略古代;叙述过程时，或详细或简略;确定范围时，有中国有外国;须作取舍时，留实学而去巫术;征引资料时，注出处而便查阅;评论传主时，求公允而不避讳。尤其是本书第一次为西方科学家立传，体现了编撰者的视野之开阔。

放眼中西，引领学风

《畴人传》作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传记，后人评为不朽之盛业。同时，《畴人传》与扬州人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清代中叶，扬州会通数学的人才辈出。像焦循、阮元、李、焦廷琥、黄承吉等人都精于中西数学。他们的数学研究领域，跨越算术、几何、三角、数学史、微积分等方面。他们的著作除了《畴人传》外，还有焦循的《加减乘除释》等。《畴人传》中记载的扬州人虽然不多，但都有独到之处。如扬州府泰州人陈厚耀，康熙进士，因其精通天文算法，被引见于康熙帝。康熙试他算法，让他画三角形，求其中线，以及弧背尺寸。陈厚耀写好算式后递上，康熙看了很满意，授与他编修。又如扬州府高邮人李，乾隆进士，幼年读书颖异，有神童之目。既长，博洽通敏，喜欢历算，代表了当时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再如扬州府甘泉人罗士琳，少年时跟舅父秦恩复在扬州读书，对于西方算法十分精熟。著有《三角和较算例》《弧矢算术补》等数学著作。

《畴人传》是阮元对中国科学史的杰出贡献。《畴人传》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所以版本和续作很多。

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乾嘉学派中还有个扬州学派，扬州学派中还有阮元、汪中、焦循和王念孙、刘文淇、李审言这样的名字。然而他们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

阮元是古代文人中少有的文运与官运两者都亨通的人。他出身于武功世家，独以文名闻世。据说，因为他小时候身体单薄，不能胜任驰射，他的父亲才让他改习经业的。而一旦弃武从文，却成就了一代大儒。他的学问从文字源流、名物考证、刊布文献，一直做到科学史研究。他的官职也从学政、侍郎、巡抚、总督，一直做到大学士和太傅。晚清时，名士龚自珍得以见到暮年归养扬州的阮元，崇拜不已，竭力称赞阮元的文章之美可比韩愈、李白，济世之才可比房玄龄、杜如晦。细细想来，实在也并非溢美之词。因为阮元的领军作用，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钟情故土，保护文化

阮元对于乡邦文物的珍爱，使人感慨尤深。将近两百年前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官员兼学者，带领着一批力夫前往扬州东关街，去完成一件重要的文化使命。他们将一块宋代残石从东关街二郎庙菜园里小心翼翼地搬出来，抬到附近安家巷的准提庵，安置在庵东侧的长廊里。看到古人遗留下的残石得到了妥善保管，在场的僧众一片欢腾，那位官员与学者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位官员与学者就是阮元。这一天，应该说在准提庵的历史上写下了沟通中华古今文化血脉的华彩一页。

算起来，这一年是大清王朝嘉庆丙寅年(1806)。四十三岁的浙江巡抚阮元正踌躇满志，在刚刚刻成了卷帙浩繁的《十三经校勘记》后，又与扬州太守伊秉绶商议编撰《扬州图经》《扬州文粹》等事宜。对家乡文化充满浓厚兴趣的阮元，这一年中几乎踏遍了扬城内外。只要他留心，似乎在扬州这座古城里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在城外的甘泉山，他发现了西汉厉王宫殿的础石;在城里的二郎庙，他又发现了这块宋代的三公石残碑。阮元是在前去准提庵访问，路经东关街北的二郎庙菜园时，无意中发现宋代残石的。他走进菜园，先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蔬菜，然后蓦然发现菜地中间有一块废弃已久的古井石栏，上面似乎隐隐有字痕。阮元觉得此石不寻常，于是立刻取水洗石，用纸拓字。经过仔细辨认，石头上刻的竟是“□熙十□三公石□”数字。“熙”字上面的一个字残缺不全，像是“淳”字。阮元想到以“熙”字为年号而时间超过十年的，只有宋代的淳熙，便断定这是宋代残碑。于是，一块从不为人注意的残石，在阮元眼中却成了至宝。

一年之后，阮元写了一篇《二郎庙蔬圃获石记》，记载了这一有意义的发现经过。阮元移石的准提庵，就是今天的准提寺，又称准提禅院、大准提寺，系扬州历史上的二十四丛林之一。

中国士子的最高标格

阮元出生在扬州西门的白瓦巷，但是这条小巷早已不知所在。如今的扬州古城毓贤街上的阮氏家庙，庄严而又朴素。家庙建于嘉庆年间，现在见到的有门厅、祠堂及隋文选楼等，但没有花园。阮元是个明白人。他生前曾经有人问他：“以你的身份，为什么不在扬州建一座园林呢”阮元笑道：“扬州人叫某园，都以主人的姓氏冠于园上，如张园、李园之类。我如建园，人必称‘阮园’，岂非整天叫唤我的名字吗”所以，他生前没有大兴土木，像盐商那样修建花园。他过生日怕人家来祝寿，宁可出去"躲寿"，独自在竹林中做一天隐士。这都体现了他高洁的品格。他的陵墓也不算豪华。阮元的墓在扬州北郊槐泗乡永胜村，原来有些祠堂、牌坊等建筑，后来遭到毁坏。现在冢前只有一些零落的石龟、石马，还有一座石刻墓表，记载阮元生平及家族简况。夕阳之下，徘徊于此，不禁俗虑皆空。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在所著的《说扬州：1550-1850的一座中国城市》中也多次提到阮元。她写道：“著名的士大夫阮元在社会和文学关系中起到了枢纽作用。”乾嘉学派的身影已经远去，然而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沉静，严谨，渊博，通达。

令人高兴的是，作为一代完人的阮元，他后裔兴旺，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各有所成。德行的回报可能有各种方式，阮元属于欧阳修那种“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的最好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