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11月5日四库七阁与天一阁藏书楼研讨会的发言整理，最近事情多，只整理出一半多一点，但这一部分正好涉及到近年来在《天一阁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对于范氏司马第历史范围的一些研究和推测。由于水平的限制，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判断的思路全部摊开来与大家共享，说不定会给我们的研究以更大的启发。因为是发言稿整理尚未完成，没有完整配图，请大家忍一忍，后续的完整版，在关键地方，我都会附图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动因方面，希望搞清楚天一阁最原始的历史遗迹，一方面是私家藏书楼价值表述的需要。比如今天开会我可以穿衬衫和西服，因为与场景相符合，但是如果是一场沙滩音乐会，着正装就不适合，我们说天一阁是私家藏书楼，说明这个藏书楼在宅居环境之中，如果宅居环境不进行还原，这座藏书楼最初的设计思路和建设方式就说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探究建筑基因的需要，我们也希望在回到最初去看初代环境过程中，研究出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一些微妙连接因素，或许可以对我们将来进行维修、保护和新建建筑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研究历史环境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外部边界轮廓和周边情况（环境格局），以及内部建筑结构，我这一次研究把重点放环境格局方面，而不是放在建筑结构。毕竟天一阁是一个明中期民居建筑，在周边月湖地区，宁波城里同样时期的建筑还是比较多。况且如果周边环境建筑边界不搞清楚，内部的结构也无从谈起，所以从逻辑上首先要开战空间格局的研究。

首先我列举了一些开展研究所需要的依据，包括官修志书，明代这座私家藏书楼并不受官方关注，反倒是乾隆和天一阁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发生关系以后，清代的官修志书反而有一些着墨如《光绪鄞县志》、民国《鄞县通志》，一些专业的志书也很有参考价值与如清代的《甬上水利志》《宁郡城河丈尺图志》。同时《敬止录》《四明谈助》等个人修撰的志书类文字也有一些相关资料可以获得。另外，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舆图如清代的《宁郡地舆图》、民国《最新宁波城厢图》等等。当然，天一阁自身的建设档案和周边区域的历史资料、考古资料也在梳理范围之内。在时间段的选取，放在天一阁建阁前后到1840年大概260多年的时间内，这段时间无论是范氏司马第内部还是宁波古城区域，城市面貌的变化并不是太大。

讲天一阁首先讲清楚宁波古城区域的环境。下面是几张宁波古城区域的历史演变图，依次是宋、元、明、清四个时代的演变示意图，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情况：

一是城墙的范围在公元898年之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二是尽管城市水系不断萎缩，但是西南隅也就是月湖区域水系保留的还是最为丰富和清晰的，天一阁正是在这个区域，这也为我们今天推测历史上的环境提供了便利。

接下来具体讲月湖，月湖作为唐代南湖残留的西侧部门，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在宋代的时候月湖上就形成了十个岛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月湖十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间的四个岛屿，自北向南分别是芳草洲（碧沚）、柳汀、花屿（湖心岛）、竹洲（松岛）；东侧三个岛因为水面萎缩和近代以来的道路建设，变成了现在镇明路以西的月湖东岸，自北向南历史上存在过菊花洲、月岛、竹屿；西侧三岛也一样，现在变成了长春路和月湖之间的西侧湖岸，自北向南分别是马眼漕北的芙蓉洲（天一阁在这里）、马眼漕南的雪汀和更南侧的烟屿。

为什么要讲月湖十洲，因为这是天一阁空间描述的大前提。《雍正宁波府志》载：“天一阁，明兵部侍郎范钦宅之东偏，左瞰月湖，为浙东藏书家第一。旧有张时彻，丰坊二记，康熙己未,元孙廷辅请于姚江黄宗羲，复为之记。”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天一阁大致位于范氏司马第建筑群与月湖之间。这里提一句，文中提到张时彻，丰坊两位明代人物都给天一阁写过“记”可惜今天看不到了，如果能够发现，或许有更为重要的空间信息记录在里面。

月湖的主水面清代到目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范钦宅”的具体位置。这就要说到芙蓉洲，宁波地方志关于芙蓉洲基本说法如下：“十洲初成之际，随景命名，芙蓉洲，洲前多照水红蕖，乃有“芙蓉”之名。”这个“芙蓉”就是芙蕖，也就是荷花的古称，并非今天说的“木芙蓉”。芙蓉洲“宋时为史丞相府，明时为闻天官第、李尚书第、李都督第、范侍郎第、杨尚书第、黄府尹第”，所以我们就清楚了，明代的时候，范钦的宅地，包括后来他营建天一阁的大范围，就在月湖十洲之一的芙蓉洲上。

因此，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明确芙蓉洲的边界。我这里依据的主要是光绪年间的《宁波城河丈尺图志》的《城河总图》以及民国四年的《宁波最新城厢图》的记录。对应《十洲志》《四明谈助》有记录：“自雪汀过芙蓉洲，水又两分；一由感圣桥入月湖，一由马牙漕底，达菱池。经三板桥、衮秀桥入月湖。”这就把芙蓉洲的边界说清楚了：

北侧边界到水仙庙河，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三板桥街；

西侧到菱池水系，今天已经变成了菱池街和天一阁广场，这一段水系在清代和民国的图中已经断了，具体原因我会在下文解释；

南侧边界就是今天我们还看得到的马眼漕；

东侧边界就是偃月街边上的月湖主湖面。

黄宗羲登楼之后，清代学者叶昌炽曾经感叹：

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

玉几金鹅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

现在看来，这第一句还真的是真实情况的描写，藏书楼方圆三百米之内确实是秀水环绕，这还没有说到小的支流。

芙蓉洲边界的明确，是有助于我们推测范氏司马第空间的。下面我具体来说范氏司马第边界的确定过程。

1司马第北界的确定

2010年，天一阁在建设目前的古籍库房之前，在现在白蚁防治所至天一阁三号的这一段天一街两侧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了明代房基、柱础、钱币和生活用品，根据范氏家族的家谱以及对其后人的口碑调查可以知道，范钦死后，继承藏书楼的长子的乾房继承了天一阁周边的建筑和土地，而次子的坤房则得到了北侧区域的宅地，所以推测古籍库房以北的区域，应为天一阁坤房遗迹。由于当时天一街以北还有大量居民居住，所以考古揭露的部门不足以看到这个建筑群最北侧的边界。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过，三板桥街的位置就是芙蓉洲北侧界河，一般来说把一条城内的主要干流放到私宅里并不多见，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范氏司马第的背界不会超过芙蓉洲的北界——水仙庙河。

2司马第西界的确定

关于司马第的西界，一直有一个比较偷懒的说法，因为《四明谈助》说到过现在天一街口的范氏西园，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今天长春路底下是西城墙，所以有文献就简单的说范钦宅西到城墙根。但实际上范式西园只是范氏司马第的一块“飞地”，主建筑群还在更东侧的地方。请看以下两条信息：

《四明谈助》：“范氏西园：在司马第之西，背城面河。其河本自马牙漕来，北通菱池，达社坛桥大河。自嘉靖间（1522-1566）闻主事塞河后，遂为断港。如今大池，横于西园门前，池上有洲，叠假山，古柏阴森，颇有幽趣。”这说明范氏西园在城墙和芙蓉洲西边的界河之间，这条河原来跟南北侧的界河是通的，但是在嘉靖年间，被人为切断，变成了大池，池上还有小岛。

成化《简要志》：“锦里桥即三版桥，在菱池头，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今属兵部侍郎范钦。”这条记载告诉我们，断港的人是闻源，很可能是为了生活便利或者风水需要，同时把水引向自己的宅地。关于闻氏宅地，我们在讲范氏司马第南界的时候在具体说明。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把范氏司马第的西界在嘉靖年间的菱池断港。

3司马第南界的确定

南界的的确定就需要考虑到范钦的邻居——闻氏了。《石马塘闻氏家谱》：“月湖之右，自虹桥直进马牙槽，临河面南，有屋四楹。”“楹”在这里我们作组、院来理解。这句话给我最重要的信息时，闻氏宅第从今天偃月街（虹桥）开始，自东向西排开，一直延伸到漕底。为什么说肯定延伸到漕底？因为联想《成化简要志》所云：“……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这位闻家的大官人可以将芙蓉洲西侧水系断开后引入自己家中，其前提就是距离不远且中间不经过别人家里。以此推断，范氏司马第南侧与闻氏兄弟的建筑群相邻。那么两家交界处在哪里？

在九十年代，天一阁南园周边地区的建设中，我们在休整范氏余屋和回复司马第台门的过程中发现了司马第中厅建筑最南侧的明代院墙，和台门前照壁须弥座的基础，由此可基本确定：南侧与闻渊、文泽兄弟的府第的边界在现在天一阁景区内部的“服务中心小水池——范氏余屋——司马第台门”一线。

4、司马第东界的确定

东侧就相对简单，因为当时天一阁的选址就在司马第原有建筑群的东南侧，所以这一建筑群的东界分为两段，北侧东界，基本与天一阁西侧备弄重叠，这也是天一阁出现之前范氏司马第原始的东界面。南侧东界，因天一阁的出现被向东推到了天一阁庭院的东墙。

至此，范氏司马第1840年之前的基本格局或者说四至范围就明确了，当然，任何城市、街区、家族的历史都是动态的，这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很可能局部区域会出现一些变动，有些变动很可能大到局部改变边界的走向，但是我们认为大致地格局应该是准确的。

去年我馆同任与天津大学的同学合作，对范氏司马第乾房（今天一街以南部分）的建筑肌理进行了推测，而坤房部分，由于后期建筑的干扰和考古信息的不完整，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但是我们推测乾房和坤房的中轴线并不完全重合，在坤房局部区域很可能存在“丁”字形的建筑格局，这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揭露和研究。

当我们对尼泊古城、月湖、芙蓉洲、范氏司马第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之后，再来看天一阁藏书楼，就很容易得出关于天一阁建设的三个结论：

一是地择东南。实际上从司马第后来的演变来看，天一阁建在西、北、东三面都有可能。但是范钦最终选择东南角，很可能处于三个原因：一是东南角的空间相对更大，北侧和西侧都临近芙蓉洲界河；二是出入更为方便，紧邻司马第台门；三是不排除读书人对于文昌位的偏爱。

二是相对独立。无论是天一阁还是皇家七阁，都是主体建筑群里的小字辈，说白了就是后加的建筑。所以建设者客观上也只能原则空旷、相对独立的区域。同时主观上读书藏书活动对于与日常生活和礼仪活动关联度也不高，那么建设者也进一步在主观上刻意离开其与主要生活、工作轴线的距离。

三是附加庭院。这一点也是主客观因素共同推进的，明清江南读书人主观上总是希望在读书藏书之处有雅致的园林点缀，而相对独立开阔的场地选择又正好支持了范钦的这一想法，而天一阁这种藏书楼附带园林庭院的做法又被“写仿”进了七阁基因中。这里需要辩证的就是，尽管现在的天一阁的前后假山是清初范光文所建，但这不代表明代没有园林。明代文学家屠隆在去过天一阁后留下一首《范司马公园》诗：

秀木扶疏众草齐，开残红药半香泥。鸟窥青嶂平湖入，人倚朱楼落日低。

曲窦暗通花径外，垂杨横过石阑西。坐来麋鹿深深见，不是桃源路已迷。

足以证明那时候的天一阁就已经是一个很漂亮的私家园林了。

淮[淮，读音作huái(ㄏㄨㄞ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夏、商、周王朝时期历代的伏羲氏后裔淮夷族巫祝，属于以氏族称谓为氏。

据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的记载：“成周之会，墠上张赤帟阴羽，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朝服，八十物缙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无繁露，朝服，七十物，缙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尹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缙笏。为诸侯之有疾病者，阼阶之南，祝淮氏、荣氏，次之慓瓒，次之皆西面，弥宗旁之。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

阼阶，就是朝堂大殿东面的站阶。站阶，是王朝臣子们上朝时被指定排站的地方。

西周灭亡后，在东周王朝重新建立之时，众臣在成周(西周东都，东周王都，又称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排班，站在阼阶靠南者，是周王朝的精神象征——巫者、庙祝。其中的淮氏，为当时的淮夷族人，是周王朝的巫祝(男巫师)，由此可见淮夷族人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

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公元1776～1847年)在《姓苑》中分析：“当指水为姓，如河氏、淮氏、湖氏之类。”

祝淮氏，就是在周王朝中担任巫祝职务的淮夷族人，其后裔子孙，以先祖的氏族称谓为姓氏，称淮氏。

注：

淮夷族，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是最早融合于华夏族共同形成汉民族的氏族群体，也就是与华夏族并立的“夷族”，其在夏、商王朝时期称之为“夷”，西周时期，将其分为东夷和淮夷两个组成部分，最后在春秋时期彻底融入汉族。

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夷族，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华夏族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替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在1943年所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认为：“远古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蛮三大集团，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太昊是东夷集团的代表。”

著名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的翦伯赞经考证后也在《中国史纲》中说：“中华民族早期的大融合，主要是以三个部族为核心的，他们是黄帝族、炎帝族和夷族。”

近有学者认为，称夷族为“羲黄子孙”，比称作“炎黄子孙”更恰当。

太昊，即伏羲氏，为六千四百余年前曾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首领，他带领部落由甘肃天水迁至淮水以北的淮阳。之后，淮水流域乃至中国东部的以鸟、马、虎等为图腾的部落来归，伏羲氏融合了诸多氏族图腾，最终形成了以“龙”为图腾的东夷氏族，龙便是由虎头、鹰爪、牛耳、马脸、鹿角、鱼鳞、虾须和蛇身所组成的，其中，淮夷族人先祖的图腾就是“虎”。太昊伏羲氏定都于淮阳(古淮阴，今江苏楚州淮城镇)，隔着淮水与淮阴遥遥相望。

伏羲氏为“百王先”，他在古书中为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之先、五帝(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首。中国古代史学家早就考证出，太昊伏羲的第十五代后裔是炎帝神农氏，神农氏之后五百年才有黄帝。

太昊伏羲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首创了八卦，造书契，发明网，制琴、埙，制定婚娶的礼仪，并以“龙”命官名，把人民带进了文明社会，因此被称为“人文始祖”。他所创的八卦不但是中华科学“数、理、象”理论的集大成，也在公元十七世纪为西方“数学二进制”及计算机的发明作了启迪。

台湾学者李田井甚至认为，炎帝的事迹在史书中无多，而且还有黄帝屡次败绩于炎帝的记载，故而，说中华民族是“羲黄子孙”，比说“炎黄子孙”更为恰当、贴切。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后裔，属于以为氏。

该支淮氏，据传是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

大汉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共生有八个儿子，刘安的父亲刘长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楚汉之争的尾声即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败亡后，刘邦在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茶等诸侯王的“劝进”下，由“汉王”晋基而成了汉王朝的皇帝，完成了由秦到汉的历史性过渡。

汉王朝建立后，西汉中央政权与各诸侯王的矛盾很快便浮出水面，在激烈的利益冲突下，各诸侯王纷纷举兵叛乱。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农历7月，淮南王英布首起率兵反汉，年老体弱的刘邦抱病亲率大军迎战，并最终将英布击败。此后，在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中，刘邦得出了一条“经验教训”——各诸侯王之所以会与中央政权离心背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姓“刘”。

于是，刘邦开始将诸侯王分封给刘氏的宗室子弟，到他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去世时，总共有九位刘氏子弟被封为诸侯王，其中的刘长接替了英布的藩封，被刘邦立为淮南王。淮南藩国共领有九江、衡山、庐江和豫章四郡，都城在寿春，即今江西省寿县。

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却表明，刘邦总结出的这条“经验教训”实在是荒唐透顶，被他亲自册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随着羽翼的丰满和势力的膨胀，又很快走上了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老路，他们不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至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没多久，济北王刘兴居便首先举兵反叛；公元前174年，被汉文帝刘恒“待以兄弟之礼”的淮南王刘长也起了叛心。

刘长的生母赵姬原是赵王张敖的姬妾，当年刘邦伐秦经过赵国时，赵王将赵姬献给了刘邦，赵姬在和刘邦一番巫山云雨之后竟有了身孕。后来张敖叛乱，赵姬受牵连被捕，她在生下刘长后愤而自杀。

由于有了这样的出身，刘长从小便养成了叛逆的心理，在被立为淮南王后，他更是将这种心理发展到了极致，平素为人傲慢，骄横无比。到汉文帝时，刘邦的儿子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剩下的只有汉文帝和淮南王二人，因此，刘长做起事来更是骄纵妄法，无视朝廷的各种典章制度。比如他因为怨恨大臣辟阳侯当初没有替生母赵姬辩白，就寻机用袖中藏着的一把铁锥，亲手将辟阳侯杀死。

刘长不仅在淮南国内不用汉法，而且还自己任命起各级官员来，小小的淮南国，俨然成了不在汉王朝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公元前174年，刘长暗地里派人与太子刘奇等人勾结，并打算联合闽越人和匈奴人联手叛乱。但是，刘长的密谋很快便被朝廷发觉，他本人也被捉拿到了京城。

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汉文帝因念及兄弟之情，并未依法处刘长极刑，而是将他废爵流放到蜀郡。刘长在发配途中绝食而死，时年仅二十五岁，死后被谥为“淮南厉王”。

刘长死后，淮南国藩号被取消，收归中央管理。

两年后，汉文帝又想起了刘长这个自杀了的弟弟，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便下诏将刘长四个年仅七、八岁的儿子都封了侯；到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即淮南、衡山和庐江，封给了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寄望于幼年便惨遭丧父之痛的刘安能对汉王朝忠心耿耿。

然而事实上，刘安的一生，始终就是在对朝廷的不满、怨恨和异心频起之中度过的。

刘安不同于自己骄横无比的父亲，他喜欢交游宾客，在做淮南王时，他招募的宾客和术士最多时竟达到了数千人。这些宾客在淮南王府不仅从事讲学、炼丹之事，而且还经常与他进行为政、治学以及做人的讨论。

刘安也不同于一般的皇室子弟，他从小就不太喜欢骑马、打猎，而是爱好读书、学艺、弹琴，尤其热衷于道家黄老之术。由于天资聪明，加上勤奋好学，到汉武帝时，刘安已“流誉天下”，成了国内颇有名气的学者，在各诸侯王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汉武帝对他这位才华出众的皇叔很是欣赏，曾专门召他来长安撰写《离骚传》。据说汉武帝清晨下达了诏令，刘安中午就把《离骚传》给写好了，汉武帝看过后连声称赞。

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刘安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刘安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亦名《淮南鸿烈》)。

《淮南子》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道训》两篇，共二十余万字。又著有诗歌《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淮南杂星子》十九卷、《淮南万毕术》等，其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

在《淮南子》中，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淮南万毕术》中就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据考证，“曾青”就是指铜的化合物，有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是铜绿，说法不一。

刘安好黄白之术，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

刘安的治国思想是“无为而制”，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

尽管刘安的治国政策得到百姓的拥护，可是在那独尊儒术的时代，他所奉行的道家思想却屡遭汉廷驳斥。因此，汉武帝虽然非常欣赏刘安的才情，但他强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却和刘安推崇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南辕北辙，而父亲刘长之死更成了刘安心中的一个“死结”。因此，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

不过，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由于门客雷被的告状，以及门客伍被、孙子刘建的告密而划上了句号。

在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有八个人最具才华，他们分别是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八个人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其中雷被是一位剑艺精湛的剑客，他在与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一次比试中，失手击中了刘迁，从此惹怒太子，后来更是被逼得在淮南国里待不下去了。雷被于是向刘安请求：跟随大将军卫青去打匈奴。没想到刘安听后，反倒认为雷被起了叛心，并将其免了职。心怀怨恨的雷被索性逃出淮南王府，跑到长安城状告起刘安来。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被判弃市死罪。此时正忙着“削藩”的汉武帝，早已对刘安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因此雷被这一状正好告对了时候，汉武帝顺水推舟，剥夺了刘安的封地。

“八公”中的另外一位门客伍被，在得知刘安准备谋反时，曾经多次进行劝阻，但刘安不仅不听，还总是拿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例子来反唇相讥。伍被见自己的谏言得不到采纳，也决定反戈一击，将刘安谋反一事密报给了朝廷。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刘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孙子刘建又跳了出来，朝自己爷爷的心窝上狠狠地“捅了一刀”。刘建的父亲刘不害因为是庶出，很少得到刘安的宠爱，长期心存怨言。因此，他那个“没长脑袋”的儿子刘建，竟然也跑到了长安城告起状来。刘建的目的原本是想陷害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淮南王的继承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状恰恰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了黄泉路。

如此一来，雷被告状在前，伍被、刘建告发在后，汉武帝遂派有名的酷吏张汤前来办案，结果认定刘安谋反属实。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自杀身亡，终年五十四岁；而与他串通一气的衡山王刘赐闻讯后，也自杀而亡。

刘安死后，汉武帝下旨严厉追究此事，因此而受牵连而被杀者多达数千人。此后，汉武帝又下诏废除了淮南国，将淮南故地改为九江郡，收归中央管辖，淮南王藩族至此覆亡。

后来，刘安一支中侥幸脱逃的族人，因祖上曾经是淮南王，故有将刘氏改为淮氏者，其后代延续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燕国钜燕，属于以为氏。

智淮氏，高丽文为“”，为箕氏朝鲜的国民姓氏，其来源于战国时期燕国遗民，在古朝鲜分为邵燕、钜燕二部。

智淮氏出于钜燕，钜燕，即巨燕，指今山东北部地区，古属燕国。

箕氏朝鲜第四十一代王箕准执政时期，正值秦末汉兴，刘邦、项羽二人逐鹿于中原，史称“楚汉相争”时期。中原齐、赵及燕地之民数万口因避战乱而亡命于准(箕氏朝鲜)，箕准辟其西地予以安置。“钜燕”，就是指秦汉之际避乱于源于箕氏朝鲜的山东燕国移民。

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汉燕王卢绾反汉，汉以樊哙、周勃伐燕，燕王卢绾亡命匈奴。时有燕国人卫满，乘卢绾亡命之机，聚党千余人，东渡浿水(今朝鲜大同江)投奔箕氏朝鲜。

卫满到箕氏朝鲜后，建议箕准开放其西界接纳中原亡命之人，以为朝鲜之屏藩。箕准采纳了卫满的建议，并拜卫满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命守西界。

后来，卫满谎称有十路汉军来伐，求入内宿卫，箕准稀哩糊涂地同意，开门辑虎，之后卫满联合党羽反叛箕准，箕准入海逃至韩地，自号韩王。箕氏朝鲜至此亡。卫满占据箕氏朝鲜后，以故燕、赵、齐诸国亡者，举卫满为王，立都于王险城，史称卫满朝鲜。

汉王朝定天下后，辽东太守即约卫满为外臣，负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

到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原卫氏朝鲜的秽君南闾降汉，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汉武帝以其地置海郡(今辽宁海城)，智淮氏随之内迁中原，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智氏、淮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唐朝时期沙陀突厥族汪古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洪衮氏，亦称洪果氏，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满语卫Honggon Hala，汉义为“槐”， 源出沙陀突厥汪古氏部落，出于金国时期的古姓黄帼氏，世居萨哈尔察(今吉林敦化)、吉林乌拉(今吉林永吉乌拉街至辉发河口、拉发河流域、双阳境。包括乌拉城、宜罕和林、金州、孙扎泰、俄漠、优哈尔、斐优等)等地，所冠汉姓为淮氏。

二分布：

山西省的运城市万荣县北薛朝村、荆淮村、中阳村，河北省的张家口市，陕西省的宝鸡市扶风县、沙河市淮庄，河南省的南阳市等地，均有淮氏族人分布。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地的淮氏族人今为客家人。

三郡望：

吴兴郡：周朝始置县，三国时期吴国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取吴国兴盛之意，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东晋朝义熙初年(公元405年)移至吴兴(今浙江吴兴)，当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湖州市、余姚市、杭州市、德清县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一带县地。隋朝仁寿二年壬戌(公元602年)因地濒太湖而改名湖州。唐朝时期亦曾改湖州为吴兴郡。

四历史名人：

淮　氏：(生卒年待考)，俗名待考，法名释善胄；瀛州人。著名唐朝西京净影寺高僧。

通敏易悟极闲谈激，机辩为心美誉闻彻。

于唐仁寿末年奉敕置塔。后护送舍利于梓州牛头山华林寺。淮氏严舆将达感猪八头。突到舆下从行至馆。驱逐乃走还来如故。渐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壮伟随舆旋绕数匝便去。即至州馆。夜放大光明彻屋上。如火焰发。食顷方灭。又掘塔基入深丈余。正当函处得古瓷瓶。无盖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内。寺九层浮图。从西南角。第二级放光上照相轮。如五石瓮。黄赤如火。良久方隐。又堂内弥勒佛。亦放眉间紫光。并二菩萨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后七度众人同见。

淮宏珍：(公元1946～今)，山西万荣人。著名地方环保技术专家。

1970年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机械系。

1970～1973年任运城盐化局技术员；1974～1987年任运城行署环保局工程师。

1987年至今任运城行署计委投资科长，地区重点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省劳动模范。

多年从事经济技术开发研究，多次参加全国试点开发及跨省区开发等课题的组织和研究工作。

科研项目“硫化碱废水闭路循环干法排泥新技术”，获山西省1984年科学大会三等奖，1985年被国家环保局选人《全国环保科技成果汇编》；国家试点课题“山西省河津铝基地国土开发整治综合规划”，获山西省1989年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获陕西省渭南地区1990年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要论文有《永济小麦受害考察报告》、《运城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研究》、《关于建立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的构想》、《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有色工业开发前景研究》、《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技进步是企业振兴之本》。

1990年以后，作为副主编，先后编著出版了《市场营销奥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两本专著。

目前进行区域经济结构研究和生产力布局研究、区域经济中长期规划和重大项目管理。

一、姓氏源流

公西（Gōng xī）姓源流单纯，源出有一：

出自姬姓，鲁国公族季孙氏的支系后代所改。公西一姓，据《姓氏寻源》记载，出自春秋时鲁国公族，为季孙氏的支子后裔所改，以公西为氏，称公西姓。公西氏在春秋时代也是鲁国的一个公族，出自权高名重的季孙氏，算起来也是周文王的姬姓后裔。从《姓氏寻源》追溯，在孔子的众多门徒中，姓公西的不少，其中数公西赤的名气最大，也最有成就。公西氏鼎盛于鲁，是现在山东境内的一大名门。

得姓始祖：季孙（见上）。

二、迁徙分布

（缺）公西姓在大陆和台湾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公西氏源自于春秋时鲁国三大贵族姓氏之一的季孙氏，是季孙氏的一个分支。公西只在春秋时期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后世很少有关于这个姓的记载，只有部分世袭的公西姓氏还依然存在。公西氏鼎盛于鲁，成为今山东省境内的一大名门。公西姓族人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浚县一带。望出顿丘郡。

三、历史名人

公西赤：春秋末年鲁国人。姓公西，名赤，字子华，亦称公西华。在孔子弟子中，以长于祭祀之礼、宾客之礼著称，且善于交际，曾“乘肥马，衣轻裘”，到齐国活动。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钜野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公西子”。

公西蒧：字子上（应误，《孔子家语》作字子尚。“蒧”，通点，故又作公西点），孔子弟子。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宋封“徐城侯”。

公西舆如：字子上，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弟子，唐赠“重邱伯”，宋封“临朐侯”。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顿丘郡：始建于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置，治所在顿丘（今河南省清丰西南），下领四县，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省清丰、濮阳、内黄、南乐、范县等地。北齐废。

2、堂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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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西姓宗祠通用对联

〖公西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光尊一族；

代出三贤。

——佚名撰公西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公西氏与鲁国国君同族。下联典指公西氏三贤：公西赤，字子华；公西蒧（点），字子尚；公西舆如，字子上，都是孔子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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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西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言志愿为傧相；

受学俱列圣门。

——佚名撰公西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时鲁国人公西赤，字子华，孔子弟子。曾侍孔子谈论志向，说：“举行宗庙祭祀或诸侯会盟时，我愿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个小司仪。”孔子说：“如果公西赤只能做个小司仪，又有谁能做大司仪呢？”下联典指春秋时鲁国人公西蒧（通“点”），字子尚；公西舆如，字子上；公西赤，字子华，都是孔子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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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西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赤日炎炎烈如火；

子孙代代俊且贤。

——佚名撰公西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以鹤顶格镶嵌公西氏“三贤”之一公西赤子之“赤子”二字的嵌字联。

鲁国同族渊源远；

季孙分支流光长。

——佚名撰公西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公西氏与春秋时鲁国国君同族。下联典指公西氏为季孙氏的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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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西姓典故、趣事

〖周富济贫〗

《论语》：“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岁。有一次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这时孔子大概在当政。冉求是公西赤的同学，他因为公西赤还有母亲在家，于是就代公西赤的母亲请求实物配给，也就是请拨一笔安家费。孔子说，好，给他一釜。“釜”是古代度量衡的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这是米谷的成数，数量不多，所以冉求为他“请益”。冉求为同学说话了，老师，一釜少了一点，给他增加一些吧！于是孔子说，好吧！加给他一庾。庾是古代容量的单位，十六斗。等于说孔子原来给他五万元，现在又增加了八万。大概当时冉求是在孔子那里当总务，“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了同学，不管孔子的意见，另外自己一批给了五秉。当时十六斛为一秉，现在来说，数字相当大，好像一下子给了三五十万了。事后，孔子知道了，但是并没有责怪冉求；这也是一种教育。当然现在做官就难了，以前做官，讲情、理、法，除了法律以外，还要合理、合情。不像现在的时代精神，以法治为主，专讲人事法规与人事管理，往往无法兼顾情理。冉求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孔子如果专讲法令，那冉求是不对的，很可能要撤职查办。但是孔子没有追究，他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袭。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意思是对学生们说，你们要知道，公西赤这次出使到齐国去，神气得很；坐的是第

一流的交通工具，穿的是第一流的行装。等于现在西装几十套，皮箱几十口。他有这许多置装费，额外津贴，尽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他妈妈用。我们帮忙别人，要在人家急难的时候帮忙人家。公西赤已经有了办法，再给他那么多，不是成了锦上添花吗？这是不必要的。这也就是所讲“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的道理。

不过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助人是件很难的事，这牵涉到社会心理问题。比如有一个朋友，又穷又病，于是替他找些朋友出钱治病。同样是这人的事情，去找了一位朋友三次，第四次以后，就要找别的朋友了。有时为了周人之急，我们可以要求别人：“再来一次！”但别人的答复说：“今天实在不行。”我们也许可以勉强的说：“这一次算我要的！”这就等于硬上了。但是某人一死，朋友们又很热心地出钱出力帮忙买棺材了。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真使人有很大的感慨，也感觉很奇怪。当某人生前有急难的时候，替他奔走，找人帮忙还不大顺利。而他死了以后，大家又这样踊跃帮忙，同情他，可怜他穷病得死了。这种心理用在某人生前多好呢？把准备给他死后买棺材的钱，在他生前多出一点医药费好不好呢？这都要仔细思量。所以说，道德行为，又该怎样讲呢？研究下来，还是应该“济人须济急时无”，比较重要。孔子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已经有了的人，就不必再给他了。

从公西赤的事件看起来，好像孔子当主管时，对于财政的管理是比较紧缩的。但是接着这一节书连下来，便讲到另一件类似的事情，证明孔子对于财务并非悭吝。

孟令保整理和续修的《孟氏家谱》分为旧谱和续谱两部分， 大约７万字， 收录了从明末清初迁入辽宁省抚顺地区的孟子第六十三代后人起， 到现在为止的第七十九代 后人的情况辽宁省抚顺市驿马站村的村民大多姓孟， 其祖先为孟子的第六十三代孙。由孟令保整理的《孟子家谱》旧谱， 是驿马站村孟氏后代于清朝光绪８年（公元 １８８２年），经山东邹县孟庙所认可的“ 孟子世家流寓辽宁抚顺驿马站支谱”，共分四卷。此《孟氏家谱》 支谱现保存于驿马站村孟氏族人之手。５２岁的孟令保 是沈阳化工学院教师，续修《孟氏家谱》始于１９８２年。《 孟氏家谱》旧谱不仅收藏有山东邹县孟子故里图，提及孟子林、 孟母林、亚圣庙，还有孟母三迁祠寺 庙、孟子画像、石像，以及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孟子后人封号恩赉等。 新谱分为五卷，增加了孟庙、孟子故里、孟子像等建筑的彩色照片。 孟令保此次续修《孟氏家 谱》， 除增加从光绪８年至今１００多年间抚顺孟氏族人的后代名丁外， 还进一步考订了旧谱中有关《孟子年谱》中的相关内容。 孟令保还亲手绘制了一幅长２米、 宽１米的《孟氏族谱世系挂图》，收录了孟氏一族从黄帝起至孟子， 再到孟子第七十九代孙的繁衍发展史。孟子名轲，字子舆， 大约生活在公元前３９０年至前 ３０５年间，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主张“遵先王之法”，实行“ 仁政”、“民为先”，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曹云金发长文怒怼郭德纲，为何老郭却这样回应？当时老郭的回应是“有难了，说一声，我管你”。笔者觉得，郭德纲之所以这样回应，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师恩如父爱，对徒弟的百般容忍与呵护。另一个就是郭德纲可能有难言之隐。

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无论是夫妻之间、父子之间还是师徒之间，时间久了，都容易出现摩擦产生矛盾，按照常理来说，这也没什么，毕竟还有舌头碰牙的时候呢，解释清楚了自然也就过去了，可是偏偏有人还很“较真”，非要兵戎相见不可。这种事在郭德纲身上就曾经发生过。

如今的郭德纲，已经成了娱乐圈里的大咖了，想必也没有哪个徒弟敢不敬了吧，但是在当初，在郭德纲及德云社还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刻，郭德纲的几位弟子先后离开了他，而且表现得还很决绝，对曾经的师傅有种“不依不饶”的感觉。

面对徒弟对自己的长篇怒怼，郭德纲表现得还是很大度的，他并没有选择与徒弟“死磕”，而是选择了息事宁人。可见郭德纲除了技艺超群，在艺德上也是很令人钦佩的，毕竟师徒一场，还是好合好散，何必闹得不可开交，被世人耻笑呢？

笔者觉得，郭德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回答，无外乎有两种想法，一个就是他宽宏大量，对徒弟有情有义，另一个就是他的确有难言之隐。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面对徒弟的“讨伐”，郭德纲选择了包容，正所谓师徒如父子，谁家的孩子能不犯错呢？既然是孩子，家长多半还是会选择原谅的。所以郭德纲在对待曹云金的问题上，他选择了自己退让。并且对徒弟说，如果你混不下去了，师傅还会管你的。可以说这是一句令人泪奔的回答，不知曹云金看后会是如何感想呢？不管怎么说，师徒一场，都不应该撕破脸皮的。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点也不得不令人怀疑，那就是郭德纲有难言之隐，他的难言之隐又会是什么呢？笔者觉得，很有可能是曹云金说的某些事的确真实地发生过，而这些虽然看上去郭德纲做得有些过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郭德纲也是不得已为之。为了生存发展下去，郭德纲可能做了一些令徒弟们不满意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吧，郭德纲能如此大度地回答徒弟，还是令人敬佩的。最为曾经的师傅，能够如此的宽宏大度，也是郭德纲众弟子的荣幸吧。我们也希望，今后的郭德纲及众弟子们，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而不是事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