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2杀故主晋爵亲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后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不一，甚至是两极化。

有人认为，由于他作为汉人，却与清朝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人政权的覆亡，加上曾杀死永历帝、明朝皇族、大臣等，故他的行为应被视为“汉奸”。因此故经常有人拿“现代吴三桂”这个称号来攻击对手。 吴三桂

也有人认为，在动荡的明清交际时代，吴三桂不过是忠于他和他的家族利益行事，所谓汉奸评价实在太过苛刻。更有人指撰写《圆圆曲》讥讽吴三桂的吴梅村本人，最后竟然自己去做到清廷的国子监祭酒侍讲，在道德高度上实在没有资格去写诗辱骂同样是投清的吴三桂。

现玉田县南部窝洛沽镇，仍保留着完整的《吴氏家谱》，其中记载，吴三桂引清入关的原因，皆因李自成逼迫吴三桂投降，未果，一怒之下，在北京杀吴家百余口，原文如下：“李贼进京，于宣武门外，杀吴家百余口”，并未闻怒发冲冠为红颜。家仇所使，这才是他引清入关的真正原因。

史书点评

《清史稿》：圣祖初亲政，举大事书殿柱，即首“三籓”。可喜乞归老，曷尝言撤籓？撤籓自廷议，实上指也。三桂反，精忠等响应，东南六七行省皆陷寇。上先发兵守荆州，阻寇毋使遽北。分遣禁旅屯太原、兖州、江宁、南昌，首尾相顾，次第渐进，千里赴斗而师不劳。三桂白首举事，意上方少，诸王诸将帅佐开国者皆物故，变起且恇扰。及闻上从容指挥，军报迅速，阃外用命，始叹非所料。制胜於庙堂，岂不然欤？上不欲归咎建议撤籓诸臣，三桂等奉诏罢镇，亦必曲意保全之。惜乎三桂等未能喻也！[1]

    《聊斋志异喷水》讲述了一个瞬间发生的恐怖事件。故事里的人物有名有姓，且大名鼎鼎，诗人宋琬。

    中国人曾经是很感性的，当然，并不是说现在中国人就理性了，整体看是更少人性。扯远了，历史上中国诗歌浩若烟海，诗人璨若星河。清诗放到整个诗歌史上观察，却是中国古典诗词走向尽头的一段，“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宋琬的诗歌水准，在清初称“南施北宋”，数一数二，却逃不过时代的局限，也就那样了。

宋琬的个人经历也限定在时代的局里，一个字概括：“衰”！

他经历的时代，是中华文明最后挣扎不起，以致沉沦的时代。

其高祖父宋黻是明英宗天顺四年进士，也是莱阳第一位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副使；曾祖父宋耀、祖父宋述皆为廪膻生；父宋应亨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哥哥宋璜是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宋琬本人是清顺治三年进士。

宋琬的衰首先是国破家亡。

崇祯十六年二月初六日，清军由东北破莱阳城，宋应亨驱家僮巷战，死者三十余人，应亨项中一刀，被执不屈，以死（一说中箭而亡）。焦头烂额的崇祯还抽空追赠了宋应亨太仆卿。

宋琬当时在北京或者自北京去杭州找任推官的二哥，在路上，从而躲过一劫，到杭州得知宋应亨死，哥俩一同回莱阳，丧事毕，避祸南迁，住在友人张幼量在南京的房子里，专心生孩子。张幼量在聊斋《鸽异》里友情出演。

压下心中的国仇家恨，宋琬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顺治三年中进士。

《喷水》开篇“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所僦第甚荒落。”

部曹的部源本指吏部，后六部的司官都可以称为部曹了。宋在顺治四年到户部任职主事。

宋琬先是跟随父亲进京(宋应亨曾任吏部稽勋司郎中，比主事高两级，真正的部曹)，后来又到北京读大学，对于北京非常熟悉，之所以租个非常“荒落”的房子，原因简单----穷。

宋“部曹”，正六品，相当于副厅，在北京官不算大，加上宋家的房地产在莱阳城破之后被同族夺占，买房是肯定买不起了(北京限购，没有户口也不许买)，租也不起（曾国藩的薪水有一半要交房租，叫苦连天的）。

宋琬只能租在宣武门外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蒲松龄描述可能是准确的，保不齐北京外城外了，按今天的说法，出了五环了，六环以里。

宋琬比蒲松龄大二十五六岁，故尊称先生。

说完先生，我们说说“太夫人”。宋琬的母亲姓孙，在聊斋里被鬼喷水而死。这种死法如今很少见了，社交网络的喷子们使得今人都有了群体免疫力。

孙氏躲过了兵灾却躲不过口水灾。

然而，蒲松龄的记录被王士桢打脸了，王阮亭（王士祯的号）的评论：“玉叔襁褓失恃，此事属传闻之讹。”

襁褓指一岁幼童，失恃是丧母之意。宋琬出诗集时亲自请王士祯审定的，王士祯不会连这个都搞错吧？

还真就错了。

错的还不止王士桢一个人。

头一个，计六奇，他写了一篇《宋应亨不屈》，提及宋琬为宋应亨次子。其实宋琬行三。

宋琬的诗虽然不太那个，但标题非常有特色，都非常的长长长长长长长长吃不消。关于他大哥宋璠生卒年有《岁已亥畅月十有三日，恭值我太仆长兄六袠有二初度。又四日，则吾嫂张恭人设帨之吉,盖长于余兄者一焉。硕人君子,百年偕老，闾内雍雍,琴瑟在御,虽诗人所咏<葛覃>、〈樛木〉诸什，何以过之,宜其和能致祥，以引无疆之年也。琬系官于外,不克称百年之觞者十三载于兹矣。念具尔之无多，知还辕于何日，爰命画师绘图为寿，图成而系之以诗，俾童子诵以侑酒》可以推算。

太仆指宋璠在明天启年间担任光禄寺署丞，加行太仆寺少卿。行太仆寺负责山陕甘辽的马政，与太仆寺同级，入清后俩部门合并了。

因为宋璠的缘故，他祖父宋述被明政府追赠了太仆。

这一家都是太仆。

这一套惠而不费，清政府也玩，不好追赠宋应亨啥，太仆名额也被占了，追赠了宋述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参议，给宋琬一次光宗耀祖的机会。

已亥是顺治十六年，畅月为农历十一月。

宋璠应该是在莱阳和宋应亨在一起，也躲过了兵灾，至少活到了顺治十六年冬。

从史料记载来看，莱阳城破后，宋琬家里人员伤亡除了那三十余家僮炮灰，也就是宋应亨了。宋琬后来写《益咏堂记》隐晦地提到这段伤心往事，也只讲了他父亲一人遇难（同时遇难的宋玫为族兄）。

同样依靠宋琬的贺岁诗《题松鹤图为仲兄五十寿》写作时间，可以知道宋璜直到顺治十一年还健在。

宋琬跟着父亲北漂时，和王崇简相识，后来做了王崇简儿子王熙的老师。宋琬死后第八年，即康熙二十年（1681），王熙应邀写了《通议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志铭》，又过了四十一年，王熙的孙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王景曾为康熙六十一年宋琬三位妻妾合葬墓撰写了一块墓志铭，由康熙五十七年进士黄鸿中篆额，言之凿凿地刻着宋应亨有三子璠、璜、琬。

王熙在康熙三十八年写过《重刻安雅堂诗文集 序》，当时王景曾忙着考试，估计俩人没有交流过。

民国1935年莱阳县长梁秉锟修县志，延用了上述记录。

梁县长不但是个教育家，还是个反间谍高手，多次成功跟踪抓捕我地下党，按说心思缜密，却也错了。

张重启也是在康熙三十八年写了《重刻安雅堂集 序》，有“维时先生谈亦遭尊甫选部公之变，不脱衰麻，偕其兄太仆公、节推公、弟文学公哭先君子于殡所”一句，可以知道宋琬有弟被尊称为“文学公”。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三《己酉正月过姜如农东莱草堂》一诗也有夹注说：“余与如农兄弟皆四人。”同书卷一《梦先仲兄》一诗有句云：“魂惊近来事，附书报阿七。”句末夹注说：“阿七，季弟珣小字也。”据此可知，宋珣为宋琬弟,亦即宋应亨季子。

又同书卷二《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诗有“有侄有侄珣之孤，覆巢何幸留其雏”、“我弟形骸尚浅土”诸句，则可知宋珣在清顺治七年“庚寅”之前已经亡故,遗有孤儿。

按家谱宋珣左孺人夫妻合葬墓志铭，记载宋珣死于甲申之变。铭文记录他“归”莱阳，如与宋琬的求学路径相同，宋珣可能也是毕业于国子监后回到家乡。家谱将他死因归于群盗，可见他也在兵灾中幸存。莱阳宋家和于七之乱有扯不清的联系，群盗之说也许是隐晦地指这次事件，那么宋珣则可能死于顺治七年，与宋琬写诗的时间相符合。

    宋珣娶了左懋泰的女儿，留有八岁的儿子宋思贻。按照左家世代流传的说法，宋璜因田产争端向清廷举报了左懋泰，导致左家数十口被流放到铁岭。实情如何已经无法知道，宋老二在莱阳名声不好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

按我经验，家谱极不靠谱，左家或宋家的家谱都不能当做信史看待。

而张重启的记载要可靠得多。

张家是莱阳望族，张重启是康熙十八年进士，和蒲松龄年岁相仿，比起王景曾距离宋琬年代要近很多。他的族兄张重润是莱阳版的左丘明，失明后主纂了康熙十七年版莱阳县志，其曾祖父张梦鲤订正过万历版莱阳县志。

假设宋珣只比宋琬小一岁，那么王士桢的记录也有可能成立。

然而，宋珣并不是宋琬唯一的弟弟，在《先大夫忌日设醮于闰州上方寺文疏》宋琬说他父亲“有子五人,嗟丧亡之殆半”，可见他还有一个弟弟，早夭而没有留下名字。

退一步，被口水喷死的即使不是宋琬亲生母亲，以宋应亨的身份，还有可能娶继室和副室。

是时候给蒲松龄《喷水》正名平反了。

宋琬顺治四年任户部主事，顺治七年到芜湖下放锻炼，同年冬十月，据辛德勇先生考据，宋琬因兄（璜）为仇家罗织牵连而入狱，顺治九年正月释放。看着好像跨了三年，实际上也就一年多一点。

清廷没有查出什么东西，就给宋琬平反了，一说官复原职，一说任吏部郎中，一说任吏部主事。

三种说法，其实都对。刚出狱时，宋琬任吏部稽勋司主事，从级别上讲算是复原职。在系统里待过的都知道，不可能有职务空着一年多等个反清疑犯回来复职的。顺治十一年春，宋琬授官分巡陇右道兼兵备佥事（相当于军分区司令），一个正四品的职务，那么，此前授予个郎中正五品，正好补上了中间一级。

宋琬的郎中任期貌似很短，大约只有五十多天，由此可以推断主事升迁郎中大约发生在顺治十年。

这段时间宋琬可谓春风得意，和施闰章、严灏等在京城广为唱酬，组建了一个小圈子，号“燕台七子”。

总结宋琬在北京的三个阶段，青年时间跟着父兄，忙学习考试；刚中进士，官虽不大，却一心想干出政绩；顺治九年至十一年，职场得意（也有观点宋到天水是受到排挤），在诗坛亦大放异彩。

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发生喷水事件的时间应该是在顺治四年到顺治七年的北京郊外。

宋琬到天水，六月地震，带领子弟兵抗震救灾。算天灾。

此后，宋琬一路升迁，成了宋家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好日子在顺治十八年宣告结束，人祸，远亲告发谋反，他再次入狱，妻子亲戚亦受牵连，上下打点，到康熙二年释放，散尽家财，净身出狱，等到再一次官复原职，找到工作，已经是康熙十一年的事儿了。

康熙十二年，宋琬自成都到北京述职，吴三桂反，继室王氏带着三个幼子及仆婢十余人陷落成都，十三年春，他惊悸忧虑而死，享年六十一。

    兵荒马乱中，王氏组织了次成功的千里逃亡，无人走散，一个都没少。宋琬白操心了。他的诗集在动乱中散佚，传下来的《渡黄河》有“倒泻银河事有无，掀天浊浪只须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命运之舟顷刻翻覆，却无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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