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当上上海滩的老大时，除了打打杀杀，开赌场，贩卖烟草等黑道手段，还有一样与黑道完全相反，杜月笙从内心深处注重文化事业和有文化的人。

看看他与当时名满天下的学者章士钊是怎样交往的？

杜月笙与章士钊的相识是通过黄金荣的介绍。当时曾做过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教育部长的大文人章士钊经历过坐牢，出狱之后，在上海做了律师谋生。以章士钊昔日的名声，做一个小律师实在有点屈才。

杜月笙得知后，和当年看望章太炎一样，主动亲自前往看望，请章士钊吃了一顿晚餐，走时悄悄留下茶水钱。

让章士钊最为感动的一件事是，有一年冬天下大雪，章士钊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一个律师案子，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家里年货还没钱筹办。

杜月笙冒着雪，一个人坐着黄包车过来，用手轻轻拂去帽子与肩上的落雪，状似无意地说：“在家呆着实在寂寞无聊，来看看章先生。”

两个人喝茶聊天整整一下午，临走时杜月笙将章士钊拉到附近一家极有名的酒家，要酒要菜，和章士钊痛痛快快喝了一晚上。

外面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热酒微醺，章士钊在酒酣耳热时谈论他的时政见解，杜月笙觉得章士钊文采飞扬，做一个小律师养家糊口委实是屈才，就对章士钊说以后的所有开销都由他来负责，你章士钊只要把学问做好就行，什么样的人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像你这样的学者就该做学问，像我这样混黑道的虽然洗不白，但是也希望助你一臂之力。

章士钊当时以为杜月笙也只是说说而已，谁知当晚回到家，杜月笙就派得力的手下送来一车年货和一个月的薪水支票。

杜月笙说到做到，从此以后他每月都给章士钊送来薪水，平时也不打扰章士钊做学问，隔一段时间他会来请章士钊吃饭，然后耐心听章谈文化，谈社会，谈人生，谈未来。

看到章士钊房子拥挤狭小，马上给他换了大房子。外出游览，必定也邀请章士钊。后来怕章士钊钱不够用，又给他涨到每月三百块。

章士钊为避战乱来到重庆，大大小小一大家子人都由杜月笙负责衣食住行，而且杜月笙每次出行，都要邀请章士钊同行。

杜月笙说，文化人应该给世人留下精神财富，而像他这样的大老粗，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是莫大的荣幸。

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杜月笙举家去了香港。陈毅市长上任后曾公开致电在香港的上海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劝他们放心回上海，人民政府一定会以诚相待。

北京方面也曾想到了杜月笙是章士钊的好友，专程让章士钊跑一趟香港，杜月笙因为看见过报纸上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婉言谢绝了。

杜月笙和文化大师们的交往有没有提升杜月笙的精神境界与文化品位，我无从知晓。但是我知道杜月笙一直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一直动员上海各界，并且领头资助抗日物资。历史应该记得他。

章士钊一直以来在历史当中屹立不倒。其实是因为章士钊一直坚守自己。不论是遇到任何的情况，他一直是坚守自己没有被任何思想所左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会受别人的钦佩，所以才会受各大伟人的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章士钊才会一直这样保持纯洁保持自我。

章士钊自己的命运，其实非常的坎坷。他本身的出生并不好，而且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高阶级，但是以它自己的自身文化和自身的底蕴，最终成为了一代大师。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人。其家世并不显赫。他的父亲仅是长沙山沟里一位薄有田产的乡间塾师。他能成为一代大师，一代国士，实乃天才也，命运也。他二十岁考取江南陆师学堂，一跃成为学生领袖；不说他二十二岁，被上海滩的《苏报》聘为主笔；单说他二十四岁流亡日本时，即成为孙中山、黄兴所倚重的策士。

一开始作为革命人士，章士钊被孙中山他所邀请一起创办革命，一起为革命而努力，但是被章士钊拒绝了。为说服他，特意安排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吴弱男**前往做“工作”。结果，吴弱男做了几天说客，自己却成了章士钊的未婚妻。在放弃了“革命救国”之后，章士钊走上了最适合自己的“苦学救国”之路。

章士钊的一生其实都是有贵人相助，很多人欣赏他的才华，所以愿意帮助他，愿意为他所想办法。北洋时期，他想去欧洲转转，大总统黎元洪马上派人送来一笔很可观的资金；北洋政府垮台，他作为“北洋余孽”遭冷落。但是很快被张学良聘入东北大学，当起了教授。

“孙中山”名字的由来 

章士钊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他重要收获之一是“发明”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孙中山。其实，孙中山的家谱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清廷档案中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民国政府档案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中国国民党党史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留下的所有著作中也没有出现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这个词是章士钊一时疏忽翻译错误造成的。 

孙中山在德明族谱上的名字叫孙帝，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孙中山上学后的名叫孙文，字载之。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孙中山信天主教，教号叫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孙中山常年流亡国外，孙中山的英文名字是Sun Yat-sen（孙日新），西方人称孙中山为孙逸仙，英文Sun Yat-sen译为汉语就是“孙逸仙”。孙中山行医时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孙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03年出版的章士钊翻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中。 

这本书出版前，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也就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公文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孙汶”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如此，孙文的思想怎么能得到宣传，孙文的形象怎么能得到树立 孙中山1897年曾流亡日本，为逃避清廷通缉，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氏，明治天皇的母亲姓中山。孙中山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名“樵”。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为了掩护孙，称孙文为中山先生。 

1903年，章士钊在日本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 

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孙文的文章。章士钊将这书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书名不叫《大革命家孙文》是因为清政府把“孙汶”视为“国贼”、“海盗”通令缉拿。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一疏忽，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大革命家孙逸仙》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有了孙中山这个新词。 

这事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刊章），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日本化名。章士钊“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编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大革命家孙中山》一书出版在辛亥革命的8年之前，中国人知道“孙文”、“孙逸仙”的甚少。 《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家喻户晓。但孙文本人还不知道《大革命家孙中山》说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演讲时，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孙文本人也默认了。但是，孙文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总理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叫孙文，也不叫孙中山。从来没有人当着孙中山的面称其为孙中山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禁止使用孙文这一称呼，规定必须称“总理”、“国父”。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通过决议：今后国民党不再设总理，总理的称谓永远留给孙文。之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不再提孙文，直接称“总理”。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直接称国父，不再用总理这个称呼。 

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所以，旧中国无论是南京汪伪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称“国父”而不称孙文，当然，更不可能称孙中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称孙中山为国父或者总理显然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总理”或者“国父”，专指孙中山一个人，可以代替名字使用，“革命的先行者”不能代替名字使用，孙文的名字早已被禁止使用了，***的历史教科书该怎么称呼孙文呢？ 历史总是由人来写，谁写历史总要加上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历史教科书由章士钊来审定，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改“国父”、“总理”为孙中山，是章士钊的主意，用的是章士钊给孙文起的名字。 现在，在台北、香港和澳门，都有“国父纪念馆”，而不称孙中山纪念馆。如要提及，可称中山纪念馆。 

北京碧云寺停放总理遗体的地方原来叫“总理纪念堂”，***执政后改名为中山纪念堂，而不能叫孙中山纪念堂。北京为总理举行国祭的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不能叫孙中山公园。南京埋葬总理遗体的地方叫中山陵，而不能叫孙中山陵。因为历史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