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氏系浦阳蜀山河东柳氏之一支，自从横溪分派迁居高丘以来，已600多年，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其中最为杰出者，为蜀山第10世、高丘第4世的柳仕性，字子理，号正斋，曾举贡士任山东东昌府邱县知县，仁政爱民，蒲鞭行恕。永乐二年（1304年），他还与族兄柳仕忠出面邀请进士出身时任浦江县事的程汝器为《蜀山柳氏宗谱》作序。其在序中写到：“婺之浦江西南有乡曰通化，去邑几一舍，为乌蜀山待制柳文肃公故居在焉。公为元朝名士，文章著述行于世久矣。其家乘一册，则公之闻孙叔雍所编辑也，先后公卿序跋其纂修之意至矣。二年冬，曾孙子中、子理来踵县斋，携以示余，复征后序。”待制公之子孙所以绍家声而继前烈者，岂无后人乎？噫！文肃公之遗泽未泯，蜀山之秀气犹存，胄监英才礼闱魁选、功名事业未可量者，固子理之职也。和睦族姓以奉蒸尝教子一经，以寿文脉者，子中当致力焉。”其对仕性公之功名事业寄予厚望，自不待言。方孝孺在《蜀山柳氏宗谱》所作的序中提及高丘柳氏的记载有：“其（柳补之）子为谁？贺也。讳贯，字道传也。宝，字惟善也。实也。”“宝子曰（王+景），字景文，子曰复，叔贤，杞，叔坚也。复子三：恂、性、怡也，杞子亦三：愉、恢、恺也。恂至恺不字未冠也。”据《蜀山柳氏宗谱》记载，高丘柳氏在明初子姓繁衍，同一行辈中多达近百人，这是目前高丘柳姓无法企及的，现在高丘柳氏同一行辈不超过20人。据父辈介绍，在民国前后，高丘柳氏已成为“三家村”，仅存三户半人家了，实在令人感慨。解放以来，高丘柳氏有所复苏，人口已增加了数倍，现已有20余户人家，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出现良好的势头，在横溪蜀山柳氏中已然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支，我希望高丘柳氏宗亲，应以蜀山柳氏始祖柳铸，20世祖、高邮令柳金，20世叔祖兰溪县尉柳叙，元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的21世伯祖柳贯，高丘柳氏4世祖柳性等先祖的道德文章与人格操守为我们的镜子，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以仰无愧于先祖，俯对得起生养我们的父母和高丘这方故土。我翻阅《蜀山柳氏宗谱》，化了一天时间，将有关高丘与本家族的世系整理出来，草成《高丘柳氏宗谱》的初稿，供高丘柳氏族人参考。由于我手上的旧谱资料不全，许多资料尚需柳氏族人增加补充，以期完成一部详尽的《高丘柳氏宗谱》。

蜀山柳氏柳铸第27世孙、柳金20世孙、柳贯21世侄孙、高 丘始祖柳宝21世孙、柳性第17世侄孙柳哲敬撰于京西万柳园

2002年4月8日晚12点50分

第一世

柳铸，雍二十三，讳铸，字师颜，号西墅。其先出自展禽，食采柳下，因以柳为姓，至于人才之秀，生齿之繁，惟唐最盛，而后分派于河东，解州公乃诚公幼子也。宋建炎间，协同赵忠简公鼎护驾南渡，而居于杭，退而不仕，惟嗜堪舆，遍览胜筑，自浙之浦，而登蜀山之下，见山川秀雅，局势环聚，天峰拱揖，水口成形，心甚慕之，因遂家焉。横溪之居，自祖为始。生于宋熙宁壬子八月初一日子时生，绍兴丁卯四月十五日寅时卒，寿七十六岁，娶缪氏，生于宋熙宁壬子正月十八日辰时生，绍兴己巳八月十六申时卒，寿七十八岁，合葬家北芦莘坞柏树山，生一子瀚。

第二世

柳瀚，睦五一，字宗海，人物魁伟，德性淳厚，封靖江学录。娶俞氏。合葬横溪松柏桥东。生二子：森、彬。

第三世

柳森，百六，讳森，字子林，善诗文，通经史，有继往开来之学，具匡国济世之才，登乡科授池州府学正。娶陈氏。生二子：监，蕴。

柳彬，百七，讳彬，字子均。娶钱氏。生二子：温、盖。

第四世

千一讳温，娶吴氏。生一子福。

千二讳盖字元载，娶钱氏尚书公侄曾孙女。生一子祈。

千三讳监字元洁。娶凌氏。生二子：禅、佑。

千四讳蕴字元积。娶义乌黄山童氏，合葬横溪郭园，即石柱坟父坟侧。生一子补之。一女适石塘盛。

第五世

万三二讳禅，志有凌云，名传四方，授都巡之职。娶贾氏。生二子：圆、庆。

万三六讳佑。娶翁氏，生二子：友、更。

万三七讳福。娶陈氏。生二子：周、用。

万三八讳祈字德济。娶义门郑氏。生一子叙。

万三九讳补之，字山甫。嘉定戊辰四月廿五日未时生，祥兴戊寅三月初三日卒，寿七十一。宋迪功郎，任嘉兴府崇德县主簿，莅政多能，宽爱得众，居官存忍让之风，归田周贫危之苦。娶金氏，嘉泰癸亥四月初二日生，德佑辛亥正月十八日卒，寿四十九岁。合葬邵原。生一子金。

第六世

恒一讳金，字时声。才兼文武，德洽乡邦，中宋咸淳丁卯科进士。宋末城窦山民倡乱，火金所居，官兵同金捕获金，乃恻然悯曰：“此岂其本心哉？良为饥寒所驱尔！于是止戮其渠魁，余悉放之，众感德造室庐还之，号为新居，事载《浙江省志》《寓贤传》。并见方集新居注内。授高邮军高邮县令，未上，元兴。后以子贵，敕命追赠阶奉训大夫，官淮安路泗州知州，勋飞骑尉，爵封浦江县男。宋端平丙申九月廿八日生，大德庚子八月初四日卒。寿六十五岁，葬郭园石柱坟。娶东阳上市俞通判女，追封浦江县君。淳佑戊申五月廿九日生，至元癸未八月初六日卒。葬横溪天山。生四子：贺、贯、宝、实。

正四讳周，学问常裕于自修，模范无忝于当世，宋季为检阅之官，吴直方尚师事之。娶金氏，合葬横溪松柏桥东。生一子尝。

正一讳叙，字元德。宋景定间以贤正任兰溪县尉，兰民德之。留居邑之西门外大园，为居兰始祖，后因宋亡恸哭不食而卒。详载《浙江省志》并兰浦二县志。娶吴公礼部师道姊。

第七世

振一讳贺，娶吴氏，合葬父坟侧。

振二讳贯，字道传，号蜀山。元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谥文肃。有文集行世。行实载《元史》本传。详见卷首宋景濂《形状》、黄晋卿《墓表》。咸淳庚午八月初一日生，至正壬午十一月初九日卒。寿七十三岁。娶兰溪石塘盛氏，咸淳庚午八月初一日生，至顺辛未十一月初九日卒。生三子：卣、同、因。

振三讳宝，字惟善，咸淳甲戌七月十三日生，至大辛亥三月初七日卒，娶季氏，景炎丁丑十一月十七日生，至正戊戌十一月十二日卒，寿八十二岁。合葬黄山。生一子（王+景）。

第八世

忠四讳（王+景），字景文，旧谱载忠一。大德辛丑六月廿五日生，洪武己未二月初八日卒，寿七十九岁，娶本邑刘副使女，皇庆壬子十二月十四日生，洪武丙辰七月初二日卒。寿六十五岁，继娶钱氏，生二子复、杞。

第九世

相四讳复，字叔贤，至正壬午八月初八日生。洪武壬午实建文四年四月初六日卒。寿六十一岁。娶金氏，至正甲申五月十七日生，永乐丙申正月廿八日卒，寿六十三岁，合葬郭山。生三子：仕恂、仕性、仕怡。

相八讳杞，字叔坚，至正己丑八月廿七日生，永乐丁酉五月十六日卒，娶祝氏，至正丙戌六月十二日生，永乐己丑十一月十六日卒，寿六十四岁。合葬郭山。生三子：仕愉、仕恢、仕恺。一女适本乡陈。

第十世

宜五讳仕恂，字子信，至正癸卯四月十二日生，永乐已未正月十六日卒，寿五十三岁。娶陈氏，至正甲辰（1364年）十一月初三日生，永乐丙申（1416年）三月初十日卒，寿五十三岁。合葬鲍塘坞。生三子：崇勋、崇然、崇。

宜七讳仕性，字子理，号正斋，举贡士任山东东昌府邱县知县，仁政爱民，蒲鞭行恕。至正丁未（1367年）正月廿九日生，永乐辛卯（1411年）十一月廿七日卒，寿四十五岁，娶金氏。洪武己丑正月廿四日生，宣德辛亥二月初四日卒。寿六十三岁。生三子：崇选、崇通、崇遇。一女适戴九灵。

第十一世

和七讳崇然，字仲安，洪武癸酉五月廿一生，景泰癸酉四月初九日卒。寿六十一岁，娶董氏，洪武已亥十二月廿九日生。生六子：良潮、良江、良海、良涛、良澜、良（三+止）。二女，长适本邑市西赵，幼适本乡金玺。

第十二世

仁十七讳良澜，字廷波，宣德甲寅二月初一日生，宏治己未十一月二十日卒。寿六十六岁。娶金氏，正统丙辰七月初二日生，成化丁未四月廿九日卒。合葬许山头。生三子：世慷、世惟、世恺。二女，长适金，幼适钱。

第十三世

义五十一讳世恺，字存晓，成化甲午五月初六日生，正德辛巳三月十八日卒，娶城头陈氏，宏治戊申闰正月廿三日生，嘉靖癸亥三月初六日卒，寿七十六岁，合葬许山头。生二子：思显、思顺。二女，长适溪口周，幼适六都陈。

第十四世

礼五十一讳思显，字文扬，正德辛未十二月初四日生，隆庆壬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寿六十二岁，娶赵氏，正德壬申五月初七日生，万历甲申三月初四日卒，寿七十三岁卒，寿七十三岁，生四子：希会、希良、希志、希豪。二女长适市西朱，幼适六都施。

第十五世：希良

第十六世：彦龙

第十七世：一新。生四子：汝贵、汝澄、汝葵、汝发。

第十八世：汝贵。生四子：元生、拱生、邦铨、进生。

第十九世：元生（乡饮宾）。生二子：鹏程、鹏翮。

第二十世：鹏程。生三子：启焕、启燕、启麟。

第二十一世：启焕。生一子：瑞有。

第二十二世：瑞有。生二子：喜江、喜道。

第二十三世：喜江。妻水阁吴店盛氏。生一子：全旭。

第二十四世：全旭。妻西塘下方氏。生二子：成方、成圣（谱作兴）。女二，长适王北山金，幼适双溪口陈。

第二十五世：成方。妻周氏。生二子：顺风（谱名作克风）、克龙。女二，长幼皆适城头陈。成圣。妻陈派宅陈桂雪。子三：新庆（谱作克庆）、新法（谱作克法）、新运。女二：林蕊、小蕊。

第二十六：克风，妻周氏，子一：兴祥，女二：春苗、明萏。克龙，妻陈氏。子二：明镜、明正。女三：修叶、爱莲、爱仙。新庆。妻下溪前宋氏。子三：遵福、遵禄（早夭）、遵德。女二：爱君、爱珠。 新法，妻陈阳春，生子二：遵寿、遵喜，女一：群青。新运，妻施氏，一子：遵富。

第二十七世：遵福，妻周燕芳，生子二：祖进、祖连（溺水夭亡），养女一：跳；遵德，未婚，养女一：飞；爱君，初适下口坑楼开红，生一子楼永祥，一女楼兰肖。夫丧再适陈派宅陈兴余；爱珠，适胡宅胡启仁，生女胡灵丽，儿胡平安；遵寿，妻施雪英，子一：世晗；遵喜，又名柳哲，妻尹行燕，又名雨心，女一：京慧，又名祖濂；群青，适梅新店周根有，生一子思元

姓氏缪的读音是móu。

缪姓的介绍：

缪姓，中华姓氏之一。缪氏也在赢姓十四氏之列：赵、瞿、廉、徐、江、秦、黄、梁、马、葛、谷、缪、钟、费。

从宋代民间所造的族谱来看缪氏始祖则有秦穆、鲁穆、郑穆、召穆等多种说法。尽管如此，但是都一致认定缪氏出兰陵，也都一致尊汉代长沙国内史缪生为兰陵郡始祖，可见缪氏并没有存在多源的事实。

从一代名相文天祥，题《重修缪宗谱序》中“余案缪氏系出秦穆“、”书册有问史献无征”字段，以及唐著名诗人皮日休《秦穆谥缪论》一文，可以看出这种表象的多源，实则源自宋代。

姓氏起源：

缪，现代读音作[miào]；古代读“木”音先秦时期，姓氏分开。姓别婚姻、氏别贵贱。姓氏也是分封制与宗法制度的产物，天子将封地分给诸侯，诸侯以封地的地名为氏。

王的嫡长子（正妻生的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氏，而庶子（妾生的儿子）只能以食邑或祖父的官职、谥号、字号等为氏。秦统六国之后姓氏合为一体，氏基本替代了姓。

宋进士缪从龙《姓氏辩》、宋进士缪煜《姓辩》、清代进士缪荃孙《缪氏得姓考》，都提出东海郡、兰陵郡、琅琊郡都在鲁国，所谓“三望出姬鲁”，并且认为秦国距离鲁国相隔甚远，据此推测缪氏始祖出自鲁穆公，姬姓，名显（前415——前373年在位），属于后人以先祖谥号为氏。

家谱文献：

江苏镇江东兴缪氏润派宗谱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附录二卷，(清)缪应麟等首修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民国缪文镕、缪煐祺等续修，民国三年（1914年）世庆堂木刻活字印本。

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 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 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 、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姓氏的神话

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所载，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改为姬姓。黄帝是传说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百家大姓中有七十多个姓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姬姓。据说他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人，共12姓（有同姓的，故14人有12姓），姬姓居首。周的祖先后稷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承继了姬姓。关于后稷以姬为姓，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配皇后，有一次她到野外出游，见到了臣人的足迹而心生喜悦，就踩踏这些足迹，而后身动如怀孕一般，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后稷。后稷长大后出任尧的农官，教民稼穑，被后人尊为“神农”，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姒姓大禹的国号为夏后，姓姒，其父名鲧，是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儿子。当时帝舜治理天下，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于是舜派鲧治理洪水，历经9年而未成功。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派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等协助。禹疏通九河，开凿济、漯、淮、泗等河流，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成功。由于他的丰功伟绩，舜把夏封给他，又把帝位传给他。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所以禹建夏国后，就以“姒”为姓。另一说，修己吞吃了神珠薏苡而生了禹，故而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大禹死后，帝位传给其子启，历经四百多年，至夏桀时，因为他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桀的后人有的就以国名夏为姓了。

子殷商王室姓子，其始祖为契。契是古部落普通女子简狄的儿子。有一天简狄同两个妇女在河中洗澡，看见一只玄鸟（即燕子）在河边下了一个蛋，就拣起来吞吃下去，不久就怀孕生下了契。契后来是舜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百姓的事务，并封给他商地。又因为契的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故而赐姓为“子”。关于子姓来源的传说，见于《史记殷本纪》。《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这个故事。

姓氏的分布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徵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

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

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苏姓的起源

历史来源

一 ：「苏」出自「己」姓。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周武王时，司寇忿生，受封於苏国，后迁於温，称为苏忿生，春秋时，苏国被狄族所灭，其子孙以国名为氏。

二 ： 为鲜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拔略氏」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定居中原，代为汉姓「苏」氏。

家族名人

苏秦 （前？～前317） 字季子，洛阳人，战国时纵横家。与张仪同学於鬼谷子。早年曾外出游说，然穷困而归，后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使秦不敢东出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后客於齐，被杀。

苏武 （前143？～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人（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武帝时出使匈奴，单于胁降，不屈，被留十九年，仍持汉节。昭帝时，匈奴与汉和亲，始得还，拜典属国。宣帝立，赐爵关内侯，图形麒麟阁。其著作流传於今者，有诗四首、答李陵诗及别李陵等。

三苏 宋苏洵与二子苏轼、苏辙皆有文名，世称为「三苏」。宋˙苏轼˙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诗四首之三：「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舌问三苏。」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老苏生下两个孩儿：大苏、小苏。……天下称他兄弟，谓之二苏。称他父子，谓之三苏。」

苏轼 （1038～1101）字子瞻，宋眉州眉山人，为苏洵长子。诗、词、文、书、画均有名，为文雄浑奔放，诗亦清疏隽逸，为北派大宗。王安石倡行新法，轼上书痛陈不便，得罪安石，被连贬数州。在黄州时，筑室於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累官至端明殿侍读学士。卒諡文忠。著有东坡集、东坡词等。

地望分布：河南河内郡，陕西扶风郡，陕西武功郡。

苏姓起源参考之二

苏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名第四十一，在台湾排名第二十三。苏姓出自古帝王颛顼高阳氏，是陆终长子昆吾的后代。颛顼生称，称生老童，老童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长子姓己，名樊，在夏朝时被封在昆吾，因此叫昆吾氏。昆吾有个儿子后来被封在苏，建立了苏国，他的子孙因此而姓苏。后来，昆吾的后代中有个叫苏忿生的，被周武王封在温县，建立了苏国。后来，苏国被灭，苏国的子民就用苏作为自己的姓氏。发展与演变：苏姓世居河内，先秦时有一支徙居湖南，湖北，西汉时期，有苏姓开始迁居陕西，山东，广东等地，晋朝时，更是发展到河北，江苏，浙江。唐代，苏姓开始进入四川，福建，北宋年间，苏姓扩展到了云南，台湾。苏姓的主要聚居地有：温县，河内，洛阳，武功，扶风，杜陵，平陵，北海，桂阳，襄阳，邯郸，蓝田，赵郡，漳州，同安，新化，梅州，仙游，兴化，泉州，晋江，南安，永春，龙溪等。

苏姓起源

关于苏氏起源，历代史书有不少记载。

《元和姓纂》：“颛顼、祝融之后。陆终生昆吾，封苏，邺西苏城是也。”

《苏洵族谱》：“苏氏之先，出於高阳，高阳之子曰称，称之子曰老童，老童之子生重黎及吴回，重黎为帝喾火正，曰祝融，以罪诛，其后为司马氏。而其弟吴回复为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长曰，为昆吾；次曰惠连，为岭胡；次曰，为彭祖；次曰求言，为会人；次曰安，为曹姓；季曰季连，为华姓。六人者，皆有后，其后各分为娄姓，昆吾始已氏，其后为苏、顾、温、董。当夏之时，昆吾为诸侯伯，历商而昆吾之后无闻。至周有忿生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称之，盖书所谓避开寇苏公是也。司寇苏公与檀伯达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

由上述可知，第一个以苏为姓的昆吾，是颛顼帝的后代。他们最初的发源地，在今河南临漳县。到了周朝初年，官拜大司寇的苏忿生被周天子封於河内，所以这个家族也就随迁到今甘肃河内，在此繁衍滋长。其后世子孙逐渐向四处播迁，直至遍布全国各地。

根据《汉书》记载，塞外辽东乌桓族中，也有以苏为姓的，进入中原后，千百年来渐渐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他们后代也成为苏姓中重要一支。苏姓起源

　　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其中后塍镇在2003年编修地名志过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谱。这些家谱大多始修于唐宋时期，一般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几次续修或重修，体例完备，支系清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谱序、像赞、传状不乏名人手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民间续修家谱之风方兴未艾，村支书、企业家出资倡修，花几十万、上百万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无大老板支撑资金，即采取各户集资方法，由热心人义务纂修，四出采访，逐户笔录，化二三年时间倒也水到渠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境内在修家谱大约不下20部，其中德积一地就已修成陈氏、丁氏、潘氏3部家谱，有的还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装帧考究

　　六、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广种福田是佛门教义，在张家港民间却有广阔市场。明代杨舍乡绅许庄著《虑远集》，其序即引司马光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这种把积德行善作为做人准则、门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动事例，在张家港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举办义庄、义塾、义学、义冢，是境内士绅富户积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间，境内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义庄，用于扶贫济困，其中规模较大的数恬庄杨氏敦本义庄，有义田2000多亩；塘桥庞氏裕后义庄近800亩。凤凰西徐市有周氏、缪氏、王氏、陆氏4处义庄，总田亩超过2000亩。 义塾、义学则是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办学形式。清代乾隆年间恬庄杨氏义塾就有两处教学点，各延请塾师1～2人，招里中清寒子弟入学。 义冢是地方上收葬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庄境内烧杀抢掠，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国军士兵遇害，其中108具无主尸体就安葬在义冢。

　　敬神拜佛是积德行善又一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来，张家港民间敬神拜佛之风经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灾赐福，甘心情愿捐款助缘，如鲁迅笔下祥林嫂苦捐门槛者不在少数。至明清年间，由祭祀、烧香发展到庙会、节场，神像由室内供奉发展到出外巡游，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地方上民俗风情中的亮丽风景线。以杨舍河南庙“二月十九”庙会为例，从初一至十九日，方圆百里组织的拜香队赴庙进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两天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更有甚者，杨舍地方乡绅组织的大型拜香队沿街表演“扎肉香”、“大盘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钢钩扎进手臂，以示“报答娘恩”，后面紧跟彩灯、彩轿队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盛大节日

　　七、习武健身

　　张家港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风俗习惯，此风在南部地区尤甚。农民在耕作之余，举石担、掷石锁、扛石鼎、顶石臼、推石滚、捏石笋，有的还舞刀弄枪、击剑练棍，乐此不疲

　　习武健身之风孕育了一批武将、武举人。宋、明、清三个朝代，载入《杨舍堡城志》的武将就有25人，其中杨舍蔡氏一门在清代咸丰年间连出6名千总或把总。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间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举人，邵氏被史学家缪荃孙誉为“武世家”。 还有不少人练就一身功夫，虽未中举为官，却在地方志书中留下许多动人传说。明代顾玉川、清代郭敬明等杨舍人均生性侠义，身怀绝技，喜抑强扶弱，惩治恶少奸猾。其中顾玉川还擅长神行轻功，当年钱牧斋考中探花的泥金函就是他在三日之内从北京徒步送回家乡鹿苑报喜，钱牧斋专门写有《题玉川画像歌》附在顾玉川传略之后

　　解放以后，张家港民间习武健身之风未减。1957年，江阴县在后塍镇举办武术汇演，各乡均派代表队踊跃参加，其中素有习武传统的南沙乡代表队在半数以上表演项目中拔得头筹。1983年至1992年，连续10年举办“张家港（沙洲）之春”大型文体表演活动，每届都有民间武术表演，表演者激情投入，观看者喝彩叫好，其中南沙武术队的节目还被江苏电视台拍摄播放。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家港为使习武健身之风后继有人，命名具有练武习俗的乡镇为“武术之乡”，并在中小学生中倡导武术训练，其中后塍中心小学武术队训练成效卓著，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亮相，并在苏州市和全省的群众体育比赛中屡获大奖。

　　八、绿化造园

　　张家港地处江南水乡，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与此相应的民俗之一，就是自古以来植树、栽竹、养花、造园的良好风尚。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张家港的香山种梅栽竹，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内有“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瑶池配丹阙” 等百读不厌的诗句。

　　绿化习俗突出反映在境内自然村落的环境方面。南部地区的自然村，一般都是四面或三面绕河，河旁绿树葱笼，浓荫蔽日，村民房屋掩映于绿树怀抱之中，外界只见树木，不见房屋。农民住宅为前场后园，场边种植果树花木，幽香袭人；园内栽种修篁绿竹，四季常青。北部沿江地区自然村，座北朝南，少数座西朝东，均一字排开，有的长达数里，村民住宅也是屋前为场，场前有河；屋后为园，园后有溪。河溪边种有杨、柳、榆、槐，场园内栽有果木竹林。

　　由于境内市民喜爱植树栽花，因而自古以来境内不乏私家园林。据记载，境内最早的园林是鹿苑的陈陆园，建于宋代，内有读书台、待潮馆等景点。 明代杨舍有姜园、息园、沧江别墅、许氏前园，清代有赵氏、叶氏寓斋小园。其中以建于明代正统年间的沧江别墅规模最大，“广袤数十亩，杂艺百卉，植梅三百余株，中有沧江书舍、鸣鹤轩、香雪窝诸胜。园有八景，曰段山浮翠、令节乔林、月浦渔歌、烟村牧笛、谷渎潮声、海门帆影、斜桥鹤唳、沙渚鸥眠”。

　　延至当代，境内城乡居民均以植树栽竹、种养花卉为高雅生活情趣。改革开放以后，绿化造林成为政府行为，每年都投入巨资，全市生态环境明显优化，质量水平跃居省内外前列。

　　以上所述，仅是从张家港民俗民风中采撷的几处亮色。同长江流域各兄弟城市的民俗文化一样，张家港民俗文化可谓异彩纷呈、仪态万千，既同属于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系列，又因地而异，各有特色，有源有流，自成体系。

　　一、绵延千年的传承积淀，是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意识的深化、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而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烙印。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这为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如前所述，早在距今8000年前，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就是闻名长三角地区的东山村遗址。境内的徐家湾遗址距今5500多年，蔡墩遗址距今4000多年，均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考古挖掘的文物看，张家港的先民当时使用石刀、石斧、石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壶、陶鼎等生活器具，同时也孕育出原始社会中境内较为简陋的生产、生活习俗，其中包括各种图腾和已经流传几千年的“河阳山歌”。

　　到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境内设置暨阳县，以后又设置梁丰县，县治均在杨舍镇，这一历史延续了345年，至唐代武德九年（626）张家港才分属江阴、常熟两县管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境内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以编修家谱这一民俗事象而言，唐宋之前境内家谱很少，如有也仅是残本断简，内容十分简单。发展到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年间，修谱之风日盛。由于历经几十代人的资料积累，谱本内容也由简到繁，乃至出现了囊括方圆数百里的宗族大统谱。其中徐氏大统谱多达94册，涉及苏、锡、常和上海地区以及部分外省的所有徐姓宗亲。再以祭祖敬神这一事象为例，秦汉时期先人祭祀仪式一般仅在家庙举行，较为简单，人数也少。发展到明清时期，境内工商业发展，庙宇剧增，仅南沙乡就有30多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座多。 宗教场所的祭祀活动发展成为商业贸易、娱乐游玩、热闹繁华的庙会，境内每个集镇不分大小均有庙会，有的每年1次，有的几次，最早的在农历正月半，迟者农历九月半。庙会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拜谒庙者一”。 也就是说，在人山人海的参与者中，90％是游玩贸易者，仅10％是祭祀拜佛的善男信女。

　　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化、传承与积淀，使得张家港境内的民俗文化发展成为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纷繁复杂的地方风俗时尚。

　　二、吴地文化的熏陶化育，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因。

　　民俗文化是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更是思想文化意识的反映。张家港地属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太伯、仲雍、季扎、言游等古代先哲高尚德行和传统思想的教化熏陶。晋代诗人陆机在《吴趋行》诗中有“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我市梁丰中学在清末民初的校歌中有“三吴文化起春秋，季扎言游，遗泽故乡留”等句，说明这些先哲在民间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可以这样说，太伯仲雍让贤避国的美德，培育了境内敬宗睦族、积德行善之习俗；季扎言游以儒学教化乡民的举措，造就了境内重教兴学、处处弦歌的风尚。

　　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传承，固然要有为政者的倡导，而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和践行也十分重要。从张家港的历史看，地方官吏、文人学者在弘扬传统文化、造就良好民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