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家谱的收集与研究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已知中国大陆公藏的家谱约有一万余种，收藏单位主要是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化馆以及科研院所等。藏谱量较多的单位有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等。

北京图书馆的家谱收藏是世界中国家谱总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民国十七年 (1928年)致函各界，征求家谱，至今馆藏家谱已达三千余种。八十年代中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家谱整理工作，内容包括集中存书、编目、印制软片目录、编写《北京图书馆藏家谱提要》等。1990年4月，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正式成立，中心在家谱方面的主要职能是整理并收集家谱和家谱学著作; 开设阅览室，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览和咨询服务;编辑出版有关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开展家谱学的研究工作等。关于北京图书馆收藏及整理家谱的详况，可参见张志清《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家谱综述》(《谱牒学研究》 第3辑)。

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新风，谱牒学研究风气渐浓。首先是有关研究文章的大量发表;继之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学术团体，如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以及山西、福建、河南、上海等地方性谱牒学研究会; 同时各家谱收藏单位的整理工作亦提上日程。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召开过几次年会，并编辑出版了学术性论丛《谱牒学研究》，现已出版四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一些学术性刊物，如北京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等，还设立“谱牒学研究”专栏，登载有关研究论文。

在台湾，八十年代以前，著名图书馆收藏旧家谱的数量极少，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仅藏有十余种，中央图书馆也仅有二三十种大陆人家的旧谱书。从1981年起，联合报文化基金会成立国学文献馆，致力于收集海外珍贵中国书籍、档案，供社会与学界使用，家谱资料为其主要项目之一。该机构除向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复制缩微胶片以外，还从日本、英国、香港等地购置，到八十年代末，收藏量已达六十种，成为台湾地区收藏家谱量丰富的机关。在台北还有中国文化大学与摩门教族谱服务单位收藏有家谱资料，也供读者查阅。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

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

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

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

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

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

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

“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

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令人惊奇的是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竟然是北魏几代帝王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

《魏书》记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

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当然不会是巧合，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魏之所以尊崇佛教、大兴石窟，是基于佛教对于皇权有“济益之动”的考虑。

拓拔圭借高僧法果之口喊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历史强音。

礼佛崇帝的要求，迎来了北魏在云冈浩大的开窟造像工程，昙曜五窟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实现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局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气度是空前绝后的。

举目望去：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

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北魏王朝的大气磅礴，感受鲜卑族人理解的佛教文化。

通过今天的分析，它（云冈石窟）每一个造像，每开一个窟，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照顾了现实的帝王，一个方面把佛教的内涵，非常充分而巧妙的表达进去，我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华严经》的佛教的空间观念，《秒法莲华经》的时间观念，以及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向往的观念，以及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太平盛世的观念，无一不在云冈石窟有所体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北魏，距离今天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在北魏哪个时候，以鲜卑人的观念理解的佛教很深刻。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

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

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

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

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

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

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你比如典型的象西安、洛阳，汉长安、唐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秦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洛阳、汉洛阳、唐洛阳，都不在一个地方，都是搬迁过地方，北京比较年轻，辽、金时候，把那地方定为上京或者是中京，元代才正式在哪个地方，定都叫大都，它是元、明、清三代（都城），也就是七、八百年的历史，变了三次，现在北京的考察已经很清楚，元大都的遗址是在什么地方，辽、金时候的都城在什么地方，明代才定了现在的地方，最起码有三次变迁地方，那么从都城的迁移和固定，这个点来说呢，大同又是唯一的没有挪动地方。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

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

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

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

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

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

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

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

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

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

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

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

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

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

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

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

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

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

既可作为院落建筑的屏障，又能烘托出建筑物的肃穆和华丽。

大同九龙壁为中国九龙壁之最，比北京故宫皇极门前和北海公园的两座九龙壁都要大。

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九龙壁，是明初代王朱桂府的照壁。

采用黄、绿、蓝、紫、黑、白等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巍峨壮观、光彩夺目，为古城大同锦上添花。

今天的大同市已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近百万市民在这里安居乐业，人们的生活似乎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

很难说得清他们操守的是什么文化。

然而这里毕竟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

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大同文化究竟是胡化了的汉文化，还是汉化了的胡文化，还是胡汉交融文化，对这个问题，我经过长久的思考，发现我们大同有个特点，我们大同的居民谈不上五代，就是说有五代人在大同世居，这就不象人家南方人，南方人家有祠堂，有家谱，人家一追溯，我们的祖先是明代的、宋代的、唐代的，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去，人家都能够排下家谱来，大同没有，什么原因呢，古代北方的民族，在这个地方出入来往、相当频繁，因此，每一个民族来了，他们要留下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个地方也有本土的汉人，但是汉人在这个地方，占的比重有多大，应该说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不是绝对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绝对是胡化了的一种文化，但是呢，汉文化的力量比较大，胡人来到大同以后要学汉文化，他们又把汉人的东西又学进了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汉化了胡，你比如典型的北魏，北魏王朝（在大同）建都九十多年当中，它的治国方针，它的中心内容，大部分采用的是汉人的，所以说，大同的这个文化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特别应该看到胡汉的交融，这是大同文化的特色，

这种多民族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和民俗风情不只体现在闻名遐迩的文物古迹上，而要从大同的传统民居中去寻找。

这些破破烂烂的四合院里传承着大同最鲜活的生机和韵味。

古民居、古街巷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

早在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曾说过：北京城的价值不在于王府、宫殿和寺庙，而在于所有建筑物的空间秩序，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文物。

大同当然也是如此。

漫步这些街巷，你可能会踢起北魏的沙尘，也可能会踩到辽金西京的瓦砾，从中感受那一千六百年的古都遗韵。

（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称，它的街道的格局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它延续了隋唐的里坊制，这样一种格局，这个里坊制怎么说呢？就有点象我们现在讲的居住区一样，就是居住区和商业区是分开的，那么，每一个“里”里面，也是棋盘式的，又分成多少个居住的单位，那么，这个街道呢，就是把这几个单位联系起来，然后再组成一个大的居住区，那么，中国的里坊制是在北宋以后开始变化的，就是把商业发展到街道上，是从北宋开始的，就是打破了过去隋唐时期里坊制的这种结构，那么，它（大同）恰恰是很真实的保存了这种结构，现在它（大同）的街道格局，仍然是这样，只不过是有些建筑，以经变成现代的建筑了，但是大体的格局没有变，那个时候它的每一条街和街之间的路口，都有牌楼，大同最有名的是四牌楼，这个四牌楼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但很可惜，大同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后，不到两年时间把四牌楼给拆掉了，非常遗憾。

现在最惨的就是街道的里坊制格局，现在比较还能够看的出的就留下东南隅的一小块，这种东西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希望尽快的拿出方案来，如何抢救这一片（传统街区），北京现在不是定了五十几片重点保护吗，我们大同也不妨学学北京，我们就定一片行不行，东南隅这一片，把它保护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大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个脉络可以往下延续，

民风、民俗是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它折射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气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造就了大同独特的民风。

如果讲到大同的民风，可以概括这么三点，第一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尚武，大同人，尤其是县里边，到解放前夕都保存着一种练武的习惯，你象吴家窑呀好多地方，哪个地方好象习惯每个人都舞拳弄棒，这个与这个地方战争频仍、参军的人数多有关系，另外，大同人比较善歌，几乎每个县都有（小剧种），你象灵丘的罗罗腔，广灵的大秧歌，朔州的秧歌，右玉的道情，阳高的二人台，浑源的扇鼓，还有我们的北路梆子，还有朔州的喜罗，浑源的扇鼓，有十几种之多，我们研究发现，她为什么遗存这么多呢？这是由于当时好多少数民族在这儿交流、融合，每一个来这儿的民族都带着老祖宗的一种音乐的载体，发展到现在那就是那些小剧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同人比较爱美，过去大同的民居，老百姓的家里边收拾的特别干净，大同人特别讲究衣着，衣着比较爱美。

在大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大多都长得眉清目秀，尤其是大同姑娘，几乎个个都是美女。

其实大同多美女是古已有之，《大同府志》记载民间有谚语：“宣府的教场，蔚州的城墙，大同的婆娘，为三绝”。

这与大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融合是分不开的，包括匈奴人、鲜卑人，鲜卑这个民族，现在好象从地球蒸发了一样，这个民族到底哪儿去了？其实鲜卑从北魏哪个时候，改了汉姓了，这些人都融合到当地了，鲜卑人有个显著的特点，高鼻子，大眼睛，这些人和汉族人婚嫁、结合，那么生出的后代就要漂亮一点，恐怕这是大同人产生靓哥美女的根本原因。

大同工艺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技艺精湛。

其中，铜器加工工艺可谓闻名中外。

至今在大同，手工制作铜器的作坊还在传承着古老的手艺。

大同的铜器加工始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

民国《大同志稿》记载：“大同虽非铜区，而铜制品向颇著称，物美价廉，多运往外蒙古地方。

手工业中，铜工最为独步。”民间流传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的说法，足见大同铜器的声名远播。

描龙绣凤的铜火锅与其说是炊具，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时，周恩来总理将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赠送给他，一时使大同铜火锅享誉四方

大同素有“煤海”之称，煤炭开采历史悠久。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有当地居民开采煤炭用以炊煮取暖的记载。

唐宋时大同煤炭开采已较为发达，成为商品、流通市场。

明代诗人于谦曾有一首咏《煤炭》的诗：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炬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由于煤炭采掘历史悠久，矿工众多，以往民间有每年冬至庆祝矿工节的习俗。

当天，大街小巷、商店住户门前都要用煤块垒成圆碉形“旺火”。

到了晚上，满城大大小小的旺火点燃， 一片欢腾热闹的气氛。

如今大同市已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大同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每天通过铁路、公路将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大同，展示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融汇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埋藏着丰富的资源，传承着古朴的民风，今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散发着恒久的光辉。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大同民俗：

　　大同风俗之一——婚俗 古代的婚姻，青年男女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结合在一起，其婚姻礼节也是相当繁杂的。正如《大同县志》所述：“媒妁通言两家父母，既许诺，然后送庚帖合婚、卜日、下聘，名曰：换帖，即古问名，纳彩礼也；迎娶有日，行纳币礼，名曰：下茶；即以请期书附之，名曰：通书，即古纳吉、纳征。请期礼也；迎娶之前一日，婿家备肉、面纳于女家，俗谓其肉曰：离娘肉，面曰：离娘面，名曰：催妆；女家即以所资妆奁纳于婿家；及期，婿家备肩舆，择女眷中娴礼者二人以迎女，名曰：娶亲。女家也择女眷中娴礼者二人舆至婿门，名曰：送亲；绅士家行亲迎礼，庶人多不亲迎，仅以女眷摄之，婿则俟于门外而已；既迎入于中堂，外设香案行礼，婿拜，女不拜，名曰：拜天地，行合卺礼如古制；次日，新夫妇同拜先祖及父母及长族亲，名曰：拜堂，即古庙见舅姑礼也；是日，女家具酒馔送于婿家，即古馈舅姑礼也；婿见妇之父母，有于三日行者，有三五日后卜吉行者，女也随婿省亲，名曰：回门；至弥月也如之，女住一月乃还，名曰：住对月。此则俗礼也。” 解放以后，随着时代变迁，大同地区的结婚礼节也比以前简化多了，但为了取结婚吉利，迎亲时，新郎一般要戴红花。傧相由新郎的姐夫或者好友担任，新郎要给新娘带去一根红布裤带，名曰：“喜结良缘”；带去一个瓶子，瓶中插一棵葱，名曰：“生根立后”；还要带五根肋骨的猪肉一块，叫做“离娘肉”，名曰：“五方吉庆”。新娘上车时，女方家中定要送给新郎家中一盘饺子，上面盖着纸剪的大红喜字，名曰：“合家欢乐”；与此同时，女方家中要将“离娘肉”劈出几根肋骨来交给新郎带回，表示婚后夫妻和睦，名曰：“筋骨不离”。新郎与新娘在举行婚礼时，院中悬挂五星红旗。 其结婚典礼程序是：（司仪一人唱礼）

　　一、结婚典礼开始；

　　二、新郎、新娘和来宾入席就位；

　　三、向新郎、新娘献花撒彩；

　　四、鸣炮、奏乐；

　　五、证婚人讲话（宣读结婚证书）；

　　六、主婚人讲话（家长向来宾致谢）；

　　七、介绍人讲话；

　　八、来宾讲话；

　　九、新郎、新娘向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以及来宾行三 鞠躬礼；

　　十、新郎、新娘互相行一鞠躬礼；

　　十一、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

　　十二、临时动议：凡是参加婚礼的人，都可向新郎、新娘提出各种玩笑难题，多属“娶妻生子”之类的玩笑，新郎、新娘无论多么难堪，也不能发脾气；

　　十三、礼成；

　　十四、宾客入席就餐，新郎、新娘分别逐一向来宾恭敬喜酒。 婚联： 张灯结彩办喜事、龙飞凤舞喜盈门 春光练出鸳鸯谱、月夜香斟琥珀杯 诗题红叶同心句、酒饮黄花合卺杯 举案齐眉称乐事、雀屏中目证良缘 喜事喜筵斟喜酒、新成新屋迎新人 新屋喜新居绵延福海、佳期迎佳妇美满姻缘 合卺且行夫妇礼、调琴喜奏凤凰音 出水红莲开并蒂、向阳彩凤喜双飞 横联： 关睢雅化、鸾凤合鸣、百年之好、喜结良缘、福寿鸳鸯、五世其昌、举案齐眉

　　★大同风俗★之二——丧俗 古代大同的丧俗，礼仪相当繁琐。

　　一般可以分为小敛、大敛、烧纸、送灯、辞灵、出殡、复三等程序。正如《大同县志》所述：“亲始殁，擗踊哭泣无数，小敛毕，讣于戚友，大功以上皆以麻括发，名曰：散头；家人裂布裹首，三日成服齐哀，以下各服其服，始大敛；殡于中堂，朝夕奠；每饭必祀。是日，亲戚、僚友，悉以楮纸吊慰，名曰：烧纸；是夜，哭讣于城隍庙，名曰：送灯；七日亲友赙奠，名曰：盛函，又曰：开吊；尤必延礼生行家奠；庶民之贫者多有七日、九日葬者，其富者也有经年而后葬者，非礼也。惟绅士家及庶民之知礼者，于百日内卜日治葬。葬期之前数日，讣期于亲友之，当会葬者。前三日亲友赙奠，名曰：辞灵；延礼生如开吊，及葬也如之，凡置灵座、设魂帛、立铭旌、绘容像、造明器、作神主、告迁柩、设遣奠、祀土神皆如制。但庶人崇尚佛事，既葬三日，主人祭于墓，名曰：复三，又回：圆墓。其绅士家亦有间三、五日即哭于墓者。” 解放以后，随着时代变迁，丧俗大为简化，尤其是1966年大同市建起火葬场后，土葬已逐渐淘汰，一般人员只采用召开追悼会的形式，亲朋好友前往致哀，然后将死者送到火葬场火化。这种文明简朴的葬礼形式，已逐渐为民间普遍接受。 其追悼会程序是：（司仪一人唱礼）

　　一、追悼会开始，全体肃立；

　　二、献花圈、献悼词；

　　三、奏哀乐； 四、默哀（静默三分钟）；

　　五、致悼词； 六、向亡人行三鞠躬礼；

　　七、焚花圈、焚悼词；

　　八、礼成。

　　丧葬挽联 驾鹤西归、音容犹在、寿老归真、德望常昭、勤劳一世、流芳千古、沉痛哀悼、壮志未酬、凋芳落秀 在世克己奉公 终身辛勤劳动 临终瞻念革命 一世淳朴为民 高风传乡里 一世精神归华表 亮节照后人 满堂血泪飞云天 传噩耗悲歌动地 想见音容空有泪 继遗志铁誓震天 欲闻教诲杏无声 寿终德望尚在 一夜秋风狂摧祖竹 身去音容犹存 三更凉露泪洒孙兰 抱孙昔日恩如海 深恩未报惭为子 承服今朝痛彻心 饮泣难消愧作人 半子情深 大厦悲倾梁大坏 游仙迹香 浓云惊把泰山迷 懿范堪夸 此去九泉空景仰 灵辆在驾 殊深半子痛哀思

　　★大同风俗★之三——出生俗 大同地区，在婴儿出生后，其外祖父和外祖母必须给新生婴儿赠送衣服、被褥、枕头、鞋袜等礼物。在孩子生下12天时，亲友中的妇女，要来看望孩子的母亲，名曰：打听。要给产妇带来些红糖、挂面、蛋糕等礼物，表示慰问。产妇家中也须设便饭招待客人。在产期内，忌讳外人进产房，尤其是忌讳外家男性进产家门，为了防止有人冒然闯进，特在门上挂个红布条，表示家中有产妇，禁止外人入内。在满月之前，要由婴儿之父母或者其它长辈给婴儿起一个名字，一开始要有个“乳名”，也称“小名”，叫起来不连姓，过几天再起个名字，也称“官名”，叫起来与姓相连，以后报户口、上学皆用此名。 婴儿生下一个月，父母要给过“满月”，一百天则要过“百日”，一周年还要过生日。

　　过“满月”、“百日”和生日的时候，父母的亲朋好友都要带来礼品表示庆贺，同时也要设酒宴招待客人。 如今，独生子女为数最多，婴儿过“满月”、“百日”和生日都很隆重，有的还要大宴宾客，待到孩子长到12岁时，更是要庆贺一番，谓之“圆锁”。 出生贺词 千里家驹、天赐石麟、丹桂生香、麒麟呈祥、喜得千金、明珠入掌、禧庆弄璋、螽斯衍庆、祥微弄瓦、燕翼贻谋、瓜瓞延祥、喜添含饴 ★大同风俗★之四——名俗 每个孩子一生下来，父母都要给起个名字。大同地区给孩子起名字也有个风俗习惯，每位家长或父母都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观点、兴趣爱好、期望景仰……等给孩子起名字，其标准要求是：读起来好听，叫起来响亮，写起来好看，回味起来寓意深远。能够达到这四条标准的要求，则为好名字。凡是好名字，一定都是自己喜欢，家人喜欢，更会博得别人喜欢。 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以上的四条标准要求呢？笔者带着这一难题，走访了一些前辈、名流、专家、学者，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五点规律：

　　一、按家谱起名： 大同地区远在隋唐时期，儒家思想已有发展，一些名门望族逐步产生，他们为了炫耀自己家族威望，使之世袭相传，希望流芳百世，便著有家谱。书写家谱中，一般按照辈数记录祖辈的名字、官职、宦绩……等，每辈都可续记。这种续写家谱之风气，到明清时期更加盛行，不但名门望族有，就连一般小康之家也有，尤其在农村，更为普遍。每当孩子一生下来，先查其父属哪一辈？再查与小孩同辈的名字叫啥？小孩挨着兄弟姐妹的名字联系起来应该叫啥？便定为名字了。这种按资排辈起名字最讲究的家族，要属儒家孔、孟、曾、颜四大望族（即：孔丘、孟何、曾参、颜回四家）。根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于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以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唐高宗李治、玄宗李隆基、北周太祖郭威、宋真宗赵恒、清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尊重儒学，都到曲阜祭祀过孔子，尤其是乾隆皇帝曾经先后八次朝孔，并于乾隆九年赐给孔府三十个字： 希言公彦承，弘闻桢尚衍。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子第76代衍孙孔令贻又续20个字： 建道敦安定，橘修肇益常。 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自从乾隆皇帝赐字以后，不但孔府族人按此起名，而且孟府、曾府、颜府也都相随而来，均按此五十个字起名。自春秋以后，这四家子孙繁衍很多，遍布国内国外，大同地区也为数不少，他们在他乡异地相逢，只要一提名道姓，便知是哪一辈，叙罢辈分，定了称呼，便有酒宴招待，问明情况，如果经济困难，还要互相资助。

　　二、按期望起名： 每个孩子一生下来，父母都对孩子的性格、气质、作为、事业等有个期望，有的期望功名利禄，有的期望荣华富贵，有的期望忠孝节义，有的期望仁智礼义信……等等，起名字时，就用这些词汇；对女孩子则是期望她温柔贤惠、如花似玉一般，因此起名时多用花、草、兰、珍、英、玲、枝、梅、娥、凤、钦、琴、霞、菊、桃、仙……等辞汇。

　　三、按地点起名： 父母的祖籍地、孩子的出生地、出生时间、父母的结婚地点以及值得纪念的时间、地点都可以作为名字。比如某位解放军首长的儿子生在挺进太行山战斗中，为了纪念太行山战斗岁月，表达对太行山人民的无限深情，他便给孩子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太行；有个孩子出生时间是1960年，正是国困家贫之际，父母为了让他牢记在心，便给起个名字叫陆零；有个孩子父亲籍贯是陕西，母亲籍贯是山西，则给孩子起名叫秦晋；又有个家长生第一个女孩叫玲玲，生第二个孩子时，很希望养个男孩，谁知偏偏生了个女孩，这位家长就希望以后于万别再生女孩了，于是给这个女孩起名“止玲”，为了培养这个女孩有出息，将来放出花一样的芳香，又将禁止的止字上面加个草字头，恰好是个芷字，按字意来讲，是个开着小白花，放出芳香的白芷。这件事情乍听起来觉得有趣好笑，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反映了起名字的一种思路。

　　四、以巧遇起名： 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做过什么好梦，出门时遇见什么事和物，有哪些值得纪念的，都是起名素材。比如有个孩子的母亲在临产时，梦见一条蛇，则给孩子起名梦龙；有个孩子父亲梦过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则给孩子起名大树；有的父母梦见黄金，则给孩子起名生金；无论梦见的事和物有多么不好，但为了取个吉祥，图个吉利，都把它圆成一个好兆头，并用“凶梦换吉梦”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五、按敬仰景物起名：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审美观点，敬仰一定的景物，比如动物类有虎、豹、牛、龙、马等；植物类有松、柏、林、花、杨。柳等；山水类有山、海、江、峰、石、水等；矿藏类有金、银、铁、锡、玉等；颜色类有红、黄、蓝、白等；甚至自然现象类的光、亮、明、日、月等。按照这些景物起名字，效果也不错，尤其是近年来，独生于多，起名字可以不必考虑其兄弟姐妹的排列，随着社会的变迁，家族观念的逐渐淡泊，更用不着考虑堂叔伯兄弟姐妹名字的排列，孩子的父母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孩子起个满意的名字。

　　★大同风俗★之五——旺俗 大同地区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它与当地人的衣食住行必然要发生各种联系。因此，煤的作用远在古代就已渗透到风俗民情之中，其中生旺火就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每逢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