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金陵梅氏支谱十卷，(清)梅寿康纂修，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江都梅氏族谱二卷，(清)梅鸿等重修，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崇文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梅氏宗谱，著者待考，文学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一卷。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浙江松阳汝南梅氏宗谱一卷，(民国)梅信宽主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乡外大阴村。

浙江梅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十一册。浙江省云和县文物管理局。

安徽怀远梅氏族谱四卷，(民国)梅源德等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济南北洋印刷公司铅印本四册。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湖北新洲梅氏宗谱六卷，(民国)梅韫辉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湖北省新洲县三店镇南桥村。

湖北新洲梅氏宗谱八卷，(民国)梅烈忠三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湖北省新洲县绿化乡周山村。

广东顺德龙山梅氏家谱不分卷，(民国)梅周鼎等辑，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手写本一册。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广东台山端芬梅族家谱不分卷，(清)梅命夔修，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手写本一册。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梅氏宗谱十二卷，(清)梅景范等修，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缙云五云梅氏宗谱，梅氏宗族谱委员会编，1996年计算机激光排版胶印本一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永康桥下村志(朱氏为主，另外还有梅、吕、夏、潘、李、胡诸姓)，(现代)朱士岳等修，1992年计算机排版铅印本一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阴梅氏宗谱十二卷，(清)梅鸿知等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文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阴梅氏宗谱十六卷，(民国)梅骏信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文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昆陵横山梅氏宗谱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梅宗如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尉仙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宣州宛陵宦林梅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梅朝宗等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泰兴延令梅氏重修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云阳姜堰梅氏重修宗谱六卷，(民国)梅廷瓒纂，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树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临湘梅氏族谱，(清)梅萼辑，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临湘梅氏族谱，(清)梅柳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宛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丽水梅氏宗谱不分卷，(清)尤殩辑，清朝年间手写本一册。

梅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清)梅上进等修，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保恒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

      荣乐堂梅氏六修宗谱序（稿）

  中国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华夏先民在漫长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祖宗崇拜，开启了宗法制度的先河。据文献记载，宗法制早在神农时期便已形成，到西周时期就非常完备了。其核心内容就是嫡长继承制。它的本质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族团体，按照一定的规矩来约束行为，分配利益。为了分别尊卑嫡庶，防止宗族世系出现混乱，就需要对宗族成员的资料进行详细记录，于是就出现了家谱。

  家谱作为姓氏文化的载体，不仅是记录的一个家族来源、迁徙轨迹，以及繁衍生息的过程，还包含了该家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同一时期社会风貌。家谱的存在，在维系亲情，保持家族团结的同时，客观上对社会稳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而中国人历来都非常看重它。宋代大儒朱熹曾说:“人家三代不修谱，而悖祖叛宗，则为不孝矣！”所以，王朝时代，不管是庶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必定家家有谱。宋代史学家郑樵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说的就是这个情况。以致后来，家谱甚至上升到了与国史一样的高度，所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云云，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制度逐渐土崩瓦解，家谱的作用随之淡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家谱，这个有着几千年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也一度销声匿迹，被人们所遗忘。

  近年以来，由于社会安定，传统文化复兴，家谱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来。

虽然现代社会，思想观念转变，宗族势力消亡，家谱的原有功用不再受到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家谱在联系宗族亲情，追本溯源，缅怀先人，传承家族精神等方面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历史和文化方面，更是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我们梅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根据《通志-氏略》及《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梅本出于子姓，是商汤后裔。殷商时，殷王太丁封其弟于梅国，为伯爵，世称梅伯，为梅氏得姓始祖。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梅伯因多次忠言直谏，惹恼了纣王，被纣王施以醢刑，残忍杀害。其后世子孙遂以国为姓。三千多年以来，梅伯忠贞正直的美名流芳至今。可以说，“梅”这个姓氏，在一诞生时就被赋予了正直、坚韧的内涵。

  梅伯之后，在历史上留下踪迹的梅姓人物不断，秦有梅茂，梅鋗，汉有梅嘉、梅福，晋有梅颐，皆有贤名。

到晚唐时期，诗人梅远于唐昭宗光化年间，由吴兴（今浙江湖州）来到宣城，担任文书一类的小官。因五代田頵之乱，不能回吴兴，于是安家于宣城州学之西，遂有了宣城梅氏。

经过五代繁衍，到宋初，梅氏在宣城发展壮大起来，诞生了如梅询、梅尧臣等政治文化翘楚，开创了宣城梅氏的辉煌时代。

南宋后期，蒙古铁蹄南下。为躲避战火，尧臣公五世孙太七公率家族子弟迁到宣城南四十里的柏枧山南庄文峰山口，并在这里再次发展壮大。后世称这一支梅氏为“文峰梅”。

我们荣乐堂梅氏即源自宣城，属于文峰梅这一支。其源流大致如下：

太七公生子四人：八四、九二、百二、福元。

九二公亦生子四人：迪九、胜一、胜二、胜四。

胜一，又名总一，字乐庵，以南宋景炎二年举进士，后任太原府尹。生子九人，始迁徽州婺源。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天下大乱，婺源亦遭到战火侵袭。为给子孙留下后路，乐庵公把九个儿子分别做了安排：良一、良二、良三、良四留守婺源，良五迁豫章，即今江西南昌。良六迁无为，良七、良八、良九三兄弟则携手渡江，来到江北。其中，良七居庐江梅家坂、今属庐江泥河镇，良九亦偕兄居庐江梅家墙，今属庐江罗河镇。而良八则居于桐城杨树湾，今属枞阳麒麟镇。

七百年过去了，留守婺源的四人，其后裔因迭遭战乱，俱失散不可考。迁豫章良五公后裔几经辗转，于明代迁到潜山县水吼村，如果今人口近百人，有家谱传世。迁无为良六公后裔亦无踪迹可寻。惟良七、良八、良九三公之后裔，在庐江、枞阳、桐城、舒城等地生根发芽，椒蕃瓜衍，至今已有万人之众。

数百年间，这三支梅氏后裔秉承祖训，清白为人，耕读传家。虽然没有出现声名显赫，飞黄腾达之人，其中亦不乏保家卫国，忠义节孝之辈。而成就最大的当属良八公后裔梅嶙高。

嶙高公在抗战时期即挂少将军衔，任国名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历任国民政府人事室主任、总统府人事处长等。1952年创设“中国人事行政学会”，历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并充任中印缅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监事。晚年叶落归根，定居故乡枞阳，1997年病逝，享年百岁。著有《人事行政》、《中国政府》等书。

三支后裔因住地相近，世代联系紧密，于清朝初期联合纂修族谱，统一字辈，建立宗祠。祠堂选址在良七公居地梅家坂，命名为“荣乐堂”。

荣乐堂族谱一修于康熙丁卯（1687），二修于乾隆乙酉（1765），三修于嘉庆戊辰（1808），四修于同治庚午（1870），五修于光绪甲辰（1904）。此后由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宗谱续修一事几度搁浅。虽然抗战之后，嶙高公衣锦还乡，号召族人发起续修宗谱事宜。然而，彼时抗战硝烟未散，内战接踵而至，时局动荡，庐江两支因故并未能参与此次续修，甚是憾事。

自光绪甲辰五修谱至今，100余年里，沧海桑田，人事代谢，梅氏宗亲星散四方，随着老人们的离世，加上老谱散失，许多人已无法知晓自己的身世，虽同为梅姓，却如同陌路。

有鉴于此，众多宗亲们担心家族源流从此陷于无序，宗族亲情不再，早在几年前便发出呼吁，倡议续修宗谱。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成立了庐江荣乐堂梅氏宗谱续修理事会，共推宗亲佳才为会长，鸿来、家仓等为理事，全面负责此次续谱工作。

几年以来，佳才、鸿来、家仓等诸先生跋山涉水，往来于庐江、枞阳、桐城、舒城、铜陵、芜湖、宣城、黄山之间，栉风沐雨，遍访周咨，寻觅旧谱，采集信息，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尤其在寻找旧谱的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所赖祖宗英灵庇护，以及先辈宗亲的精心保管，旧谱尚得以保全，使得此次续谱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在此，我代表整个荣乐堂梅氏宗亲，对在此次续修宗谱的过程中做出无私贡献的宗亲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的努力，为宗族事务付再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

本次续修仍然沿用旧版排列方式，力求做到人员资料信息准确无误，减少疏漏，使之与老谱无缝对接，保持宗族源流的连续性。由于桐城良八公后裔曾经独立修谱，对于我们的合俢邀约，桐城宗亲们表示希望继续独立。世间之事，分分合合本是常理，不便勉强。但是，我们仍然在新谱中预留了接口，以便将来有缘再继续合俢。

今天，时代发展突飞猛进，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梅氏宗亲遍布海内外，或从政，或从学、或从商，各尽所能，为社会发展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然而，无论身处何处，还是地位高低，梅氏族人总是能保持正直、善良的家族传统，把诚信、包容带到每一个地方，让象征着高洁、坚韧的梅花精神，开遍世界。

值此宗谱告成之际，愿我们族人在追本溯源，缅怀先人的同时，更应与时俱进，摒弃落后观念，拥抱时代文明，使梅姓这个古老的姓氏焕发出新的光彩，再创属于我们的辉煌！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世裔孙惠春沐手拜撰。

　　在当时，和绅的权力要大于刘墉和纪晓岚，但他不是没有弱点，刘墉和纪晓岚通过政治上的结盟，来同和绅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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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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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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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