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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晏几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父亲晏殊官居相位，比起政治上的建树，其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文采和词作。晏几道出生时，晏殊已47岁，算是老来得子。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晏几道得到了父亲格外的宠爱。晏殊自幼聪颖过人，继承了父亲优良的文学细胞，7岁就能写文章，14岁就参加科举考试。拿了个进士的身份回来。晏几道生来就在绮罗脂粉堆中长大，珠围翠绕，锦衣玉食，“金鞍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他的六位兄长先后步入仕途，而晏几道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

家道中落

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晏殊去世，晏几道春风得意的生活也戛然而止，他立刻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霜刀雪剑。他和六哥祗德，八弟传正及姊妹四人都还年幼，后由二哥承裕的妻子张氏“养毓调护”，嫁娶成家。后来恩荫为太常寺太祝。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晏几道的朋友郑侠因进《流民图》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罗织罪名，交付御史台治罪。政敌们从郑侠的家中搜到晏几道的一首《与郑介夫》（郑侠字介夫），上面写着：“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些人如获至宝，以讽刺“新政”、反对改革为名，将晏几道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释放了晏几道。这件事虽然有惊无险，但经过这么一折腾，原本就坐吃山空的家底更加微薄，晏家的家境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晏几道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从一个书生意气的公子哥，沦落为潦倒落魄的贵族。

元丰过往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7年），他的好友王肱去世，晏几道受请为遗文作序。元丰二，三年间，黄庭坚赴吏部等侯改官，晏几道与他再次相聚，两人常在寂照房饮酒唱和，有时醉倒在酒家垆边，有时同榻夜话，纵论时势，畅谈抱负，“俱含万里情，雪梅开岭缴”（黄庭坚《次韵叔原会寂照房》，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七），意气纵横，期许不凡。当时晏几道正处壮年，笃于风义，气概豪迈，颇负声名。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监颖昌许田镇。此时颍昌官场上，知府韩维是晏殊的弟子，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再加上对自己才气的自信，晏几道上任伊始，就大胆给韩维献上了自己的词作。韩维很快给予回复，说你的那些词作我都看了，“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希望你能“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辜负我作为一个“门下老吏”的期望！全然没有昔日晏家门生的温情，而是一副道学面孔，家长作派。晏几道读罢，如同大冬天里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全身都冷透了。元丰七年（1084），黄庭坚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县），在汴京附近的成平、太康路上，写了十首小诗寄怀晏几道和王肱，但这时晏几道恰已遥涉江南，未能聚首。

晚年生活

宋哲宗元v初，晏几道词名盛传于京师，苏轼曾请黄庭坚转致期望结识之意，但他回答说。“今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陆友《砚北杂志》上，引邵泽民说）辞气颇为倨傲。在这期间，他编辑自己的词集，黄庭坚为之作序。徽宗崇宁初，因“更缘事为，积有闻誉”，由乾宁军通判调任开封府推官。崇宁四年（1105年），开封府两经狱空，晏几道转一官。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权势正盛，曾于重九，冬至日，遣客求写长短句，晏几道为作《鹧鸪天》两首，内容只限歌咏太平，而无一语言及蔡京。当时，他已是年迈的老人了。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年过古稀的晏几道安然辞世。他走了，而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小山词》却流传千年，历久而弥新。

个人作品 个人成就

著有《小山词》1卷，存词260首，其中长调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词在宋初发展到一个高峰，用清壮顿挫的艺术性，揉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既雅又俗的歌词合乐的典型音乐形象，使词这种艺术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取得扭转雅歌尽废的历史性作用。

文学特点

黄庭坚曾在《<小山词>序》中列举出晏几道的“生平四大痴绝处”——“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好像是贬，其实是赞许，更主要的是突出了晏几道性格的特点——痴，即痴情。一部《小山词》，把词人的纯情痴意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真挚、深婉、执着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小山词》最突出的特点，这个突出特点具体表现在下面几点：

1．纯情锐感的品性和痴情不移的特征

真与痴是晏几道的性格特点，这种特点贯穿了他的全部词作。他的词充满了忧愁和悲伤，冯煦说他是“古之伤心人”，黄庭坚说晏几道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与大晏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富于哲理完全两样。

鲁迅先生曾透辟地指出：“有至情之人，才能有至情之文。”《小山词》中的许多至情形象其实就是至情晏几道的真实写照，《小山词》的纯情中，是有“痴”的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追情往事，写对爱情欢愉的体验，还是感伤离别，抒发刻骨相思的情怀，都充溢着一股强烈的情感，这感情常常被渲染到十分浓烈的地步，近痴带狂，甚至“无理”，以至于被人称之为“鬼语”。

2．抒情的“向内转”与个人化

抒情小词到了晏几道，已明显地由晚唐五代不具个性的艳歌转为抒写一已之情的词篇。从总体上看，晏几道此类词作已脱离了歌舞欢场上逢场作戏的性质，就比较更带着个人的色彩了，而不是《花间集》的没有个性的艳词了。这是一点不同。晏几道的这些有专指的情词已从其他艳词中跳脱出来，重心向内转，向情深处转，不纠缠于艳事本身，着重于男女情爱中心灵的感应与共鸣。努力挖掘和表现的是心灵中的情绪，是更深、更细、更微妙的情的底蕴。

3．语言深婉细腻、情感曲折跌宕。

晏几道词往往用语较重，感 彩强烈。例如“拼”字的运用就是晏几道词的突出用语。佳人别后音尘悄，瘦尽难拼。 （《丑奴儿》）、就中懊恼难拼处（《风入松》） 、才听便拼衣袖湿（《浣溪沙》）。这些词句用“拼”，或表达感情的无法控制，或表达主人公为情不惜一切的决心，或表达情感的绝难割舍。这个“拼”字，成了《小山词》表达情感极致的一个非常形象的字眼，也是晏几道苦恋情结形象写照。词人的十分用情、为卿而狂的心态和情态在这一“拼”中和盘托出、栩栩如生。此外，诸如“乱”、“醉”、“破”、“恼”、矾限”等带有强烈感 彩的字眼，在《小山词》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以梦写情，是词人言情曲折跌宕的重要表现形式。晏几道可以说是一个以梦写情的高手。一部《小山词》，“梦”字随处可见。据统计，词集中有57首都写了梦境，占他全部词作约四分之一。梦境，成了词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抒写情感的方式。无论是以梦来追忆往事前尘，还是借以表达人生如梦之感，也无论以梦来抒写思相思怀人之情，或是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以梦托之，不外乎都是一种郁结之下的情感渲泄方式。

综上所述，以言情见长的纯情词人晏几道，其纯情锐感的资质和深挚、婉曲、沉郁的抒情风格合力造就了《小山词》纯情特色和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轶事典故

大观元年（1107年），权倾天下的奸相蔡京在重九、冬至日，几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无奈之下，写了两首《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竟然没有一句言及蔡京。一个绝佳的拍高官马屁以求升官的机会就这样流逝了。不识时务的晏几道终其一生，也仅做到通判这类小官。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等小吏。

名人点评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晏氏父子仍步温、韦，晏几道精力尤胜。

陈廷焯《词坛丛话》：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刘改之，一以韵胜，一以气胜，别于 、白石外，自成大家。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彼丹阳、归愚之相承，固琐琐不足数尔。

夏敬观《赦执势馈罚宏淌细缸樱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狎邪之大雅，豪上之鼓吹”，未足以尽之也。

又：殊父子词，语浅意深，有回肠荡气之妙；晏几道殆过其父。

王灼《碧鸡漫志》：叔原词，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毛晋 汲古阁本《小山词跋》：诸名胜词集，删选相半，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

刘熙载《艺概》：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陈匪石《声执》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晏几道莫属。

又：珠玉、小山、子野、屯田、东山、淮海、 ，其词皆神于炼。不似南宋 名家，针线之迹未灭尽也。

吴世昌《词林新话》：《小山词》比当时其它词集，令读者有出类拔萃之感。它的文体清丽宛转如转明珠于玉盘，而明白晓畅，使两宋作家无人能继。

又：静安以宋词比唐诗，曰：“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云。则静安于叔原词所知犹为皮相也。又日：“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以小山不足比淮海，静安非知小山者。

郑骞《成府谈词》：小山词境，清新凄婉，高华绮丽之外表，不能掩其苍凉寂寞之内心，伤感文学，此为上品。《人间词话》云：“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是犹以寻常贵公子目小山矣。

又：小山词伤感中见豪迈，凄凉中有温暖，与少游之凄厉幽远异趣，小山多写高堂华烛、酒阑人散之空虚，淮海则多写登山临水、栖迟零落之苦闷。二人性情家世环境遭遇不同，故词境亦异，其为自写伤心则一也。

生卒年考

有关晏几道的材料，因为史书和地方志等都极少有有关他的记载流传下来，所以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主要根据郑侠的生卒年推断晏几道生于公元1041年（或推前几年），卒于公元1119年左右；夏承焘的《二晏年谱》则主要根据黄升的《花庵词选》所说庆历中晏几道奉召作词和王灼《碧鸡漫志》所载晏几道为蔡京填词两事推算晏几道生于公元1030年左右，卒于公元1106年左右；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大多采用了夏承焘的说法。

涂木水和晏立豪到二晏的故里江西省进贤县文港乡沙河村发现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江西晏氏所修的《东南晏氏重修家谱》，其中明确记载有晏几道的生卒年：“殊公八子几道，字叔原，行十五，号小山。”“宋大观庚寅（1110）九月殁，寿七十三岁。”’故晏几道应该是生于1038年，卒于1110年，享年73岁。

夏 XIA

一、姓氏源流

1、出自姒姓。

相传帝尧时，鲧的妻子有莘氏女志因梦里吃了薏苡而生禹，故帝尧便赐禹以妫为姓。后来，禹治理了水患，指导百姓兴修沟渠，发展农业，还领兵平定了三苗之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了表彰他的丰功伟绩，舜封他于夏（今河南登封县东），后来还把帝位传给了他。夏禹死后，其子启继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400多年，共传13代，16王。后因夏帝桀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夏王族便以国为氏，称为夏氏。

2、出自姒姓。

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初年分封诸侯，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受封于杞（今河南省杞县），为杞侯。至简公时，被楚国所灭。简公之弟佗（本妫姓）出奔鲁国，鲁悼公因其为夏禹的后裔，给予采地为侯，称为夏侯（复姓），其后裔以夏为姓，称夏氏。

3、出自妫姓。

以王父字为氏。西周初年，武王追封帝舜之后妫满于陈，建立陈国，建都宛丘，以奉帝舜之宗祀。史称胡公满、陈胡公。春秋时，传至第16位君主陈宣公杵臼时，有庶子名子西，字子夏。其孙征舒以王父（祖父）之字为氏，称为夏征舒，其后遂有夏氏。

4、改赐姓或其他。

台湾土著哈也湾氏改姓夏；明时元人齐噜台被赐名夏贵；土家、蒙古、回、满等族有夏姓。

5、得姓始祖：夏启。

相传帝禹死后，其子启打破禅让制而即位，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四百年，共传十三代，十六王，末帝夏桀暴虐无道，国人怨恨，而此时黄帝子姓后裔商汤却因仁德，深受拥戴。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夏王族便以国为氏，称为夏姓。夏启因开国君主之位，而被奉为夏姓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夏氏因得姓很早，故随着时代的不断更替，散居尤为广泛。

夏姓发源于今河南、安徽省境。大致上，秦及秦代以前，夏姓主要在中原生息繁衍，并迁往陕西、山东、安徽、山西、河北等地。如夏征舒传至4世孙夏区夫仕陈（今属河南）为大夫，裔孙夏御寇仕齐（今山东东部）为大夫。秦始皇时尤御医夏无且（大致出自陕西夏氏）。秦汉之际，有代（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中部与北部等地）相夏说；安徽夏氏出自随王桀逃至南巢一部分夏王族的后裔。

魏晋南北朝以前，夏姓还主要活跃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特别是中原一带。

夏姓南迁始于汉代，如西汉时有夏黄公，为鄞人（今浙江宁波市）；东汉有夏方，为九江人（今属江西）。大举南迁则为魏晋之际，浙江夏姓此期最为昌盛，故有夏姓会稽郡望之说，始祖为西晋高士夏统，此郡亦为夏姓发展史上最大望族。这一时期，北方夏姓因战乱动荡流离，相对南方，发展低迷。

唐时政清民和，夏姓处于一个萌生勃发时期。北方夏姓重振家园，发展壮大，南方在前代基础之上，更加繁衍旺达。

宋代以后，荣载史册的夏姓名人比比皆是。北宋有参知政事夏竦，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夏诚，龙阳（今湖南汉寿）人；南宋有画家夏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元代有画家夏迪等。明代有夏允彝，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画家夏昶，今江苏昆山人；宰相夏言，江西人。另外，明初有山西大槐树夏姓分迁于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地。

清代名人有小说家夏敬渠，江苏人；史学家夏燮，安徽人。此外，清末有闽、粤等地夏姓渡海入台，后辗转新加坡等地者。

总之，唐宋以后，，夏姓支脉延伸更广，且以江南一带为繁衍望地。经过长期繁衍，使得夏姓的分布中心，移向了江南地区。广布于今安徽、浙江、湖南、三胡北、江苏、福建、和广东、广西等省，今日夏姓分布以江苏、浙江为多，这两省夏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夏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夏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五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九。

三、郡望堂号

堂号

“平水堂”：夏禹治水13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水患终于被治平，舜把帝位让给了他。 夏姓也以"会稽"为堂号。

“正德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夏氏先祖夏儒之女成为明武宗皇后，夏儒成为国丈，被明武宗封为庆阴伯。后人为纪念先祖，遂以明武宗年号“正德”为堂名，称“正德堂”。兴化夏氏家族即以“正德堂”为本族徽号。

此外，夏姓的主要堂号还有：“会稽堂”、“务本堂”、“源远堂”、“尚忠堂”、“思孝堂”、“明德堂”、“聚奎堂”、“遗爱堂”、“鹤来堂”等。

郡望

会稽郡：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于吴、越地置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西汉时相当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省大部分（仅天目山、淳安县以西小部分地区除外）及福建全省。此支夏氏，为西晋高士夏统之族所在。 此郡夏姓在受姓以后代有名人，载入史籍。如秦代夏无且，是秦始皇的侍医；西汉阴城内史夏宽，东汉夏馥，字子治，与张俭、范滂齐名，泰山都尉、学者夏恭、晋代孝子夏统，皆系会稽郡夏氏家族杰出人物。

谯 郡：东汉建安末年从沛郡分一部分设置谯郡，治所在谯县（今安徽省毫县）。

高阳郡：东汉桓帝置郡，治所在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晋泰始初置高阳国，治所在博陆（今河北蠡县南）。北魏改为郡，移治高阳。

鲁 郡：西汉初改薛郡置鲁国，治所在鲁县（今山东曲阜）。

四、历史名人

夏禹（大禹）：夏代开国的君主。颛顼之孙，姓姒氏，号禹。因平治洪水有功，受舜禅让为天子，世称为大禹。在位八年而卒，传位于子启，而开君主世袭之制。亦称为夏后氏。禹是中国人所知的一位治水英雄，他为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贵为天子，保持本色，亲近百姓，为民谋利，是帝国君主制度下的君主典范。

夏 育：卫国名震遐迩的勇士，据说他力举千钧，能生拔牛尾。

夏无且：在荆轲谋刺秦王之时的侍医，由于"以药囊捉荆轲"，而名登《史记》的“刺客传”。

夏 勤：东汉人，历仕京宛二县令、零陵（今属湖南）太守、司徒等职，以才干见称。

夏 恭：东汉光武帝时备受人敬仰的学者。依据史籍记载夏恭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易学教授，曾经教授生徒达100余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夏黄公：鄞（今浙江省宁波）人，西汉隐士。曾避秦匿商山中，为“四皓”之一。

夏侯玄：三国时魏国大臣。精玄理，为玄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四聪”之一。

夏 瞻：晋代杰出画家，工于人物、神像。其作品被载入《历代名画记》及《图书集成》等书中。

夏执中：宜春（今江西省宜春）人，宋代节度使，以贤扬名。据传朝廷举庆礼，人皆争献珍奇，执中独书“一人有庆，万寿无疆”进之。

夏 圭：南宋杰出的画家。早年工人物画，后以山水画著称。并与马远同时，号称“马夏”。画风洒脱，糅合李唐、范宽与米芾的画法，用秃笔带水作大斧劈皴，构图多作半边或一角之景，时称“夏半边”。

夏 迪：元代著名画家，善山水竹石，尤精于绘松。

夏 言：江西省贵溪人，明嘉靖年间作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旋首辅执政，两度为相。

夏 寅：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明代学者，官至浙江参政。其“君子三惜”说被传为名言。

夏 昶：昆山（今江苏省昆山）人，明代著名画家。他不仅善绘画，而且善书能诗；其诗词清丽，书工正楷，其画擅长写竹石，当时推为第一，有传"仲昭一个竹，江南十锭金"。宋代以后，是夏姓在文学领域里最为光辉的时期。

夏原吉：湖广湘阴（今属湖南省）人，明朝大臣，为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户部尚书，主持财政27年，支应无误，在详定赋役，清仓场，广屯种，修水利等方面均有政绩。

夏崇之：湘阴人，明成华年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曾向皇上陈述时务五事，解其利弊，具有超前意识。

夏完淳：上海松江人，南明抗清义士。生而早慧，十四岁随父加入抗清斗争。所著被辑为《夏完淳集》。

夏敬渠：江苏省江阴人，清代小说家。一生好游，足遍四方。崇信程朱理学。著有小说《野叟曝言》。

夏 燮：安徽省当涂人，清代史学家。其不满清go-vern-ment卖国行径，强烈抗议外敌入侵，赞赏国人反抗精神，著有《中西纪事》一书。

夏丐尊：浙江省上虞人，著名文学家，作品甚丰，有《生活与文学》、《平屋杂文》等，又有译著《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

夏明翰：湖南省衡阳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烈士，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生。临刑诗中：“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现了一个Communistparty人的革命气节。

附1：回族中的夏姓

据说取自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从西方来泉州定居，后应聘主持清真寺教务的夏不鲁罕丁名字的首音。当时，夏不鲁罕丁被人们推崇为“摄思廉（伊斯兰教）夏（长老）。”故又说，回族中的夏姓是从夏不鲁罕丁的教务等称“夏”而来。另，明永乐年间来中国的苏禄东王守墓人夏乃马当，在当地生息繁衍，遂成了山东德州北营夏姓回民之先祖。在江苏镇江，有《明德堂夏姓》。夏姓“原有老谱，清咸丰年间，在原籍扬州被毁，民国五年（1916年），由镇江、南京始祖中医师子衡公重纂，序文中有我族自前明人关以来定居扬州，堂开明德，已有五百年光景，历传三十世之谱的记载。1983年，镇江后裔（夏）容光在此基础上，建立活页新谱，并在排辈十字后加添二十字。”（《镇江回回》）夏姓回族以西北居多。

附2：夏姓宗祠通用对联

〖夏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会稽世泽；

大臣家风。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夏姓的郡望“会稽”，借郡望表述对夏禹的崇拜。下联典指并歌颂了夏姓的远祖夏原吉历事明代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主管财政二十七年，“为政能得大礼，有古大臣风”。

名列四皓；

望并三宗。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代隐士夏黄公，字少通，鄞人。避秦匿商山中，为“四皓”之一。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下联典指汉代名人夏馥，字子治，圉人。桓帝时初举直言，不就。名为中官所惮。

名联四皓；

望并三宗。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秦末汉初鄞县人夏黄公，避秦末战乱，与东园公、绮里季、角（Lù 音路）里先生一起隐居在商山，称“商山四皓”。下联典指东汉圉人夏馥，字子治，桓帝初年举直言，他不去。虽然不与当时的官员打交道，但名声却为专权的宦官所惧怕，与范滂、张俭等人同被诬告，不得已逃奔他乡，改变姓名，为人佣工。

真宰相器

有大臣风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北宋大臣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少年时聪明好学，通晓经史、诸子、律历及佛老，文章典雅藻丽。历官光禄寺丞、礼部郎中、邓州知州、知制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仁宗时任宰相，封英国公。善于结交。著有《文庄集》等。下联典指明代湖广湘阴人夏原吉，字维喆，洪武年间入太学，太祖用为户部主事，成祖时官尚书。永乐年间，赴苏、松治水，疏浚吴淞江等，卓有成效。后因上谏而下狱，仁宗即位后复官，历任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户部尚书，主持财政二十七年，从没出过差错。有《夏忠靖集》。

涂山启瑞；

梁国授徒。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相传禹娶涂山氏，嗣受舜禅，国号夏，后裔遂以夏为氏。下联典指汉·夏恭习韩诗，以《易》学教授生徒千余人。

赋传流水；

源溯涂山。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夏姓宗祠“平水堂”联。全联典出夏禹治水13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典故。

一人有庆；

万寿无疆。

——宋·夏执中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宋代节度使夏执中书献孝宗联。夏执中字子权，宜春人。姐为孝宗后，累官奉国军节度使。朝廷举庆人，人们争献珍奇，执中独大书“一人有庆，万寿无疆”以进，人益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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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夏卿一个竹；

西凉十锭金。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明代画家夏景（1388-1470），官至太常侍卿，擅画墨竹，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誉。

崇文陈五事；

正夫贵三惜。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成化进士夏崇文，字廷章，湘阴人。官吏部主事，条上时务五呈，会诏陈利弊，又书陈五事，时论皆韪之。官至太仆少卿。下联典指明代学者夏寅，字正夫，松江华亭人。正统进士，累官浙江参政。尝言：“君子有三可惜；此身不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一败（败坏人格），三可惜。”时以为名言。

云覆瑶坛净；

苔生丹灶闲。

——唐·夏方庆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代诗人夏方庆《谢真人仙驾还旧山》诗联句。夏方庆，贞元中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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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五经开国文臣首

七世同居孝友家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安徽省庐江县夏家墩夏氏宗祠联。上联典指东汉九江人夏勤，字伯宗，传樊氏《公羊春秋》学，历官京、宛二县令，零陵（今属湖南省）太守，安帝时官至司徒，以才干见称。

泉流东海千层浪；

日照南山万树荣。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夏日寿庆联，可作夏姓寿庆联。

野叟曝言留名远；

江山佳胜惠世长。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小说家敬渠，字懋修，号二铭，江阴人。崇信程朱理学，有小说《野叟曝言》。下联典指南宋画家夏圭，字禹玉，钱塘人。宁宗时画院待诏。工画人物，尤擅山水。为“南宋四家”之一。存世作品有《江山佳胜》。

节义清廉羡中执；

文章台阁爱英风。

——佚名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节度使夏执中，字子权，宜春人。姐为孝宗后，累官奉国军节度使。朝廷举庆人，人们争献珍奇，执中独大书“一人有庆，万寿无疆”以进，人益贤之。下联典指宋代名士夏英公的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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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姓宗祠八言通用联〗

盘簇五辛，家迎万福；

觞称九酝，户纳千祥。

——夏承焘撰夏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当代“一代词宗”夏承焘（1900-1986）教授撰书的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