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这家伙是个愤青。

　　比起历史上人们公认的唐宗、宋祖，还有到处有人歌功颂德的康熙、乾隆，朱元璋这家伙头上的光环可弱了很多。甚至很多读书人不屑之，鄙视之，称之一农民。

　　不过，朱愤青这个人做的事情和大多数皇帝不一样。醉眼观去，很多地方，还值得玩味。

　　这愤青所说的最愤的一句话，流传至今。贴切，生动，在酒徒醉眼中，比很多专家、学者的经济学论文，对中华文明贡献都大。

　　这句话是他对一群即将履任的官员们说的，说这话时，大明王朝的贪官已经被他杀过一批又一批，因为他过于袒护小民，已经有“忠直”之臣事先劝告过了，问他，“老大，您不能老护着那些乡巴佬，您应该想想谁和您一块治理这个国家”。

　　很难推测，朱元璋此时是什么心情。是对逼得自己起义的官僚系统妥协，还是继续愤下去。老愤青举起送行酒杯，说了一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翻译一下，就是，“官老爷们，上任的时候，先想想到底谁养活了谁！”。

　　中国自古以来，向来官是父母，民是灰孙子。就连亡了国的商朝贵族，都以“不食周粟”为忠。

　　说实话，用酒徒醉眼来看，不食周粟这事情，有点儿他妈的矫情。庄稼是地里长的，百姓播种收割的，与商朝周朝没关系。

　　不过这也说明了自周朝那时候起，中国的哲学家们就没弄明白一件事情，到底谁养活了谁。是父母官和他们的主子万岁爷养活了百姓，还是百姓养活了父母官和万岁爷。

　　远的不说，近的，就在那个不远的邻国，好像还唱着，某某太阳，哺育了全国百姓的歌词。

　　要说，这帮扯蛋的，和帮忙扯蛋的，真不要脸。连几百年前的朱愤青都不如。朱愤青没读过几天书，还知道，是老百姓打的粮食，喂养了他的官员。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有人恨不得给自己立生祠，把如何养育了人民的功绩表白一番。

　　用朱愤青的话，就是，他们没弄清谁养活了谁的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你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自然该给百姓办事。否则，要你这官儿做什么！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仅此语，可令人千百年后，向朱愤青举杯，说一声，佩服。

　　有些人读的书很少，却喜欢装学富五车。有些人收入很低，却喜欢装富豪。有些人酒量很差，就像酒徒这样半瓶啤酒就倒，却喜欢装能喝。有些人子女在海外出手就是上百万，却喜欢做报告反腐败。

　　无他，人类通病，爱面子而已。

　　朱元璋这个大愤青在位置上，做了一件非常不给自己面子，也不给大伙面子的事。就是修家谱。

　　本来么，帝王将相，按中国传统，不是踏着彩云而生，也应该是名门之后。否则，让追随你的那些人，面子往哪里摆。

　　可朱愤青偏偏不认这个理。他修家谱的时候，有好心人引经据典，分析了他的所有亲属，得出一条科学结论，朱元璋是朱熹的后人。

　　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当时没有DNA分析，不像现在，能把陕西某个村的百姓，分析出古罗马基因来，让他们在血统上“高贵”一头。光凭着在文章，典籍里翻，得出这个结果，非常不容易。

　　按道理，老朱至少要发人家一个科技进步奖，或最佳马屁奖才对。谁知道，家谱草案放到老朱手里，朱愤青一翻白眼，说了句，“扯淡，我他妈的连自己爷爷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还他妈的是朱熹的后代。朱熹的后代能穷到买不起墓地么！”

　　当时的教授们一下子傻了，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有人就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老大，您说，这该怎么写！”

　　怎么写，朱家家谱从我这一代开始写。

　　人，能赢得尊敬的不是其血脉，而是其行为和成就。

　　朱愤青不糊涂，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亲自把自己的家世，写了出来。

　　小时候穷，没钱吃饭。他都写了进去。老爹死了，没地方埋，是别人施舍的墓地，他也写了进去。还有当和尚，要饭的故事。

　　既没有高贵的血脉，也没有斩白蛇的传奇。字里行间透漏一条信息，我老朱造反，是元朝那帮混蛋逼的。我老朱的儿子和属下，不能再当混蛋。

　　虽然后来很多文人，编了很多朱元璋想认朱熹为祖先，被朱熹家族拒绝的故事，借此衬托朱熹后人的高贵。但故事归故事，如果老朱成心篡改家谱，朱熹家族那小样，敢说不字么。

　　朱元璋的身世，刻在他的墓碑上。提醒着他的后人，有这么一个愤青的存在。

　　小时候吃不起饭的朱元璋，对官僚阶层，有刻骨的仇恨。如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肯定是个愤青，认为把某位置以上的官员挨个枪毙，没有一个冤枉的。两个中毙一个，肯定有人漏网。

　　于是，掌握了权力的朱愤青，时时刻刻警醒着逼得他造了反的官僚阶层。甚至不惜剥贪官的皮来示警。

　　很可惜的是，二百多年后，他的帝国，同样因百姓吃不起饭造反而亡。

　　历史上的悲剧，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朱元璋从坟墓中，看到李自成那愤怒的面孔时，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朱元璋恨贪官刮地皮，所以立法剥贪官的皮。并且把贪官的皮添上草，竖立在其曾经工作的衙门口，以儆效尤。可往往前人的皮未干，后人已经又因贪污而锒铛入狱。老朱杀人杀了十几年，杀得开科举选拔新官都来不及补充，有些倦了，就总结了一句：“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出自吴思先生的考证，在此，向吴思先生表示敬意。酒徒在拙作《明》中，擅自替吴思先生安排了个角色，吴思焓。一半是酒徒敬重的吴焓先生，另一半是吴思先生。两个敢说实话的读书人）。

　　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点到了关键处。朱元璋立国之始，一些有能力的读书人如李善长、宋廉、刘基等，协助大明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书生们理想方式也符合理学理论的“完美”制度。当然，读书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说这个制度是他们自创。而把这个制度归功于古人。所以，朱明王朝的制度以当时人的眼光是非常符合华夏传统的，符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略”这个“新儒家”们的提法。但朱元璋发现了，法古，似乎行不通。官员们的品德，因为掌握了权力之后迅速堕落。是制度决定了官员品德，还是官员品德影响了他的“完美”制度，老朱有些吃不准了。

　　大概当时有一种学说认为贪污腐败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污染。这就像酒徒总把贪官都认为是日本人的后代一样，既维护了自己民族的荣誉，又给日本人抹了黑。但这个提法，朱愤青也不大相信，因为明朝的官员中，蒙古人、维吾尔人、色目人都有，并且仔细查下去，没几个干净的。

　　发现老朱对制度产生了疑问。这时候，就有“专家”跳了出来。说了一番非常有趣的大道理。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不多，但专家却非常普及，并且专家们的道理，总是让小民们无法反驳。

　　专家们给朱元璋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官员俸禄。他们认为，贪官层出不穷，是因为官俸太低廉。以当时的物价，官员的俸禄的确不高，大概是玖拾石米。所以，清廉的官员，生活肯定不会太好。海瑞吃不起肉的故事流传至今，以清廉的反证，为当时其他人的贪污行为，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专家们引经据典，要求朱元璋高薪养廉，但朱大愤青却不糊涂。他当过农民，要过饭，知道在明初的银价。明初的银子价格，与明代晚期，海瑞时代没有可比性。当时中原受蒙古人近百年的盘剥，地广人稀，银子价格和粮食价格都贵得离谱。玖拾石大米，折合为白银，大概是六十两银子。而当时上好的农田，每亩大概卖银一两。也就是一个县官如果不贪污，光凭工资，每年的收益是六十亩地，（县官履任不可带家属，他的伙食，按当时规定是地方报销）。

　　六十亩地，对于毕生目标为“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农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这就像某些官员天天说公务员工资低廉，对于农民来说，公务员一年的工资，已经够他赚一辈子。

　　专家们也知道朱愤青不好糊弄，振振有辞地解释，官员都是读书人，价值比农民高。换成我们现在高薪养廉的说法，就是官员的是精英，收入和劳动付出要成正比。

　　这句话够蒙人的。记得玖拾年代，酒徒就被某专家这话蒙得一愣一愣的。结果，朱大愤青当时就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某掌柜的雇佣了伙计，这个伙计嫌薪水低廉。可以请辞。但薪水低，不能成为贪污的理由。

　　当时，群臣无话。

　　读史到此，酒徒忍不住拍案。那位提倡高薪养廉的专家如果听到朱大愤青这句话，肯定羞死。官员嫌俸禄低，好啊，辞职啊。换别人来干，想干的人多得是。

　　当然，官员们是舍不得辞职的。谁都知道，很多人盯着他们的职位。非但如此，一些地痞无赖，还打破脑袋，不拿薪水当编外官员。

　　于是，这场对话不了了之，朱元璋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对付贪官，就想出了“民告官”这一条办法。

　　网上，很多人说，如果回到古代，他一定去宋代。因为宋朝不杀士大夫。说这话的人，我估计他至少是个处级以上干部。否则，也不可能把自己和士大夫同列。

　　而酒徒是草民，所以，如果回到古代，酒徒宁愿选择朱元璋时期的明初。不为别的，就为了朱元璋发明的这一条鼓励民告官。试想酒徒一介百姓，回到古代，也是一介百姓。被贪官欺负了，没胆量揭竿而起。能走的，也就是朱元璋鼓励的这条路。

　　而这条路，古往今来，只有在朱元璋当政的那个时期，在老朱的屠刀威逼下，切实执行过。记载中，一些小官吏干了坏事，被百姓扭送京城。走到半路，就哀告，服软，发誓永不再犯。虽然这个制度曾经被“刁民”恶意利用来对抗官员的命令。但切切实实，起到了保证官员廉洁的作用。

　　可惜，这个制度，因为路途成本太高，和影响地方稳定等原因，在朱元璋死后，被官员们群起否决掉了。于是，明朝的贪官们，得以一代一代继续下去，直到李自成进了北京。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婺源人，朱熹生长在福建武夷山区，5岁随父回到徽州。

朱熹出生时，正是父亲因得罪秦桧被罢官羁留设馆教书时，朱松眼看宋室南渡，国事日非，希望儿子长大后，有个光明的世道，就以光明、天亮之意给儿子取名“熹”。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朱熹严守父训，虽生在福建，但对徽州老家的感情念念不忘。徽州城南有紫阳山，朱熹曾以紫阳书院榜其所居之厅堂。他三次回婺源老家扫墓省亲，交了不少朋友，也收了不少弟子，故徽州士子入闽问学者络绎不绝。

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常署名“新安朱熹”，以寓不忘桑梓之意。

紫阳镇

地处婺源县城，是以朱熹别号命名的一座千年古镇，镇上有大小景点近20处，为多古典景致，如婺源博物馆、婺源民俗馆、老城门（墙）、虹井等。

虹井位于紫阳镇南门街原“文公阙里”西侧。井掘于唐代，井圈呈六边形，内壁对径1米，深5米余。《婺源县志》记载: 朱熹父朱松生时，井中气吐如虹，经日不绝，朱熹生时，井中紫气贯天。立有“虹井”巨碑并刻有井铭。

宋绍兴二十年（1150）春，时年21岁的朱熹第一次回婺源祭祖，曾经过城北门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文公山朱子文化园

文公山原名“九老芙蓉山”，位于县南部晓林乡境内，距县城紫阳镇26公里，因宋宁宗谥朱熹为“文公”，后人遂将此山更名为文公山。

在山林深处，至今仍完好的保存着朱熹第四世祖朱维甫妻程氏之墓，墓碑上的字是朱熹题写的。南宋淳熙三年，时年47岁的朱熹率族人登山扫墓，亲手栽下象征24孝的24棵杉树苗，并按八卦方位排列。借此表达对列祖列宗的大孝之心。历经800多年的风雨沧桑，尚存16棵，最高的387米，最粗的胸径343米，被誉为“江南杉王群”。朱熹的祖墓有好几处，而惟独此处的这些参天大树，是朱熹留下的有生命的遗物。

景区内还有千年古驿道等古迹，后人又新建了朱熹纪念馆、朱熹诗词文化碑廊、紫阳书院、廉泉茶亭、寒泉精舍、半亩方塘等与十万亩天然阔叶林、文公湖等自然风光和谐组合。

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一学派以“新安”定名。

朱熹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徽商崇朱好儒，毫不吝惜捐资办书院。在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朱熹理学对徽州的影响，更是“胜于他邑”。徽州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徽州各大族把朱熹的《家礼》搬到“族规”、“家典”中来，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宗族的统治。因此，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延续时间比其它地区更长，一直到宣统、民国时才逐渐废除。

徽商与理学，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指导思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促使徽州文化高度发展，千姿百态，产生了“新安画派”、“徽派刻书”、“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和“徽剧”等文化门类。

婺源是朱熹故里，又是茶乡，茶道茶俗也别具特色。

朱熹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仕途生涯中，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回婺源寻根访祖时，他又亲自编修了《婺源茶院朱氏族谱》，并撰写谱序。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鹅湖书院得名。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

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修谱

第二次扩大会议顺利召开

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续修宗谱重建祠堂第二次扩大会议昨日在无为县石涧镇纯疃村顺利召开。

到会人员有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续修宗谱重建祠堂顾问委员会成员、全体理事会成员以及特邀宗亲代表。另有石涧黄龙、含山运漕等外地纯疃派朱氏宗亲赶来参加。会议由朱庆霞副理事长（纯疃村主任）主持。

大会第一项议程，由副理事长朱宗钧和理事朱庆贵分别代表理事会向大家汇报了续修宗谱工作的进展以及经费筹集等情况。

大会第二项议程，与会人员为续修宗谱、重建宗祠工作献计献策。会上顾问委员会肯定了理事会的前期工作，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大会第三项议程，理事长朱士双代表理事会向到会的顾问委员会、宗亲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表态：立即采纳顾问委员会以及大家的合理化建议并付诸行动，一如既往地坚持节约办事的原则，把续修宗谱、重建祠堂这件族中大事办好。

会前会后，大家查阅宗谱、倾诉同宗之情时情绪激动；交流续修宗谱、重建祠堂话题时气氛热烈。

另，86岁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朱宗寿、80岁的族人朱荣祖的遗孀陈莲珠分别当场捐助2千和一万元现金。

濡须纯疃派第八次修谱宣传办公室

2013年4月3日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写过征文吧，征文要求文面整洁干净，书写端正美观，字体清晰规范，标点准确无误。你所见过的征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弘扬朱熹文化征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1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此话出自着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之口。

　朱熹博览群书，融会诸家，体察社情民意，著述讲学，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被世人尊称为朱子。出生于尤溪的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一带度过，并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辟有一所书院——武夷精舍，在此一边写作，一边讲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从朱子思想中可以汲取什么营养？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本月初，武夷书院讲坛在武夷山开讲，“朱子学第一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朱熹后裔、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朱杰人，从不同角度解码朱子思想。让我们跟随学者的脚步，穿越时空，亲近大师。

　 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

　儒家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宋代道学是儒家发展的新形态，以朱子为中心的宋儒理学特别强调传承道统的意识，对‘学绝道丧’特别忧患，‘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这对今天重续文化传承和价值传承有重要启示。”“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陈来认为，朱子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这是近1000年来无人可与之相比的。

　在陈来看来，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对儒家“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论证和展开。朱熹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

　朱熹仕宦九载，立朝御前46天，上书请辞64次，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著述、授教之上，“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朱熹参与创建、修复、讲学、题记的书院有64所，其中自建4所。武夷书院原名武夷精舍，由朱熹亲自擘画、营建，宋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据记载，自武夷书院建成后，武夷山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陈来认为，朱子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朱子学的宗旨是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与其宗旨相一致。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人。

　在朱子思想中，其教育理念同样具有现代意义。“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意义。”陈来说。

　 为儒学补上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子家训》具有普世价值

　在朱子学说中，《朱子家训》同样影响甚广。说起《朱子家训》，不少人会想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名训。事实上，这并不是《朱子家训》，而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朱伯庐的《治家格言》。

　朱杰人指出，两者互为羽翼，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是对《朱子家训》的阐发与延伸，把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朱文公家训》又称《朱子家训》，原来收在朱氏家谱中，是朱子训诫家族子弟的私家文件，只是家族内部用的，并不对外。 “世界朱子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一个宝贝，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它，所以就把《朱子家训》公之于世，并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现在已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朱杰人说。

　朱杰人认为，《朱子家训》仅有317个字，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朱子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高妙之处，也是《朱子家训》可以在汗牛充栋的“家训”著述中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在朱杰人看来，《朱子家训》虽产生于800多年前，但仍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朱子家训》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乃至整个马来西亚民族都具有现实意义。20xx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建造一个园林叫孝恩园，园内建有刻着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理石石碑，当年还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大学”教材，但当时儿童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因此，朱子在晚年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孔子、孟子的家训收集起来并进行改造，重新写成《小学》，用通俗的语言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的思想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这就使家训摆脱了复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的意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陈来指出，要把朱子学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2

　朱熹公祭活动始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尤溪是古代全国唯一朱熹诞辰日官方祭祀朱熹的地方。20xx年，尤溪县在南溪书院恢复朱熹诞辰祭祀活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xx年，“朱子祭祀大典”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你看，这"南溪书院"匾额为宋理宗皇帝御书，"文山毓哲"匾额是清康熙皇帝御赐，这里就是祭祀朱熹的地方（书院），几百前就是闽文化象征之一……”纪优梓介绍起尤溪县近年来在推进朱子文化品牌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数家珍。

　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传承的地方缺少乡愁。

　作为尤溪最大的特色，朱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一直为尤溪高度重视，并以“全城朱子文化”来定义城市的规划发展。

　比如在挖掘、保护、整理、研究和运用朱子文化工作方面，通过艰苦努力，尤溪县理清了该县作为“朱熹诞生地”及其朱熹生平的脉络，出版了有关朱熹的著作12本，共200多万字；整理、规范了朱熹公祭活动相关事宜；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由我国著名哲学家、朱熹研究权威张立文领衔，集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朱熹大辞典》一书，于20xx年编辑出版，反映了目前国内外朱熹研究的最高水平。

　“以家风家教、家训祖训为内容的朱子家训文化以及孝文化在尤溪得到很好的发展弘扬，像这里的南溪书院、开山书院，甚至尤溪火车站广场都成为弘扬朱子文化的重要载体。”纪优梓说，尤溪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朱子家训的研究，把朱子家训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如，尤溪实验小学组建百人朱子合唱团和百人朱熹诗词、朱子家训朗诵队。县里还组织有关朱子诗词演唱的节目，被搬上了中央七套的乡约栏目、林博会等。

　挖掘、整理是基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传承，由此，尤溪县根据“全城朱子文化”的定义，设定了打造“中华理学文化名城”的总体目标。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3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遗址，组织重建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发展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社会伦理也是理的表现。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面对佛教道教对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这是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足以与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他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四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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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祖辈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坟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还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然而朱熹父亲带着祖父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福建度过。你说朱熹的籍贯在哪里呢？

朱熹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遯翁、紫阳等。在古代社会中，出名的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著述文章，往往采用不同的籍贯，作为署名时的定语：如邹县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阳朱熹……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籍贯？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宋时早已撤置，朱熹为什么将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籍贯呢？

这要从朱熹的先祖说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断改变的迁徙地中找到。据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国，就位于山东南部的邹县，“沂”通“熹”，所以朱熹时会署名“空同道士邹诉”，“邹诉”即“邹县朱熹”。到战国末年，邾灭而迁沛，沛地属徐州，朱熹的先人移居江苏徐州一带。后汉时又迁回山东北部的青州，然后再南迁过江至吴郡(今江苏苏州)、丹阳(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南的当涂县境内)等地，东晋时朱氏再迁平陵县(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唐时再迁至徽州黄墩，隋唐时或称新安郡。上述朱氏先祖的迁徙情况，主要得之于族谱的记载，而族谱中采于传说、自行附会之处俯拾皆是，许多地方是不可靠的。而朱熹将其作为籍贯别号，可见其怀祖思想之浓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实可考的家谱，是从唐末开始。其远祖朱古寮当时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为将，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当地的紫阳山颇有风光，遂成为地方的一个标志。朱氏在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间授建州政和县尉，正逢睦州方腊起义，危及家乡，便携全家寓居政和(今属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随子赴闽，后病死也葬于政和县。朱松调任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县尉，家又迁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诞生于此地。

朱松后又当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诸职，性情刚直，不久辞官，退隐尤溪城外毓秀峰下。绍兴七年(1137)，移居建州建瓯(今属福建)。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过世，托孤于朋友、右朝议大夫刘子羽，刘在其家乡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盖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颇为安逸。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参加贡举考试，说明朱家早已取得当地的户籍。

朱松虽携眷长期寓居福建，但作为“婺源著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产业，且还不时怀念故乡。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阳”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朱熹后在崇安寓居时，“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筑室于此，匾曰：紫阳书堂”(《崇安县志》)。据《朱子年谱》载，朱熹曾两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岁，回老家省墓。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岁，也是回去修整祖墓。说明朱熹与老家婺源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岁，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围的闽北地区，其中在尤溪约八年，在建瓯约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带生活了约三十余年，而外出为官或活动的时间合计才十三年多。晚年根据父亲的遗嘱，移家定居于建阳县(今属福建)的考亭，约生活了五六年时间，其实此地离武夷山也很近，世称“朱考亭”，死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后人称朱子学派也或作“考亭学派”。

从上述情况看，作为“婺源著姓”的朱家，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余年，那么，朱熹的籍贯应该是“徼州婺源人”，《宋史》本传也如是记载。南宋度宗曾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元代又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清代已形成如此观念：婺源之有朱子，犹如邹县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贯，应无疑问。问题是徽州处于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清康熙年间此地属安徽省，有人据此以为朱熹是安徽籍。民国时期，婺源划归江西，故也有人以为朱熹应为江西籍。

最麻烦的是，有人提出朱熹应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时，其祖父、父亲两代人已移居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数时间也在福建度过。就以古代户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都居于当地，立有户籍，即为“正籍”，正籍就意味着取得了当地籍贯的法定资格。其十八岁时在建州参加贡举考试，便是最好的佐证。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户籍科举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读书写作生涯在崇安渡过，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个算其区域籍贯呢？

从上述情况来看，要确定朱熹的籍贯是不容易的。问题是中国在确定一个人的籍贯方面所使用的标准还颇模糊，一遇上像朱熹这样较为复杂的人物就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