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信阳楚墓漆器“杯豆”的设计意图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2浏览:3收藏

试论信阳楚墓漆器“杯豆”的设计意图,第1张

摘 要:1957—1958年,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一种将耳杯与豆结合在一起的器具,一同出土的简牍中称之为“杯豆”[ 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名称已表明,杯豆是工匠有意识综合杯与豆的造型创制的新型器物。关于杯豆产生的原因和其功能,目前未见专门的研究。桂俊荣在《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中提到,“这种形制的器类在楚漆器中出土很少,而且都集中在信阳楚墓群出土”,认为它是“器类创制尝试的结果”[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在此,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一是豆、耳杯、杯豆之间的先后与衍变关系;二是信阳楚墓中“杯豆”的设计意图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的“创制尝试”实则包含了楚人独特的礼制观念和受其影响的艺术设计理念。

关键词:信阳楚墓 漆豆 漆耳杯 杯豆 设计意图 礼制观念

在一号墓出土的楚简《遣策》记有“……其木器杯豆三十,杯三十。□一□□□之以锦,一瓶食酱,一瓶某(梅)酱……”[ 房振三 信阳楚简文字研究[D]安徽大学,2003p118-119],而出土报告中这一记载数量和该墓出土的杯、杯豆数量相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35]。出土报告指出,一号墓“东部置有彩绘漆案,另有成叠放着的彩绘杯、杯豆、长柄陶勺以及陶鼎、陶豆等。从这些器物倾斜的迹象可以看出,此室的漆木器原放于案上,因案倾倒而跌落。故在杯和杯豆内及附近,还发现许多梅核。”[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19]

杯豆这一器形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仅存于信阳楚墓的个例。皮道坚在《楚艺术史》中认为,杯豆是耳杯的早期形式[ 皮道坚著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具体原因没有说明。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也许是把杯豆看做在带耳的漆豆的造型基础上演变而来,即预设了一种器形演变逻辑:豆→杯豆→耳杯。桂俊荣在其论著中已指出皮道坚的看法并不确切,理由是“耳杯在春秋晚期楚墓中已有出土,时间上较信阳长台关墓早”并且“这种形制的器物造型上明显是豆与耳杯的综合”[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笔者认同此看法,并且可从多个角度说明。

豆,最先以陶器的形式在新石器晚期产生,商周时青铜豆成为固定而重要的礼器,用于祭祀场合。漆豆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中晚期,早先造型和纹饰都与青铜豆相似,仍然实现着礼器的功能;在春秋时期,漆器已逐渐成为青铜礼器的替代品,打破了中原以青铜器为重的礼仪格局。《尔雅·释器》曰:“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郭璞注曰:“豆,礼器也。”作为礼器的豆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所盛食物是不同的。《诗经·大雅·生民》曰:“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说的是豆盛肉的功能;《说文》《国语·周语》以及一些现代学者,也认为它是盛肉之器;而《周礼》中则呈现了庞大完备的笾豆体系;但在各种定位分工的笾豆之中,豆都没有盛酒的职能。

而耳杯这一器形,一般认为是由先秦时期的椭杯、舟演变而来的[ 谢春明 楚墓出土漆耳杯研究[D]湖南大学,2015p7],为楚人的独创;它的功能主要是用于盛酒,且学界根据其似鸟举双翼的形态,广泛认为它就是《楚辞》中提到的“羽觞”。桂俊荣提到设置两侧耳而不是单耳,是为了饮酒时两手执耳持器,行为庄重,符合礼制,“是爵上两侧把手作用原理的沿袭”;另外,弧形内壁也是为了从视觉上把握酒量,不至于饮酒时头部扬起幅度太大而失礼[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71]。两耳的出现其实体现出明确的功能意识,它既增强双手执杯的稳定性,又能防止被杯底烫伤。楚人为了迎合礼制而改造出这一盛行不衰的器具,反映了楚人礼制观念与实用功利主义的融合。

从这条线索来看,笔者认为耳杯的出现与豆并无关系。回到豆→杯豆→耳杯这一假想中看,带耳的漆豆在信阳及同时期楚墓中都有出土,其中信阳楚墓M1出土的器形如图所示。

仅从功能演变上来说,带耳的漆豆豆盘很浅,而豆盘变浅是为了不需要太多的供奉物就能获得“丰富”(丰)的视觉效果。所以带耳漆豆应该仍起陈列作用而非实用器皿;从有盖到去盖、从扁圆柱体盘形到椭圆体杯形、从主要用作盛装肉类的食具到主要用于盛酒的酒具、从仍带有礼器色彩的非实用器皿到实用性的食具,有耳漆豆→杯豆的演变逻辑,跨度太大而没有中间形态的器具佐证。而杯豆仅在信阳楚墓中出现,似乎未曾广泛传播,因此即使杯豆是由漆豆演变过来的,也不太可能作为一种富有影响力的过渡形态的器形,导致耳杯这一器形在楚国的定型和盛行。而且在信阳一号墓中,杯豆与方耳杯明显成套配置的痕迹(见图),说明它和该墓中的耳杯至少是同时出现的。

桂俊荣作出的论断,是基于杯豆的用途与耳杯一致,依然是双手执而用于饮酒。但正是基于墓中耳杯与杯豆的一一搭配,笔者对杯豆的用途作出猜想:信阳一号楚墓中的杯豆与耳杯是一套饮食用具中功能不同的物件,其中的杯豆用于盛非液体类食物,进食时主要以勺取之(右侧室中放有陶勺);而耳杯用于盛酒,饮酒时双手执两耳。

笔者认为,“杯豆”在用途上更加接近豆而非耳杯。杯豆中原来所盛之物,有可能就是《遣策》下文即提及的“梅酱”。先秦时期已经有用盐、蜜等腌渍果品的技术,而梅是最早实行腌渍加工的果品之一[ 刘维锋 古代齐鲁地区饮食文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p50]。《尚书·说命下》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又《仪礼注疏·卷十三·乡射礼第五》:“荐,脯用笾,五胑,祭半胑,横于上。醢以豆,出自东房。胑长尺二寸。脯用笾,笾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说的是笾一般是用于盛放干燥食物,而豆主要用来盛放泡菜、肉酱等含水调味品。如此一来,杯豆用来盛放梅酱也就顺理成章。总之,杯豆与耳杯的用途应该不为重合。

既然如此,设计者为什么不直接设计为豆,而要保留顶部耳杯的形制呢?再者,耳杯也能够用来盛放非液体事物,也能用勺取食(马王堆出土的漆耳杯内有“君幸食”字样,见图),何必加置豆柄呢?

附一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35

[4]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

[5]陈振裕著楚文化与漆器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皮道坚著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

二、论文

[1]巫鸿“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J]读书,2007(01):59-67

[2]谢春明 楚墓出土漆耳杯研究[D]湖南大学,2015p7

[3]房振三 信阳楚简文字研究[D]安徽大学,2003p118-119

[4]刘维锋 古代齐鲁地区饮食文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p50

[5]张法豆:作为中国远古陶器之美[J]人文杂志,2017(03):68-73

[6]吴十洲礼器的古典哲学话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06):56-65

[7]张耀引论中国传统灯具设计之“神性”[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4(02):95-98

[8]刘李明 中国传统灯具造型特征研究[D]江南大学,2008

[9]伊尧尧 中国传统灯具“豆形灯”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2017

三、古代文献

[1]崔高维校点礼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崔高维校点周礼[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冀昀主编尚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7

[4]李立成校注诗经[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5]蒋冀骋点校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

[6](晋)郭璞注尔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惠州市第二中学位于惠城区桥东菜园墩西枝江畔,与下浦滨江公园隔江相望,地理环境优美,风景秀丽,它创办于1960年9月。

惠州市第二中学原系惠州第一小学、第二小学戴帽初中班,经合并整顿后于1960年9月正式成立“惠州镇初级中学”,首任校长吴浩,教导主任杨仕良,随后接任的有邓诚、丘杰,总务主任古志芳。二中初办时由市委副书记曾玲同志任名誉校长。当时学校规模小,只有11个教学班,师生约600人(其中教工40人左右)。并且校舍狭窄、设备简陋、师资薄弱,全校仅有课室11个,仪器室、图书室各一个,篮球场一个,科组联合办公,教师绝大部分是小学抽调上来的。

1962年秋,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该校教职工进行大改动,从兄弟中学调进一批教师,原由小学升上中学的教师分别调到华侨中学或小学。1963年冬随着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惠州镇从惠阳县分出并晋升为惠州市,“惠州镇初级中学”正式改名为“惠州市第二中学”。当时有12个教学班,学生700人,教职工约50人。

1967年,吴浩校长调离二中,由肖光(女)接任校长一职。副校长黄户珊,政工主任卢石源,教导主任谭健,总务主任李忠友。1968年秋,市二中与市三中(现华侨中学)合并为惠州市第二中学,不久后又分开。同年开始招收二年制高中班二个,逐步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完全中学。初高中共有14个教学班,学生约800人,教职工约55人。

60年代,二中校舍虽然比较陈旧、简陋,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二中师生愤发向上,自力更生,曾用几个月的时间,把校园西边一大片低低洼洼的杂草地、池塘,填平建成学校运动场。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活学、活用,当时二中组成一个讲用团,由副校长黄户珊(革委会主任)带队,到惠阳地区各县巡回讲用。也常组织学生到挂钩工厂惠阳机械厂学工,并且有大批初中毕业生响应党中央号召,上山下乡。二中学军、学农、学工全面大开花。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虽然有一部分教师被打入过牛栏,校园内也曾发生过武斗,但总得说来,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毕业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1970年,二中迁入原惠阳高级中学校址上课,闫久发同志调到二中担任校长一职。副校长黄户珊、张丽娟,政工主任卢石源,教导主任叶祝生,总务主任李忠友。新学期开始,高中一年级招收12个班,初中14个班,共26个教学班,学生1500人。1970年的7月,调入四十多名新教师,这是二中教师队伍的又一次大调整。这些新教师中,有约20名七O届华南师范学院毕业生,因他们工资为47元,所以称为47军。这些人有:卢尚德、梅清美、周羡、吴水生、黄天宋、许俊通、陈俊辉、钟晓、张桂芳、陈敬春、黄雪英、石招平、周自宽、汤梅发、唐孝猛、方振发、张盛光、叶镜明、郑廷雄、李素纯等。另外,二中本校毕业留校从教的有10人:李惠玲、杨兰兴、陈锦新、李玉坚、吴容盛、王师旺、蓝信光、郭进生、李定珠、翟招明。还从农村中招回知识青年10人,有:王师通、赖宜勇、郭金清、刘荣居、周冠粤、陈茂林、邓雪英等。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成了教学骨干。

由于有大批的优秀教师,二中发展迅速,在教学、文艺、体育方面屡建殊荣。其中,1970年到1973年连续三年获得全市教工篮球赛第一名。1971年在惠阳地区教师文艺汇演上,学校教师表演的大合唱《长征组歌》,获得第一名,此后,惠阳地区在二中设点搞文艺比赛,该校年年榜上有名。1971年,惠阳地区教育处在二中设点组织暑假教师学习班。到1972年,惠阳地区又在该校搞“教育改革”试验点,效果显著。另外,学校搞勤工俭学,在冷水坑和螺山办起了农场,农场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学生每隔半个月到农场学农。

1972年8月,闫久发同志调离,丘其文校长上任,直至1975年7月。副校长李泽槐,政工主任卢石源,教导主任叶祝生,总务主任李忠友。学校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全校有30多个教学班,学生2300多人,是二中历史上学生人数最多的时期,教职工也超过了100人。

1975年8月,由李泽槐接任校长一职。这几年,教学班保持在25~30个之间,学生人数2000人左右,教职工约100人。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二中应届和历届(当时有大批人回到母校参加复习班)高中毕业生参加了考试,有30多人考上了大学,入围人数和市一中一样多,不少人被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医学院等名牌大学录取。1978年,该校学生黄万年还考入了清华大学。在这几年,学校对教学工作抓得很紧,高考都取得良好成绩,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得到大家的认可。同年该校陈信展老师代表惠阳地区参加省运会航模比赛,取得个第四名。

1979年,由于二中校舍要退回给复办的惠阳高级中学,二中搬回原校址(菜园墩26号),并和当时的六中合并统一称为惠州市第二中学,初中部设在现侨中,高中部设在现二中。一年后,又分为二中、六中两间学校。刚搬回时,学校只有两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教学楼和两排低矮的平房,外加一个坑洼不平的小操场和杂技团留下的练功用的小礼堂,办学环境和条件都较为艰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二中生机勃勃,校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写下了八十年代壮丽、辉煌的篇章。

1980年,校长李泽槐,副校长卢石源、叶祝生、蔡汉宏,政工主任巫翩,教导处主任梁玉阶,总务处主任李忠友。学校有22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0个班,高中12个班),学生人数1352人,教职员工112人。 1981年,校长黄秉钧,副校长叶祝生、张佑昌,政治处主任钟树林,教导处主任温钦明、黄连双、刘琛,总务处主任李忠友,团委书记文丽。学校有20个教学班(其中初中8个班,高中12个班),学生人数1162人,教职员工108人。在这一年,学校表彰了大批“红花少年”和“三好学生”,沈新民同学还被录取为人民解放军航校学员,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该校的夏尚胜老师,为广州市110中学的老师上公开课,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1982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19个教学班(其中初中8个班,高中11个班),学生人数1151人,教职员工105人。学校兴建了一栋四层高的理、化、生实验楼,曾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使教学更为直观、有效。这栋实验楼一直使用到2000年才拆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教研方面,也开展的不错,省教育厅教研室在该校进行数学练习册使用试验,效果显著,外市有大批老师前来听课、取经,并在省研导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1983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19个教学班(其中初中9个班,高中10个班),学生人数1120人,教职员工109人。学校各项制度日渐完善,加强了各方面的管理,教学秩序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各班都开展了“向张海迪学习”的主题班会,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国庆节还举行了游园活动,元旦举行了文艺汇演,校园学习气氛既紧张又轻松。

1984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20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0个班,高中10个班),学生人数1271人,教职员工105人。开展了团基本知识讲座,有很多学生写了入团申请书,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到“五四”青年节这一天,一大批新团员宣誓,光荣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1985年,刘维锋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黄秉钧,黄连双任副校长,张佑昌任党支部副书记,政教处主任刘万祥,教导处主任陈毅强,教导处副主任陈钦修,总务主任高友亮,团委书记黄惠霞。学校有22个教学班(初中8个班,高中14个班)学生总人数1384人,教职员工105人。该校陈信展老师代表惠阳地区教育局(唯一教师代表)参加广东省中学物理教改经验交流会,并在会议期间发表论文一篇。陈绍霖老师与惠阳地区教研室王中武副主任,一同负责全地区升高中招生统考的命题工作(唯一教师代表)。

1986年,黄毅强同志任职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张佑昌、刘万祥,办公室主任陈钦修,教务处主任陈毅强,教务处副主任陈绍霖,总务处主任高友亮,团委书记黄惠霞。学校有24个教学班(其中初中9个班,高中15班)学生总人数1510人,教职员工108人。校园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建成一座4层24间课室的教学楼。该校今年中考名列普通中学第一。

1987年,领导班子不变。新学期开始,有很多学生争先报考该校。学校共有25个教学班(其中初中8个班,高中17个班)学生总人数1579人,教职员工110人。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与要求,该校黄毅强等8位教师被评为高级职称,还有一大批被评为一级教师,在市内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市田径运动会上,该校高中组团体总分名列第三,李文星同学还打破了三级跳远的市纪录。

1988年,原惠阳地区改为惠州市,该校隶属惠城区教育局管理,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25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0个班,高中15个班),学生总人数1444人,教职员工108人。教学大楼加建二层,总共6层36间课室。

1989年,该校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29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5个班,高中14个班)学生总人数1566人,教职员工113人。团队工作成绩显著,被团区委授予先进团委称号。在城区组织的团歌比赛中,获二等奖。在城区青年文艺花会上,该校荣获优秀节目奖。该校升中考、高考各项指标均获城区面上中学第一,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 1990年,该校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教学班28个(其中初中15个班,高中13个班),学生总人数1519人,教职员工108人。该校少先队工作出色,被惠城区教育局、少工委评为中学组一等奖。校团委召开第五届学代会。10月13日举行了30周年校庆暨金马图书馆奠基典礼,金马图书馆是由校友张国超先生赞助20万筹建,并在惠城区政府大楼进行捐赠仪式。

1991年,该校划归惠州市教育局直属管理,该校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教学班29个(其中初中17个班,高中12个班),学生总人数1426人,教职员工115人。被评为城市文明卫生先进单位,学校系统税法宣传教育先进单位。由68届二中毕业学生张国超先生赞助20万港元,兴建了3层共三百平方米的金马图书馆,这在惠州还是首例,曾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市教育局拨款成立市二中鼓号队,是当时市直中学第一支鼓号队,曾多次参加上级的各项庆典活动,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1992年,原校长黄毅强离任,戴光同志接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刘万祥,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张佑昌,办公室主任陈钦修,教务处主任游文才,教务处副主任陈绍霖,总务处主任高友亮,总务处副主任黄金佑,团委书记肖革意。学校有教学班27个(其中初中18个班,高中9个班)学生总人数1426人,教职员工118人。本年度思想教育工作主要以“两史一情”为主要内容,让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1993年,该校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教学班30个(其中初中19个班,高中9个班,与广州市交通运输中等专业学校合办了两个会计班)学生总人数1634人,教职员工120人。另外惠州大学有2个班在该校暂借课室上课。学校购置了25台电脑,配备了电脑室。体育科组训练有方,四个队参加市直中学生篮球赛,均获得好名次。该校陈信展老师被国家物理学会评为优秀指导教师。陈绍霖副主任代表惠州市教研室参加广东省沿海版教材研讨会。

1994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教学班29个(其中初中19个班,高中8个班,会计班2个),学生总人数:1458人,教职员工117人。江边教师宿舍建成。

1995年,陈绍霖同志上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刘万祥、何伟光,办公室主任陈钦修,教务处主任游文才,教务处副主任刘炳新,德育处主任刘荣居,总务处主任陈光瑜,团委书记肖革意。学校有32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8个班,高中12个班,会计班2个),学生总人数为1668人,教职员工112人。本年度该校在文艺、体育方面成绩突出,各科竞赛都榜上有名。高一新生第一次到罗浮山军训,受到教官、局领导的好评。小三栋教师宿舍建成。

1996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30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8个班,高中12个班),学生总人数1484人,教职员工110人。学校在普及普通话工作方面成绩优良。

1997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30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7个班,高中13个班),学生总人数1565人,教职员工112人。该校支部党建工作“六有”达标,荣获广东省初中“三防”知识统测二等奖。

1998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28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5个班,高中13个班),学生总人数1489人,教职员工109人。市直中学生篮球赛四个队都名列前茅。高一新生到镇隆参加军训。

1999年,学校领导班子换届,陈绍霖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何伟光、刘万祥、黎敏,办公室主任陈钦修,办公室副主任吴雪茹,教务处主任刘炳新,副主任彭新、陈光前,德育处主任刘荣居,总务处主任陈光瑜,团委书记吴雪茹(兼)。学校有27个教学班(初中16个班,高中11个班)。学生总人数1402人,教职员工107人。 2000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26个教学班,(其中初中16个班,高中10个班,学生总人数为1299人教职员工人数104人。警民共建文明学校挂牌,被惠城区人民政府评为安全文明校园。全校师生参加举行远离“两室一厅”签名和宣誓仪式大会。参加全市中小学生文艺汇演获二等奖。该校教师在省级比赛获得好名次,学生在全国竞赛中榜上有名。

2000年以来,学校5次荣获惠州市、惠城区高考成绩进步奖和中考进步奖;6次被惠州市政府、惠城区政府授予“安全文明校园”;

2001年,领导班子不变,学校有25个教学班(初中15个班,高中10个班),学生总人数1239人,教职员工106人。市委组织部陈仕其部长挂钩该校,市人大、市关工委田业如主任等多次到该校视察、指导工作,亲自选定新校门位置,并作出马上改建校门的决定。同年10底,新校门落成。陈仕其、汤聘辉、吕振生、陈思强等市领导及市教育局庄焕照等全部局级领导,桥东区领导、校友合共三百多人,参加了该校新校门的落成仪式。陈仕其部长还作了热情洋溢、振奋人心的讲话,勉励我们要把二中办成桥东最好的学校。在滨江公园举行《走向明天》专场文艺晚会,得到市、局领导,群众的一致好评。

2002年,学校班子换届,中层干部全部竞争上岗。校长何伟光,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陈绍霖,副校长陈光前、翁煜,办公室主任吴雪茹,副主任刘文胜,教务主任刘炳新、副主任林永文,德育主任彭新、副主任何伟新,总务主任黄德金,团委书记黄惠星。学校有28个教学班(初中18个班,高中10个班),学生总人数1489人,教职员工108人。科教大楼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校团委被共青团惠州市委授予“五四红旗团委”光荣称号,并授予优秀青年服务队。

2003年,领导班子不变。由于校园面貌焕然一新,近年中考考上重点中学人数多,高考入围前三批每年都有几十人,教师素质高、工作负责有爱心,治安环境良好,二中在社会上声誉好,家长放心,所以本年度有大批学生报读,学生人数大增。学校有教学班31个(其中初中18个、高中13个),学生总人数1802人,教职员工121人。该校党支部在开展“党员先锋模范岗”活动中被授予优秀组织奖。3月,举办了首次教学开放周活动,向社会、同行、家长展示了二中师生的崭新风貌。12月,举办了首届科技艺术节,有小制作展览、各学科竞赛、现场绘画、十佳歌手、文艺晚会等,场面热烈又充满学术气氛。

2004年,学校被评为市一级学校,同时获得“省特级档案综合管理单位”荣誉;

2003年高考上大专线以上人数突破百人大关,

2003年至2009年高考上线人数连续七年增长。

2007年,被惠城区体育局确定为体育(武术)传统学校;2008年,学校顺利通过市一级学校复评。

试论信阳楚墓漆器“杯豆”的设计意图

摘 要:1957—1958年,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一种将耳杯与豆结合在一起的器具,一同出土的简牍中称之为“杯豆”[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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