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在一篇关于慈禧的死的文章，其中对慈禧的死有一定的说明：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未刻（下午1点到3点之间)死于中海仪鸾殿，其时年已经七十四岁。后来在查阅了众多清宫脉案后，我看到这么一段：慈禧是死于老和病。她先患腹泻，这和许多演义小说及传记里面的记载一样，以后得并发症，兼及肝肺等脏腑，以至胃纳减弱，病情加重。再加上她带病坚持理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衰竭而死。 有人说慈禧的病，基本上是属于慢性疾病，得病的初期没有什么征兆，甚至在临死前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必死的现象。这在《内起居注》中就有记载。这一时期，她充其量除了慢性腹泻外，只是有些咳嗽、肋疼、口渴、舌干及肢体软倦等毛病而已，所以慈禧照常处理政务，每日发出的上谕及批出的奏折，数量仍然非常多。以十月十五日以后为例：十五日批出庞鸿书、王士珍等人折片十四件；十六日批出陈夔龙等人折片十件；十七日批出杨士骧等人折片二十五件；十八日批出端方等人折片十五件，发谕旨两道；十九日批出锡良等人折片十九件，发懿旨五道；二十日批出外务部折片四件，发谕旨两道。只是到了十九日这天，她的饮食开始变得不正常。到了二十一日这天，已经不再想吃东西。到二十二日，终于病情恶化。

冯巩是冯国璋的曾孙。

冯巩的曾祖父是冯国璋，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的创始者，1917年出任代理大总统。冯巩的祖父冯家遇，是冯国璋的第三子，留学德国，立志实业救国，回国后创办了东方油漆厂等多种实业，对发展天津的民族工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临终前，他将全部资产自愿地交给人民政府。

另，关于冯巩家谱，可以在网上查阅到，但都不甚清晰，便不再放置于此题回答处，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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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2000年11月加入民革，2005年11月加入中国***，1977年9月参加工作，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相声表演艺术家。

1957年12月6日，冯巩生于天津市民主道58号的欧式小楼里，这是曾祖冯国璋当上代总统之后修建的。1970年，冯巩在天津第二十六中读初二。

1973年创作《尊师爱徒弟》，参加天津市优秀节目汇演，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1977年，参军去了某部工程连。1979年，部队退役后到天津制线厂当了一名钳工。

参考资料: 冯巩

慈禧与光绪的死 对于慈禧和光绪的死，一些历史学家研究了很多年，但是所有的说法都还没有成为定论。所以历史上也把光绪的死定为一个疑案。 在爷爷的记忆里，那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离开了人间。 世上的事情竟是如此凑巧，就在光绪病危之际，慈禧也已病入膏肓。但是由于她秉性刚顽，神志却非常的清醒。她感到了光绪帝的病情已显露出危机的迹象时，就已经考虑为光绪帝立嗣之事，她接纳了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的意见，立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嗣，任命载沣为摄政王。于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连发三道上谕：“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谕军机大臣等，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著在诸王之前”。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光绪在这一天已经神志昏迷了，而慈禧还是能神志非常清醒，完全没有死亡的迹象，所以说慈禧害死光绪的事情完全是一些人杜撰出来的。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慈禧开始发病。 第二天，光绪死去。“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而这个时候，慈禧又连发三道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傅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溥仪承继毅皇帝为嗣，並兼承大行皇帝祧”、“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在两天内选择了溥仪作为下一任皇帝的接班人。在我们家，大家都认为慈禧就是一个操劳的命，所以在临死之前还是为后来的清王朝做了选择。 就这样，光绪与慈禧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相继死去，而生前“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对立和微妙，不仅是清代历史上所未有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所以当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外震惊。随后各种评论和猜测也随之而来，许多人都怀疑光绪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杀害。尤其光绪比慈禧年轻却死在慈禧前，“猝死”的起因更引发出种种传闻。由于很多人都说由于慈禧和光绪在政治上的看法不一样，慈禧反对变法，因此，在变法开始的时候，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让慈禧抓住了口实，所以慈禧有了杀害光绪的想法。 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是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爷爷非常不能理解慈禧将光绪害死的说法，他非常清楚，光绪的病已经有了8年的时间，死只是时间的问题。况且每次御医给光绪看病的医案都会呈给慈禧。光绪病情的发展状况慈禧是最清楚的了。光绪死在慈禧前面是肯定的了。而慈禧直到在死前的两天才被确诊。所以即便是慈禧想杀害光绪，也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除非慈禧是个神仙，知道自己的死期。我爷爷非常肯定地说：“光绪根本不是慈禧害死的，这些都是后人的谣传。很多人不但说光绪是慈禧害死的，说同治也是慈禧害死的，这样的说法欠证据。中国人几百年来的说法就是：虎毒不食子。慈禧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点意识还是有的，不可能害死自己的儿子。” 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光绪37岁时写的《病原》中说：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十年。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他的病不断恶化，未见好转。关于光绪的死，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这也就是说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而在五月初十，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 而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这一年的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他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症状。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用宾等几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只能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便与世长辞了。 从这些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光绪去世前八年的档案都记录在案，可以认为，光绪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他的临终，他的病状演变是属于一步步加剧地恶化，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出现，既没有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暴死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病死。所以也应排除了被慈禧投毒害死的说法。 关于慈禧和光绪的死，我后来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很多的资料各不相同。在英国人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但是后来我看到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一本民国时期的杂志《逸经》第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光绪的死一直被说得沸沸扬扬，可是慈禧的死却一直没有人评说。爷爷对我也没有透露关于慈禧死的事情，只是说因为得了痢疾，最后没治好死了。所以我只好在一些资料中查找了。我看过在一篇关于慈禧的死的文章，其中对慈禧的死有一定的说明：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未刻（下午1点到3点之间)死于中海仪鸾殿，其时年已经七十四岁。后来在查阅了众多清宫脉案后，我看到这么一段：慈禧是死于老和病。她先患腹泻，这和许多演义小说及传记里面的记载一样，以后得并发症，兼及肝肺等脏腑，以至胃纳减弱，病情加重。再加上她带病坚持理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衰竭而死。 有人说慈禧的病，基本上是属于慢性疾病，得病的初期没有什么征兆，甚至在临死前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必死的现象。这在《内起居注》中就有记载。这一时期，她充其量除了慢性腹泻外，只是有些咳嗽、肋疼、口渴、舌干及肢体软倦等毛病而已，所以慈禧照常处理政务，每日发出的上谕及批出的奏折，数量仍然非常多。以十月十五日以后为例：十五日批出庞鸿书、王士珍等人折片十四件；十六日批出陈夔龙等人折片十件；十七日批出杨士骧等人折片二十五件；十八日批出端方等人折片十五件，发谕旨两道；十九日批出锡良等人折片十九件，发懿旨五道；二十日批出外务部折片四件，发谕旨两道。只是到了十九日这天，她的饮食开始变得不正常。到了二十一日这天，已经不再想吃东西。到二十二日，终于病情恶化。 当然，这和光绪的情况完全不同。早在光绪三十四年的三月，光绪的病就已经开始恶化，并且当时的太医们已经束手无策，到了这一年的七月份，为光绪皇帝治病已经是“徒劳无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光绪本人也非常焦躁不安。在光绪死前的五天时间内，太医就已经判断：死数已定。 因此，如果说慈禧有怕自己会死在光绪之前的担心，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如果说慈禧对这些情况不知道，所以对光绪下了毒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钝；江苏如皋人。提到如皋冒氏，就不得不由人想起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冒辟疆。

毛泽东主席曾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辟疆名襄，号巢民，入清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家乡，筑建了一片园林，名为水绘园。其园极具匠心，临水而建，不筑围墙，至今仍是如皋著名园林。冒辟疆著有《影梅庵忆语》一书，是一部颇有名的笔记体著作。冒辟疆与爱妾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因涉及顺治皇帝，演绎了一段十分凄怨的历史故事，至今在学人中还是考证的对象。

冒姓是如皋大姓，冒氏的书香门第自是源远流长，冒广生就是冒辟疆之后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冒广生在广州出生。冒广生幼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探望七外祖父周星誉。七外祖父是冒广生的外祖父周星诒的哥哥，排行老七，时任两广盐运使，居广州。七外祖父能词，写有一本《东鸥草堂词》，冒广生时常诵读，一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肠荡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时家中常有戏曲班子来家演戏，戏曲中的唱词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词曲的兴趣爱好。因此，他常试着填写一些词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1890年他17岁时，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考了个第一，接着参加州试，又是第一，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回广州，正式师从广东番禺的著名学者叶衍兰学词。叶衍兰是近代学人叶恭绰的祖父，清咸丰六年的进士，曾官军机章京，晚年在广州越华书院教授诗词。1893年冒广生过2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抒发感情，词牌为《念奴娇》：除非明月，问有谁能证，刹那今古。廿载红尘经小谪，添得丝丝愁缕。醉帽寻花，狂筵舞柘，心事书空语。钵池流水，昨宵新涨春雨。记得银烛湘帘，酣饮拓戟，水绘壶觞聚。二百年来如梦景，莫问骚坛盟主。名士冠裳，美人裙屐，眼底都非故。荒园寥落，不知愁在何处。

词中似有少年不得志的惆怅，也似有对先世遗景与名望如今不再的哀痛，但总还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老成之味。第二年他又回乡参加科考，再一次考了第一名，中了举人，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即使他心中确有愁苦，也会消减一些了。1896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先到上海，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初见冒广生，见冒广生英姿飒爽，神清气朗，如其先祖冒辟疆，颇为赏识。

不久冒广生离沪来到风景如画的苏州，与外祖父周星诒生活在一起。这次居地的改变对他一生倾心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外祖父周星诒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官福建建宁知府，罢官后便归田于苏州，与当时学者如谭献、俞樾、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曹元忠及书画家吴昌硕等人多有往来，常相聚唱和谈艺。冒广生来到这样一个文人荟萃的家庭氛围里，受到极好的文化薰陶。外公的书斋名叫瑞瓜堂，藏有数万卷古籍图书与金石书画，冒广生如入宝山，在此得天独厚的藏书楼中，研读了大量珍本古籍，并且从外公学习校雠之学。

此时，冒广生已经学会填词了，还集成了一册。一次，执晚清词坛牛耳的谭献从友人处借来冒广生词集，读着读着，感到词中有“幽忆怨断之音”，十分喜爱，打算予以评定，不料友人来信索还，只得归还词集，心中甚为遗憾。后来冒广生编成《小三吾亭词》一集，谭献仍然有了评语，称“鹤亭词格甚成就”。另有当时词坛中临桂派领袖王鹏运也有评语，称其词：“托体风骚，含情绵邈，拟之国朝，当于竹、水云间分踞一席。”竹是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水云是指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王氏将冒词与此二人词作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冒词在当时大词家心目中的地位。

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同志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后两年中，冒广生来往于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有时助阅童生的试卷。一次在扬州阅卷时，他评选了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1900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恰逢当时名闻遐迩的京都人物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婢致死案，锒铛进入刑部监狱。清代刑律规定主人虐婢致死不用抵命，最重只判个流放的罪名，于是赛金花被判处远戍三千里。冒广生对赛金花深表同情，原来他曾和赛金花有过交情：有一次赛金花约他在陶然亭相会，他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却没见赛金花践约前来，事后赛金花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这次赛金花触犯刑律，冒广生看在故人交谊上，就跟同官商量，把应该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上海。这样，赛金花就来到了上海。后来赛金花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门庭若市，全赖冒氏当年帮的忙，此是后话。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林琴南同事，又同拜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也在这一年，冒广生考上了经济特科，从刑部调到了农工商部，仍为郎中。任官之余，冒广生不废词章之学，并着手写词话。1908年，他在《国学萃编》期刊上发表了《小三吾亭词话》5卷。何以名为“小三吾亭”呢？原来在冒氏先祖冒辟疆营建的水绘园中有一个景观名叫“小三吾”，得名

于唐代诗人元结三个景观，即浯溪、台、亭，冒广生借此景为书名，可说既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冒氏书香颇有渊源的一种自炫。《小三吾亭词话》以晚清词人为对象，对与自己交往颇多的词家作品作了收录与点评，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晚清词人作品及其行踪、词学思想。

1911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后，冒广生离开天津，又入北京，在北洋政府中谋求职务，1913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又网罗温州文献，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冒氏还发挥其对版本研究的特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尤其是联系温州地方戏进行考索与评价，使文章成为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这一年，他应聘为财政部顾问，又因曾在清廷任过农工商部的郎中，北洋政府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

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

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