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认为对于音乐而言，观众所听到的声音部分，“只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出水的山峰，占巨大整体的10%，表面之下的才是真正的音乐”。

创作者需要借助音乐传达的哲学精神和世界观，被埋在深海下，而音乐家们，充当着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或好或坏的翻译者。

“拿到一首乐曲，我习惯性最先去问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或者音乐被创作者写出来的意图。有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够理解音乐中不同的情感层次，否则，演奏者就是个使乐器发声的物件，是个匠人，永远成不了音乐家。”

“中国文化对音乐的诠释非常的特别，反映了音乐在精神领域对人的巨大影响力，这也是我对音乐的看法。在音乐里，声音就是能量，能量就像接触，我们都知道，接触对治愈有多么重要，即使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你去握他的手，给他安慰，如果他不会说话，也不会表达自己，你用温柔的声音对他说话，像对一个年迈的人，或者生病的人，或者一个新生的婴儿，你的声音，你的接触，会给他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现在很多人都在谈音乐对人的治愈作用，我想音乐不但能给带来心灵上的安慰，还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马友友，1955年10月7日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祖籍浙江宁波市。母亲热爱歌唱，父亲旅法攻读儿童音乐教育。

父亲马孝骏是民国时期第一批去西方留学的音乐家，师从马思聪，国立中央大学小提琴专业毕业，同时也是作曲家兼指挥家，母亲卢雅文则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声乐女歌手。

马友友从小生活在音乐世界中，听过数以千次的古典音乐选段，在唱片里、或者在父亲、姐姐的演奏中认识世界。

马友友：“我的母亲是一名歌唱家，我的父亲是一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弦乐演奏家。我父亲给了我很好的音乐训练。最早，我演奏的是巴赫组曲，开始都只是演奏片段,一天两个小节。

将每天所学连起来，实际上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了很多。每次一点点，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我们不需要一次攀上珠穆朗玛，而只是要攻克一个小山丘。

我父亲经常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你要先将它分割成四个部分，这样你就可以先解决一些小的问题，一点一点，最后解决最难的部分。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方法。我妈妈则建议我多练习技巧，熟能生巧，量变引起质变。”

1959年，4岁的马友友开始学钢琴与大提琴。

“大提琴是我四岁时的第三个音乐选择。我第一个乐器是小提琴，但我拉得不好，所以我拒绝继续学习。四岁时我想演奏低音提琴，但它体积太大。四岁半，出于折中我选择了大提琴，因为这是我可以控制的另一个最大的乐器。”

1962年，7岁的马友友与家人迁往美国纽约定居，同年在美国的卡耐基音乐厅与姐姐马友乘在肯尼迪中心的舞台上演出，台下坐着5000名观众，其中包括肯尼迪总统夫妇。

8岁开始挂着“神童”头衔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性电视节目中亮相，指挥是赫赫有名的伯恩斯坦。

母亲卢雅文：“友友很喜欢音乐，假如他爱这个音乐，他听不见你讲话，他耳朵是聋的，听不见外面的，他的精神全部都专注在音乐里面。他从小就喜欢舒伯特、海顿，练起来就不愿意放下。”

“我的先生是个教育家，很会循循善诱，每次不会让友友练得太长，只15分钟，让他专心地练，因为小孩子顽皮，定力不够，专注比时间更重要。”

马友友小时候练琴也会烦，当“叛逆少年”那会儿，他还曾特意打开琴盖，让大提琴淋雨。

母亲卢雅文：“我的先生从来不会因为音乐而打小孩子的屁股，不让小孩因为音乐而受罚，因为怕小孩心里会留下阴影。如果想让小孩以后做音乐家的话，就不要给他的心里留下阴影。其他的时候，小孩如果不听话，顽皮，可以打屁股。但是如果音乐通不过的话，他的爸爸不会打他，而是‘罚’他写毛笔字，写中国字。但是友友学音乐从来都是通过的，不需要惩罚的。”

1969年，14岁的他中学毕业，进入茱莉亚学院，在大提琴家雷奥纳多•罗斯门下学习。

年少成名，青春期叛逆的马友友却失去了对音乐的执着，开始旷课、抽烟、酗酒……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在聚会中遇到了——吉尔，这个女孩曾经在14岁看过马友友的演出。

那时他为了两张NBA入场券和一块外卖海鲜披萨和别人打赌去获得吉尔的吻。

吉尔告诉马友友，自己来纽约是为了寻找一个拉大提琴的男孩。她曾经在14岁生日的时候，看过那个才华横溢的大提琴少年在维也纳举办的音乐会。可惜来到美国后，再也打听不到男孩的消息。吉儿说的这个男孩，就是他。

那晚马友友赢了入场券和披萨，但吉儿却在知道真相后离开了马友友。

马妈妈说：“那是他的初恋，他痛苦了很久，甚至有一次问我：‘有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我告诉他没有，但是我们可以重新书写未来。”

于是在茱莉亚学院就读了7年之后，马友友辍学并考上了哈佛大学主修人类学。

马友友：“在茱莉亚学校我可能学不到不同的知识，但我在哈佛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他们谈论乐器以外的音乐，而茱莉亚学院学校的人们总是谈论乐器之内的音乐—这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人们总是从自身行为方面来思考问题，那他会更多地在身体行为方面有所发展。

哈佛大学有许多像利昂·柯克纳那样的人，也有优秀的教师——总是用苏格拉底问答法提出问题的真正伟大的教师露伊斯·沃斯盖勒希安。在建立基本语汇的基础上，她教导人们怎样去思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听觉。一旦你开始有了自信，你就能把所学的完整语汇应用到音乐中去，这是极为有用的。”

在哈佛大学马友友与吉儿再次相遇，他给吉儿写了封情书：

“你离开我后，爱情和音乐似乎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我放弃大提琴已经快四年了，现在的我不知道还能否拉琴。昨夜，我踌躇了一晚，想要为你做一件事情来弥补我从前的荒唐和轻薄。我想为你举办一场独奏会。”

独奏会后马友友和吉尔相恋了，并且拾起了荒废依旧的琴艺。马友友表示吉儿是自己一生中最美丽和智慧的女性，两人就是大提琴上的弦和弓，谁都离不开谁。

1976年马友友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取得人类学学士学位。

1977年，马友友与女友吉儿•哈诺尔结婚，育有两个小孩。

马友友：“最重要的时刻是成家、生子，自此后，我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完全改变。忽然间一切都是动真格的了，不能再流离浪荡，要负起责任来。”

“作为父母，我太太和我希望音乐是丰富我们和孩子生活的元素，令我们欣慰的是，音乐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探索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从没想过让他们选择音乐作为职业，唯一希望能传授给他们的是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

1981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和马友友相遇，当时乔布斯在参加阿斯本国际设计大会，而马友友正在参加阿斯本音乐节。

乔布斯被马友友的音乐打动并成为了他的乐迷。他邀请马友友去他的婚礼上演奏，但马友友因去了外地演出错过了。几年后马友友来到乔布斯的家，坐在客厅里，演奏了巴赫的曲目。他告诉乔布斯夫妇：“这是我本来希望在你们的婚礼上演奏的曲子。”乔布斯非常感动，告诉他：“你的演奏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有如上帝驾临，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凡人能做到这样。”当乔布斯被确诊癌症后，他请求马友友在他的葬礼上演奏。

马友友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曾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做交流演出。

1992年春天，马友友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大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不断地把世界各地的民乐、通俗乐甚至边缘乐器都融入到他的创作，这个举动触怒了严肃音乐界的保守派。

维也纳国家剧院取消了与他签订的演出合约，连6岁的时候就与他同台演奏并多次提携他的恩师斯特恩也拒绝与马友友同台演出，他对马友友说：“孩子，你在自以为是的轨道上滑行得太远了，难道你想把古典音乐变成儿歌秀？”

在马友友被迷茫和无助彻底包围时，妻子吉儿安慰他说：“贝多芬说过‘规矩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你认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是当时的民歌和流行音乐的最佳组合，你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只知道莫扎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别的音乐存在过！你没有错！这不是一个妻子的看法，而是你最信赖的朋友的由衷感慨！”

马友友和妻子，情感甚笃，“我的妻子是哈佛大学的德国文学教师，她不是音乐家，但她是我最好的评论家，也是听我演奏最多的人”

1993年，马友友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97年，马友友费时多年将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结合多种表演艺术创新诠释。

“我一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不同动机去激励我继续演奏大提琴，小时候，我演奏音乐是因为我生于音乐世家，家人在我身上抱以期望，而且我很容易从演奏乐器而得到快乐。青少年的时候，我把演奏乐器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之后，我演奏音乐是把它作为探索和寻找意义的方式，一种代表个人，群体，不同时代和区域的声音。最近，音乐已成为我记忆中生活经历，友谊的译码，我也相信这无限及丰富多样的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反映。”

1998年，马友友在美国注册了非营利性艺术、文化和教育组织项目“丝绸之路项目”，致力于艺术、文化和教育活动，希望通过把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观众聚集，打破地域隔阂。

1999年，马友友酝酿了10年之久的《巴西之魂》专辑问世。经过旷日持久的论战，格莱美第12次给他“加冕”。

同年马友友在“Mr Roger's Neighborhood”及“芝麻街”等电视节目中，带领小听众群进入音乐世界。马友友竭尽所能地为儿童塑造一个音乐的空间，让音乐与创造力成为儿童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0年，他为**《卧虎藏龙》演奏主题曲，这首新古典大提琴曲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同年他组建了丝绸之路乐团，这是一个非营利性艺术、文化和教育组织，汇集了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伊朗、中国等地的音乐家、作曲家和编曲家，他们执着于探究东西方音乐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乐此不疲的创新。

“丝绸之路乐团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拆掉围墙，搭建桥梁’。作为一个音乐人，我走遍了世界，总是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视角。假设每个民族都会用音乐表达内心，用声音，用语言。那么当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汇聚起来，会发生什么？这些声音会是什么样的呢？来自巴基斯坦的，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声音汇聚到一起，会产生什么呢？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

“一切艺术无不是为了‘交谈’，借着音乐，你可以知道数百年前的伟人在想什么，比如贝多芬，比如巴赫。”马友友说，“借着音乐，你可以了解他们的音乐思想，这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当我通过音符重新诠释那些伟大作曲家的心灵，引起共鸣的时候，就是身为演奏家最‘荣耀’的时刻。”

他想告诉人们的是，音乐本身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它可以带给人们不同的灵感。更为重要的是，音乐可以教会人们用更多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开阔。

“我会听世界不同地方的爵士，古典与潮流类型的音乐家的作品，把这些声音跟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我想这是一种让人们去感受想象那些逐渐变得遥不可及的时代的方法。”

“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音乐，音乐是表达我们心里最可贵的思想感情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不同地方与国家的人与人之间有更多了解，更多沟通”。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友友从一个顶级的大提琴演奏家迈向了一个新高度，致力于各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推广教育工作。

2004年春，马友友再次获得43届格莱美大奖，迫于公众和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维也纳国家剧院再次向马友友发出邀请。

马友友曾说过“音乐没有可比性，所以他会演出，但他不会比赛”。所以他一直拒绝领格莱美奖。

2005年，曾经为《星球大战》等片配乐的好莱坞配乐者约翰•威廉姆斯宣布，自己将和马友友合作共同完成《艺伎回忆录》的配乐。

2006年，马友友回到故乡宁波举行《巴赫之旅》大提琴独奏音乐会。

移民法国的父母坚持教马友友和他姐姐听说中文，练习书法，在家只用中文交流。直到马友友5岁前往纽约，他才放弃中文表达。

马友友祖居，

“当我踏足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时，儿时接受的文化教育和习俗变得那么鲜活，栩栩如生，这里所有的人都讲着我父母讲的话，我感受到一种亲密关系，我渴望了解这里”。

2007年，世界特奥会开幕式上马友友和他率领的“丝绸之路”合奏团参演了此次开幕式。

马友友关于平时练琴：“有时候我能练好几个小时的琴，有时候也许只拉几分钟。我认为，想象自己在练琴，也是练习的一部分。无论是想象自己在练琴，还是真的在练琴，大脑都会建立起同样的神经联系和肌肉记忆。毕竟，练琴重在质量，而不是数量。”

2009年1月20日，马友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中演出。2011年2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2010年度总统自由勋章颁发给了包括马友友在内的15名人士，同年马友友获得美国肯尼迪中心“终身成就奖”。

2016年，马友友仍然在进行着他的丝绸之路计划。马友友、吴彤、余隆携《度》，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出发，先后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分别与当地爱乐乐团合作举办三场西部音乐会。

2017年2月13日，在美国洛杉矶第18次获得第59届格莱美奖“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

马友友是与格莱美结缘次数最多的华人音乐家。尤为难得的是，擅古典演奏的他相较于其他古典音乐家更具“兼容性”，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将音乐化作沟通的语言，跨越世界不同种族，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

我更多地喜欢德国听众，他们都带着总谱来听音乐会，非常专心。法国听众需要视觉方面的引导，英国人注重听觉效果，他们很少喝彩，但你会感到很温暖。

马友友：“文化在我心目中的定义是发自人类最内心的表达。文化的重心所在，并非被创造出来，而是活在人心里。作为表演者，我要做的并不是将一段乐曲演奏得天衣无缝，而是要确认聆听者也投入并喜欢这段曲子。无论是演奏音乐、和人交谈还是教书，道理都一样。教育和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回事：创造能存活于记忆中的事物。

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科学都是哲学的一部分，这些领域实质上都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真相的探求。”

“在我的心里面，他的善心和真诚，比他拉大提琴的成功更重要。”母亲卢雅文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不是一个机器。Cello（大提琴）是他的爱好，他是利用Cello，传播他的爱心，我最爱他这一点。””

母亲卢雅文说：“我已经快九十多岁了，以前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个，今天讲出来，是觉得会对别人有好处，对后来人有好处。总有一天，马友友的时代会过去，友友也说，‘再过一些年，人们也许就会忘记我。’”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但是美好的音乐和人性的光辉却会流芳百世千世，就像十六世纪的巴洛克时代的巴哈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启迪着二十一世纪的人们。

马友友在音乐上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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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世界柏拉图是一个特殊符号，代表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巅峰，也代表了无与伦比人类理性的高度。柏拉图出生在雅典贵族家庭，母亲是索伦的后裔，父亲是家谱源自古雅典王卡德鲁斯。他从小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喜欢绘画、写诗、写悲剧。二十岁时他成为了苏格拉底的学生。传说他在被人引荐给苏格拉底的之前，苏格拉底梦见有一只天鹅来到膝上，很快羽翼丰满，唱着嘹亮动听的歌冲天飞去。

他追随苏格拉底不足十年，在这十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体，八个月后又因其暴政而被民众推翻；恢复民主政治时候，又发生了苏格拉底被控处死的事件。这些事情，给他留下了太深的思想印记。

他在晚年回忆说:

我年轻时有过和许多青年人大体相同的经验。我希望一旦成年便可以立即参加政治生活，当时的政治情况正好发生变化，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那时遭到广泛反对的政府被推翻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建立起来，取得统治权力。恰巧其中有些人是我的朋友和亲戚，他们邀请我立刻参加他们的政府，认为我们是意气相投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我还年轻，我相信他们会将城邦的治理从不正义引向正义，因此我以浓厚的兴趣关注他们的行动。可是我看到，仅仅在一个短时期内，这些人就使得人们重新怀念起以前的政府，认为比较起来那才是黄金时代。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控告我的朋友年迈的苏格拉底，我毫不迟疑地认为他是所有活着的人们中最正直的一位，他们迫使苏格拉底和别人一起去逮捕并处死一个公民，不管苏格拉底是否愿意都要让他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但是苏格拉底拒绝了，宁愿冒一切风险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我看到这些罪恶活动感到厌恶，就让自己离开这些弊端。不久三十人掌握的权力和他们的政府垮台了，我又感到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尽管不那么热烈。那是乱世，是会遇到许多失败而告终；在革命时期，在有些情况下对敌人报复过分了也不必惊奇；尽管如此，回来的被流放者还是做得比较温和事件。但不幸的是有些掌权的人荒谬地指控并审讯了我的朋友苏格拉底，以不敬神的罪名处死了他——正是这个人，在他们不幸流放时曾拒绝参与要将他们的一个朋友逮捕流放的事情。

因此我思考所有这一切，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法律和习惯；当我越来越年长时，我看到要正确安排国家事务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的城邦已经不依传统的原则和法制行事了，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是极为困难的。再说法律和习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败坏着，结果是虽然我曾满腔热忱地希望参加政治生涯，但这些混乱的情况却使我晕头转向。

尽管我没有停止思考如何改进这些情况，如何改革整个制度，但我推迟行动等待有利时机。直到最后我得出结论：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好的运气，不然是难以医治的。从而我被迫宣告，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分辨什么是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东西。除非是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出于某种奇迹，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不然人类就不会看到好日子。这就是我初次造访意大利和西西里时所持有的信念。

他热心于寻求一个正义之邦的治理，得到的却是不断的失望，但正是这些反思成为推动他深入钻研哲学的巨大动力。

苏格拉底去世后，他和赫拉克利特派的克拉底鲁和主张巴门尼德哲学的赫谟根尼交往，又到麦加拉访问苏格拉底另一学生麦加拉学派创始人欧几里德。以后柏拉图继续旅行到小亚伊奥尼亚一带；又前往埃及，在狄奥尼修宗教活动中心赫利奥波里住了许久，同僧侣来往，从他们那里学习了天文学，并对埃及的古老文化有深刻的印象。还到过北非居勒尼，在那里结识了几何学家塞奥多洛，向他学习了几何学。

后来他来到南意大利，在这里研究毕达哥拉派的学说与活动。

公元前388年，他结识了年轻的狄翁，很赞赏他的品德和才能。由于狄翁是叙拉古僭主老狄奥尼修的姻亲和大臣，柏拉图就想到他那种以哲学理想来改造国家的打算似乎有了用武之地，便接受邀请到叙拉古进行访问。但这位僭主不能容忍他们。柏拉图被送上一艘斯巴达的船，作为一个战俘送到与斯巴达结盟，反对雅典的阿吉那的奴隶市场，幸而遇到一位居勒尼的朋友出了赎金才获救回到了雅典。

柏拉图经过游历和挫折之后，在公元前387年，回雅典建立了一所学园，以一名老师和作家的身份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和教育的事业，但那种想实现正义之邦的希望，仍然时时萦挂于怀。

公元前367年老狄奥尼修死后，狄翁拥立他的儿子小狄奥尼修继位，狄翁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写信邀请柏拉图立即重返叙拉古，于是他再度前往。但并不比上次幸运，由于思想冲突，狄翁被放逐，柏拉图也好不容易得到自由返回雅典。四年之后，小狄奥尼修又一次邀请柏拉图前去，为了调解狄翁同他的关系，柏拉图只好第三次再去西西里。但狄奥尼修这个暴君梗顽如故，他不仅拒绝狄翁回国，还没收狄翁的财产加以拍卖，同时还要加害于柏拉图。幸而靠阿启泰，柏拉图才逃脱了险境。以后狄翁回国同狄奥尼修进行夺权斗争，在略有进展时却被同伙暗杀身亡。

柏拉图三次之行的经历，特别是狄翁之死，而凶手竟也是他的学园中人，等等，无疑对他是巨大的打击，给他造成了精神深深的创伤。但垂暮之年的柏拉图追求理想的精神并没有松懈和削弱，还继续从事教育和著述，直到八十一岁高龄辞世。

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对话体著作和书信，基本上都流传来了。他是希腊哲学家中唯一有此幸运的人，这也是人类文化的幸运，让人们看到了真正的智慧。

回想起白天鹅的梦，苏格拉底定会发自内心的微笑，“斯人如彩虹，遇上方知有”。

“思的命运,无人知晓。”无人知晓思的事情,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思。学会思想就是进入思的召唤,被思要求着。同样,理解思者的前提是你自己也思过,思过类似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被同样的思物所击中,遭遇在相同的思境中。要运等深的思,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运无维之思,让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此一思乃纯粹的思。 海德格尔思想的路径便是让思纯粹地显示,“哲学的终结”如此,解构存在者如此,重新解释欧洲的历史如此,与尼采的纠缠如此,对赫尔德林的深切通情如此,一再复述诗、言、思的同一也如此。追求思想的纯粹,这既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以来的思想家的一般特征,也是德国思想家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深沉之印象的原因。对纯粹思想的不懈追求,极大地突显了德国思想家的美学传统,并将其渲染为一种自觉的风格。黑格尔思想中的“绝对精神”并非是精神追求绝对的对象化运动,而是追求让精神纯粹地显示自己的道路,整部“精神现象学”都在做这么一件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是在探索纯粹思想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由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喜欢将人放到理性所采用的一种形式的位置上考虑,并从对理性的存在性解读中使人获得存在的规定性,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事实上就是对思想的存在性的检讨,是对纯粹思想之可能与不可能的一般条件的检讨。无论黑格尔、康德,还是费希特、谢林都是在稠密的理性包围中酝酿纯粹思想的浪漫主义史诗。它们是人类精神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没有脱离这一传统,而且将这一追求纯粹思想的传统烘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就运思的幅度、尺度来说,还是就事实上达到的思想纯粹程度来说,他都远远超出了古典浪漫主义运动(包括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奠基人。他不仅回到了存在的最深处,而且摆脱了思想的形式条件的约束,回到思想的自行道说上来;他不仅使我们终于获得了把整个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审视物来看待(这使以往的各种形而上学体系只能保留其有限的思想价值)的机会,而且他还是把人类在思想上从空间世界转向时间世界的搬道工,并且他还是技术座架将人类发射到行星命运中去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这些非同小可的事实不仅使海德格尔成为世纪事件、千年事件和哲学之为哲学的事件,而且是思想本身的事件,是思想向渊始处返还的事件,是思想在最基本处讲话的事件,是思想将我们的存在性一同显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事件。 海德格尔思想中蕴藏的巨大的文本力量和对思想者强大的聚集力量都源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纯粹,源于让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的喷涌着的深刻让予,让思想在纯粹中自行说话。这种纯粹而又广阔的文本力量是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所不能及的。这因为他们不能例外于哲学家,他们因受蔽于哲学事业而不能献身于纯粹思想的最为虔诚的事业,虔诚地聆听纯粹之思的纯粹天命。 一、 在的开辟底定了思作为事件出现的渊始性。追问在,并使古老的对�6�1存�6�1在�6�1的�6�1追�6�1问变得更具有追问的紧迫感,更值得追问,才能让思自由地返回它的源头。思返回源头之时,也是存在脱落所有遮蔽物而回到在的纯粹之时,澄清有关存在的迷魅隐语是海德格尔追求纯粹思想的事业中一项奠基性的工作。 在海德格尔的语汇中,与追问在有关的语词有四个:Existenz,Sein,Seind,Dasein。Existenz源于拉丁语,指称由复合命题构成的存在,保留了罗马人追求事物的反射性、类比性的基本语境,因此我们在中文中用“存在”称呼它,以示它存入某种东西和某种意义中去的在的复合性质。Sein是古老的德文词,有遣送到什么地方和命系于什么的朴素但也严重的语义。海德格尔以这个古老的德文字作为聚集思想基本语汇力量的场所,并通过它返回古希腊思的源头。我们用中文的“在”翻译它,作为思的同源语保持其渊始的无蔽。Seind是sein的第一分词,在语源上它与Sein具有同源性。但海德格尔赋予这个字的通常意思却是“存在者”的意思,只在少数情况下还它以“在者”的真面目。这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遗留了一些混乱。中文翻译应视具体语境的不同或译“存在者”或译“在者”,这里不宜详述。海德格尔用语中虔诚护守Sein的对称语是Dasein,中文按熊伟先生的翻译线索通译“此在”、“定在”或“亲在”,偶尔有人翻成“真在”。“此在”和“定在”取直译,将“Da”和“Sein”的空间联合直摆在中文中,“亲在”和“真在”试图意译,强调它才是真正的存在,但亲在哪里,真在哪里,并不能直接说出来。实际上,Dasein正是海德格尔表示入思的思物,此一思物受到、听到在的召唤,并因与在的深切遭遇而运思在和言说在。经权衡我们给“Dasein”一个朴实但可能恰切的中文翻译,我们将其译成“在者”,以此显示它与Sein在思上的同源性。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追求纯粹思想——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的同时,也铺了一个思想要通过思者来思想的基本面,Dasein理所当然地被海德格尔用来打通Sein和Existenz的关系,使混迹于日常状态中的复合意义上的对存在的思维(区别于真思想)与受在遣送和受思运规定的在的思之间有某种沟通的可能性。但在的遣送是基础,并因在的遣送和让予才使存在成为存在。如果在的遣送和让予撤回了自己,存在将消失于无迹。在无法从“是或不是”那里得到规定,无论这样的规定多么严密、多么深思熟虑,它都无法与在契合,而是越加远离在。在只能于让予中现身和显示,并于此一让予和现身中绽放思的基痕。 求纯粹思想——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的同时,也铺了一个思想要通过思者来思想的基本面,Dasein理所当然地被海德格尔用来打通Sein和Existenz的关系,使混迹于日常状态中的复合意义上的对存在的思维(区别于真思想)与受在遣送和受思运规定的在的思之间有某种沟通的可能性。但在的遣送是基础,并因在的遣送和让予才使存在成为存在。如果在的遣送和让予撤回了自己,存在将消失于无迹。在无法从“是或不是”那里得到规定,无论这样的规定多么严密、多么深思熟虑,它都无法与在契合,而是越加远离在。在只能于让予中现身和显示,并于此一让予和现身中绽放思的基痕。 这样,海德格尔运思在的基本事情就返回到如下问题:介于我们不断超越和往返的存在者与离开它我们就无从运思的在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介于受形形色色的存在者规定的实在物、导出物的本体论和受在托付的伟大的现实性(真思想的领域)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 这里,海德格尔并没有拘泥于语词的纠缠,而是区分出基本的东西和次一级的东西。攸关在的伟大现实性的思想不得不源出于在的东西,海德格尔将其聚拢在ontisch这个词的名下。受存在摆布、被存在 夺、往返于各个层面形形色色的存在者之间的实在物和导出物,海德格尔将其归纳于Ontologie这个词的名下。ontisch,我们权翻作“在性的”,它前承古希腊语的physisch(绽放、涌现、现形,在聚集中显现),后接德语的Sein(在),我们得以运思的一切原始条件,思想在任何条件下运思的伴随物。Ontologie,我们将其翻成“存在学”。这个词概括了以逻辑(逻辑化的逻各斯)的方式规定和解释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它在阻截了逻各斯道说上的直陈式力量之后,使在丧失了自在的�6�1涌�6�1现,而必须按照逻辑的形式条件来�6�1表�6�1达。这个转变不仅完成了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变,而且使思想全面地卷入先验、经验和超验的概念循环,即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者之间无休止的纠缠。不仅此一存在者从另一存在者导出,而且导出的依据和解释也出于同一面孔的第三个存在者,这种导出导入的存在学逻辑为“上帝”、“第一推动力”、“终极原因”和各种各样的“原理”提供了充足的逻辑担保,尽管这种逻辑担保恰以牺牲对思想渊源的返还为代价。对这样的存在者的问与答,从根本上说没有实质意义,只是卖弄不着边际的学问而已,因为每一个这样的存在者在进入发问前都已预先被其他的存在者所规定,每一种这样的规定都不过是来自于存在学的某种存在观点而已,虽然看上去新面孔反复出现并且言之有据,但与纯粹的思沾不上任何关系。 是于存在者中物色“上帝”、“世界”、“人”这些终端命题,还是于返还在的途中耕耘那使在借以道出自己的基本语汇的力量是安于存在者游戏的逻辑分殊,还是让我们踏上在的遣送之路是在存在者的家谱中不断加上新的存在者名字,还是迎向事物的风,让思经受在的考验是倡导沉溺于思考的对象化研究,还是学会面对思的事情是让古希腊思想家(在的敞开者)继续流于学术研究的对象,还是让他们作为思的见证者卷入到我们当下思境的筹划中所有这些显示道路、决心和思想面貌的分际均已蕴含在“存在学”和“在性的”分际中。而在海德格尔之前根本就谈不上这样的分际,不过是此一形而上学反对彼一形而上学而已,而这些相互反对的形而上学却都立基于同一个存在者平面上。 解构存在者并不是海德格尔思想内首要之事,而是恢复在的道说力量时附带产生的工作。他在惊愕地发现返回在的道路只能是由在而来的道路时(Kehre,转向),才自觉地关注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几乎一次性地将在耗罄而流于平庸的存在者,并由此从根本上毁弃了由physisch绽放的在的光芒。因此,重新解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差不多伴随着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活动,这种返乡之旅,这种重逢历史的惊讶,这种让在屡获绽放之光的思的闪烁使海德格尔对在的追问越加纯粹,几乎完全达到了在、思、言、诗的同一让予。 在的真理是什么远思的诗是在的地形学,本真的思是在的事件,思的感念让在出场说话,在的说聚集为话语,话语才作为解读的语言出现在词汇里,保护在者借以道出自己的基本语汇的道说力量,才成其为思者不多也不少的本真的赤贫,这原朴的赤贫才让紧守住自己的已发生的事情绽出。这样事实才能显示自己为事实,才使真理发出自己的本然之光。否则,真理仍一如既往地被押解在存在者的循环往复中,使其徒劳地挣扎于所谓认识与事实的符合中。但对真正的思者来说,物是自体性的,如果物不显示自己,事实就不成其为事实。事实在物的显示中才获得事实的思想性,欲使认识及作为认识条件的命题对事实有所作为,必须尊重事实显示为事实这一原初局面。事实显示为事实这个无声的静谧世界才是思者真正的基地。这个基地乃那些抵达了在的真理的思者的家,他们都是在的事业的自觉的守护者,而不是骄狂的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的主人。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在存在者意义上繁衍的、令人厌恶的、喋喋不休的主客体游戏的虚妄。因此,解构存在者并不是思者的真正目标,而是思者向在的真理返回时使存在者自行脱落。凡不能显示自己为事实的一切所谓事实都将在思者对在等深的耕耘中自行枯萎和脱落,在的地形地貌才如水落而石出。只要哲学保持在柏拉图主义的纲领中,保持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者的逻辑分延中,它就不是思者的栖居之地,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思者解构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虔诚的思者,是思园的守护人,是思路的养路工,他的意义不在任何形而上学体系的掌握和评价之中,他的意义显示在在、思、言、诗的同一让予中,显示在在的地平线的原朴的开辟中,他是由在开辟而由存在转释的西方文明导致的带有宿命性质的人类天命的知情人和无奈的深情关注者。这是在存在道路的深深挤压中抛出来的思者,他必须以纯粹思的姿态完成对存在的对抛,在纯粹的思中迎向事物的风。 我们说思,不说思维、思想和思考,这是由海德格尔自身的文本决定的,并不是刻意追求中文的简洁和故弄玄虚。如说思维,那定在某一确定的维度中运思,这种确定的维度,在西方就是在形而上学中思想,就是周转于各种存在者中间,这必将掩盖海德格尔运思的光芒,使海德格尔流于平庸的形而上学家。如说思想,则漫无边际,任何一种存在者层面的矫情卖弄都可能被标榜为思想,虽然并没有真正的思想事情的发生,没有让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如说思考或反思之类,则能搞出很多热闹场面,容易摆出严谨的做学问的架势,纠缠于各种逻辑相关项,忙于构造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是通过存在者延伸存在者,或用此一存在者反对彼一存在者,这个存在者取消那个存在者,虽然这里面会折射出一些所谓“时代精神”,但与思的事情本身无关,虽然观点芸芸,甚至不乏深刻之见,但思并没有露面。因此,海德格尔才孤寂地提示说,几乎无人知晓做学问与思的事情的不同。 “只有我们自己思时,我们才能到达叫作思的东西。为使此一思的尝试不至归于不幸,我们必须愿意学习思。一旦我们乐于学习,那就已经承认,我们尚不能思。”3思的困难在于我们还不会思,不会思的根由在于我们习惯于思维,习惯于在存在者之内思维的安逸,不必经受思风的凛冽。人们久已不会思了,要学习思实际上要从头学习,回到前哲学、前形而上学。这样的学就不能照着哲学的规定学,不能照着形而上学的样子学,不能以存在者的样子模仿存在者。学习思意味着把思放行到源头中,使思重获绽放之可能,使思向它的本真处聚集,靠拢向自行在本质中允诺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思的下沉的艺术。学习思即是创造让思在源头活跃的条件。“确有某物,它自身出于本然,仿佛从源头涌来,让我们入思。确有某物,向我们娓娓倾吐,让我们牵绕于它,让我们在思的状态中迎向它:这就是思。”4问题在于谁的惊愕能深究它。“我们还没有入思,这决非只在于人类尚没有充分地向那在源头上就是有待去思的东西靠拢,因为这有待去思的东西本质上还保留着让思的状态。我们还没有入思的根由更主要地在于,这一让思状态自身已背人类而去,早已背人类而去。”早已背人类而去,早在何时它不以时间计载,而是于在转成存在、在者转成存在者之时,自此,思就不处在让思状态,这是存在者意义上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其靠拢的。让思状态是让思者在思中远思,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是根本上有别于精确思维的严格的思,是思与让思的绝对合辙。 在海德格尔之前也有不乏深刻的思想家,他们也感到了科学思维与真正的思想的不同,他们也尝试过在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那里验证自己的判断,他们最终发现,这一可悲事件的发生其罪魁祸首是逻各斯对密托思(Mythos,通译“神话”,中文的这个翻译过于单薄,不足以表达Mythos的真髓,故与“逻各斯”一样改成“密托思”这个音译)的破坏,逻各斯取代了密托思,逻辑又支配了逻各斯,统计学又取缔了逻辑,最终导致思想成为经验科学。这个貌似清晰的在存在者中几经更替的解释以逻各斯与密托思的对立为前提,完全漠视了思与在的同源性,漠视了思的让思状态以及与此状态对应的思的自行隐退。思作为在性的思完全没有像在概念中替代那么容易。“密托思是规定一切人的本质并攸关人的根基的律令,此一律令让思敞开在显示中,敞开在出场中。逻各斯言说的(与密托思)是同一个东西,并非如传统哲学史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密托思与逻各斯对立起来,才使哲学脱颖而出。相反,恰恰是早期希腊思想家(巴万尼德,残篇第)在同一个语义上使用密托思和逻各斯;只是到了无论密托思还是逻各斯都不能固守其渊始本义时,密托思和逻各斯才开始分开,并对立起来。这件事在柏拉图那里就发生了。密托思惨遭逻各斯破坏这种看法,是历史学和哲学中的近代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主义的根基中继承过来的一个偏见。(同样,)宗教从来都没有被逻辑破坏过,事实总是并只是:神自行隐退了。” 海德格尔思中的神始终是密托思意义上的神,而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神。这种神的自行隐退实际上就是密托思和逻各斯的同步退场。密托斯和逻各斯的同步退场的直接结果是,在转化为存在,思转化为思维,言说转化为语言,从在、思、言的同一和纯粹转化为存在、思维、语言的形而上学规定物,并进而在形而上学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存在科学、思维科学和语言科学观点,并大兴主体——客体的思维风气,由此用学问的对象取缔了思物。海德格尔给思提出的任务便是恢复思在源头说话的能力,让思重新于在中得到吩咐,这样思才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哲学形而上学的纠缠,让尾随着我们思中古之又古者在思风的鼓荡下横跃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如沐春风,心中有物,眼前有物,而不是重重叠叠的存在者对象。海德格尔以充分的思的经验断定,只要懂得思的源头,我们就会勇敢地从哲学抽身,投入对在的思中。 从哲学抽身,投入对在的思,思在的地形地貌,让在的地形地貌显示在思中,让在自行开辟于如花绽开的语词中,使思的事业兴旺起来。纯粹的思,对海德格尔来说,那就是让思摆脱存在者,让思返回在,让思永远迎着物的风寥寥缓行。用几句话说出海德格尔对纯粹的思的耕耘并不难,但要在思的事业中增加几分纯粹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回到思的原初局面的能力,而且需要对思的事业的虔诚;不仅需要打碎复合语境中的存在,而且要安顿好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位置;不仅要让一位本以哲学为终身事业的思者最终宣布哲学为虚妄,而且还要痛苦地宣布哲学对思的事业的根本损害;不仅要费尽心思地重回欧洲历史的源头,而且要从根本上解构西方文明赖以发端的欧洲哲学史,并最终察觉哲学已终结于以技术座架为基础的近代世界以及与近代世界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哲学沦落为经验科学,实际上是被经验科学所取代,它就是哲学的终结本身,它被一种更具宿命性质的技术座架所取代,这种技术座架既不能为经验科学所理解,也不能被哲学传统挽回,它正在一个巨大的思想真空中无声地安排着人类的命运。从地球的范围看,技术座架开始了一个世界文明时代,它的基础是以西欧思想为基础的近代化。若把思想移居到地球以外的角度看,技术座架打开了一个不祥的行星语言的时代,它的基础同样是以西欧思想为基础的近代化。在此一近代化进程中,不是科学引导技术,而是技术座架规定着作为操纵人类劳作可能的计划和安排之理论的科学,被人类标榜成科学成就的人造世界不过是技术座架提供给人类的一个过渡的简易居处,它最终把人类流放到哪里,在海德格尔看来还无人知晓。但对技术座架规定着现代自然科学的本质,以及这种规定所必然得到的直接后果,海德格尔则早已在思中料定:“在可见的未来,人类将被摆到可�6�1制�6�1作的位置上,就是说,人们需要什么就能纯粹在有机体中构造出什么:精干的抑或笨手笨脚的,机灵鬼抑或傻子。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这句话是海德格尔在1969年接受采访时说的,距今不过三十多年。当年思者焦虑不安的预感已是今天思维者当作炫耀的现实,又有哪个思维者懂得得意洋洋背后的凶险呢 思者如海德格尔,对由形而上学造成的欧洲内在虚无的历史来说,他迟到了三千年;思者如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悄然安排的人类宿命来说,他又早生了一千年。海德格尔在引证H�6�1V�6�1克莱斯特的话时,已经道出了此一悲凉心境:“未及他来,我便辞他而去,先他千百年,我已听命于他的精神。”8海德格尔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用对神的期待来表衷这一精神,凄苦地承认还只有一个神能救渡我们。我们这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思维精确性诱导的人,自以为是思的主人,完全不知思物为何物,习惯了用思维制作存在,既听不懂海德格尔对“精确的思维”和“严格的思”的区分,也听不懂科学不思的深长意味。科学无法以科学的自在性给出科学是什么,它必须在哲学运思的这一维中被证明,科学自己完全不知道真正有待去思的东西是什么,从含有自省能力的完备理性来审视,科学实际上最缺理性这一维,它完全是个知性的产物。它首先不知道它的语感力量从哲学而来,其次不知道作为它的基础的哲学已自行终结,再次更不知道它已是受技术座架驱使的在制作的延伸中无目的扩散的东西。危险更在于,层出不穷的思维者至今尚不知这种无目的扩散的严重性。这注定了人们听不懂思者的话语,人们继续满足于用思维制作存在,而不是让思为在的出场创造条件; 人们继续梦想做思的主人,而不是受思的召唤虔诚地做思的仆人,这一麻木的现实使海德格尔以神、精神、在、思、言、艺术等名义开启的纯粹的思的光芒湮灭于无迹。但对思者来说,耕耘思之纯粹,听思对在的回响是他唯一的事业,因为它是思想话语的原初。但作为林中路的知情人,他没有忘记对那些有可能入思的思想者提示一句:“只有当我们经验到几个世纪以来辉煌的理性实是思的劲敌时,思才真正开始。” 语言,言语,说,在海德格尔追求言说的纯粹中,我们会碰到这三种容易混淆的语境。在德文中分别为dieSprache,sprechen,Sagen。dieSprache是动词sprechen的过去时的名词化,指某种语言观中的语言,某种句法关系中有使用价值的语言,人们通常说的工具意义上的语言,我们用中文的“语言”对应它。海德格尔用sprechen去抵消“语言”的本意是让语言自行言说,不是通过某种语言观(存在者)形成表达意义上的语言,我们用中文的“言语”对应它,以示语言自己说,不作为人的工具意义上的语言来表达什么人的主体化意图。Sagen,这是一个古老的德文词,海德格尔对这个词给予的思的期望最多、最纯粹。这个词的德文语境与密托思的希腊语境最切近,于在的开辟中说,在显现中说,借神意传达、启示地说。它既不因为什么而说什么,也不为了什么而说什么,而sprechen则总不能在句法中摆脱关于什么的说、围绕着一个什么对象来说的阴影。因此,从纯粹性上考虑,海德格尔更倾向于让Sagen在思中说话,我们用中文的“说”对应它,以示既不为什么而说,也不因什么而说,而是说说着,就像海德格尔的思的纯粹处在于,他不是关于什么的思,而是思本身一样。这是海德格尔思的文本力量所在,说的魅力所在。 海德格尔的言路从出于诗、思、在的同源性。纯粹的在、纯粹的思和纯粹的言之所以可能,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得益于这一同源性。要获得这一同源性的洞见,关键看思者能否向思的纯粹处奋力返还,返还到思思想着思本身的纯静之处、单纯之处,向思的寂静处聚集,聚集在思的最基本处,唤起思的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在这样的思的差——异中,在进入说,说的涌现和绽放聚集成语言,此一语言本身就是在的栖身之家,人就住在这样的家里面,此一渊始于纯粹的家里面住着纯粹的思者,他们或许是运远思之诗的诗人,或许是踏进思的分延进程中的艺术家,或许是在话语中对峙、狱炼、经受分延的冷酷考验的语言骑士,这些思者都是这个家的护家人,他们都虔诚地守护着在借以道说自己的最基本词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