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被杀后

一支后代逃到韩国

提到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韩国，给人最初印象就是喜欢“偷文化”。因为古代是中国的附庸国，近代是日本、美国的“殖民地”，没有什么光辉的历史，喜欢窃取邻国的文化和名人为自己国家的。

韩国人最出名的事情，就是喜欢乱认祖宗，将东夷、高句丽等，都说成是所谓的“韩国文化”，还将很多中国人认为是自己的祖宗。以至于出现了“什么，孔子是韩国人？什么，西施是韩国人？什么，孙中山是韩国人？什么，我也是韩国人？”的笑话。

不过，韩国虽然喜欢乱认祖宗，但他们国内，还真有一支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

岳氏五子

岳飞生于北宋崇宁二年二月十五即公元1103年3月24日，史料记载，他“少负气节，沉厚寡言，性刚直，意欲所言，不避祸福”，自小喜读史书兵法。16岁那年娶妻刘氏，17岁就生下了长子岳云。

1122年，20岁的岳飞从军征辽，虽立下很多战功，因性直，不是被革职就是被迫“告身归乡”。

1125年4月，岳飞次子岳雷出生，四个月后，他就因为上书反对赵佶南迁被革职。直到1128年第四次从军，才算是站稳了脚跟，并仅用5年时间威震天下，受封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成为独镇一方的大员。此后，岳飞南征北战，北伐收复襄阳六郡，镇压湖南钟相杨么起义，在此期间，四子岳震于1135年5月出生于潭州（长沙）。

岳飞迎来了仕途的高光时刻，被封为太尉，升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河北诏讨使兼营田大使。赵构甚至专门下诏：“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

1140年，在五子岳霭出生一年之际，金军背盟再次南侵，岳飞加封正一品少保，奉旨再次北伐中原，一路连奏凯歌，兵锋直指汴梁，甚至金兀术的子婿都派人悄悄联络，说愿率5万之众来降。就在这大好时刻，“大金江南国主完颜构”粉墨登场，连下12道金牌要求岳飞班师。让岳飞“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岳飞不能骂皇帝软弱，只能说“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1142年1月27日夜，岳飞蒙难于大理寺狱中。

岳飞的五个儿子，下场各不相同。长子岳云长年从军，在岳家军中颇具威望。大理寺的判决是“官减外，徒三年，追一官，罚铜二十斤入宫，勒停。”但赵构却下诏“岳飞特赐死。”次子岳雷流放广南路，死于流放地。三子岳霖流放惠州，有生之年得见父被平反，广泛征集父亲事迹，次子岳珂在此基础上编成了《鄂国金佗稡编》。岳震和岳霭本也该流放，但被家人提前送过长江，隐姓埋名，直到父亲去世21年后才恢复了岳姓，宋孝宗还专门将岳霭的名字改名为了“岳霆”。

逃亡他乡的岳飞后人

岳霆长大后生了三个儿子，分别为岳墦、岳玙和岳琨，子孙后裔主要在鄂、豫、皖、湘四省。

其中，岳玙有一个儿子叫做岳浮海，元朝时跟远征南大将军李柏南征北战。岳浮海之子名为岳阿甫，岳阿甫的儿子岳雅远是女真金牌千户，因军功被提为征西大将军，带兵进驻青海。

岳雅远的儿子叫做岳豆兰，后来随母姓改为了佟豆兰，受封为了“青海伯”。岳豆兰虽然是岳飞的七世孙，但也成为了事实上的“大元忠臣”，后来奉命带着大军从青海进入了高丽。

胡虏无百年之运，天降猛人朱元璋很快就推翻了蒙元。留在高丽的岳豆兰，没有选择为这个新建立的汉人王朝效忠。反而在1371年，也就是洪武四年跑去投奔了高丽都统制李成桂，还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李之兰”。

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决定收复铁岭的东、北之地。

当时的高丽朝廷犯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狂妄自大毛病，竟然觉得单靠自身就能对抗将元朝都给推翻了的大明天军。不但拒绝将土地交给明朝政府管辖，反而胆大包天的命令李成桂去攻打辽东地区。李成桂知道自己和明朝军队的差距，真要去打仗那和送死无异。在上书反对无效后，只好带队渡江，走着走着发现“行军困难、粮饷不济”，就跟朝廷上书要求撤军。高丽王辛禑死活不听，强令他继续进军。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李成桂直接带着部队返回了开城，将门下侍中崔莹流放，自己和一个叫曹敏修的人总览朝政。不久后，就有人拿一本《汉书》跑了过来，指着《霍光传》劝说李成桂“当早图之”。于是，李成桂就发动政变把辛禑废掉了，另立辛昌为王。

历史上，行废立之举的除了最后自己称帝的，有好下场的并没有多少。李成桂也明白这个道理。先是想办法将曹敏修排挤出去，自己独揽朝政。1389年，明朝方面宣布辛昌不是恭愍王后人，不许入朝。李成桂就以此为由废掉了辛昌，另立王瑶为王，并开始采用“洪武年号”，交好明朝。

又过了三年，李成桂废掉王瑶，迁都汉城，建国朝鲜，李氏朝鲜自此正式立国。不管是废君还是自立，李之兰从来没有表达过反对意见，一直都十分的支持。李成桂自然也不会亏待了他。有着“从龙之功”的李之兰得到重用，成为了开国功臣，死后还得到了“襄烈”的谥号。

他的几个子孙之中，长子为辅国崇禄大夫，次子为保功大将军、判左军都总制，判右军府事。死后也得到了谥号“武厚”。三子当上了汉城判尹，四子则当上了礼曹参判。

李之兰后人和中国教好，在抵抗倭寇的事情上还有过一些合作。

600多年过去，李之兰的后裔开枝散叶，一部分居住在了朝鲜平安南道阳德郡、成川郡，咸镜南道的北青郡，江原道伊川郡；一部分则住在韩国京畿道抱川郡、瑞川郡、高阳郡、杨州郡、华城郡。

如今，两国仍有祭祀李之兰和他后人的庙宇。韩国釜山太宗寺主持“道成宗长”李阳镐就是李之兰之后。他还能准确的回溯自己这一支的祖先的名字：李之兰生李和尚，李和尚生李存庄，李存庄生李体，李体生李允奇，李允奇生李世蕃，李世蕃生李谈……岳飞第25代孙李秉律生他李阳镐。

认祖归宗

因为李之兰之前当过“青海伯”，且是从青海来的朝鲜，他的后人们也就自称为“青海李氏”。

虽然已经改姓为了李，但青海李氏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岳飞的后人，也一直以岳武穆为荣。他们也想要认祖归宗，但这并不容易，90年代之前是因为中韩没建交，90年代之后，则是因为他们担心大陆那边不认。

岳雅远的儿子叫做岳豆兰，后来随母姓改为了佟豆兰，受封为了“青海伯”。岳豆兰虽然是岳飞的七世孙，但也成为了事实上的“大元忠臣”，后来奉命带着大军从青海进入了高丽。毕竟，一群姓李的突然自称是岳飞后人，也得有人信啊。

他们不知道的是，大陆这边的岳飞后人，一直在为岳氏宗亲能齐聚一堂做着努力。1988年，岳飞后裔专门成立了岳飞思想研究会，以“传承岳飞尽忠报国、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

1996年开始，时任岳飞思想研究会秘书长的岳朝军为了发扬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决定编纂一份家谱。

岳朝军是岳飞第28代孙，为不遗漏一个线索，全世界到处跑，不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加拿大没有他没去过的。

通过翻阅相关史料，岳朝军也发现了李之兰这一支流落朝鲜半岛的岳氏后裔。朝鲜那边的肯定去不了了，只能在2000年前往韩国，准备了解这支分离了600多年的“兄弟姐妹”的情况。

当时的韩国青海李氏大宗会会长名为李完性。他曾专门跟韩国的李氏宗亲们筹款，将原先已经杂草丛生的祖坟给修缮了。每年春秋两季，他也会专门组织大家去祭祀一番先祖，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当李完性见到岳朝军后，表现的十分热情，他也很希望能早日代表这支族人前往中国认祖归宗。岳朝军经过仔细查阅家谱和相关典籍，并和李完性韩国人交流了祖上的故事后，终于确定，他们确实同样是岳飞后人。

这支移居他乡的“同胞”，至此正式算是认祖归宗了。

此后十几年里，韩国青海李氏大宗会会长和中国岳飞思想研究会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13年3月26日，为了纪念岳飞诞辰910周年，在杭州岳王庙景区举行了“首届岳飞文化节暨纪念岳飞诞辰910周年祭祀活动”。

这次活动很特别，前来祭祖的不但包括150多位来自大陆各地的岳飞后人，还有30多位来自台湾的岳飞后人及17位来自韩国的岳飞后人。这是600多年前岳飞后人第一次这么整整齐齐的聚在一起。

李完性这次是带着儿子李喜重一起来的。

虽然汉语说的并不怎么流利，李喜重还是十分激动的用汉语讲了自己的感想：“我的祖先一直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讲着岳飞精忠报国，却为秦桧所害的故事，我们一直以祖先为傲，能应邀来杭州参加大典很激动高兴，也想邀请岳氏宗亲前往韩国交流一番。”

当年岳飞在临终前，只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一代民族英雄，遇上昏君奸相，落的如此下场，一直为人们所哀叹，秦桧和赵构也永远的钉在了耻辱柱上。因为时代影响，导致岳飞的后人们分隔六百年不能相认。然而，哪怕改名换姓，韩国岳飞后人也没有忘记对祖先的信仰，并最终认祖归宗，着实让人欣慰。

河南作为中华姓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我国百家姓中，有一百多个姓氏来自河南，而最常见的一百个大姓中，有73个源自河南。近年来，随着数字家谱的普及，寻根也变得越来越热门，而作为寻根谒祖的热门之地——河南，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当代河南人都姓什么呢？

河南第四大姓，刘姓

刘姓的三个源流都来自河南。来源一，出自祁姓。是尧的后裔，始祖是刘累。这一支也是刘姓的主要源流，祖根地在河南鲁山。来源二，源自姬姓。春秋时期周匡王姬班的小儿子王季被封在了刘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偃师，号刘康公，后世子孙以刘为姓。

来源三，源自少数民族改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很多少数民族都进行了汉化改姓，其中鲜卑族的独孤氏就改成了刘氏，这一支刘氏也源于河南。

河南第三大姓，李姓

李姓在中国 历史 上有着绝对的浓墨重彩，先后建立了大成、西凉、凉、吴、魏、唐、楚、后唐、南唐、大蜀、西夏、大顺等政权，称帝王者多达六十多人。

李氏是由理氏发展而来的，颛顼帝的后裔皋陶任大理，也就是掌管刑法的官，他们的后代最开始是姓理的，后来因为理徵因直言犯谏触怒了纣王被杀，他的儿子理利贞逃难的时候依靠吃“木子”保全性命，就把理氏改为了李氏，后来，李利贞定居在了苦县，就是今天河南鹿邑，李利贞也成为李姓的得姓始祖。

河南第二大姓，张姓

张的本意是“使弓弦”，就是把弦绷紧在弓上，后来引申为开弓、上弦、伸展的意思。张是擅长制造使用弓箭的氏族图腾崇拜。

张姓源自姬姓，出自黄帝之孙挥，张挥是张姓的得姓始祖，这一支张姓其发源于河北清河，所以有“天下张姓出清河”的说法。

河南第一大姓，王姓

王姓源自姬姓，周灵王之子太子晋被废为平民，当时的人们只知道他们家是王族的后代，就一直“王家王家”这么叫着，于是这一支族人就以王为氏，在先秦时期，这一支王氏一直活跃于河南洛阳一带，后来为避战祸才开始迁往山东琅琊和山西太原，最终发展成为中国 历史 上非常有名的两个望族——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

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王姓都是贵族姓氏当中的第一位，在改朝换代的 历史 巨变中，王姓的地位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历史 上王氏出国最多的宰相、皇后和驸马，与帝王联姻让王姓拥有了相对比其他姓氏更强的优势，而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让王姓家谱的存世更加完整数量更多，在现收藏的族谱中，王姓家谱的数量占到了十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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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姓氏来源

①清《姓韵》中记载明氏始祖明由，燧人氏时四佐之一，②而其他书籍中均记载明氏始祖是秦穆公时丞相百里奚及孟明视之后。由

于中国历史的断代，而无史料可详考。

(

司马迁写《史记》将孟明写成百里奚之子，而春秋时典籍均无此例。

)

③北魏鲜卑壹斗眷氏改姓明氏

(

也无可考查

)

。

第二部分：明氏郡望

①平原郡：明氏住在平原郡鬲县

(

即今山东陵县及德州德城区

)

。鬲在东汉时为侯国，上古时有鬲氏住地。明氏平原鬲人史称世家大族，始祖百里孟明，明氏在于汉朝帅部治兵，文武光于秦代。代表人物有西晋明褒，明普，明预等，有东晋未年及南北朝时期明玩及其子孙僧胤、僧绍等，明俨、明亮、明丕、明协，文才武功均一时之冠。明氏的婚配往来都是世家大族。由于北魏的入侵，明氏散居多处。

②吴兴郡：唐太宗李世民命修《大唐氏族志》一百卷，并压制山东诸大姓士族，因此明氏位列吴兴郡七姓（湖州）之二，与姚、明、丘、钮、闻、施、沈并齐；而在《元和姓纂》之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湖州吴兴郡出十六大姓，明氏位列第十六位。由此可见明氏在吴兴郡日渐衰微；也可以看出，明氏显人望家已迁出吴兴，居于它处。我寻找各种书籍，均不能查出吴兴明氏居住在哪县哪乡。希望族中智者见告。

③河南郡：随唐以来有明克让

(

历城侯

)

、明罕、明奉世、明恪、

明崇俨、明云腾、明质、明范、明希晋、明俊

(

平准署侯

)

等等明氏显人高官而定居。据《明崇俨传》为洛州偃师人，而明氏多位官员葬在洛阳北邙山，其私宅均在洛阳。北邙山为历代皇陵之地，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也葬在此地，所谓千金难求一方地，而明氏有其中之七八，可见河南郡为明氏郡望也理所当然。再根椐北魏孝文帝于公元

494年迁都洛阳后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壹斗眷氏改姓

“

明

”

),又命令鲜卑贵族死于洛阳,即葬于洛阳，不得还葬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郡洛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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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的家谱：

第一代：薛衍（北周御伯中大夫）。

第二代：薛轨（隋朝襄城郡赞治）。

第三代：薛仁贵。

第四代：薛讷（左羽林大将军）、薛慎惑、薛楚卿、薛楚珍、薛楚玉（范阳节度使）    。

第五代：薛徽（左金吾将军）、薛直（绥州刺史）、薛畅（左羽林将军）、薛光、薛嶷（清河郡司户参军）、薛岌（右金吾将军）    、薛崿（一作薛昽，昭义节度使）    、薛嵩（昭义节度使）    、薛岸    。

扩展资料：

薛仁贵三箭定天山

龙朔元年（ 661年），一向与唐友好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李治诏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领兵赴天山击九姓铁勒。

临行，李治特在内殿赐宴，在席间对薛仁贵说：“古代有善于射箭的人，能穿透七层铠甲，你射五层看看。”薛仁贵应命，置甲取弓箭射去，只听弓弦响过，箭已穿五甲而过。李治大吃一惊，当即命人取坚甲赏赐薛仁贵。

郑仁泰、薛仁贵率军赴天山后，九姓铁勒拥众十余万相拒，并令骁勇骑士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临阵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骑士慑于薛仁贵神威，都下马请降。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大败九姓铁勒，并坑杀降卒。

接着，薛仁贵又越过碛北追击铁勒败军，擒其叶护（首领）兄弟三人。薛仁贵收兵后，军中传唱说：“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从此，九姓铁勒衰败，不再为边患。

铁勒有思结、多览葛等九个部族，原先据守天山，等郑仁泰率领部队来后，他们恐惧投降，郑仁泰不接纳，俘虏他们的家室来赏给将士，敌人陆续逃走。有个候骑报告：“敌人的军需物资牛羊马匹遍布原野，可以去夺回来。”

郑仁泰挑选了一万四千名骑兵，脱掉铠甲轻装奔驰，穿过大沙漠，到了仙萼河，没有看到敌人，粮食吃光才往回撤。人们饿得相互厮杀吞食，等回到军营时，剩下的骑兵只有二十分之一。

薛仁贵也把他部下抓来的铁勒族女人当作妾，接受了很多贿赂赠送的财物，被有关官员向李治检举弹劾，李治因薛仁贵立下大功而宽恕了他。

薛仁贵墓葬遗址

薛仁贵墓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城东北荫山与横交界的平山口之北，墓地已无坟迹可寻，现仅存石坊一座，东向而立。

石坊由三块整石建成，两边石柱为方形，柱顶各雕石狮一只。坊额为一条石横穿石柱，正面镌刻"重修唐朝名将薛仁贵之墓"。

背面有小楷镌刻“山东兖州济宁州嘉祥县奉巡兖西道并抚两院明文知县王怀德、典史刘熙诏、儒学教谕彭允芳，训导曲迁梧、张燕翼，大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岁次丁未夏六月上旬吉日立”等字。据当地群众反映，石坊西10米处，曾有墓石露出，后被覆埋。

此坊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579年）建，全坊由三块整石构成，两边石柱呈方形，柱顶各雕石狮一只，坊额为一条石，横穿两柱正面携刻“重修唐朝名臣薛仁贵之墓”；

背面写着重修、人和年代。旧县志有载。但不知前人以何据谓此墓为薛仁贵墓，待考。1985年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薛仁贵（614年－683年3月24日），名礼，字仁贵。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河津市修村）人。唐朝初年名将，北魏河东王薛安都六世孙。

薛仁贵出身于河东薛氏南祖房，于贞观末年投军，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句丽，击破突厥，功勋卓著，留下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典故。

唐高宗时，薛仁贵累官至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封平阳郡公。永淳二年（683年），薛仁贵去世，年七十。册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著有《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今已佚。

-薛仁贵

艾姓、赵姓、张姓、石姓、金姓、高姓和两家李姓。

开封犹太人是记录保存最完整的的中国犹太社群。开封犹太人均依照其本姓改取汉姓，共分七姓八家在经历了近700年的历史后，张姓和一家李姓湮没，至今在开封附近共有六姓犹太人后裔居住生活。

1987年初的统计数字显示，开封市共居住有犹太人后裔六十六户，159人。其中石姓三十一户，64人；李姓十二户，42人；赵姓两户，11人；艾姓十七户，32人；金姓两户，7人；高姓两户，3人在开封犹太人的七姓八家中。

张姓和李姓只与回族通婚，据家谱记载，仅有犹太人嫁闺女给回族人家，而没有回族嫁闺女给犹太人家，这也许是这两姓湮没的原因，而其他六家则与汉族通婚，而在现存的六家犹太人后裔中，没有与回族通婚的记录。

扩展资料：

据推测， 开封犹太人的先祖可能来自中亚的波斯，或者来自印度。在被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这个宗教和民族团体能持续存在700多年，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几千年犹太文明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据记载，犹太人曾向北宋进贡西洋布，深得皇帝欢喜，于是诏其"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 在这个高度民族融合的国家里，开封犹太人没有遭到任何歧视，很自然地开始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有很多人成了官员。

但是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存在对当时的多民族的大国中国来说并非一件值得一书的大事，因此并未引起学者重视或民众惊奇的目光，因此史书对其记录甚少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一带而过。

13世纪意大利旅游者马可·波罗可能听说了犹太人在中国的定居。犹太人在中国的存在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一直到16世纪初利玛窦(Matteo Ricci)偶然遇到了一个开封犹太人。自此开始了欧洲人主要是传教士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

经过长期的通婚，开封犹太人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同化，体貌特征上已经与汉族等中国主要民族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很多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犹太身份识别。

在记忆中，文革前的开封犹太后裔保留著犹太人的某些风俗。当时开封犹太人，过犹太节日「逾越节」时家里吃不发面饼和腌制一年的酸菜。

除此之外还过犹太新年，但由于与其他犹太社区的隔离，唯一的依据就是圣经，所以日期可能和以色列的历法不太一致。文革期间，不少人受到了冲击，被打成（以色列特务）。当时曾经挂牌游街。很多犹太传统的书籍也被烧毁。

在文化上，开封犹太人后裔放弃了犹太教的信仰，食物方面的禁忌已无人遵守，食用牛羊肉时“挑筋”的习俗很少有人遵守，各姓犹太人后裔均食用猪肉；在犹太人社群中非常重要的割礼在开封犹太人中早已不复存在并无人知晓。

现在的开封犹太人后裔均不了解犹太教教义，大部分人不能分辨摩西、大卫和耶稣，所有开封犹太人均不过犹太传统节日，祭灶、迎门神、扫墓、祭祖等风俗与汉族无异；有记录显示，开封犹太人中有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信徒，1866年还有一名犹太人后裔皈依佛门法名本道。

据学者走访调查，石姓开封犹太人是保存犹太人文化习俗最多的一支，石家在饮食上仍然遵守挑筋的规则，在每年春节石家人均依照犹太逾越节的礼制，用毛笔沾鸡血涂抹门楣，并用白水煮羊肉祭祀祖先；石家要求子孙遵奉摩西十戒和朱子家训，但与其他犹太人后裔一样，石家人对犹太教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

据统计，目前开封有犹太人后裔六十六户，约二百人。他们长期认同汉人身份。但1980年代以来，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开封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逐步复苏。

赵姓和李姓的一些家庭在进行户口登记时已经将民族改为犹太人或犹太族，但他们的民族认同并不被官方承认，开封犹太人并不能享受少数民族在升学等方面的优惠。

参考资料来源:--开封犹太人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保存着汉族和少数民族图腾（Totem）信仰的纪录。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的“熊、罴、貔、貅、豹、虎”实际上是指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这些野兽就是六个氏族的图腾。所谓图腾，是指上古时期人们认为每个氏族部落与某种生物有着亲缘关系，或跟某种无生命的物体有着特殊的联系，初民们把这类生物或物体视为整个部落的祖先、象征物、庇佑者。《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于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这种图腾崇拜其特点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普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383页）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的姓氏同样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中。

第二阶段：姓、氏、名分化形成阶段。

姓氏表示血缘关系的世系群的称号，它起源于母系氏族。从“姓”的本身可以看出，它有“女”和“生”两个字构成。中国最早的姓大多带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如“姬、姚、姒、妫、姜、嬴”等。氏则是同姓衍生的分支，源于父系社会，也就是族号。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序》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白：“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氏，氏不可呼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这段话将姓和氏产生的时间（三代之前），作用（“别婚姻”、“明贵贱”）说得很清楚。

第三阶段：姓氏合一阶段。

战国时期，由于旧的宗法制度的瓦解，人们的个性意识有了提高，出现了姓氏逐渐合一的现象。上指君主，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了自己的姓。

第四阶段：姓名充分发展阶段。

之所以说是充分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姓氏的数量超大规模的增长。根据黄帝和炎帝的传说，皇帝之子十二姓，炎帝之子四姓。从那时起，到唐太宗诗高士廉重修、李义府修改的《氏族志》录有235姓，到了宋初，广为传诵的《百家姓》录有503个姓。明代人吴沉编的《皇明百家姓》共收有1968个姓。清代则更多。

其二：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

之所以姓氏大规模的增长，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从魏晋到明清，是少数民族大规模融入汉族的过程，汉族统治者通过赐姓、改姓或其他行政手段使得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也有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过程中主动改姓；另有少数民族为适应时代和环境改从汉姓。

其三：等级制在姓氏中逐渐占重要地位。

魏晋之后，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人们把姓氏的高贵、血缘的纯正作为选官授职和联姻缔亲的重要标志。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在坚持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进行了一次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姓运动。在这一项改姓运动中，他把汉族中的卢、崔、郑、王定为一等姓氏。唐初时，唐太宗将崔、卢、李、郑作为高等姓氏。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经唐太宗批准的《氏族志》把293个姓评为九等。这种将姓氏划分等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明清。

第五阶段：实名与虚名分化阶段。

如果说，姓氏发展的第四阶段是社会生活充分发展的结果，那么，当社会出现了具体情况，譬如，清代统治者制造的“文字狱”；明代统治者为了镇压不同政见者而进行的特务统治（“东厂”）。一部分政治家、文化人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虚名抨击时政。这种虚名包括笔名、化名等等。现代社会使用的网名，也属虚名之列，当然其原因与明清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中国姓氏的发展史，中华民族的姓氏发展如同咆哮奔腾的长江，由涓涓细流形成的壮丽宏大的巨澜汇聚到浩瀚的大海；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中国姓氏犹如一株巨大无比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其根如须，盘根错节。梳理以下中国姓氏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开放性。

所谓开放性，是指姓氏外延的扩大以及名字系统内涵的完备和丰富。由于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中，姓的数量几乎是跳跃式地增长。炎黄时期为16姓，唐代姓的数量是293个，宋初的姓是503个，明代的姓最多达2635个。到了现代，据最新资料统计，中国的姓共有11969个（其中有些姓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不少消亡的）。其中单字姓是5233个，双字姓为4329个，三字姓为1615个，四字姓为569个，五字姓为96个，六字姓为22个，七字姓为7个，八字姓为3个，九字姓为1个。

开放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名字系统的日趋完备和内涵的渐趋丰富。姓和氏在上古社会就产生了，为了区别社会成员，作为标志，名也就随之产生了。《仪礼•丧服传》记载：“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 《仪礼•檀弓》曰：“人女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之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人对人的称谓，除名字之外，还有号，大致可分为自号、别号、法号、室号、绰号、谥号等。姓氏和名字系统的各个部分各有其作用，姓用来明血缘，氏则别贵贱；字的作用是正体，“字以表德，号以美称”。这种名字系统最早形成于商和西周时期。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有明确的论述。

第二，等级性。

最早给姓氏打上人为印记的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拓拔（元）宏用强制的手段使自己的鲜卑族兄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至少表面汉化的过程。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匪夷所思、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的一项是姓氏改革，拓氏（元）宏将天下的姓氏分成三、六、九等。并且给每个等级制定了标准。在拓拔（元）宏开了先河的情况下，以后，谁掌握政权，谁的身份就高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了唐代，李世民直接下诏，将原本第二等级的李姓，提升为第一等级，把王姓挤入第二等级。以后历朝君主基本如此。这种姓氏的等级制，造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譬如改姓、赐姓、讳姓等。这些所涉及到的姓氏绝对不在少数，拓拔（元）宏的姓氏改革就牵涉到一百多姓氏。

第三，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是指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姓氏往往按地域分布。例如，唐代形成的“五家七姓”，即李（陇西、赵郡）、崔（清河、博陵）、卢（范阳）、郑（荥阳）、王（太原）。人类学家、文化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文中，曾经引用过他的朋友罗伯特•哈特给他的信说：“在中国许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一个姓。比方说，在一个地区见到三个村庄，每一个村住三千人。第一个村庄全姓马，第二个村庄全姓杨，第三个村庄全姓牛。”这种现象在中国极为普遍，这种自称村落的姓氏带有排他性。

第四，多源性。

所谓多源性，是指在中国的常见姓氏中（按照国家自然基金会研究划定：人口占01%的姓氏称为常见姓氏，现有129个。占人口总数87%），大多数有多个源头。为了便于说明起见，用列图表的方式，借以表达。

第二大姓“王”姓来源是这样的：

周灵王太子姬晋——宗敬

周文王 “王”

周考王

帝王赐姓

少数民族汉化

第十二大姓“孙”姓来源是这样的：

周文王——惠孙

孙叔敖 “孙”

田完后裔（由齐景公赐姓）

第二十三大姓“郑”姓来源是这样的：

后稷（神农氏） 姬友（郑桓公）

帝喾 “郑”

郑公子鲁

第九十五大姓“武”姓来源是这样的：

夏朝大臣武罗

商朝武丁后裔 “武”

周平王后裔（姬姓）

春秋时宋国宋武公

第一百大姓“文”姓来源是这样的：

姬昌（周文王）后裔

炎帝后裔（姜姓）封地许国国君许文叔 “文”

舜的后裔（妫姓）

五代时因讳姓石敬塘而改姓

这种多源性，既说明中华民族姓氏的丰富多彩，又给梳理姓氏的源流带来极大的困难，由此更加证明我国姓氏文化的源远流长。

第五，时代性。

在人的名字中往往散发着时代的气息，这是时代光芒的折射。汉代人的名字多用勇、超、雄、固等，反映大汉雄豪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塘人喜欢排行相称，就是当代皇上唐太宗，可称之为二郎，这种习俗表现唐代是一个豁达宽容、自由宽松的社会风气；宋人多山用老、叟、翁，这同当时社会对老人优厚有关；现代人则更为明显，子女的名字寄托着父母的理想和希望。

中国的姓氏产生至今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这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姓氏（包括名字）在民族文化的温床上形成，它是一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开发这座精神矿藏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具体意义是：

首先，认祖寻根是中华民族团结富强的凝聚力和纽带。

当一个民族危难之际，民族要生存，就得携手并肩，共同战斗，这就要全民族认同祖宗和“本是同根生”的意识，继而产生凝聚作用。比如屈原再其抒情长诗《离骚》开篇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说我是古代帝王高阳氏的后代子孙，我的先祖叫伯庸。这就是一种认祖行为。于是产生了不能将祖国当旅舍、不能视国君为路人的爱国情感。鲁迅在年轻时，写过一首《自题小像》，其中有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就是黄帝。鲁迅表示愿意为社稷江山、祖国之邦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其次，中国的姓氏文化蕴含着民族文明进取精神。弘扬中国文化也应当包括中国的姓氏文化。五千年来，姓氏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这种包容姓氏文化的精神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岳家军”、“杨家将”，则是在民族危机时抵御外族入侵的一种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则是中华文明的表现。

在中华民族，人们口耳相传的、融入姓氏文化的、能表现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成语典故何止千百！其中有表现人们谋略智慧的“田忌赛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又表现“无为”而治思想的“庄周梦蝶”；又表现鞠躬尽瘁、敬业尽职的“周公吐哺”；有赞扬为救国难挺身而出的“毛遂自荐”；有赞颂朋友之间忠实守信、相知相交的“管鲍之谊”、“范张鸡黍”；有赞扬人各有所长的“马工枚速”、“孟诗韩笔”等。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此外，与姓氏有关的“堂联”、“堂号”，特别是“堂联”，它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反映了某姓氏的历史渊源、家族名人的崇高业绩，其作用除了光宗耀祖外，实际上还有提倡一种“家风”、“族风”的作用。这种民间的“家风”和“族风”包含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例如：林姓的堂联为“励志禁烟，御夷留根”；毛姓的堂联为“捧檄而往，脱颖而来”；于姓得堂联为“当代清官，救时宰相”。以上的堂联分别提倡爱国御敌、为国挺身、清廉救时的风尚，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具体写照吗？

再次，积淀了五千年的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且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诗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臣”，说的是，青山和白骨，一个有幸，一个无辜。土地江海也是，中国历史上，地因人姓而得名的十分普遍，因此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亘古沉默的土地，因某个名人的驻足而顿时喧嚣起来，引得无数慕名而来的人士或把酒临风，或扼腕痛心，或按动快门。根据1981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书中共有6885条词目，其中涉及到姓名的，包括本身就是姓氏名胜的，有866条，占全书所收录的名胜125%。

岂但地名如此！日常生活中如“孔府家酒”、“贵妃酒”、“东坡肉”、“李锦记”等等以姓氏命名的商品比比皆是。

另外，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文化，而且是一门科学。它对于人认识自身、造福自身、改造自身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尤其是中国人前300个常见姓氏的数据和分布地区对于研究中国人Y染色体多样性、疾病分布、汉民族的源和流以及其他学科领域，都有可能提供新的线索和参考。”广州中山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姓氏与某些疾病有着相应的对应关系，某些姓氏与长寿与否有必然的联系。所谓染色体是细胞在丝分裂时出现的，易被碱性染料着色的丝状或棒状小体，它由核酸和蛋白体组成，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如人体细胞有四十六个染色体，其中四十四个是常染色体，两个是性染色体。男性有一个X和一个Y性染色体，女性则有两个X性染色体。中国人传统是父性子传。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姓氏中，携带有鲜明的遗传密码。如果依据Y染色体的遗传密码，必能找到人们某些家族史病的基因乃至长寿的奥秘。这将是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的福祉所在。当然，这需要姓氏学、家谱学、遗传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诸多学科艰苦合力攻关。尽管如此，前景是无限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