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士吉(1354—1430) 又说生卒年为（1360—1435625），字周贞（又说字用贞），号栎庵，晚号大瀛海客，浙江象山人。明初，举为贤良方正。洪武三十年(1397)，中举人，授兖州府学训导。建文中，上疏言时政得失，为朝议所允，晋监察御史，出按凤阳、徽州、湖广。成祖即位之后，进佥都御史。时浙西大水，命偕户部尚书夏元吉，往督农政。二年，湖州灾，奏捐粮六十万石赈民。三年夏，浙西大饥，又随夏元吉发粟三十万石往赈。四年（1406），命以礼部侍郎衔出使日本，封其国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六年（1408），为襄阳知府。时仁宗在东宫，闻士吉善诗，询以古诗唐律，命作《圣节》诗各一体，援笔立成。宣德初，授南京刑部侍郎，越五年致仕。史传称其“仪表修洁，举止清雅，文采蔚然，谀之不喜，犯之不怒，伟度洪量汪如”。著有《栎庵自怡稿》。据石浦《武氏家谱》载，曾与郑和率船队下过西洋。《明史》有传。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历史上的武松和武植不是亲兄弟。

武松：历史上真实的武松是宋代时期的义士，1055年在河北省邢台市的清河县出生，曾经在杭州街头卖艺，后来在杭州知府高权的手下做提辖。

在高权被罢官以后，武松被赶出衙门，因为新上任的杭州知府鱼肉百姓，被武松刺伤，随后武松被捕在狱中死去。

而历史上的武大郎武植，是明代时期的人物，出生地和武松一样都是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的清河县。

武植虽然出身贫寒，但是聪明过人中年的时候进京赶考考中了进士，随后和山东知府的千金潘金莲成亲并且生有四个孩子。

从两个人的朝代来看，一个是南宋时期的人物，一个是明代时期的人物，所以武松和武植两个人不是真的亲生兄弟。

扩展资料：

1946年在河北清河县发现(并证实)出土了武大郎墓，专家根据其腿骨推算，武大郎身高超过1米8，并非是小说中描写的矮小三寸丁。

后来作为文物放入武植祠中，2007年武植祠成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逐渐成为著名旅游景点。

其墓碑铭文：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为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么幼年殁父。

为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伞敬之。

另据《清河县县志》及《武氏家谱》记载:武家始祖是从山西迁到河北清河县城东武家那村，武植身高18米，高大魁梧、儒雅庄正

因努力读书，中年中进士，后为山东省聊城阳谷县知县，娶潘氏金莲为妻。武家的武家那村和潘金莲所在的清河县黄金庄相邻，相隔不远。

潘氏当时是知洲，为大户人家，非常富有。因当时武植为母相依，衣食难济很贫穷，但又少时聪敏，因而得到了潘家的资助接济读书。

潘金莲父亲看其聪明勤奋，就将女儿许备给了武植。后来武植出任阳谷县知县，所以潘金莲也成为了知县夫人。

据武氏族谱记载，潘金莲是一位名门淑媛，是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相隔不远的黄金庄。

她喜欢武植，她父亲经常接济武植，并与他私订终身。两人结婚后和睦恩爱，养育了四个子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武松

—武大郎

武丁。商王武丁继位时，国力衰弱，于是极力想恢复殷商当年盛况，却因找不到贤臣辅佐而犯愁。相传，有一夜武丁梦到叫“说”的圣人会辅佐他，于是四方找寻，终于在山西平陆东面傅岩之地找到，此人即是出身奴隶的贤相傅说。

武丁对傅说十分信任，君臣齐心协力，使殷商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死后，其后人认为他功劳盖世，可与开国君主成汤相比，应有自己的姓，遂以其名为氏，称为武姓，奉武丁为武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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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分布

武姓最早的发祥地在今河南省境内，其后在此地不断繁衍。春秋时的宋国是武姓来源地，故其早期的活动区域应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姓人口的增加，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局势的变化，其活动区域也不断地扩大，大约到战国时期，武姓之人已在中原一带比较广泛地活动了。

根据文献记载看，从秦末至汉初，武姓大体分布在：盱台（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陈郡（今河南省淮阳县）、沛县（今江苏省沛县）、梁邹（今山东省邹平县东北）、长安（今陕西省西安西北）以及今河南省东部一带。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为争夺天下，豪杰竞起，一些武姓之人也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为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口迁徙比较频繁的时期，武姓之人从中原地区逐渐向四周迁移，主要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

-武姓

武氏三状元是指山西省陵川县武氏家族先后出现的三位状元，他们是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人。武氏一家自金贞元二年词赋科状元武明甫及第后，武天佑、武天和相继状元及第，史称“武氏三状元”。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