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非常有人情味的开国皇帝，可惜，英年早逝，只当了17年天子，就稀里糊涂地死了。976年，他刚刚50岁。虽说，官修《宋史》对宋太祖的猝死原因做了各种各样的遮掩和粉饰，但仍通过形形色色的破绽证明：赵匡胤是被亲弟弟赵光义谋杀的。

　　宫廷疑案，玄机重重，未能躬逢其盛的后人，只能在故纸堆里摸“狐狸尾巴”。老谋深算的赵光义怎么能躲开这些穷追猛打的诘问呢？说他是“窃国大盗”，自然有几分道理。

　　其一，赵匡胤之死，赵光义的嫌疑最大。

　　《宋史·本纪》热情洋溢地赞颂这哥儿俩如何情深意长、肝胆相照。赵匡义病了，赵匡胤亲自到床头去服侍，烧艾草热灸的时候，哥哥惟恐烫坏了弟弟，就先在自己身上烧几下——手足深情，令人感喟。

　　赵匡胤常对身边的近臣夸赞赵光义说：我这位兄弟，降生的时候就和普通人不一样，仔细瞧瞧，他龙行虎步，威风凛凛，将来必定是太平天子。甚至还谦虚地表示：“福德吾所不及。”宋朝皇帝怎么了？“一把手”居然给“二把手”拍马屁！令世人狐疑的是，春秋鼎盛、耳聪目明的赵匡胤，竟然在一夜之间暴亡？好端端一个男子汉，为什么说没就没了呢？

　　官方的记录非常潦草：“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至于死因，压根儿没提。坊间的猜测五花八门：有的说，死于饮酒过度，还有的说，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其实，最大的嫌疑犯就是最大的受益人——赵匡胤的政治接班人赵匡义。《湘山野录》中记载，赵匡胤死前一晚，天气极寒，他跟赵匡义饮酒，俩兄弟一直喝到深夜。本不该留宿内廷的赵匡义却厮守在皇帝身边。

　　当夜，赵匡胤发出莫名其妙的呼喊声，且传出“烛影斧声”。《烬余录》甚至想出了花蕊夫人与赵匡义的奸情。诸多不正常疑点暴露在那个太祖驾崩之夜。赵匡义即位后，亲自主持编修《太祖实录》，并三次修改了其中一些内容。即便这样，他本人还是不太满意。为了一位死去皇帝的“起居注”，至于费这么大劲吗？真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其二，《太祖实录》忽然冒出了所谓“金匮预盟”，赵光义篡位的政治基础游移、暧昧，难以服人。

　　《宋史》把这份神秘的“金匮预盟”描绘得有鼻子有眼——杜太后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病危前，她把赵匡胤和丞相赵普叫到床前，留下了匪夷所思的“遗嘱”。太后认为，赵宋之所以能获取后周的江山，就是因为周世宗任用了一个小孩子当皇帝，如果是一位壮年英武的君主，绝不会出现“陈桥兵变”。

　　为了不让这种惨痛的历史重演，为了维护赵宋亿万年社稷，太后责令赵匡胤必须选择一位“长君”做接班人。赵匡胤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太后自然非常满意，遂命赵普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并把这份政治遗嘱当作“基本国策”珍藏在黄金宝柜里。倘若果真如此，也算赵光义正大光明。偏偏所谓“金匮预盟”的来历非常暧昧。这可是出师有名的铁证啊！赵光义登基，不可能无视“金匮预盟”。

　　想想吧，谁肯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尚方宝剑”藏进胳肢窝里？有趣的是，《太祖实录》第一次编修的时候，居然未对这件重大事件做丝毫记载。《宋史》贩卖的“金匮预盟”，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仔细分析，赵光义的政治骗术漏洞百出。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5岁，身体倍儿棒。赵光义刚刚23岁，比哥哥家的儿子成熟不了多少。那时，赵匡胤的次子德昭已经11岁，四子德芳也3岁了。问题是，赵匡胤并不是立刻就死，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也许还能享国十年、二十年……何必火急火燎地安排接班人呢？

　　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七岁孤儿断送江山的局面。杜太后是个明白人，绝不可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预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赵普才密奏。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也只能糊弄外星人。

　　其三，迫不及待地更改年号，大有造成既成事实的嫌疑。

　　按理说，老皇帝去世，新君一般继续沿用旧有年号，直到第二年，才启用新纪元。可是，赵光义根本顾不得这些“妈妈令”，还没等到这一年结束，就换上了自己的年号。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仅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

　　这种打破常规的险招儿，已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审判台。他的动机只有一个：抢先为自己“正名”。惟恐皇帝大位被谁抢了去。提前改元的做法，遭到了史官的公开批评，《宋史·太宗本纪》拽住了赵光义的几条“小尾巴”，提前更改年号这件事名列第一。

　　其四，赵光义剪除后患，将“金匮预盟”所覆盖的接班人一网打尽。

　　即便确实存在所谓“金匮预盟”，这份文件的核心无非是提供了“兄终弟及”的合法根据。说白了，哥哥死了，兄弟干，就是不能让给小崽子。那么，有朝一日赵光义撒手人寰，身后怎么安排，皇帝大位会不会落到自己兄弟身上？或者转而回到赵匡胤的子嗣手里？

　　为剪除后患，赵光义不惜对至亲骨肉，大开杀戒。先说赵匡胤那一枝，“太祖四子：长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也就是说，最大的潜在对手是年长的德昭、年幼的德芳。再说自己的兄弟，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弟弟——秦王赵廷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光义亲自导演，将亲弟弟赵廷美、亲侄子赵德昭、赵德芳一一逼上绝路。

　　结果，赵廷美被贬房州，38岁抑郁而终；赵德昭被逼自杀，年满30岁；赵德芳像老爹一样，不明不白得暴病而死，年仅23岁……

李自成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在前几年召开的全国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上就已被专家们所确认。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有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经过有以下几种说法：

　　自缢说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那么李延又究竟是谁？李延和李自成又可能是什么关系？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然而，在查阅了《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后，发现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

　　误死说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

　　夹山寺禅隐说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

　　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显然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

　　李自成亲族提出的观点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修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

朱允炆

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和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词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

福临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辛丑）

正月

初二日，顺治帝患痘，病危。召原任大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起草遗诏。

顺治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　

　　　在张宗洽家中，记者见到了这本手抄本的复印件，与顺治之死有关的两段文字赫然在目。　

　　其一为：“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译为今文即：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皇帝是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郑成功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觉得恍恍惚惚，不敢相信”。　

　　其二为：“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文中所说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此外，除了这两段直证顺治死因的文字，还有一段相关文字，也为以往郑成功研究资料中所未见。其文为：“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张宗洽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解释了郑成功对攻台时机的选择，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　

顺治之死的几种旧说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其子玄烨即位，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然而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

初七日，逝于养心殿。遗诏中对十八年的朝政进行检讨，共有14项罪责。遗诏立第三子玄烨为太子，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辅佐年仅八岁的幼帝。

初八日，遣官颁行遗诏于全国。

李自成是我国17世纪中叶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其兵败后死于何时何地，因何而死，数百年来，官私史乘、谱牒、方志所记歧误错见，人各异词：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遇害，有的说他是逃禅老死；死地也有湖北、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几种说法。尽管湖北通山县已修闯王陵，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

建国后不久，有人根据有关史料分析，考证出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为乡民程九佰所杀。此后，有关单位经过实地调查及发掘档案材料，确定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上旬。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之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1981年初，湖南石门夹山发现了传系李自成所作《梅花百韵》木刻版，又从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骨灰和砖刻《塔铭》，不少人据此印证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提出夹山为僧的“禅隐说”，于是又引起了争论的高潮。

“禅隐说”论者认为，近年来所发现的关于奉天玉和尚的文物，进一步说明李自成晚年确实当和尚。首先，乾隆年间，沣州知州何璘曾到夹山实地调查，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陕西口音的70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璘，奉天玉是顺治初年来寺，并取出其画像，观之“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何璘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被采入《沣州志林》，其后《楚南史赘》和《小腆纪年》等也都进行摘录。其次，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2年）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自号“奉天玉”，即以“奉天王”加一点来隐讳。其三，夹山新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中有一首《东阁梅》说：“徐听三公话政猷”，那口气与和尚迥然不同，而像皇帝听三公阁老论政。其四，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写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但我以为，李自成于顺治二年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还是可信的，而且奉天玉和尚不可能是李自成。第一，何磷之说不可信，例如奉天王画像，与史书并不一致，《明史》谓李自成“状貌狰狞”，且在崇祯十四年左目中箭，被称“瞎贼”，而那画像左目未眇，可见与李自成无关。第二，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并不证明李自成终于夹山，而只能证明确有奉天玉其人；《东阁梅》中“徐听三公话政猷”之句，无非是按题作诗，悬拟之辞，并不指实，且李自成政权也未置三公。第三，李自成早已称帝，为“李万岁爷”，并“至死不去僭号”，他不隐用帝号，而用王号称“奉天玉”，也不可信。第四，湖南大学者王夫之与李自成同时代，他撰写的《永历实录》，所记李自成至九宫山“为土人所杀”有很大的权威性。同时《程氏家谱》是经过几代一续编修的，尽管出于民国，但关于程九佰杀害李自成之事是依据旧谱转录的，决不是杜撰。该谱还与高湖《朱氏宗谱》和顾炎武《明季实录》所载一致。第五，九宫山闯王陵的马蹬遗物形制特殊，并刻有永昌年号，不是一般将士之物，这是李自成军器的一个旁证；留存至今的《湖北巡按马兆奎揭帖》、《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等档案材料，明确指出正1645年“闯逆已除”，大顺军余部立李自成之弟为“主”，如果李自成未死，怎能另立新主？同时《明史•堵胤锡传》记载，李过称李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也是李自成已死的有力佐证。

还有人认为，李自成病死于湖南黔阳罗公山，其依据是清初谷应泰著的《明史纪事本末》和计六奇著的《明季北略》，书中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记载，并指出“清朝有贺表”，其可靠性较强。再从当时实际情况看，李自成屡战屡败，跋山涉水，千里行军来到湖南，鞍马劳顿，心力交瘁，加上物资医药等供应匮乏，染病不起，以至身亡，是完全符合常情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自成当和尚可能性不大。应该说死于九宫山的可能性最大。

正史记载，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戌时生于盛京，为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母为孝庄文皇后，在位18年（1643—1661年）。顺治七年，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很快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亲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逝于禁宫内，时年二十四岁，遗诏传位于第三子玄烨，即康熙帝，葬于河北遵化清东陵的孝陵。然而在民间及野史中记载却是顺治帝出家为僧，那么顺治帝如若出家为何会舍近求远选择五台山呢？

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在清朝已经极其发达，佛法昌盛，寺庙众多；比如皇家律宗寺院法源寺、 京郊最大的皇家寺院潭柘寺、北京皇家寺院碧云寺，这其中不乏得道高僧。

顺治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可能是由于身边人的鼓动，20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渐渐疏远了天主教。自此以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玄水杲等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还请玉林琇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顺治与僧徒往来甚密、尊礼备至，又广购佛像，可以说他崇信佛教，极为虔笃。而后，顺治因爱妃董鄂病死而消沉出家。

顺治帝之所以选择五台山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传言董鄂妃去世，顺治帝伤心过度精神恍惚，因董鄂妃托梦而选择五台山。这一说法明显缺乏依据，很难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就要从五台山的历史说开了，远在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我国时，有两位从印度来的和尚，云游中国后，看中了这座山，便上书皇帝，说释迦牟尼在经书上说，文殊菩萨的道场原来就在中国的五台山。于是皇帝便恩准在此修庙，从此历代香火相传，极盛时庙宇竟达三百多处，地方志上有此记载。五台山佛史悠久，且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更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在佛家的地位无比尊崇；顺治出家本为避世离开北京实属常情，而出家之前贵为九五之尊，选择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也便符合自己的身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