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的新旧特点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2浏览:3收藏

唐书的新旧特点,第1张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

《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祐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

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8]。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

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祐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祐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 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 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 豫章丛刊本 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 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 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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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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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 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 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

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 丛书集成第3835-37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22-24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 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 1935年铅印本

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 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 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 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 ?斋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 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 辽居杂著乙编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 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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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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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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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 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 6册删原表 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 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 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 光绪24年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稿本新唐书南诏传笺证 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 补正6卷(清丁子复) 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

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 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3838-41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 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 光绪9年自刊本 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汪 华:绩溪(今属安徽省)人,唐时因功封越国公。少以勇侠闻,隋朝末年,割据称王,保境安民,武德间为王雄诞所败,遂降。授总管六州军事和歙州刺史,封越国公。

汪 藻:德兴(今属江西)人,南宋文学家,崇宁进士。高宗时,累拜翰林学士,后升显谟阁学士,博极群书,志不释卷,有《浮溪集》。

汪伯彦:今安徽省祁门人,宋时宰相,颇有政绩。

汪应辰:今江西省玉山人,宋代名臣。十八岁中状元,因逆秦桧主和议,被贬为通州通判。秦桧死后,方调回朝中任职,因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而闻名,官至吏部尚书。

汪文升: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书法家。康熙进士。

汪由敦:清代军机大臣,以办理公文敏捷干练而著称,也善于书法。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8]。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对不起,专门的上饶6状元找不到,我找到历史上最出名的几个江西状元

  在持续了1300多年的古代科举考试中,江西出了42个文状元、5个武状元、2个恩赐状元,这在全国的科举盛事中名声响亮,一度出现“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的科举奇迹。

  我仅告诉一几个最有名的吧,有详细资料包括出生地等等,这些是最详细的了,别人不可能弄的比我的详细。

  1最早的状元——卢肇

  江西史学界一贯认为省内最早的状元,是晚唐时期直属宜春郡的卢肇。 在今日分宜县杨桥镇偏东北面10余里的观光村,就是卢肇的出生地。村首一座古桥,长满了老藤,桥身上刻有状元桥三字,当地乡志记载,当年状元卢肇曾经过此桥。记者多方打探,才知道这是与当年状元唯一有关的遗物了。

  卢肇中状元的过程是一幅活脱脱的世态冷暖图。会昌二年(公元846年),卢肇与另一位富家子弟出身的举人黄颇一同进京应试,然而袁州刺史在长亭设宴单为黄颇一人饯行,对家境贫寒的卢肇视而不见。卢肇虽很生气,但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等待黄颇。等卢肇高中后,刺史一改昔日之嘴脸,前往十里长亭恭候迎接,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卢肇禁不住触景生情,赋诗道:“向道是龙君不信,国人夺得锦标归。”刺史大人当场听后羞愧自责。

  卢肇虽常怀济世之志,但却是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因此卢肇虽然有考取天下第一的状元之高才,却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一旁,4年未得“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使相卢商罢为武昌军节度使,看重卢肇推荐为从事,这才担任一幕僚之职。李天白说,纵观卢肇一生,他虽然未能以状元之荣得到大用,但是,他为官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各种史料均评价卢肇是江西籍廉吏。

  但李天白同时介绍,其实江西最早状元另有其人,他经过多方考证,发现丰城王季友中状元的时间比卢肇足足早107年。

  在王季友的家乡丰城白土镇镇山村,他从该村的族谱查找到王季友生平介绍。王季友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丙子科状元,他以“初试第三,复试第一”的成绩,一举夺魁,此外,家谱中所记载的王季友事迹与《丰城县志》基本吻合,证明王季友的确为开元二十四年第一名进士。

  而这位过去不为人知的状元,同样有铮铮铁骨。王季友出身本是河南洛阳名门望族,后迁豫章(今南昌)东湖,但幼时家道中落,与其兄一起从东湖迁至丰城云岭定居,并发奋读书。考中状元后,授御史治书。因看不惯当时朝政,又耻与宰相李林甫之流为伍,王季友不久后又回到了丰城,并在丰城株山脚下的龙泽智度寺设帐授徒,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他在81岁时去世,葬于丰城株山龙泽智度寺。如今,丰城株山龙泽书院乡贤祠仍有王季友的牌位,在株山林场,还能看到其墓的遗址。

  2最年轻的状元——汪应辰

  年方17岁夺得状元,然而命运之手翻云覆雨,对于少年得志的汪应辰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仕途之路一帆风顺。

  玉山县博物馆原副馆长张国清对汪应辰有着深厚的了解,《四库全书文定集》也有记载,“状元汪应辰,信州玉山县人,自幼持重,读书过目不忘,妙语惊人,年未及冠,已连中乡试、会试,均居高选。”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汪应辰被钦点为状元,完成连中三元,那一年,他才17岁,这不仅在江西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堪称最年轻的状元郎,但他的诗词却异常老练,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是老成之士,直至见面才知是少年,随即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

  年少有成,春风得意也是情理之中,汪应辰彼时可谓满腔抱负。中状元后,初任镇东军签判,20岁时召为秘书省正字。第二年,秦桧重登相位,并主张与金和议。血气方刚的汪应辰上疏主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就此与秦桧结怨,于是被贬。

  青衫磊落,孤独远去。公元1138年,汪应辰失意地离开了京城,这一走就是17年。这17年中,他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静江府、广州等地。直到秦桧死后,汪应辰被召回京城,任吏部郎官、右司、秘书少监、代吏部尚书。但是相比上一次离开时,汪应辰已经是年近不惑的中年人了,长时间的外放埋葬了太多的抱负。此后,宋孝宗即位后又因事被迫请求调外,于是知福州。不久,出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后又因事不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第二年,心灰意冷的汪应辰辞职回乡。因为一生为官清廉,回乡后竟然衣食无着,一代名臣59岁时就这样死于家中。

  历史上评价汪应辰吏治有方,他认为吏治的关键在于,严厉执行各级官位所明确的责任制度,严格按所订的制度实行奖惩,官场风气不好,是大官出了问题,老百姓生活不好,生产力不发展是小官没有尽到职责,军力不强盛是带兵的不行。而且在他处于逆境的时候,仍然尽职尽能,在四川任制置使的时候,广元一代受灾,他大胆地免除百姓的饷运。在代理吏部尚书的时候,查出大将李显忠谎报军工,谎列5000名受奖者,揭露其弄虚蒙骗的贪污行径。

  汪应辰死后,同朝的中国南宋思想家朱熹对他的评价精辟绝伦:“惟公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到尊德备,而不自以为得。位高声重,而不自以为荣。”只是他的家乡玉山县紫湖镇汪坞村,数百年后已被水库淹没,难寻踪迹。

  3“状元中的状元”——文天祥

  历代状元不计其数,但是南宋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丙辰科状元文天祥,却最为后世崇敬,被称为状元中的状元。

  这一年,吉州庐陵郡淳化乡富田魁巷村的文天祥,在父亲的陪同下,赴京城临安参加会试,对策集英殿。期间,宋理宗赵昀以“天道人极”问,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很多议论大胆独特,理宗亲定为第一。

  文天祥虽然是年少得志,然而却赶上了一个政治腐败,外族入侵,人心涣散的南宋末期。从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到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文天祥经历了三次罢官。直到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朝廷闻元军沿江东下,直攻临安,于是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接到诏书后,几天就组织了一支3万多人的勤王军护卫临安。公元1278年12月,赵宋王朝终究抵挡不住蒙元铁骑,兵败如山倒,君臣一路南奔,身为丞相的文天祥终究势单力薄没能力挽狂澜,南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底,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10月押解大都。

  元统治者对文天祥是“既壮其节,又惜其才”,因为时人称誉能成天下宰相之大器者“北有耶律楚材,南有文天祥”,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收复民心,稳定天下。因此,在文天祥被俘后整整3年里,元朝君臣用尽一切办法对文天祥进行劝降,只是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

  此时,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一束天光照亮了数百年前的大都一隅,然而文天祥大都为囚,劝降之人纷至沓来。首先被痛骂得抱头鼠窜的说客是降元宰相留梦炎,文天祥毫不留情的讽刺这位失节同僚“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接着出场的是9岁小孩宋恭帝。年幼孩子不谙世事,文天祥仍尽君臣之义,北面拜号,之后才乞回圣驾,铮铮铁骨不卑不亢。在文天祥被俘3年里,元世祖一直不愿放弃招降的努力,先是派大员谕降,又用强权逼迫文天祥屈膝,到最后,将文天祥枷颈缚手,恶衣菲食,试图消磨他的意志。“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这是文天祥的信念。无奈文天祥只求一死,忽必烈唯有下令杀了文天祥。至元十九年(公元1283年)十二月初八日,在柴市口从容就义。这时文天祥47岁。“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后人评价,如此贴切。

  4冒死哭谏的状元——舒芬

  过目不忘争得状元

  进贤老城“舒芬街”,长约一公里,两旁店铺林立,行人来来往往,一派繁荣景象。当地人都知道,这条街纪念的是进贤唯一的状元舒芬。

  县志有记载,1487年,舒芬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自幼聪慧,据说7岁能作诗,12岁写出《驯雁赋》,当时南昌知府祝瀚献看到后高度评价,舒芬在进贤有着少年神童的名声,接连考取了秀才与举人,明正德12年(公元1518年)在礼部会试时取得第一。

  史料记载了有趣的一幕,舒芬虽然才高八斗,却并不风流倜傥,而是外貌丑陋,身材短小。明正德12年,舒芬站在金銮殿前参加殿试时,他的长相给他带来了麻烦。当时的皇帝是明武宗朱厚照,时年27岁,是位面目英俊的美男子,一看站在殿下取得会试第一的是位长相丑陋的小子,不由得大跌眼镜,只是听说舒芬是个过目不忘的天才,才说:“你骑马从承天门到西四街跑一圈,把街道两侧的店名在心里记下来,如说得一丝不差,就取你为状元。”舒芬果然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回来把经过的店名报得一字不差,武宗皇帝不得不取他当了状元。

  哭谏九死一生

  《明史》中《舒芬列传》记载了舒芬的四件事情,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几次哭谏事件。

  舒芬考取了状元后在翰林院任七品修撰,令他觉得生不逢时的是,遇到的皇帝明武宗是一位荒*暴戾、怪诞无耻的无道之君,他最大爱好是微服游玩,寻欢作乐,他的孝贞皇后去世不到一个月,还没有下葬,就要去宣化府狎妓作乐,舒芬以“忠君爱国”为念,上言劝阻说:“皇后刚驾崩,陛下三年内应深居不出,如脱掉朝服,撤掉兵卫,万乘之重如同老百姓一般,上下难辨,礼仪难定,实为不妥。”明武宗听后心中不悦,但还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处罚舒芬。明武宗游完河北、山西还不满足,又要到江南挑选美女。

  舒芬对此非常担忧,再次进谏,这一次直接而又痛彻,直批明武宗“侈心行乐”。

  这篇著名的上疏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一笔:“陛下以镇国公为名号,巡幸江南,到亲王之地,名份倒置,实为荒谬。皇上大婚已有十五年,而圣嗣未育,这些都是国家危亡的迹象,大臣知道而不说,小臣知道而不能尽言,其志并非忠诚,只是任听陛下自坏大局。臣不忍心大局变坏,痛哭泣血,冒死直谏……”

  这样一个未经世事磨砺的状元修撰,又焉知伴君如伴虎。舒芬将批评矛头直指明武宗,终于招来大祸,几乎丧命。

  舒芬的奏疏引起朝野震动,一共107名官员联名上疏,异口同声地反对明武宗巡幸江南,连御医也加入,还从养身的角度劝阻南巡。明武宗看完奏章,失去了理智,动用了最带有污辱性的惩罚手段,命舒芬等107名官员在午门外罚跪五日,跪完后再打30廷杖,打完后再作逮捕入狱或罢官贬职处理。

  44岁时含恨死去

  北京,连日阴雨,午门前广场有三寸积水,107名官员遭雨淋水淹,一个个痛哭流涕,大呼先皇明孝宗,却又体力不支,当场晕倒。结果15名官员身体虚弱,受刑不起,当场毙命。舒芬在受了30棍廷杖后,奄奄一息,抬回翰林院时几乎死去。

  舒芬最终虽然留得性命,但京城却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带着重伤到泉州市船舶司任副提举,相当于今日的福建泉州海关副关长。明武宗死后,明世宗朱厚聪继位。新皇登基初期,朝政还算清明,一纸诏书舒芬又回到了北京。然而,舒芬回京没有多久,又卷入了一件更严重的政治事件当中,集体哭谏活动再次发生,明世宗同样毫不手软,施以酷刑。

  对于朝廷极度失望的舒芬,不久以为母守孝为名,离职回到家乡进贤。到家后,他心中极为凄苦,接着伤势复发,含恨死去,年仅44岁。直到明万历中期,才恢复名誉,追授谥号为“文节”。

  如今除了舒芬街,进贤有关舒芬的遗迹不多,但在明代进贤就有座“文节寺”,是纪念舒芬的一座祠堂,因历史变迁已没有踪迹,后人无从去瞻仰了。

  5最不幸的状元——马适

  马适为江西湖口人,字志达,生卒年不详。据传,马适老家当地曾有谶语:“沙州圆,出状元”。等到沙州圆的时候,也就是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马适也恰巧得中状元。马适少年时候,聪明好学,孝敬父母。中状元以后,朝廷还未来得及给他授官,他就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家治丧。母亲入殓后,马适因悲痛过度,不治而亡。因为他的不幸,这位状元在历史上未能有太多的作为,所以有关的史料寥寥无几。

  6最幸运的状元——彭时

  彭时为江西安福县人,历史上他是位为官正派,秉公办事,敢于直言的首辅高官,而他的经历却不得不说是状元当中十分幸运的。

  彭时高中状元已是天下读书人当中属最好运的了,然而更好的运气一直在笼罩着他。明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事变,明英宗当了俘虏,随同出征的大多数将士不是战死,就是自杀殉国。当时朝廷面临着官员严重短缺的大难题,于是打破常规,召33岁官职仅为七品修撰的彭时入阁,担任兵部尚书。

  中状元第二年就入阁参预大政,前此未有,然而更幸运的还在后面。彭时在朝中没有经验,兵部尚书很快就被免去,降为五品编修。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发生了“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成功,重登帝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先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边疆,而彭时遭受过前朝的免职降级处分,这样的人重进内阁,加以重用,必然心存感激。于是当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第二天就入阁办事,同时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再次因祸得福,一步登天。

  7最年老的状元——董德元

  这位状元虽然饱读诗书,但在考取之路却十分曲折。董德元16岁即考取秀才,21岁夺得乡试魁首。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再次中举。可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却屡试不第,消磨了他几十年的黄金岁月,以至“贫甚无以自养”,只好到富人家当教书先生,且遭到世人冷落和耻笑,心中苦楚无限。

  1145年,董德元已年满50岁,他雄心未泯再应礼部试,又未考中。此次董德元因屡试不第年纪大,得以特奏名补文学科出身,当上了卑微的小官——道州宁远主簿。终于时来运转,1148年朝廷举行会试,当是年龄已满53岁的董德元决定应试,祷盼能金榜题名。当时科考,赞成对金主和的才能被录取,董德元把准了朝廷脉搏,在殿试策论答题中说:“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迎合了宋高宗和太师秦桧“柔道”御天下的主张及对金主和不战的路线。

  宋高宗大为赞赏,欲点为第一,因董德元已有官职,所以改为第二名进士,而让王佐当状元,但赐董德元“恩例”与状元相同,故当时人称董德元为“恩榜状元”。

吴芮、张潜、洪迈、朱熹、辛弃疾、姜夔、江永、蒋仕铨、詹天佑、方志敏(十大历史名人) 还有这些:陶侃 、王贞白 、陈康伯、 汪藻 、徐谦、 夏尚朴、 吕怀、 费宏、 胡居仁 、江永齐彦槐、 汪鈜、 洪迈等还有 欧阳自远 杨惟义 黄家驷等院士

吴官正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陈国栋 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中顾委委员

陈 红 **演员 郑云福 革命烈士

李小婉 制片人、导演

周 勇 导演

谢维和 清华大学副校长

杨桂仙 赣剧演员

潘凤霞 赣剧演员

方志敏 无产阶级革命家

朱 熹 南宋理学大师

姜 夔 南宋音韵学家

杨时乔 明朝官员

黄 道 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 桢 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家驷 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惟义 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俞鸿儒 气体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 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文京 用友软件创始人、董事长

张其德 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之一

十大历史名人吴芮、张潜、洪迈、朱熹、辛弃疾、姜夔、江永、蒋仕铨、詹天佑、方志敏。

更具体的

上饶为信美之郡,历史悠久。古往今来,人杰名士灿若群星。江山代有名人出,尤以宋朝最为可观。文臣武将、英雄豪杰各有所长,或以德才,或行操守,遗惠后人。史载“江西第一人杰” 吴芮,出生在余干县邓墩乡五彩山。吴芮是吴王夫差的十世孙,秦时为番令(时市境大部分属番邑即鄱阳),大胆革除弊政,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鼓励耕种,深得民心,被尊为“番君”。他为上饶的繁荣奠定了最先的基础。今婺源县镇头仍存有其墓葬。东晋开国名臣 陶侃,以孝廉举官,受母训勤政为民,惜时节物,虽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奉公,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典范,其事迹家喻户晓,流传甚广。其母因教子有方,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其故乡鄱阳镇今仍存有陶母“截发留宾”的故事遗址。唐朝“茶圣” 陆羽,在上饶客居三年,却在全市各地留下了茶文化遗迹,也因他著述的《茶经》的介绍,使“婺绿”茶为天下所知。由他首创的茶文化,至今对上饶乃至世界仍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南宋著名理学大师 朱熹,祖籍婺源,在上饶著书讲学、种树扫墓、整修家谱、游览题词,踪迹遍布全市。以他的事迹和名字命名的景点无以计数。因他的大力倡导及亲临讲学,上饶成为书院之乡,几乎取代了官学。江西古代四大书院,上饶就占了三所(包括贵溪),仅朱熹讲过学的书院就有20多所,这在国内其它地方是不多见的。由他主辩的“鹅湖之会”,开学术“会讲”辩论之风,成为中国书院教育的重要教学方式。他对上饶教育事业的贡献,大概仅次于孔子。宋代名将、爱国词人 辛弃疾,是南宋文才武略兼具的民族英雄和词杰,他为官政绩卓著,作词慷慨激昂,是封建官僚文人中不可多得的才子英杰。在客居上饶的20余年间,他以上饶风物为背景,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词作,读来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处处闪烁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忧国忧民之心。他一生留下词作629首,其中355首作于上饶。辛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上饶人的骄傲。南宋音韵学家 姜夔,鄱阳城郊人,一生困顿未仕,但在诗词、音乐、书法、鉴赏、文学理论上均造诣极深,尤其是音乐词曲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世界史上罕见的集多种艺术于一身的文学大家,受到众多大文豪的特别推崇。国际天文学会以姜夔的名字给水星的环形山命名。爱国名臣 洪皓,与其三子 洪适、洪遵、洪迈被称为南宋“洪门四子”,均有卓越政绩和文名,文学领域内各有建树,尤以 洪迈著述最丰,涉猎最广,最负盛名。其著作内涵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医卜。代表作《容斋随笔》包罗万象,堪称百科全书,为毛泽东生前最爱。宋孝宗帝、大文豪陆游、鲁迅等都有高度评价。民族英雄、爱国诗人 谢枋得,宋末元初弋阳人,著名的军事家、文学家。与文天祥为同科进士,同是主战派,同样毁家纾难,誓死不降。他在乱世之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一直是国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宋代乱世出名臣,如余干籍丞相 赵汝愚、弋阳籍丞相 陈康伯、广丰籍名臣 施师点、上饶县籍名臣 徐元杰等,均为治国定邦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玉山籍吏部尚书 汪应辰,“肃吏道,革时弊”,才学品德满朝文武无不服。朱熹评其“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尊德备,而不自以为得;位高声重,而不自以为荣”。被宋徽宗誉为“江左二宝, 胡伸、汪藻”的胡伸,婺源籍。 汪藻德兴籍 ,翰林学士,为官清正,著述甚丰,所著《浮溪集》60余卷,其中36卷和《浮溪文萃》15卷收入《四库全书》。曾撰《靖康要录》16卷,评记宋金和战等重大史事,后人撰史多取材于此,对史学多有贡献。此外,还有贬居玉山的唐代丞相、著名宫廷画家阎立本,贬知饶州太守的北宋名臣、文学家范仲淹等,虽为客籍,但在上饶勤政勉学、政绩颇著,留下许多逸闻趣事,活动遗迹至今尤存。

明清时,上饶出了一些颇有远见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明婺源籍吏部尚书 汪鋐,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整顿海防,第一次击退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清铅山籍著名文学家 蒋仕铨,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专修官,以戏曲、杂剧著称。他用史官的独特眼光,以史为诗,以曲为史,反映社会疾苦,是中国史上屈指可数的戏曲名家,为中国戏曲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清代第一家”。清代名宦、天文学家 齐彦槐,婺源冲田人,官至苏州知府。勤政惠民,人称“齐青天”。工书法、善诗文,通晓天文水利科技。所制天文仪,世所未有,精微之极。还发明了水车,造福农民。还有终身布衣的理学家、教育家 胡居仁(明.余干籍)、 江永(清.婺源籍),及淡出官场、置身教育的 娄谅、娄性父子(明.信州籍),均为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江永著述260余卷,收入《四库全书》170余卷,16种被清廷定为经国治学必读之书。清末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婺源庐坑人,主持修建了中国自建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西方惊叹世界奇迹,被誉为“铁路之父”,周恩来称其为“中国人的光荣”。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境内涌现了 方志敏、黄道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革命家,在横峰县葛源创建了闽浙赣省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苏区范围包括赣东北18县、闽北6县、浙南3县、皖南7县共34县,游击区地跨闽、浙、皖、赣四省边界52县,总人口达数百万,并创建了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和第十军团,成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曾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葛源也一度成为著名的“红色省会”。共和国成立后,上饶籍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有动物学家 陈桢,著名医学家 黄家驷、昆虫学家 杨惟义、气体动力学家 俞鸿儒,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 欧阳自远等10余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以辉煌业绩书写着上饶的春秋。

江西籍中国科学院院士40位

(01)吴有训(1897-1977)江西高安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科学先驱,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之一,中国物理学会特设“吴有训物理学奖”。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2)余瑞璜(1906-1997)江西宜黄人,物理学家,生前历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一级教授和吉林省人大副主任。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3)饶毓泰(1891-1968)江西临川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之一,中国物理学会特设“饶毓泰物理学奖”。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4)吴学周(1902-1983)江西萍乡人,物理化学家。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5)杨惟义(1897-1972)生于江西上饶,昆虫学家,生前历任江西农学院院长、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6)吴征镒 1916年生于江西九江,植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7)陈桢(1894-1957)祖籍江西铅山,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动物遗传学家。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8)黄家驷(1906-1984)江西玉山人,享誉中外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胸外科学奠基人,生前长期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9)盛彤笙(1911-1987)江西永新人,兽医学家,生前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一级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0)程孝刚(1892-1977)江西宜黄人,机械专家,解放前夕曾任上海交大校长、教授,解放后任上海交大副校长、教授。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1)蔡方荫(1901-1963)江西南昌人,建筑工程专家,生前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主任、教授。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2)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杰出的文史学泰斗和学界大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3)郭大力(1905-1976)江西南康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和厦门大学原校长王亚南在中国最早翻译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4)邓稼先(1924-1986)祖居地江西波阳,生于安徽怀宁,著名核武器理论和理论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被赞誉为“两弹元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5)吴式枢 1923年生,祖籍江西宜黄,理论物理学家,现任吉林物理系名誉系主任、一级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6)陈述彭 1920年生,江西萍乡人,地理、地图和遥感应用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欧亚国际科学院院士。

(17)刘恢先(1912-1992)江西萍乡市莲花县人,结构工程和地震工程专家,生前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和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8)徐采栋 1919年生,江西奉新人,有色冶金物理化学专家,历任贵州科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贵州省副省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潘际銮 1927年生,江西瑞昌人,焊接专家,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和南昌大学名誉校长、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机械系主任以及南昌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王梓坤 1929年生,祖籍江西吉安,数学家(概率论专家),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1)胡仁宇 1931年生,祖籍江西玉山,“两弹一星”功臣,实验核物理学家,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2)熊大闰1938年生于江西吉安,祖籍江西南昌,天体物理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3)江元生1931年生,江西宜春人,物理化学和理论化学家,曾任吉林大学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4)阳含熙 1918年生,江西南昌人,森林生态和植物生态学家,现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5)游效曾 1934年生,江西吉安人,无机化学家,现任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所长、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6)欧阳自远 1935年生于江西吉安,祖籍江西上饶,地球化学与天体化学家,现任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7)杨叔子 1933年生,江西湖口人,机械工程专家,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8)俞鸿儒 1928年生,江西广丰人,气体动力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9)高镇同 1928年生,祖籍江西都昌,疲劳和可靠性设计专家,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所所长、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0)黄克智 1927年生,江西南昌人,现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所所长、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1)谢光选 1922年生,江西南昌人,“两弹一星”功臣,液体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专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和地地中近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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