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近代的红顶商人，盛宣怀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创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也有其深厚的官方背景，真的是亦官亦商。

盛宣怀，字杏荪，1844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的官宦世家。早年他曾辅佐父亲治理湖北（其父盛康曾任湖北布政使），当时汉口已是通商口岸，洋行林立，洋货齐聚，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对于西方先进技术有着直观和真切的了解，并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

因其父与李鸿章有旧，凭着这层关系，被李鸿章招为幕僚，很快便升为知府，其后执掌过兵备道、海关道。洋务运动期间，协助李鸿章"官督商办"了一大批工商业，涉及金融、铁矿、铁路、电报、慈善、教育，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实业之父"由官而商，亦官亦商，最后成为正二品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大臣，慈禧太后说他是"必不可少"之人，实打实的朝廷高官。

但在清朝历史上，盛宣怀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鲁迅先生说他是"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李鸿章却说他是"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思敏瞻"。不过近代夏东元教授对他有个比较公允的评价，说盛宣怀是"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那么，这个毁誉参半的非常之人到底有什么非常之处呢？翻开他的生平，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创下了11项中国No1：

①187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今招商局集团，旗下拥有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等上市公司）；

②187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勘矿企业——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③1880年，创办中国第一个电信企业——天津电报局；

④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内河航运企业——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

⑤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

⑥1896年，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⑦1896年，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

⑧1897年，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⑨1904年，创办万国红十字会（今中国红十字会）；

⑩1908年，创办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⑪1910年，创办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品读君曰：

纵观盛宣怀的一生，他是一个争议颇多之人，即使在当时慈禧对他也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对他主导的"东南互保"恨之入骨，另一方面却又为他给朝廷带来大量财富而宠幸有加。他心怀实业救国之志，所做之事对推动中国工商业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他最终也没能挽救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

真真的是一个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PS：盛宣怀大事记

1844年，盛宣怀出生于清末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龙溪(今常州市钟楼区五星乡盛家湾村)。

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结婚。其父盛康任湖北盐法道。

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补县学生。

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

1870年，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

1876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

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

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关道。

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

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

1887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

1891年，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

1892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

1895年，奏设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于天津。

1896年，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于上海。授太常寺少卿衔。

1897年，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

1901年，因保护东南地方有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

1908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

1911年，升任邮传部大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

1913年5月，盛宣怀又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

1916年，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他遗嘱将其家产的一半，捐赠为慈善基金。

民国初年的兴办实业潮——“短暂的春天”（春天）

国民党统治前期——短暂发展（夏天）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新的春天：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经历了迅速发展——萧条——短暂发展——困境的发展历程

江苏的企业家：陈光甫镇江人,荣家兄弟无锡人,张謇南通人,盛宣怀常州人

1、盛宣怀：江苏常州人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等）；第一个斟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2、张謇：江苏南通人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3、荣氏家族江苏无锡人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荣毅仁为最大的红色资本家,创立了中信系

盛宣怀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江苏武进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怀出生于清末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龙溪（今常州市钟楼区五星乡盛家湾村）。盛宣怀22岁的时候，通过童子试而成为秀才。随后屡试不第。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曾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等职，并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等。

清宣统三年（1911年），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大臣，一品衔。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1912年11月30日，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民国5年3月25日(1916年4月27日)病逝于上海。著有《愚斋存稿》等书。

盛宣怀有8个儿子和8个女儿，分别为：

1、长子，盛昌颐。

2、次子，盛和颐。

3、三子，盛同颐。

4、四子，盛恩颐，

5、五子，盛重颐

6、六子，盛泰颐，

7、七子，盛升（升）颐，

8、八子，盛钧颐。

9、长女，姓名不详。

10、次女，姓名不详。

11、三女，姓名不详。

12、四女，盛樨蕙。

13、五女，盛关颐。

14、六女，盛静颐。

15、七女，盛爱颐。

16、八女，盛方颐。

扩展资料：

盛宣怀的亲属：

一、父兄

1、盛宣怀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

2、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与李鸿章有交。盛宣怀是六兄弟之长。

3、大弟，盛寯怀（1849-1872，椒荪），候选郎中。

4、二弟，盛星怀（1872-1894，薇荪），候选知府。

5、三弟，盛善怀（1889—1925，莱荪）。 

二、配偶

1、第一任夫人姓董，名舜畹。光绪四年（1878）因病去世，只有三十来岁。她为盛怀宣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昌颐、次子和颐、三子润颐，还有三个女儿。

2、第二位夫人刁氏。两人共同生活了15年，刁氏于光绪十五年（1889）去世。

3、第三位夫人姓庄，名德华，字畹玉，生于同治五年（1866）。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子夭折，剩下的是第四子盛恩颐。上海著名的玉佛寺即是庄夫人捐助建造。

—盛宣怀

实业家盛宣怀、刘国钧　 刘国钧（1887～1978）

　　又名金巽，出生在江苏靖江，自幼家境贫寒，备尝艰辛，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官僚资本倾轧下，惨淡经营，艰苦创业。早年在常提倡“机器革命”，“土纱救国”，1930年果断集资创办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8年间使大成企业由1个厂发展到4个厂，纱锭由1万枚发展到8万枚，资金由50万元发展到400万元，被当时经济学界誉为罕见的奇迹。他三渡日本，考察欧美，引进技术、管理，结合工厂实践，提出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资等级化、华厂革新化、出口优质化的口号，全面提高工厂管理素质。并率先在我国纺织界中试制成功灯芯绒、丝绒。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撰写了《扩充纱锭计划刍议》一书，认为抗战胜利后，可用15年时间将全国纱锭扩展到1500万枚，与世界纺织业争王座， 1950年毅然自港返常，在江苏省私营棉纺业中首先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出谋献策，提倡养兔，提出办厂要“生产增良，清洁卫生，废物利用，价廉物美”四要点。十年动乱时，亲笔书写“人老心不老，永远跟党跑”对联，以示坚定信念。还创办刘国钧职教中心，进行各种职业的培训。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汉族，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逝世于上海），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紫杏，愚卿等号。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次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李鸿章祖父：祖父不详，因为李氏一族是从李鸿章父亲中进士才兴起，才有史料记载；李鸿章父亲：李文安；

李鸿章同辈：李瀚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

李鸿章子辈：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李经溥、李经义、李经馥、李国芝、李经翊、李经方、李经榘、李经叙；

李鸿章孙辈：李国杰、李国洵、李国源。

扩展资料

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

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李鸿章

盛宣怀是一个很难评价的人，慈禧太后评价他为“为不可少之人”，李鸿章评价他为“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而鲁迅则评价他为“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可以说，崇拜他的人，认为它具有经世救国之才；憎恶他的人，笃定他行遗臭万年之事。

盛宣怀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却失意于科举之路，不过这并没有对他的人生造成多大影响，很多科举之路走得很顺人的也不敢说活的比他精彩。

在官场上，他26岁投靠李鸿章，协助李鸿章开展洋务运动，第二年就官同知府，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官阶开始火箭般地蹿升，52岁就已经是四品京堂候补，享有“专折奏事特权”，并授太常寺少卿衔；53岁又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57岁加封太子少保衔；58岁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要知道清朝设立的八大总督也才是正二品官衔。

在商场上，盛宣怀同样活得精彩，他趁兴办洋务运动期间，积极从事经商活动，成功积累了大量财富，不仅如此，他还创下了中国商业界的多个第一，比如说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个勘矿公司等等。

不过，相比于他在官场、商场上遭受的争议，藏书界对盛宣怀在几乎是清一色的好评。盛宣怀对文档整理有着近乎疯狂的执着，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他都会小心翼翼的保存好，碰到一些珍贵书籍就更不用说了，基本都是不惜代价也要搞到手。

根据统计，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178633件，合计一亿余字，不仅如此，他曾经宣统二年在自己的住所内建立了一个“愚斋图书馆”，并请人帮自己编写了《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合计藏书6666种，169900余卷；善本300余种，7300余卷，这个数目都赶得上一个小学校的图书馆了。

此外，还有《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4卷，所藏书本，在1933年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掠，并最终辗转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学院、山西农业大学等学校，光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就收录了600余种方志，有7种为国内孤本，明代刊本600余种，300余种医书，日本刊本500余种。解放初，又从从盛氏祠堂中发现有旧藏书8100余册，其中善本45种和刊刻的图书18种2700余册。

盛宣怀的这些藏书，有不少都是历史孤本，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现在很多人习惯评价盛宣怀为晚晴时期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甚至称呼他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但是往往忽略了他在藏书这方面的贡献，应该为他新增“藏书家”的称号。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