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1032年－1085年），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北宋洛城伊川人，程颢与其弟程颐，皆理学大师，世称“二程”。早年与程颐共师周敦颐。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后追封“豫国公”，配祀孔庙。

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

程颢(1032～1085)

　　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

程颐(1033～1107)

　　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字正叔。河南洛阳人。学者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

程颢（1032-1085）， 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同上）。倡导“传心”说。承认“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程颢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亲撰及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收入《二程全书》。 程颢 轶闻传说：县令妙破讹诈案

1068—1078（宋神宗熙宁）年间，担任监察御史的洛阳人程颢，在当山西晋城县令时，曾以寥寥数语破了一件讹诈案。

当时，有一个姓张的财主得急病死了，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一早，有个老头来到他家门口，对着财主唯一的儿子说：“我是你父亲，现在我年纪大了，无依无靠，来和你一起生活。”接着，老头一五一十向财主的儿子说明了来由。财主的儿子非常惊讶，于是拉着老头一起到了县府，请求县令判断。

老头先说，“我是个郎中，因家中贫困，四处流浪，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儿子，无力抚养只得狠狠心肠把儿子送给张财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邻居阿毛亲眼看见。”“事隔那么多年，你怎能把事情说得这么详细呢？”老头说：“我是从远地方行医回村后才听说的，当时记在处方册的背后。”说著从怀里掏出处方册递给程颢，上面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儿抱走，给了张三翁。程颢问财主的儿子：“你今年多大岁数？”财主的儿子答道：“36岁。”程颢又问：“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76岁！”

程颢对老头说：“听见了吧，这人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才40岁，这样的年纪，别人怎么会称作张三翁呢？”

传承影响

程颢、程颐一定程度上继承张载的思想学说，后者对他们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但及其洛学学派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后人学术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学派。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

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主要成就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学主张。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究其内涵：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五）

简介 程颢（1032-1085）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嘉祐进士。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曾和其弟程颐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在洛阳讲学十余年，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知识、真理的来源，只是内在于人的心中，“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卷二上）。使心寂然无事，“廓然大公”，“内外两忘”，即能“穷心”“尽性”。为学以“识仁”为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同上）。倡导“传心”说，认为前圣后圣所传的不是圣人之道、圣人之心，而是自己的心，“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欲传圣人之道，廓充此心焉耳”。承认“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遗书》卷十一）。他和弟颐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所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据其言论所编的《遗书》、《文集》、《经说》等，收入《二程全书》。 轶闻传说：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对王安石，真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见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丝毫没有改变。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见劝说无效，便最后说了一句：“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长相批评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贬低他有所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

轶闻传说：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都说不定难保。所以，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

后世评价

程颢、程颐经学思想以“经所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纲领，并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天理论哲学，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亦是经学史上的宋学发展为思想史上的理学的重要标志。二程以新儒学的义理来阐释儒家经典，是其与前代儒学的基本区别，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二程创立的天理论哲学代表了宋代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二程确立了理学的道统论，由此体现出其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程颢和程颐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谓宋学（注：一般指称宋代的儒家学术，学界也有指宋代学术总称）泰斗。

《辞海》：程颢，教育家、哲学家。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

二程创立的理学，是用“理”将儒家经典思想的丰富内容予以涵盖，提出了社会治理和人们安身处事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道路与方法。二程理学是对孔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它继承了儒家经典中仁义礼智信等心性修养，将成德成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哲学的最高理想；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和创新，在吸收佛教思辨的基础上，给儒学增添了辩证核心。二程理学中包含着理性主义因素，倡导理性地看待事物、处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对事物的认识要持中，不走极端；就社会治理来说，要顺应天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要节制人的过分欲望。二程理学的核心内容，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修养观，“中、正、诚、敬、恕”立身处世原则，“公、德、仁、顺、和”治国理政之道和义利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一些经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诚心诚意、天理难容等）已融入人们的思想和口语中，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

程颢作为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让人惊异的是，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不仅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州县基层任职多年，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人物生平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颢出生，其祖先历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迁居开封府，祖父程遹（《宋史》作程羽）迁居河南府（今洛阳），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宋仁宗录旧臣后代，程颢的父亲程珦因此被授为黄陂县尉，历知龚、凤、磁、汉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学薰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响，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

程颢资性过人，修养有道，和粹之气，盎然于面，门人、友人与之相交数十年都未尝看见他有急厉之色。

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举进士后，历任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神宗在位期间（1068年~1085年），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他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 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也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程颢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岁。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

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程颢的诗文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宋代·程颢《春日偶成》

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古诗三百首 ， 春天 ， 哲理思乡芳原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宋代·程颢《郊行即事》

郊行即事

芳原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围。

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清明节 ， 春游 ， 感叹 ， 人生珍惜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宋代·程颢《秋日》

秋日

宋代 ： 程颢

秋天 ， 人生哲理查看更多程颢的诗文>>

首先，它是指“天理”。也就是万物存在的本原、主宰万物的精神实体。“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他元无少欠，百理具备。”天理不生不灭，至高无上，不受人事变化的影响，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本体。其次，它是指“物理”，即具体事物所依据的原理、原则。“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每一种事物都依理而存在、变化。再次，它是指“伦理”，也就是道德规范。他们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认为物理、伦理都是天理的具体体现，把三者合而为一，将忠君、孝父的纲常观念提到普遍原理的高度，使之永恒化、绝对化，真正奠立了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

虽然后世之人都认为周敦颐是程颢、程颐的师傅，并且认为程颢、程颐抛弃了自己的师傅周敦颐，导致三人的关系最终走向破裂。但结合当时的历史，并且从三人留下的著作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三人之间亦师亦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傅与徒弟的关系。

真正说周敦颐是是二程师傅的人是朱熹，但是不管是从程颢、程颐方面，还是从周敦颐本身来说，都没有承认三人是师徒关系。周敦颐和双程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而他也曾经将双程送到周敦颐身边学习， 当时两个人刚刚十四五岁，并没有拜师，而且此次学习的经历极为短暂，只有一年。

这一年中，到底学习了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从程颢、程颐，对弟子的教导，已经给后世留下的著作之中，我们发现他们对周敦颐并没有那种师徒之间的尊敬，反而更多的是调侃。而且对于周敦颐的得意之作太极图，两人极少有提及，也不认为周敦颐是儒家学说正统的传承人，进而导致三人在政治和仕途上也是有分歧的。

即便当时真的有那么一点师生的情谊，再后来，随着三人发展方向的不同，这点情意也越来越淡了！而周敦颐，也很少提及程颢、程颐，依着两人在当时的名声，应该算是周敦颐的得意门生了。然而，周敦颐并没有以这两人为傲，在人生中，几个比较重要的时刻，也没有他们两人的参与，所以，最终关系越来越淡。

中国自古有着尊师的传统。

《道德经》里说，“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吕氏春秋》里强调，“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荀子甚至将“师”与天、地、君、亲并列，提出了“天地君亲师”的序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师徒关系的理想模型。

可事实上，纵览古今，很多师徒或师生关系并没有得以“善终”——有的日渐疏离，有的划清界限，有的甚至成为对头。

宋朝学术圈，就出了一对让人难以捉摸的师徒。为师者，乃“独爱莲”的理学鼻祖——周敦颐；为徒者，乃“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令人诧异的是，这对千古流芳的名师高徒，居然互！不！承！认！

为什么呢？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父亲请来的老师

周敦颐最早是程氏兄弟父亲的朋友。

那时候，程颢、程颐兄弟十四五岁。他们的父亲程珦在南安军做官，认识了地方县令周敦颐。程珦一看这人“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对其人品与学问都十分欣佩，于是和他结为朋友，后来又请周敦颐来给两个儿子做老师。

周敦颐具体教授过二程什么，史料大多语焉不详。后人推测，周敦颐所传授的，应是其代表作《太极图》。这是周敦颐流传至今的极少数作品之一，历来被认为是周敦颐著述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其开篇的“无极而太极”更是周敦颐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思考心得的核心阐释。

周敦颐的教学，绝非照本宣科。比如，他曾经让程颢程颐兄弟“探寻孔颜乐处。”《论语》中，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生活清贫，颜回仍然不改其乐，于是周敦颐引导两个少年思考：孔子和颜回都在乐什么？用今天的话讲，这叫“探究式学习”。

作为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他在《太极图》中阐释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始终，又作《通书》四十篇，阐述太极的真谛，发挥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关键作用。而这些理论和著述，也深刻影响了二程。程颐十八岁时就上书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后来二程继承和发扬了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共同创立了“天理”学说，又称“洛学”。

微妙的师生关系

按理说，像周敦颐和二程这样的名师高徒，应该会留下不少佳话吧？

然而并没有！他们的师生关系，在后世看来，相当的微妙。

南宋学者张栻便注意到，“观二程遗书中，与学者讲论多矣。若《西铭》则再四言之，至《太极图》，则未尝拈出此意”，即二程从未向门人提起过“老师”周敦颐的代表作《太极图》。陆九渊也有过类似的质疑：“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而朱熹不得不作出“二程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继承者，只能‘秘而不示’”的含蓄牵强解释。对此，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给出了一针见血的评论：“这表明了二程对此二书（《太极图》和《通书》）是多么的冷淡，二程完全不觉得有必要表彰这两本书。”

或许真的如此。在二程兄弟的论著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这位启蒙老师的存在。相反，兄弟二人多次强调自己学说的独立性和原创性。比如程颢就曾说：“吾学虽有收受，天理二字确实自家体贴出来。”

他们极少提及周敦颐的名字，偶尔提到也是直呼其名或直呼其字。但是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大V,如司马光、张载、邵雍等，他们都使用敬称。这在“尊师”观念浓重的古代学术圈着实反常。

那么，作为老师的周敦颐，又是怎么看待这两位最得意的弟子呢？有意思的很——他也从不提及收二程为徒之事。他去世前, 二程已是声名鹊起，但他并没让二程来参与自己墓志铭的撰写，可见后期交情已相当淡薄。

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让师徒形同陌路？

一个被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师徒关系受到了北宋党争的影响——周敦颐支持王安石变法，而二程却反对王安石变法。

因为反对变法，二程都付出了极大代价。

程颢举进士入仕后，做了多年地方官，神宗继位后，他才被调到朝廷，担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然而不久，王安石开始变法。朝中反对者众多，程颢也是其一。有一回，王安石刚刚对异见者发完一通火，程颢迎着枪口来了，他慢悠悠地对王安石说：“商讨国家大事，可不是议论家长里短，您得平心静气地来听。”一番话让王安石羞愧不已。终究是政见不合，程颢一直未得重用，遂而远离朝堂。直到神宗去世后，反对变法者被重新起用，程颢才又得重用。然而这时的程颢已经病重，未及上路，便死于家中。

而程颐呢，立场和程颢一致。程颢去世后，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然而进宫后，他总以师道自居，对哲宗皇帝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都用古礼，由此引起诸多朝臣不满。比如苏轼便对其大加讥讽，二人矛盾一度十分尖锐。程颐先是主动辞职回乡，后来又被变法派流放到四川，直到67岁才被赦免还乡。

由此可见，兄弟二人的坎坷仕途都与北宋党争脱不开关系。而不同政见和立场，让这三人的师生关系也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

当然，除了台面上的党争，师徒三人在学术思想和道德主张上也存在一些分歧。其中最尖锐的一点是，二程在周敦颐的道德伦理基础上，加强了对妇女的道德约束，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并严厉批判妇女改嫁行为。而偏偏，周敦颐的母亲就是改嫁妇女，这，简直就是啪啪打老师的脸啊！

总之，基于种种原因，这段师徒关系最终走向了畸形，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遗憾的背影。

如何经营师徒关系？

师徒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存在。从以班级为单位的师生关系，到各大高校的导师制度，从小众技艺的传承，到企业文化中的帮带……每个人都有自己称之为“老师”或“师父”的人。

所以，如何维系和经营师徒关系，可能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本是师徒的周敦颐和程颢、程颐兄弟，关系为何走向破裂？

学生时代的师生关系无疑是最单纯的。而校园之外，在那些涉及到资源和利益分配的行业，招揽徒弟常常意味着培养潜在对手，有些时候甚至会上演“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同行三分仇”的悲剧。

几年前，郭德纲和曹云金这对相声界师徒的开撕，让很多人看到了传统师徒关系的脆弱。郭德纲抱怨说，翅膀长硬了都要单飞，谁都不愿意跟着师父一起玩，甚至自嘲道：“我那儿是专业出叛徒的”。对此，专栏作家雷晓宇表达了一种观点：“传统的师徒关系是一种在新的社会结构里面临被淘汰命运的关系，无论师父或徒弟，面临这种崩坏的危机，不安全感和活络的心思都是必定陡增，又哪来的心胸、气魄和器量。除非师父垂老，徒弟年幼，那又不一样。郭曹二人，没差出岁数来，就更难相与了。”

古往今来，师徒反目的故事，总是让人揪心。

追本溯源，何为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现今的社会中，虽然师徒这种传统的关系越来越难以维系，但如果师徒双方都能记住当初的恩与情，即便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转身的时候也不至于留下一地鸡毛。

程颢和程颐是亲兄弟，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

由于二程的思想十分接近，生活经历大体相同，一般学术史和评价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亦很少作分别介绍，笔者谨从旧例，将他们同列一传。

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

扩展资料：

二程儒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称为程朱理学。明代徐必达刊行有《二程全书》。清代涂宗瀛校有《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孝鱼《二程集》校本，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共计875万字。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世称“二程”）生于黄陂县，今属（黄冈市红安县二程镇），并在此地生活学习了十五六年。二程创立的理学后来成为官方哲学，影响了中国七个世纪。自宋代始，黄陂修建双凤亭、二程书院纪念一代思想家。二程在陂留下的“鲁台望道”至今传为美谈。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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