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在上古时期就种植水稻。

苗族在原始社会，以树叶为衣，以岩洞或树巢为家，以女性为首领的情况，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

从一些地区的亲属称谓制度中，还能看出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从血缘婚到对偶婚的演变痕迹。

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在大多数苗族地区建立郡县，实行“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

五溪地区的苗族先民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掌握了用木皮织绩和以草实染色的纺染技术，出现了产品交换 。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苗族的原社会开始逐渐解体，原来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公社，已逐渐发展成为地缘关系的农村公社。

唐宋年间，苗族逐步进入到了阶级社会，农村公社的首领已有了土地支配权。

汉族的封建经济，通过汉、苗等民族间频繁接触，促进了苗族封建社会领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有些“蛮酋”、“蛮帅”成为世袭的“土官”，领有大量的土地。

在这些“土官”境内的苗民沦为农奴（称为“田丁”），耕种着领主的土地，交纳租赋和服无偿劳役，并须参加领主间的械斗，为其卖命 。

南宋王朝开始用官职来笼络各族首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许多土官都受到封赏，后来成为大大小小的土司 。

元、明时期，苗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已相当发展。

明朝中央 于弘治十五年（1502）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开始派遣流官。

苗族地区地主制度的兴起，又使以领主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土司政权受到削弱。

封建王朝对土司的限权，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

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

但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被封建王朝统称为“生界”。

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 。

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封建领主的瓦解和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伤亡，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

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

乾隆年间，湘西已出现拥有一二千石谷子的大地主，至嘉庆年间，已出现了七八千石谷子的大地主。

封建领主制到这时才基本上消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苗族地区先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苗族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贡献。

1949年后，苗族地区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

“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霜繁。”；“ 石回环踏不穷，连柯接叶掩苍空。行人身在碧波底，只少游鱼拨尾红。”诗人用寥寥数笔就将我们带进了一个水波荡漾，山明水秀意境之中。它是屈原创作《离骚》的圣殿，是沈从文魂牵梦萦的故乡。沱江在它的背上流淌，凤凰古城穿过四百的历史尘雾直到今天也依旧鲜活。

延续八百多年的湘西土司制度

湘西的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为了统治“夷狄”，通过分封可世袭的地方首领官职，来防止“夷狄内侵”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少数民族的产物。

朝廷分封彭氏为首领，当地人尊称为土司。土司在当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换句俗语来说就是土皇帝。土司制度始于五代终于清朝，在我国存在近八百年，统治了我国西南近两百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其王朝疆域之辽阔，古城之繁华无不令人折服，清朝贡生彭施铎在《竹枝词》中惊叹到：“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1 走过湘西土司制度的“一生”

在元代之前，中国并未确立土司制度，但早在隋唐时期，中原朝廷就设立羁縻州郡，以羁縻政策来管制南方蛮夷，《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后由元朝的土官制度发展演变，再经过明清的完善，才一步步形成较为完备的土司制度。

土司王彭士愁是湘西土司制度的缔造者。唐朝末年，群雄割据，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争霸，溪州之战金鼓连天，战旗猎猎。土司王骁勇善战，威名远扬。

尽管彭士愁在溪州之役中失利，被迫与南楚签订盟约，但因他威望颇高，楚王无法，不但不能杀之而后快，反而要授予他溪州刺史一职。这就相当于朝廷变相的承认了溪州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自治政权，因此也造就了土司制度的进一步确立。

土司王彭士愁和楚王签订盟约

唐宋时期土司依附于中原朝廷，听从封建王朝的调遣。朝廷甚至准许一些土司收制一定数量的土军，土军依附于土司，并被纳入国家军队系统，中央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必要时受朝廷调遣外出征讨。所谓“无事则荷末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因此土军在历史上是朝廷抵抗外敌的一大助力。

明朝的土司制度沿袭元朝之制度，凡是结族归附之人，皆授官并加以重用。明代时期，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也更为完备。

明朝后期至清朝初期，土司势力渐强，对政府的威胁与日俱增，若置之不理恐会有分裂的风险。土司的管辖区内的内部矛盾也接连不断，当地发生多次暴乱。土司作为地方的权利中心，极尽享乐主义，土司生活奢侈糜烂，统治手段凶残暴虐，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达到了“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性”的程度。

清政府为削弱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势力，于是推出了“改土归流”的政策，政府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废除土司制度，设立流官治理改革。最后，清廷大军压境，土司制度就此瓦解。

2 南方蛮夷的绵绵仇怨

旧时南方蛮夷地区有“打冤家”的恶习，这是少数民族内部结症之所在，两家之间会因丝栗之嫌隙大打出手，打死打伤已是习以为常。被杀之家举族为仇，你来我往至死方休。有仇未报者,则植树标识,父父子子，世世代代历久不忘,报仇后乃伐树削迹。古语有言:“ 苗家仇,九世休”，可见其恨之绵长，其怨之深远。

虽说南方蛮夷有械斗之习,但其目的并非是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调整其社会关系,维持资源和利益之间的相对稳定。朝廷正是抓住了蛮夷社会的这种症结，对土司提供保护，并以此作为交换让土司对朝廷奔走效力。这为朝廷提供了一个牵制与干涉南方蛮夷社会的契机，而南方蛮夷社会中，因为争夺资源和家族矛盾引发的战争也因中原朝廷的干涉和调节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土司统治期间，土家族人与外界交流频繁，这促进了少数民族之间语言、文化、民俗传统上的互通和融合，从而形成了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湘西土司文化。

古老且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湘西的民俗文化是湘西少数民族世代生活实践的传承，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明珠。湘西约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人口最多、范围最广的当属土家族和苗族,因此,提到湘西的民俗文化主要指的便是土家族和苗族。

1民族的语言

土家族的语言分为毕基语和孟兹语，土家语言没有文字，只靠口耳相传。现存使用土家话的人极少，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许多的民族语言都逐渐消失了。

苗语原本没有文字，但在二十世纪初汉族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了发展苗族教育、翻译圣经、记录民间故事乃创制了方言文字，但由于苗族内部体系复杂，语言差异极大，一时难以统一。

2民族的服饰与饮食

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民族的特色和传统，湘西的民族服饰带有民族特有的图案,色彩绚丽,对比强烈。苗族的服饰以红蓝为主调，妇女穿着披肩，腰系彩带，绯红的褶裙下配绣花布鞋，男子头戴绣花平顶帽，身穿带有彩色绣块的长袍。

土家族衣着相对素雅，以红白蓝为主，上窄下宽，色调和谐美观。湘西少数民族崇拜图腾，因此会绣制吉祥图案趋吉避凶。我们甚至可以从衣服的刺绣上了解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地理与宗教信仰。

湘西少数民族的饮食多是纯天然的食材，其中野生食材较为健康，独具特色，例如蕨菜、竹笋、虫蛹、蚌蛙、野兔等等。苗族和土家族有用腌制和熏制的方法制肉的习惯。湘西少数民族菜系多以酸辣香为主，有“无椒不成菜”之说。湘西有许多名菜：麻辣子鸡、湘西酸鱼、湘西熏肉等。

湘西腊肉

湘西地处亚热带，四处环山，生物资源及其丰富，但是土地多乱石，耕种条件极差，因此只能靠山吃山，烹饪手法和烹饪器皿都极具原始特色。

3依山傍水吊脚楼

吊脚楼是湘西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它既贴合自然又符合民族的审美。实用且美观，从房檐到屋脊无一不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智慧。房屋的前排悬空，属于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或放置杂物柴草或圈养家畜。吊脚楼古色古香、依山傍水，已经成为了湘西的一大特色。从高处向下望去，吊脚楼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完美的和自然结合到了一起。

据悉，吊脚楼在中国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湘西多山多水，河谷地势低湿气极重，吊脚楼的设计可以很好的防潮防湿，防止毒蛇和蚊虫。人们会在走廊的栏杆上刻上代表吉祥意义的图案，屋内的装饰也都富有民族特色。

吊脚楼

吊脚楼符合湘西少数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观，吊脚楼内部的房屋分布也充分体现出了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

苗族对于图腾的崇拜，这不仅体现在服饰上，同样的，也在建筑中有所表现。因此苗族的吊脚楼内部装饰多与这些民族图腾有关。

土家族有“人有人魂，屋有屋魂，人魂脱体人必遭殃，屋魂不善必遭祸患”的说法，房前屋后，处处皆有神灵。因此土家族吊脚楼的正房中都贡有神位。

4歌曲曲艺与舞蹈

湘西少数民族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湘西州素有“歌海”之称,以歌叙事，以歌言情，苗族谚语云“汉人离不开书,苗人离不开萨”，“萨”在苗语中有“民歌”的意思。因此湘西的少数民族留下了许多流传至今的歌舞曲艺。

土家有哭嫁的习惯，凡苗族女子出嫁要唱《哭嫁歌》，以此来表达对于封建时期包办婚姻的控诉。女子一般要哭唱七天到一个月，直哭到声音嘶哑。除此之外还有土家族打溜、土家族山歌、永顺渔鼓等等，都极具土家特色。

土家族的摆手舞源自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表现风格多变——有粗犷原始的“祭祀舞”，有渔猎生活的“狩猎舞”，还有专供取乐的“宴会舞”等等。

苗族的鼓舞在苗语中“宝龙”，也是源于一种祭祀活动，鼓舞分为花鼓舞、猴儿鼓舞、男女子单人鼓舞等等。苗鼓在苗族更是被看为是民族的圣物。苗族还有许多风格独特的古老舞种，如接龙舞、绍巾舞，现都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湘西的苗歌历史悠久，“五腔十调”，优美动听，苗人将历史、爱情、宗教、生活等统统编入苗歌，传唱至今。

5湘西特有的节日

在中国传统节日的基础上，湘西少数民族也有许多自己所特有的节日。如土家族的“土家年”。土家人会在新年的前一天过年，成为“过赶年”。明朝初期，倭寇侵犯中原，明宪宗派遣湘西土军卫国抗倭，圣旨到的那天正是过年的前一天，因此土家人决定提前一天过年。后来，土家子弟奋勇杀敌，被御赐了“东南第一功”的牌匾，土家人为了纪念这一弟子，于是就有了“土家年”。

土家年

苗族也有苗年，龙船节等节日，场面浩大，热闹非凡。

总结

土司制度在我国延续了近八个世纪，先后经过了五代、宋、元、明、清。在这漫长的岁月之中，传承并繁衍出了自己所特有的民俗传统与文化。从衣食住行到歌舞曲艺，湘西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早已自成体系。

土司制度之在中国之所以成功并长久的存在,是由于政府抓住了南方地区少数民族内部的结症,把握住了支撑南方蛮夷内部平衡的那一杆称，并将土司势力为己所用。尽管明朝后期土司渐渐脱离掌控，但土司势力确实为我国抗击倭寇和其他入侵势力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如今土司制度已经消亡，但是土司制度留存下来的民俗文化却依旧灿烂，它们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血肉，显示出了自己特有的生命活力。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思州古镇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德江龙泉坪思州宣慰司遗址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思州城地图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

田祐恭

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沿河淇滩古镇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贵州四大土司分布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镇远祝圣桥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梵净山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思南文庙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石阡万寿宫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