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五贤祠为文化旅游景点。

泰安市泰山五贤祠，在普照寺西北。祠东有投书涧，西有香水峪，溪水环流，山石林立。唐代周朴在此创建栖真观。北宋学者孙复、石介在此建泰山-院。理学家胡瑗曾访学至此。明嘉靖年间在此建祠，祀孙、石二先生，题额“仰德堂”，后增祀胡瑗，称三贤祠。至清道光年间徐宗干重修时，又增祀宋焘和赵国麟，遂易名五贤祠。

祠分东、西两院：东为五贤祠，有大门、正殿及东西配殿；西为讲书堂，有正房和西配房。冯玉祥曾在此攻读《春秋左传》，著《春秋左传札记》。祠后石崖上有题刻“讲书台”、“授经台”、“千秋道岸”、“能使鲁人皆好学”等，多少让人看出些儒家学府当年的影子。

祠前溪畔有石亭，额书“洗心亭”，上有清人贾培荣题联：“真山水不须图画，大圣贤皆自奋兴。”亭内有金题联：“云过峰头留墨气，水来祠畔度书声。”四面皆为清代人题联。惟冯玉祥在亭内题的标语：“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并刻东北三省的面积和总人口。祠于1976年拆除，今唯剩残垣卧碣，有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翰林院侍读黄叔琳撰书《重修岱麓三贤祠碑》、民国年间范明枢、邓长耀撰书《泰山五贤祠五贤事迹碑记》，另有“讲书台”、“授经台”、“侍立石”、“能使鲁人皆好学”等明清时题刻。

祠东有巨石如屋，巅平如台，下临深涧。传当年胡瑗千里访学至此，卧石攻读，十年不归，见家书有“平安”二字，不予展读即弃涧内，故名“投书涧”。明万历六年(1578年)，钦差巡抚赵贤在此题碣“胡安定-书处”。明代萧协中赞：“野芸芸绿间黄，当年习静任亡羊。清心不逐家缘扰，涧底犹腾翰墨香。”

祠东南路旁有巨石，似大象卧息，名卧象石，有书刻“弘毅”二字。

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但四举开封府进士，均于科场失利，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近20年，虽贫穷不堪，又得不到权要资助，但孙复不以生计为意，安贫乐道，仍聚书满室，与群弟子讲求儒道，乐之不疲。其门下多出贤良之士如石孙复详细信息++

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北宋初期教育家、学者、文学家，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因他曾在家乡的徂徕山下从事著述讲学，故人们称他为徂徕先生。石介的父亲石丙曾做过太常博士。他自幼勤奋好学。长大后外出游学，在应天府学学习期间，生活非常艰苦，吃不上菜，有时连口粮也不宽裕，但他仍安之若素，是当时府学中最用功的学生。府官王渎见他生活太苦，就派人石介详细信息++

胡瑗（993～1059）字翼之。中国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_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胡瑗详细信息++

宋焘（1572年－1614年）字岱倪，号绎田，又号青岩。山东泰安汶阳镇宋家孝门村（今肥城宋家孝门）人，“泰山五贤”之一。幼时父母双亡，其兄宋绪田抚养。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辛丑科进士，选为庶吉士。改御史，巡抚江南，监督学政。万历后期，朝政废施，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刘天绪起义爆发，宋焘上疏曰：“自采榷议兴，民不堪命，一夫振呼，而从者响应。宜及宋焘详细信息++

赵国麟（1673—1751）字仁圃，号拙庵，山东泰安人，清朝大臣。祖瑗，手书春秋内外传，史、汉蒙文授之。笃志於学，以程、朱为宗。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八年，授直隶长垣知县。当官清峻，以礼导民，民戴如父母。世宗闻其贤，雍正二年，擢永平知府。三迁福建布政使，调河南。擢福建巡抚，调安徽。御史蒋炳奏请州县徵收钱粮，依部颁定额，刊印由单，申布政使_发。国麟以安徽赵国麟详细信息++

宋代八大学府

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

石鼓书院：

位于中南重镇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是湖湘文化发源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

唐代处士李宽步李泌后尘奔南岳而来，见石鼓山林木葱郁，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环绕，遂结庐读书其上，创建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谓石鼓书院之始建。

宋太宗赵匡胤赐名“石鼓书院”。

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衡州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

宋景祜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与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

石鼓书院主要建筑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敬业堂、合江亭。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军炮火。2006年，衡阳市人民政府恢复清代格局，重建石鼓书院。

应天府书院：

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史载“州郡置学始于此”。

应天府书院前身为睢阳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应天书院又称为“南都学舍”。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升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

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

书院内主要景点有：崇圣殿、大成殿、前讲堂、书院大门、御书楼、状元桥、教官宅、明伦堂、廊房等。

岳麓书院：

位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最后一峰的岳麓山脚。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中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

白鹿洞书院：

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涉在此隐居读书，渤养一头白鹿“自娱”，鹿通人性，跟随出人，人称“神鹿”。这里本没有洞，因地势低凹，俯视似洞，称之为“白鹿洞”。后李渤为官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为纪念他青年时代在此读过书，广植花木，建亭、台、楼、阁以张其事。

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办“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与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学者争相往之。

北宋初年，宋太宗重视书院教育，御赐《九经》等书于书院，因 有朝廷重视，地方官史予以重视，书院得以发展。

南宋淳熙六年，理学宗师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率百官造访书院，当时书院残垣断墙，杂草丛生。朱熹非常惋惜，责令官员，修复白鹿洞书院，并自任洞主，制定教规，延聘教师，招收生志，划拨田产，苦心经营。当时著名的哲学家陆象山也来到白鹿洞书院讲过学。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后世几百年，其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传至海外的日本、南韩及东南亚一带，白鹿洞书院誉享海外。

嵩阳书院：

位于河南省郑州登封市，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圣地。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游嵩山时，闭为行宫，名曰“奉天宫”。

五代后周时（公元951-960年），改为太乙书院。

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此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名儒景冬，曾就读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从此嵩阳书院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1] 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司马光、范仲淹曾在嵩阳书院讲学，且司马光巨著《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是在嵩阳书院撰写。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日讲四书》九经等。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科举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但登封就中了五个。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月一日游嵩阳书院时曾赋诗以赞。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由五进院落组成，院中有先贤祠、先师殿、三贤祠、丽泽堂、藏书楼、道统祠、博约斋、敬文斋、三益斋等建筑。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

茅山书院：

又名金山书院，由处士侯遗创建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地点位于现在的江苏句容的茅山，现已无存。

宋仁宗时处士侯遗所建，院址在江宁府三茅山后侧，故称茅山书院。侯氏在此教授生徒十余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经江宁知府王随奏请，朝廷赐给田亩，充书院经费。王随死后，书院逐渐废弛，居空徒散，其地为道教崇禧观所占用。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迁至金坛县顾龙山之麓。

茅山书院在宋初很有影响。范成大在《衡山记》中将茅山(金山)书院与徂徕、石鼓、岳麓书院并列为天下四书院。

徂徕书院：

位于山东泰山，

曾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宋宰相范成大《骖鸾录》首举徂徕书院，在历史上，范成大最早的提出了古代四大书院之说：“诸郡未命教时，天下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说法，即起源于此。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1]

孙复、石介是泰山徂徕书院的创始人。泰山徂徕书院是北宋初年山东境内最早、最著名的书院。山东徂徕书院，开启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化，流动着儒家文化的风骨，它在齐鲁文化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有这些，不仅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史的考察，而且对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泰山徂徕书院也成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辉的篇章。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朱熹所说的以上三个人，就是和泰山徂徕书院有紧密联系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和胡瑗。也就是，当时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学精神为先导，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泰山徂徕书院门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金代的党怀英、清代的赵国麟都曾读书于此。

泰山学派，是北宋庆历年间出现的一个学派。泰山学派的出现，伴随的是理学的崛起，由此可见泰山学派对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泰山学派，是由石介和他的老师孙复创建的。因为孙复经常在泰山一带讲学，所以这个学派被命名为“泰山学派”。

　整个学派的中心，是孙复提出的思想学说。但是并不意味着石介，在这个学派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否则他也无法成为泰山学派的创始人。

　公元1005年，石介在一个书香世家出生，其父石丙曾做过太常博士。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石介自幼勤奋学习，努力读书，提高自己的学识。幼年之时就已经学有所成，长大之后游学应天府，更是用功刻苦。

　在应天府的生活十分艰辛，有的时候甚至吃不上一顿好的饭菜。但是他仍然安之若素，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他看来，精神上的满足，远比物质上的富裕要重要的多。

　天圣八年，二十六岁的石介没有辜负十年寒窗苦读，成功考中进士，被授为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郓州任期满后，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石介与孙复相识，思想学说受到孙复的影响。

　景佑二年，石介为孙复在泰山修建房屋，并为其创建泰山书院。“泰山学派”，便是源于此。同年冬天，石介被杜衍推荐为御史台主簿，后被皇帝罢用。

　宝元元年，石介的父亲被派为嘉州军事判官。当时他正好任期期满，于是以父亲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自己代父远官，于是被派往嘉州。

　康定元年，父亲去世，石介辞官回家守孝。服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建“徂徕书院”开馆授徒，将“泰山学派”的思想学说传播开来。

　三年孝期满，庆历二年再次受到杜衍举荐，任为国子监直讲。在石介入国子监讲学之后，太学大兴，生徒暴增。“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欧阳修也表示，古文运动在石介的影响下，从太学开始蓬勃发展。

　庆历三年，宋仁宗重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并命其改革弊政，革新政治。四人日夜谋略，最终拿出一系列措施并加以实施，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石介对此十分赞赏，多次作诗赋赞扬革新派，贬低保守派。因此被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怀恨在心，视为死敌。

　庆历四年，为了报复石介，同时也为了打击革新派。夏竦命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模仿石介的笔触和言语，与富弼等人商议废除宋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革新派由此受到打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最终只能请求外放。

　范仲淹等人外放之后，新政也宣告失败。就这样保守派还不满足，以“朋党”为由，打压革新派官员，引得大家纷纷罢职。而石介作为“祸首”，也成为众矢之的，被外放濮州为通判。

　也许是受此波折，石介郁郁寡欢，最终还没有赴任，就在家中病逝，享年五十一苏。

　石介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告终。保守派对革新派的打击，又一次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夏竦借孔直温谋反，搜出石介与孔直温来往信件一事，上奏向宋仁宗进献谗言，说石介并没有去世，而是趁此到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

　宋仁宗听信谗言，在石介已经入土为安之后，命人开棺验尸。要不是杜衍、吕居简，以及一干青年才俊誓死护棺，石介死后都得不到安宁。就算最终开棺验尸未能实现，但是却也是对石介的一大侮辱。实在可悲！实在可叹！

北宋初期的胡瑗、孙复、石介是理学的先驱人物，他们以讲学授徒的方式，为理学培育了人才。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代新的学风。

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如皋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又称其为安定先生。胡瑗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晋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十余人。

胡家家境从胡瑗的父亲时开始改变，胡瑗的父亲胡讷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这个官职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俸禄较少，胡瑗一家昀后竟然步入了“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据说，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时就能做文章，13岁时就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由于家境衰微，胡瑗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胡瑗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

30多岁时，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令人意外的是，7次应考都没有考中。40岁时胡瑗决定放弃科考，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办起了一所书院，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42岁的胡瑗开始在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胡瑗言传身教，教学的内容完全是正统的儒家学说，他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他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

胡瑗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

他培育出的学生恭谨仁爱，培养的人才都是儒家学说的继承人。胡瑗的教学方法被官方总结为苏湖教法。苏湖教法昀终得以在全国推行。胡瑗的教育目的并不单纯在于通晓儒学经义，而重在矫正时弊，恢复儒学真传，他培育的人才直接为儒学复兴、宋代理学的建立做了昀为重要、昀为基本的人才准备。

胡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人。因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孙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世，家境贫寒，但他力学不辍，饱读六经。

孙复科举屡试不第，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孙复一心研究周、孔之道，他对儒学有一种危机意识，认为隋唐以来文人追求浮词艳句，抛弃了儒学根本，导致儒学一蹶不振。

他整理出一个儒学传递的道统：从孔子到孟子、荀子、扬雄，再到董仲舒，儒学一脉相传，其中董仲舒对于复兴儒学功劳昀大。

孙复的道统之说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一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帝王的胡作非为起到了阻碍作用，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为恢复正统儒学，孙复重新解读了《春秋》、《周易》的本意，阐明了圣贤的理论主张，他认为《春秋》微言大义已被淹没，遂著《春秋尊王发微》，从《春秋》字里行间精心发掘出孔子尊奉王命的苦心孤诣。

孙复认为孔子在编著《春秋》时使用的“春秋笔法”，其目的主要是区别邪正，分别天子、诸侯等级，他深为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而愤慨。对于藐视天子权威者口诛笔伐，表现出恢复和维护封建等级的强烈愿望。

在泰山讲学时期，孙复贫穷不堪，又得不到资助，但他不以生计为意，安贫乐道，仍聚书满室，与群弟子讲求儒道，而且乐此不疲。其门下出了很多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

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人。青年时的石介清高自傲，勤奋好学，1030年，26岁的石介进士及第，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1035年冬，石介创建泰山书院。

石介和孙复、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与二人并称“宋初三先生”，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从儒家立场反对佛教、道教，极力标榜王权，为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论据。

对于隋唐以来重词赋的文风，石介极力反对。他把文章之弊与佛、老之害并列，指出佛同神仙一样为虚无，同黄金术一样虚幻而不可求，他说：

天地间必然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大凡穷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贵与一人，天地两间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

石介主张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曾作《怪说》等文，抨击宋初浮华文风。石介还用“道”、“气”的概念解释世界：

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有气也，气浮且动，所以有裂、有缺、有穷、有竭。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亏焉。

道或理和气形成了后来理学理论体系中昀根本的概念。石介初步勾画了道和气的一个轮廓；道是高级的、主动的原则，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实体；气则是低级的、被动的、缺欠的、物质性的东西。

与此有关，石介还提出“性”和“理”的学说。性、情问题是宋代道学家谈得昀多的中心问题之一，其总的倾向是把情等同于人欲，而要求以道或理来统驭情欲。石介的论点虽然还只是萌芽，但与其后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一脉相通的。石介论史，以复古为则，开宋代理学家历史观的先河，但同时他也重视“运”和“气”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圣人乘气，运气。天地间有正气，有邪气。圣人生，乘天地正气，则为真运。运气正，天地万物无不正者矣。

“运”、“气”和圣人的出现都带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在石介之后，理学大家邵雍和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运”和“气”的关系，并提出新的见解。

总体上看，北宋这三位理学的先驱人物都有复兴儒学的决心，并付诸了行动。他们以讲学的方式宣扬儒学，开辟复兴儒学。虽然他们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但他们广收弟子，大开讲学之风，把自己的思想倾向传递于各个阶层的人物，为新儒学的产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