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耻：辱也，繁体字从心耳声，本意指羞愧，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以耳为司听闻之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耻”从耳声。

      如《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君不使无耻。”《国语·越语上》：“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凡人心生惭愧，不觉会面红耳赤，这是人性本善使然。知耻之心是人之天良。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

      人起一恶念，便生羞耻之心；行一恶事，便感愧恐，又耻又恐，自必速止其恶。知耻是保全人心念、行为不离正道的护栏。故曰：“耻可以全人之德”。人人都有“知耻良知。”

      孟子还说：“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搞阴谋、搞奸诈的弄巧之人，他是没有用到“耻”心的。

      耻也指辱，如《左传·昭五年》：“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国乎。”

      耻也指愧疚，如《诗·小雅·宾之初筵》：“不醉反耻。”《论语·公冶长》：“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孟子》：“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孟子还说过：“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比不上别人，还不觉得愧疚，那怎么能够比得上别人呢？

      怎样才能时刻保持有羞耻心呢？古人说：“三日不读圣贤书，则面目可憎”。不读圣贤书，就没有人提醒自己的过失，不知不觉，就犯错误了。最后“傲然无愧，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

      所以人要不断地读圣贤书，保持自己的羞耻之心！

而：象形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像人的下巴、面颊上的胡须。本义指胡须或面颊上的毛。如《周礼·考工记·梓人》：“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后用“髵”来表示胡须。

      “而”在古文中常常被借作代词，后来被假借为人称代词，表示第二人称。如《书·洪范》：“而康而色。”孔传：汝当安汝颜色以谦下人。

      而还假借为连词，连接两个词或者词组，分别表示并列、承接、假设、转折等各种关系。

    如《论语·雍也》：“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本文的“而”即为表示承接关系的连词。

      而又假借为“如”。如《易·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君子对说大话做小事或者说空话不做事的行为感到羞耻。”

      这一章说的是言语与行为的关系问题。做人应该言行一致，夸夸其谈却不脚踏实地做事这是让人耻笑的事。

      “言过其行”的人，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种人往往把计划、目标或理想挂在嘴边，却不愿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这样的人，即使说得再多、再好，也无法给生活和事业带来任何实质上的进展，除了让人笑话鄙夷之外，毫无任何益处。

      孔子曾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为：古代的圣贤们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自己做不到为可耻！

      做人应当具备脚踏实地、少说多做的务实精神，舍弃那些多说少做，甚至只说不做的轻浮虚伪的作风。

    孔子还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少说多做，做了再说，是聪明人奉行的人生艺术。无论何时何地，那种信口开河、纸上谈兵的人，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任何理想和目标都要靠具体的行动来落实。

    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不怎么说话，性格刚毅的人，往往接近于仁人，花言巧语，颜色不正的人，往往是没有仁德的！

钱穆及其钱氏家族

      钱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1895年，钱穆生于江苏无锡县，他从小沉默寡言，学习刻苦，1901年，6岁的钱穆入私塾。学了10年私塾古文教育的钱穆，大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迫辍学，1912年至1922年，先后被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等小学等聘为教师。

      1922年，仅中学学历的钱穆先生应聘南下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1923年秋，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国文教师，教授《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

      1927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编撰在第三师范时未完的《国学概论》讲义，1928年，《国学概论》书成，1931年，由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介绍，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

    《国学概论》是钱穆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

      1929年4月，在北大任教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苏州讲学。经人介绍，钱穆见到了年长自己两岁的顾颉刚，并将自己刚刚写好的《先秦诸子系》的手稿交予顾颉刚过目，希望他能给出指导性意见。

      顾颉刚当场翻阅了几页后，对钱穆的文学功底和精湛学识大为震惊，当他得知钱穆现在只是在一所中学教授国文时，连连感叹他不应将自己的才华埋没于此，“而应去大学教授历史”。

      从此，钱穆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北京大学里的未名湖就是钱穆先生为其命名的。

    钱穆刚到北京任教就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推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在西南联大期间，1939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完稿，这是钱穆先生的第三部巨著。

    《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先生不但是蜚声史坛的卓越的史学家。同时还为人师表，是一位好老师。他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从不缺课。

      钱穆先生对教学有教无类，诲人不卷，来拜谒求教者，不论知与不知，一样和颜悦色地接待，对一些很浅显的问题，本不必一一解答，但他还是认真地讲清楚，他教导学生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

    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和传承。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而成香港中文大学，校名由钱穆争取而成。

      因办学有成，钱穆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中文大学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

      钱穆90岁时，开始失明，但他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让他的夫人记述、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95岁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钱穆是吴越钱氏家族的成员之一，“五代十国”期间，吴越国开创者钱镠（Liú）及其后裔，被称为中国最兴旺的家族。

      钱镠统一了吴越两浙以后，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修筑海塘，开拓海运，发展贸易，其功绩显著。

      当年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吴越因为富庶强盛而未被消灭。

      钱镠临终前留下遗言：“善事中原，维护一统，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面对赵匡胤的强大兵力，吴越国王钱镠的孙子钱弘俶，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做出了痛苦而明智的抉择——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为帝，北宋统一。

      北宋时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赵”姓排在第一位；“钱”姓排在第二，“孙”是吴越国皇后的姓氏，排第三位，“李”是邻国南唐皇帝的姓氏。可以看出，当时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做出的抉择。

      钱镠的后人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后裔为何经久不衰？据史书记载，钱镠曾立有家训，在临终前还给子孙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十条遗嘱，这些家训和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

      除了钱穆，还有明末的钱谦益，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xīn），民国时期的钱玄同，当代政治家和学者钱其琛，科学家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文学家钱钟书、钱复等皆是其后裔。

钱穆先生对苏州的热爱，去世后想一直留在苏州。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钱先生不止一次谈起过太湖，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太湖边建一小屋。葬在太湖的西山，也是钱穆先生的心愿。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

钱穆先生在《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中概括中国京剧的特点有动作舞蹈化，语言音乐化，布景图案化。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自元年（1912年）始，钱穆在乡村任小学教师。十一年（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九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学术地位。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

后，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港中大创始书院）。1967年迁居台北，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还出版多种论文集，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钱穆主要影响

三十一年（1942年），钱穆曾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及“人才教育”的问题，并且认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乃“互为表里”，其用意在于“以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并且认为不仅大学教育当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为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

在钱穆那里，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都应该将人才教育作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们的教育应该将“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

细审钱穆有关培养目标的论述可知，“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由“真切爱护民族”之“人”与“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才”两个方面组成。关于成人”，钱穆又将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的层次。关于成“才”，钱穆同样将其分成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通人’尤重于专家”，“供之用”与“用”，自然科学人才与人文科学人才。

为了实现“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的培养目标，钱穆所安排的课程从核心到边缘依次包括：基于文字、历史与地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通学课程；“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中国文化的核心目标是“天人合一”，钱穆对它的理解是人从自然中来，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后人文，然后再回归自然。钱穆本人非常喜欢到山林中游走，体会自然带给他的乐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养学生的人文与自然情怀。同时，身体力行，两次带领学生出游学习。

钱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不仅注重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也非常注重方法的传授。教育方法受文化理想、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的决定；但反过来，教育方法也是传递教育内容、达成教育目的、实现文化理想的手段。钱穆的教育方法分成师道、人生、治学三个方面。

师道是主要对教师而言，是教的方法；而人生、治学这两个方面则主要是对针对学生而言的，是学的方法。事实上，钱穆在教育方法当中更加注重学生学的方法，更加注重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地学习。

钱穆的这一思想，在其对学生在复兴师道当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论述当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为了复兴师道，学生方面应该根据自己性之所近善自得师：师于人、师于己，师于当代师、师于前代师，师于心、师于天。亦即作为学生，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其在我”。

关于治学，钱穆还曾经提到，一切学问，可分为对物之学与对人之学两大类。此即所谓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别。但二者学问境界都系于其德性境界。“‘德性’之学，实乃是在人文学与自然学之夹缝中，且是此两大学问分野之上之一种综合学问。”学问有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但无论何种学问，实皆渊源于人自身之德性。德行则是学问的基础，也是钱穆教育学生的指导原则。

前辈史学四大家是陈寅恪，钱穆，吕思勉，陈垣。

1、陈寅恪

陈寅恪，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2、钱穆

钱穆，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

3、吕思勉

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任教。

4、陈垣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四大家代表作品：

1、陈寅恪：代表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2、钱穆：代表著作有《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3、吕思勉：代表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4、陈垣：代表著作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陈垣学术论文集》等。

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学大师，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然而，与前者的声誉相比，钱穆的名字并不为世人所熟知，许多人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大概只停留在毛泽东他点名批评了他。

你怎么在我头上找到的？

在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社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钱穆，说他们是极少数人，是可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

钱穆被点名时正在去香港的路上。他对点名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去了美国当居民，一个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省。钱穆美国的情况和他们的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比京、沪、萍萍、津还少，他没有不要在公立学校教书。他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他怎么找到我的？

如果钱穆选择留在大陆，他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战犯名单上，他也不会被毛泽东挑出来批评。

钱穆临行前，曾在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其赴港任教，被拒绝了。然后他下乡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没有离开的意思。钱穆在重庆给梁漱溟写了一封信，但他没有我没有得到答复。他去中山大学看杨树达，杨树达没有离开的意思。

唤起故国所有人的灵魂的生活。

钱穆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选择。

钱穆是自学成才的。36岁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刘向歆父子年谱，基本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公案。他在农村做了18年的中小学老师，然后去了大学站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国内知名的学术人物，顾颉刚和钱穆素未谋面，但看了他的著作后，对他的历史知识大加赞赏：看来你在中学教语文不合适，在大学教历史吧。

钱穆36岁离开家乡时，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中国通史。当时，北大名师云集，钱穆的报告厅位于北京大学的梯形礼堂。很多各个系的学生都来参加，每个厅坐了近300人，场面很是盛大。钱穆说，每次讲课都像是去辩论场。他经常反复引申问题，广泛引用。

一口响亮的无锡普通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由于他和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擅长讲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钱在湘北。

钱穆生活在一个西学东渐，铺天盖地的年代。儒家思想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逐渐失宠。中国存在严重的身份危机。

在大变革的时代，钱穆有过疑惑。在学校，一个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告诉他：Don不要再看这种书了。这种书从一开始就写世界合久了会分裂，合久了也会合。这是中国历史上错误的道路。现在的欧、英、法等国，联合起来就不再分裂，统治起来也不再混乱。之后，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句话对钱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东西方文化的得与失，利弊得失，困扰了他一生，也触发了他一生的学术目的：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中国该向何处去传统文化何去何从？

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被时代潮流卷走，他选择在古籍的世界里寻找另一片天地。他始终认为，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情感。他写了三国演义。他说，我我会把所有的书都写好，放在那里。他们会的

钱穆晚年的弟子新易云回忆说，战争开始时，他说中国会赢。他说，大多数人只知道物质的度量，战力的多少，军力的多少。他说他忘记了战争是一场普遍的行动。除了这些，还有文化力，道德力，国力。他们忽略了这一部分，中国必胜，于是他完成了国史大纲，一下子洛阳纸贵。

也鼓励了很多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军，同时让中国人开始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他很棒。在我们今天处于这么大的动荡，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和认识自己的可能，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最正确的观点。

国史大纲开头，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对待国史的四点殷切期望，其中之一就是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温暖的感情和尊重钱穆是20世纪中国最热爱中国的历史学家。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他的一生是唤起故国灵魂的一生。

崇洋媚外的隐忧

对于钱穆来说，对窗外事充耳不闻，读圣贤的理想书籍只是一种奢望。1948年底，钱穆他的长子钱卓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江南大学开除。钱穆不赞成各国学生到北平请愿，但他也反对政府和学校当局对参加学生运动的年轻学生的高压待遇。这时，钱逊的第三个儿子在苏州读书的家乡，与父亲产生了隔阂。

一九四二年，在成都，蒋介石问钱穆为什么不不要涉足政治。钱穆说，学者不他们不一定要从政，蒋介石问他们是否关心政治。钱穆说学者必须关心政治，但我不我不想从政，所以。做他们的工作很好。蒋介石赢了这里就不提了。

做一名现代中国的出租车司机是钱穆的理想和抱负。

他过去常常谈论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了历史上有志之士的重要作用。由此，他得出结论：学者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国家的最大责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修养应该能够有一种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中国的美国知识分子只接受西方的权利观念，而不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他们只谈个人权利，不谈爱和牺牲。

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仅有的四间租来的教室里，钱穆试图保存中国文化的魅力。新亚书院创办时期，来教书的老师很多都是国内高校的一流教授，但是工资少得可怜。老师们一致认为，兼任校长兼文史教务长的钱穆工资最高，月薪200元。反过来，教授们每人收100港币、80港币，只相当于当时香港二等公办教师的收入。

几乎所有新亚学院的学生都是从大陆流亡来的年轻学生。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写道，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交学费，有的睡在学校的楼顶，蜷缩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上。当他们八九点回到学校时晚上打卡的时候，楼梯已经关了，他们不得不被傅叫了好多次。学校总共不到100名师生，学费收入只有20%。

余英时，这位日后享誉海内外的学者，讲述了另一个故事。香港的一个暑假酷热难耐，钱穆先生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我一个人躺在空老师的地板上养病。我去看他的时候，真的很同情他。

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所以我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本。我回来的时候，他还独自躺在老师身上新亚书院似乎空无一人。

新亚洲的名字是钱穆起的，他希望推动新亚洲，为香港的中国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新大学创办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国大学命名。他说，香港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离中国这么近，中国分裂成大陆和台湾省。作为中国人，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呢？这一点必须考虑进去。1949年，钱穆一个人在香港生活，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内地。最小的女儿钱慧还不到9岁。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办学的16年，是钱穆最忙碌的16年的生活。之后，钱穆受到了蒋的礼遇父子。蒋介石为他建了一座图书馆，蒋经国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担任过这一职务。

晚年，钱穆仍坚持在苏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正在家里给学生讲课，突然说：其实我讲课的目的不是教学生，而是招募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人自愿为中国文化牺牲！

但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不堪重负，钱穆所推崇的礼制世界早已崩塌。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格外孤独。他期望中国人民对历史提出热情的要求，但他能得不到商业市场的认可。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能开花结果的读书人不多。今天，谈论文化思想似乎和科学家的发明不同。不管别人知道或不知道我不明白，他们可以赢得全世界的钦佩。因为科学有公认的外在价值，谈文化思想只靠一自己的信心支持自己前进，等待时间的考验，所以结果往往落后。

钱穆始终认为，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而该学派偏重自然科学，崇洋媚外，自我贬低，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他的学生庆祝他的老师90岁生日在素书楼过生日。老人点燃一支烟后，摇了摇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了。他说人生真的就像这场比赛。如果你摇它，你不会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熄灭。这时候我已经体会到了。其实生活真的很难。你要努力过好这一天，所以你要珍惜现在。

1967年，应蒋介石之邀，钱穆先生离开香港，定居台湾省。但到了晚年，由于政治因素，他被迫搬出了居住了20多年的素书楼。三个月后，他在台北病逝。才真旺姆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次向钱穆道歉的遗孀胡美琪。他说苏书楼的风波让我很难过，是一场文化暴力。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在台湾省发生。

那是一些御用文人的骗人把戏，钱穆是大师级人物，反面？只能说明那些御用文痞嫉妒，纯粹是流氓行文。

“北胡南钱” 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

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

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

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

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

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

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

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

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

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

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

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国史大纲》前言及引论

前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论

一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4600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3700余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2681。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752。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633。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65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23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2314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观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前现身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病，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谬。”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没有，只是都姓钱。

1、钱钟书

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2、钱穆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扩展资料：

人物成就：

1、钱钟书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

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

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

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2、钱穆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钱穆

——钱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