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东五大区的节日风俗歌　　幽音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中写到: “山东民间风俗性活动丰富多彩,它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以季节性活动而言,在一年中几乎月月有节,从农历一月开始就有‘正月十五闹元宵’。‘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打囤,‘三月三里是清明,家家户户上坟茔’。‘四月二十八,娘娘庙上把香插’,赶庙会,求神焚香。五月端午吃粽子,祭水神。‘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敬老天。’九月九重阳节,赶会逛山。‘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爷上西天’。各式各样的风俗活动都伴之以歌。”[1]山东民歌和季节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以下按照山东民歌主要分布的五大区分述区域范围内的节日风俗歌。

鲁东区

鲁东区的民歌体裁主要包括:海洋号子、海员号子、胶州秧歌、胶东秧歌、胶东山歌,还有蓬莱“烧纸调”。

蓬莱的“烧纸调”是流行于蓬莱地区的大型风俗性民歌套曲,与节日风俗联系紧密。在山东地区,无论是祭神、祭祖、驱邪或是其他节日风俗,都会伴随着“烧纸”这项活动,“烧纸调”也是因此得名。“烧纸调是民间‘跳大神’时演唱的腔调。民间跳大神由来已久,它是古代巫术的延续,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说,是属于巫舞的一种。举行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求神、驱魔、消灾、还愿等。”[2]建国以来,随着对封建迷信活动的破除,曾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烧纸调已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烟台、威海、青岛北临渤海,海洋号子是它们主要的民歌体裁,另外小调歌曲在这些地域也不乏精品。如著名民歌小调《绣荷包》。

绣荷包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广泛,曲目达近百首之多。仅山东地区能够找到的谱例就有十四首。在不同的地域,《绣荷包》以它特有的影响力表现了各地区的风格特点。

春节是中国农历新年,各地庆祝形式多样,包括庙会、乡戏等活动,跑旱船、跑驴、扭秧歌等民间音乐活动在这期间也很常见。山东的民歌小调有不少是围绕“新年”这一主题展开,比如前面两首《绣荷包》。大年初一要拜年,仅围绕拜年这一内容展开的山东歌曲就有《正月里来是新年》、《拜新年》、《郎拜年》、《小两口拜年》等。在山东乡间,每逢过年,各个村落都会唱大戏,这也是乡里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文化盛宴”。齐河县民歌《唱大戏》就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热闹的场面:

齐河县《唱大戏》

到过年俺那里唱大戏,叫兄弟套车子把你接去,将你(这么)请在俺家里,豇豆米,熬干饭,擀面条子不是好的,咱什么样的亲戚在乎吃喝呀(哼嗨)

到过年俺那里唱大戏,叫兄弟套车子把你接去,将你(这么)请在俺家里,烙单饼,包饺子,烧饼果子,不是好的,咱什么样的亲戚在乎吃喝呀(哼嗨)山东人热情好客,朴实憨厚。齐河县的这首《唱大戏》就是对山东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鲁南地区

鲁南地区素有“沂蒙山老区”之称,其山地特点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民俗,诸如,服饰喜好较浓烈的色彩,饮食上口味较重,如鲁南的名吃煎饼卷大葱可谓全国闻名。由于北部山脉的阻隔,鲁南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均与相接的苏北地区更加类似。民歌的曲调、营造的氛围也较之山东其它地区更为细腻典雅,如苍山的《绣荷包》。代表本地区的民歌体裁主要有:鲁南五大调、鲁南花鼓以及日照吆牛山歌。《沂蒙山小调》正是鲁南地区最具特点的民歌小调,在山东乃至全国都广为传唱。沂蒙山区作为中国的革命老区,以抗战主题为歌曲内容的就有《贫雇农小唱》、《抗日小唱》。另外苍山县民歌《纺棉花》、《郎拜年》、《绣荷包》广为传唱。

鲁西南地区

鲁西南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歌体裁有:黄河、运河号子,微山湖的“端公腔”,鲁西南花鼓等。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较广的民歌有:《包愣调》、《对花》、《五更》、《花蛤蟆》、《采莲船》。节日风俗歌有《放风筝》、《走娘家》、《郎拜年》。本地区最具有民俗特点的就是微山湖区的“端公腔”。

端公腔为民俗性的大型套曲,流传于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湖区,尤以微山湖、昭阳湖为盛。它是一种微山湖区渔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相传起源于清代,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每当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或者庆祝丰收、病灾“还愿”的日子都会演唱端公腔。因为演唱时总把鼓端在手中,这种演唱的形式就又被称为“端鼓腔”。又因为每当演唱时必定摆供请神,焚香祭祀,所以也被称为“端供腔”。

端公腔的演唱形式多样。在演唱过程中说唱结合,还伴随着简单别致的舞蹈动作,根据演唱曲目内容的不同划分具体的角色,与民间传统的曲艺有相似之处。其演唱内容多为有一定戏剧性情节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音乐曲调较为丰富,能够表现复杂的戏剧性故事情节和富于变化的情感内容。分领唱、合唱和坐唱,由男人演唱,每当有女性的情节内容时,男人会穿上百褶裙来扮演女性角色。与其它民歌不同的是,端公腔几乎所有的唱词都偏重于“花鸟”,有时可唱出七八十种花鸟。

端公腔流行于微山湖区,是广大渔民从生活中提炼、创造出的民间传统音乐形式。生动、富有内涵的歌曲内容表达了湖区人民对美的追求,具有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鲁中区

鲁中属于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作为山东民俗的代表。地形以平原为主,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区内具有深厚的古文化传统,通过民歌的题材便可以看出:《聊斋》“俚曲”、“柳琴调弹唱”、“淄博花鼓”、“平阴秧歌”。这一地区最具代表的民歌有《挂红灯》、《越唱心里越快活》、《老汉唱歌四季歌》、《四季歌》,反映节日风俗的歌曲有《唱大戏》、《打秋千》、《放风筝》、《赶庙》、《挂红灯》等。

鲁西北区

山东鲁西北地区的地形以平原为主,鲁北人性格乐观豪爽,民歌体裁多样,包括黄河号子、运河号子、秧歌“临清时调”和“聊城花鼓调”、“杂八调”。雄壮有力的黄河号子,情绪热烈的运河号子,外柔内刚的武成秧歌,优美抒情的临清时调,最能代表鲁西北音乐特色的聊城花鼓,这些音乐体裁受地貌条件的影响组成了最具特色的鲁西北音乐文化。

本区域内代表曲目主要有《包楞调》、《对花》、《看郎》、《大实话》等。其中,以表现节日风俗为内容的歌曲有《正月里来是新年》、《大观灯》、《小观灯》、《放风筝》、《打秋千》、《七月七》等。可以说,鲁西北地区的节日风俗歌最为集中,也最具有代表性。

二 、山东节日风俗歌的内容特点

每个节日风俗都伴随着其特有的庆祝方式,每个庆祝方式中大多会伴之以音乐歌曲。这些音乐歌曲的内容丰富,按照曲目内容,大致可划分为五种:

以表现热闹的节日气氛为主

节日风俗与节日风俗歌曲相辅相成,联系紧密,两者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正是有了节日风俗才会继而出现与节日风俗相关的歌曲,因此,以表现节日本身为内容题材的曲目所占比重较多。

清明节在众多节日中别具特色,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本身又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双重身份的清明节在中国社会意义重大,是人们祭扫祖坟、祭拜祖先的日子。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在这天早上会吃煮鸡蛋,家家户户门前插上松枝用来纪念名臣介子推。外出踏青也是当天必不可少的活动。荡秋千,放风筝等娱乐活动也经常用来庆祝这一节日。用清明这一题材来表现歌曲内容的民歌相对较多,仅在山东地区就有二十几首。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但还是可以从鲁西北地区挑选几首最具有典型特点的歌曲来比较分析。

惠民县《打秋千》

1, 清明(那)三月三(呀,哎哎嗨呦)清明(那)三月三,十七八的姑娘来打秋千,描花的手腕就把(那个)绒(哎)绳攥(连咿呀呼嗨),描花的手腕就把(那个)绒(哎)绳攥(连咿呀呼嗨)。

2, 姑娘来打秋千(呀,哎哎嗨呦)姑娘来打秋脚板千,送了送那个秋千两脚踮一踮,绣花的鞋儿上了(那个)踏(哎)(连咿呀呼嗨),绣花的鞋儿上了(那个)踏(哎)(连咿呀呼嗨)。

惠民县《打秋千》以它优美的旋律曲调在山东地区广为传唱。打秋千这一娱乐活动在民间流传已久。民俗寓意为消灾除病,免招瘟疫。其形式可分为“荡秋千”、“转秋千”、“月秋千”、“吊秋千”等。

惠民县歌曲《正月里来是新年》用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表现出了过新年的热闹场景。歌曲中不仅唱到了锣鼓喧天的热闹场景,还提到看戏、吃饺子这些过年时特有的节庆项目。

元宵节是继春节后又一个重要的节日,也是新年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因此在山东枣庄、济宁、曲阜、邹城等地又称为“过小年”。平度的《傅二姐赶庙》中这样唱道,“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户全去赶庙”。临清的《闹花灯》也对元宵节观赏灯火、赶庙会的精彩有生动的描绘,“正月十五闹花灯,有一个花大姐把鞋挤掉”。很小的细节却是对赶庙会场景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两首歌我们不难想象到山东民间赶庙会的热闹场景。

表现甜蜜的爱情

从古至今,爱情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节日风俗歌中相当比例的歌曲内容都是用来传递爱情的。“荷包”作为爱情信号,一般由女方绣好后作为爱情信物赠予男方。山东有十四首《绣荷包》,其中大都是用歌曲来传递女方对情郎的思念与爱慕。

烟台龙口的《绣荷包》表现的歌曲内容大致是:元宵佳节月圆人团圆,然而丈夫却远在外地,不能团聚,借助荷包以表思念,盼望夫妻早日团聚。潍坊高密的《绣荷包》抒情婉转的旋律唱出了小姑娘对情哥哥的情深意长,用荷包来表达自己对情郎哥哥的爱慕之心。苍山两首《绣荷包》都是以爱情为主题。

烟台招远的《小两口拜年》也是对夫妻二人甜蜜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

劳动场景

表现劳动场景的节日风俗歌虽然不多却很有代表性。春天是农耕的季节,也是最为繁忙的劳动季节,因此表现劳动场景的节日风俗歌多集中在春季。

农历的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在济南所属地区称为“青龙节”或“龙头节”。在山东民间,人们一般把这天作为年节的终止。从这天起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恢复正常的劳作,以免错过适合耕作的最好时机。在这天,海阳等地的习俗就是先拜犁具,并唱喜歌:

犁破新春土,牛踩丰收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知识传承

在民间,节日风俗是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的生活习俗,用演唱节日风俗歌来传播知识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同时这也是群众集体智慧的体现。

德州《放风筝》用猜谜语的形式寓教于乐,游玩中增强乐趣,传播知识:“紧三紧,松三松,竖着不走横爬行,水里不走藏泥中。圆脐是母的,尖脐准是公,这样螃蟹俺知道,绿盖螃蟹是圆形。”

民间相传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双星相会的日子,在山东民间均以七夕为节,举行多种多样的乞巧活动,对着巧姐姐闭目祈求赐巧。一边祈求一边唱到:

我请巧姐吃桃子,巧姐叫我缝袍子。

我请巧姐吃李子,巧姐教我学纺织。

我请巧姐吃甜瓜,巧姐教我学绣花。

莱州歌曲《打七巧》就是用富有诗意的游戏唱出了人们好学的精神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 山东节日风俗歌的曲调特点

山东民歌优美抒情,旋律舒展流畅。节日风俗歌多为一段体,内容短小精悍,便于传唱,贴近人民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特点。其结构一般为单一分节歌,通谱体裁,较规整,多为民族调式。音乐流动性强,单旋律线条具有一定的起伏。它的节奏型比较细碎统一,适宜表现地方人民消遣时的轻松场景。山东民歌除了单纯的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以外,还包括六声调式、七声调式以及混合调式,其中以变徵变宫的六声调式居多,形成了山东民歌的典型特征。

以烟台《绣荷包》为例:

烟台《绣荷包》乐曲采用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第一段写景,第二段叙事,景物描写突出地营造了安静的气氛,第二段与第一段形成明显对比,描写热闹的锣鼓场面,动静相称,妙趣横生。乐曲歌词凝练,简约而且清晰。乐曲以主音开始,前两小节以主到下属的进行方式巩固调性,后两小节完全反复,在下属音上停留并构成乐句的终止。在主音上的完全终止,体现出典型的中国民族调式。第二段以开头的八度跳进为主导动机,这也是山东小调个性进行的特征,下滑音为这个新材料增加了风趣的个性,后一小节反复巩固新风格。

四、 山东节日风俗歌的演唱特点

演唱语言

山东话与普通话同属北方语系。用山东方言来演唱民歌与用普通话演唱没有太大的出入,同时在用普通话演唱作品时,加入具有山东地方色彩的方言语音。山东淄博的节日风俗歌《赶牛山》是一首最能代表地方特色的民歌小调。

在淄博,每年清明时节也会有外出踏青游玩的活动。赶牛山也是活动之一。牛山位于古城临淄以南,每年的“三月三”都会有香火会,这种习俗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多少代,这首歌曲所描绘的生活景象就是以赶山逛景为题材的。歌曲音乐形象鲜明,彷佛让人身临其境。衬腔“溜溜溜溜……”是根据唤牛声调转化而来的,曲调高亢响亮,气息悠长,生动地描绘出人们赶牛山时喜悦欢快的心情。

全曲通用普通话来演唱。第一段歌词的第十小节和第二段的第一小节分别出现了“淄河”这个词。淄河用普通话发音是“zihe”,但在淄博当地语言的发音是“zhi he”,“淄博”用当地方言来说就是“zhi bo”。山东淄博是齐文化的发源地,属于历史名城,在地方语言的发音上最具特色,色彩浑厚且浓重,如同当地人憨厚朴实的个性,山东韵味十足。

山东节日风俗歌在演唱语言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儿化音”的巧妙运用。歌曲《赶牛山》在演唱“赶牛山”这三个字时一般演唱为:“赶牛儿山儿”。再如苍山《绣荷包》的第一句歌词就有儿化音的运用:“姐儿房中绣荷包…”,第二段歌词中“下绣上那凉船”发音为“下绣上那凉船儿…”,节日风俗歌《拜年》在演唱时发音为“拜年儿”。从演唱上来看,儿化音使歌曲的地方色彩更为浓郁,有利于歌曲内容的表达。

演唱情感

节日风俗是人民大众共同的娱乐活动,节日风俗歌正是劳动群众的生活缩影,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精华。此类歌曲的旋律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婉转悠扬。在内心情感宣泄上大致可分为两种:直接型和婉转型。

招远市民歌小调《小两口拜年》中唱到:

正月里,是新年,小两口子同去拜年,

夫唱妇随的多恩爱(来嘛呀儿呦),

恩爱夫妻到百年(咿个呀儿呦)。

山东习俗,民间自来就流传“正月初二回娘家”。《小两口拜年》这首歌就象征着夫妻间的恩爱以及亲戚间的和睦。这首歌曲在情感表现上就属于直接型。因此,在演唱这类歌曲时,情感表达要求干脆、直接。

胶县民歌小调《赶集》不论在旋律还是歌词上都很含蓄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

1 我那天去到东庄把集赶(哎嗨)遇见了情哥哥在买锄镰,

我有心上前去说上那几句话,怕的是那些赶集的人儿背后里道闲话,

2 他那里朝着我使上几眼(哎嗨)我提着个小竹篮转到村后边,在村后柳树下将他来等,我二人把知心的话儿说了好几番。

今日想那个明日盼,盼的是那一天。

在演唱此类歌曲时就需要歌手抒情地演唱,把隐喻在歌曲里的那种复杂的含蓄之情表现出来,从羞涩到兴奋,再到憧憬美好的未来。

从广义上讲,民歌是节日风俗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并不能因此而抹杀民歌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民歌其实是可以脱离节日风俗而成为独立的音乐艺术存在的。山东民歌的音乐特点正证明了山东民歌和山东民俗风情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

注释

[1]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中国 ISBN中心出版2000 年版,第683页。

[2]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中国 ISBN中心出版2000 年版,第683页。

肖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唐宏峰

　　一、历史

　　百年越剧 千古绝唱—越剧发展之不完全档案

　　1906年清明节前几天，嵊县桃源乡东王和黄郎地村的南派唱书艺人李世泉、高炳火、钱景松、李茂正、袁福生等结伴前往桐庐、富阳、于潜县一带唱书。在村民的要求下，艺人们第一次“登台做戏”，“落地唱书”开始向“小歌班”进化。

　　1917年4月，小歌班艺人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钱景松、潘法金、黄小达佬、高和灿等聚集于嵊县新市乡上碧溪村袁生木家，共商闯上海的具体事宜。由于演出水平低劣，在惨淡经营月余后，众人卖掉铺盖凑路费回家。

　　1919年冬天，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精心准备，周麟趾等四十余人三进上海。这次几乎汇集了当时男班所有精英。次年年初，周麟趾在沪重建华兴戏院，更名为升平歌舞台，这个舞台成了男班在上海打响的主要阵地。

　　1921年，《申报》刊出广告，称“小歌班”为“绍兴文戏”。

　　1923年7月9日，越剧第一副女子科班在嵊县施家岙村开科。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女子越剧的诞生日。

　　1925年，女班到杭嘉湖地区演出，正巧遇到有男班也在那里，几位男艺人参加到女班中来，同台串演。但男女宫不协调的矛盾却成了女班艺术发展上的一大障碍。在摸索中，施银花等大胆创出了女子《四工调》，走出了女子声腔发展的第一步。

　　20世纪30年代末，女子越剧兴起，最早成名的女演员大多数是嵊州人，其中最有影响的“三花一娟”，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施银花被誉为越剧“花衫鼻祖”，姚水娟则被称为“越剧皇后”。

　　1938年，日寇侵袭浙江，在大批人士前往上海避乱的同时，“绍兴文戏女班”开始大规模进入上海，影响日益扩大，报刊、广告上开始正式称其为“越剧”。

　　同年9月，嵊县举办“嵊剧演员训练班”，这是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形势下，由当时官方主办的艺人培训活动，对于推动旧剧改良、进行抗日宣传和提高艺人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

　　名伶姚水娟吸收文化界人士参与对越剧的变革，称“改良文戏”。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是被称为越剧四大名旦的“三花一娟”，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小生有竺素娥、屠杏花、李艳芳；青年演员如筱丹桂、马樟花、袁雪芬、尹桂芳、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等，都已崭露头角。

　　1942年，在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越剧演员的倡导下，掀起了一场全面的越剧改革，建立了编导制。

　　1946年5月，袁雪芬等把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首次搬上越剧舞台，被舆论称为“新越剧的里程碑”。

　　1947年下半年，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傅全香、范瑞娟、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10人，为筹建一个自己的剧场和创办越剧实验学校，冲破重重阻力，义演了《山河恋》，这就是越剧史上著名的“越剧十姐妹”。

　　1947年10月13日，著名越剧女演员筱丹桂因不堪恶霸张春帆的百般凌辱，忍无可忍，留下“做人难，难做人，死了”的八字遗言后愤而服毒自尽，以死抗争，死时年仅27岁。

　　1949年上海解放，7月，举办了以越剧界人员为主的第一届地方戏剧研究班。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第一个国营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1年，国营的浙江越剧实验剧团建立。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成立。

　　1977年1月起，一大批优秀传统剧目陆续恢复上演。1978年，男女合演的《祥林嫂》被摄制成彩色宽银幕**，《五女拜寿》、《莫愁女》、《春江月》、《桐江雨》、《花烛泪》等剧，也相继被搬上了银幕。此时，一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名的演员如陆锦花、王文娟、张云霞、吕瑞英、金采风、毕春芳等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唱腔，成了越剧界继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之后的代表人物。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越剧界陆续试行了体制方面的改革。上海、浙江、江苏大力培养新一代青年演员，其间涌现出了赵志刚、钱惠丽、方亚芬、陈颖、韩婷婷、单仰萍、章瑞虹、王志萍、茅威涛、董柯娣、何赛飞、方雪雯、陶琪等新秀，蜚声海内外。

　　越剧发展史上的N个节点

　　落地唱书

　　19世纪中后期，在嵊州农村出现了田头歌唱的自娱性活动，其代表人物是马塘村农民金其炳。1860年前后，嵊州连年遭灾，经济萧条，清政府捐赋日增，当地农民度日艰难。为谋生计，他们开始模仿“扫地佬”等乞讨口艺形式，把田头歌唱作为赖以谋生的手段，在本县、东阳、义乌、桐庐一带农村，用四工合调唱“彩头话”或生活故事，即“沿门唱书”。如《扫地佬送元宝》：“正月里来新春头，堂前高挂福禄寿，扫地佬，手拿金扫帚，一扫扫到店王大门口……”

　　到了同治年间，“沿门唱书”逐渐从站立人家门口演唱变为在厅堂、茶楼内演唱，称为“落地唱书”。随着唱书艺人不断增多，唱书地域也逐渐扩展到了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唱书方式也从地上走向台上，成为“走台书”。在这一时期，沿门唱书、落地唱书和走台书一起并存，通称“落地唱书”。

　　文戏男班

　　1906年清明节前，嵊州南派艺人钱景松、李世泉等，在于潜乐平伍村唱书时，为了顺应观众的要求，走上了由几只稻桶搭成的简易台上进行说唱，一人担任一个角色，首次改说唱为演唱。而北派艺人马潮水也在余杭陈家庄上台演唱了《珍珠塔》。同年清明，李世泉等又在家乡甘霖镇东王村再次搭台上演，一时轰动了剡城。不到一年时间，嵊州境内几乎所有艺人都合班上台表演，正式戏班开始出现，一个崭新的剧种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对这样的戏班，有好几种叫法，一称“小歌班”，又名“的笃班”（以“的的笃笃”的打击乐声而定名），以后也有人称“剡剧”、“嵊剧”。

　　小歌班最初出现的时候，在艺术上比较粗糙、简单，所演剧目都是唱书书目或从兄弟剧种移植而来，唱腔没有丝弦伴奏，只有尺板、笃鼓和金刚腿，其过门和配音还是人声帮腔。但是，小歌班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又能以生动的剧情和风趣的语言吸引观众，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小歌班

　　自小歌班诞生以来，不断吸取姚滩、绍兴大班等剧种的营养，使自己在舞台表演、唱腔和剧目等方面不断丰富发展，演出范围也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进军，从绍兴、宁波、杭州，一直到上海。

　　由于小歌班所演的剧目多是儿女情爱，同时又有丝弦伴奏，格调幽静文雅，与绍兴大班相比，显得非常文气。在1921年，上海《申报》刊出了广告，第一次称小歌班为“绍兴文戏”。该名一直沿用了十几年。

　　在当时的班子中，参与演出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演员，当时比较有名的有四大小旦：卫梅朵、白玉梅、金锡芳、费翠棠；四大小生：王永春、张云标、张志帆、支维永；四大小丑：马阿顺、张瑞来、金瑞苗、谢紫云；四大老生：马潮水、娄天红、童正初、金小邦等。由于演出人员以男演员为主，所以这一时期的班子，又称“绍兴文戏男班”。

　　文戏女班

　　在小歌班向绍兴文戏过度、男班在沪打开局面时，上海开始时兴一种“髦儿戏”，即女子演戏。在上海“大世界”中，与绍兴文戏同时演出的还有许多女班，如“女子新戏”、“女子申曲”、“女子苏滩”等。女子登台表演，以其俊美的扮相和甜美的唱腔，在吸引了大批观众的同时，也影响和冲击着绍兴文戏男班。针对这一现状，艺人们创办女班的想法开始形成。

　　1923年春天，同为嵊州人的上海升平歌舞台前台老板王金水和艺人金荣水，在艺人们的支持下，回到了嵊州施家岙，准备筹建女子科班。这时，有男班艺人在离施家岙五里的上碧溪村也办了一副女子科班，但由于是一副子弟班，又没有培养出成名的演员，因此未能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印象。而施家岙的女子科班，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涌现出了施银花、赵瑞花、屠杏花、沈兴妹等一批名演员，开创了女子越剧的先河。施家岙女子科班在越剧发展史上被称为第一副女子科班。

　　在1929年以后的几年中，剡溪两岸的女子科班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班数之多，难以数计。这些班子，主要流动演出于浙江城乡，尤其是杭嘉湖一带。这段时间，被越剧史上称为“绍兴文戏女班”时期。

　　女子越剧

　　20世纪30年代中期，嵊州（县）农村女子科班（绍兴文戏女班）已十分普及。据有关资料记载，1935年，嵊州全境40万人，有2万多人参加了女班演出，女班总数达到了200多家。

　　1938年，日寇侵袭浙江，大批绍兴、宁波一带的人士去上海避乱或谋生，为女班进上海演出提供了大量的观众。在那段时期，“绍兴文戏女班”接踵涌入上海，影响也逐渐扩大，在报刊、广告上，开始称其为“越剧”。

　　其实，“越剧”两字早在1925年就已出现，曾与“绍兴文戏”、“的笃班”、“小歌班”等混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用得很少，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女班在上海落脚后，姚水娟等一批艺人开始实行编剧制，轰动了上海，为越剧的蓬勃发展打开了局面。而“越剧”这一名称，也进一步为观众、舆论界和演员所接受，逐渐替代了其他名称。

　　1942年，在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越剧演员的倡导下，掀起了一场全面的越剧改革，建立了编导制。1946年5月，演员们把鲁迅先生的《祝福》搬上了舞台，成功地上演了《祥林嫂》。在艺人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新剧目，并创出了《尺调》和《弦下调》，“女子越剧”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改人改制改戏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组织艺人们进行了以“改人、改制、改戏”为中心的“三改”学习，举行了全国、华东地区和浙江省戏曲调演，越剧开始走上全面发展繁荣时期。

　　随着越剧艺术的广泛流传，越剧演出几乎遍及了全国各省市，并开始走向世界，受到了法、德、美、荷兰、比利时等欧美国家和朝鲜、日本等地观众的欢迎，成为了受国际文化界所瞩目的全国性大剧种。

　　在这期间，越剧新剧目大量涌现，数以百计的剧目被搬上银幕和屏幕；越剧新秀人才辈出，唱腔流派色彩纷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和几代人的努力，越剧艺术终于发展成了戏曲界的一朵奇葩。

　　二、唱

　　越剧音乐曲调、流派的发展

　　音乐是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40年代的改革中，曾创造了〔尺调腔〕和〔弦下腔〕等新曲调，并开始出现流派唱腔；曾吸收新音乐工作者刘如曾参加，他是受过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新文艺工作者中投身戏曲改革的第一个。解放后，越剧音乐继续得到发展。

　　从1950年起，一批新文艺工作者陆续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从事越剧音乐创作及改革，其中有陈捷、薛岩、顾振遐、项管森、高鸣、杜春阳、周茂恒等人，他们为演职人员传授乐理知识，进行识谱视唱训练，提高大家的音乐素养；全面挖掘、收集、整理传统曲调，出版了《越剧曲调》，编印了《越剧老调》、《四工调》、《越剧音乐发展概况》、《曲牌集》、《锣鼓经》机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陆锦花、吕瑞英、金采风等人的唱腔资料集共十多本，为越剧音乐的进一步改革打下基础。

　　此外，从事越剧音乐改革及创作工作的还有连波、唐惠良、苏进邹、金良、李修等，他们为越剧音乐创新作了不少努力。

　　新文艺工作者与演员、琴师结合进行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越剧音乐创作方法的改变

　　1953年，华东越剧实验剧团顾振遐、陈捷、项管森等选择了传统剧目《粱祝》中的"十八相送"一折（由傅全香、赵雅麟主演），将全部唱腔进行整理、加工、对伴奏进行配器，首次实行了定腔定谱，从而改变了历来配器由作曲写、唱腔由演员按传统程式即兴演唱、乐队伴奏无固定曲谱的做法。此后，这种做法在上海各越剧团得到推广。实行定腔定谱后，每个剧目的唱腔和伴奏音乐有了总体布局，由此，建立起以作曲者为主，与演员、琴师紧密合作的作曲新体制。这一重要转折对越剧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充分运用原有的越剧传统曲调

　　在创作中，除继续以〔尺调腔〕、〔弦下腔〕为主腔外，根据剧情的需要，广泛地运用越剧原有的传统曲调，包括〔四工腔〕、〔南调腔〕、〔北调腔〕、〔四工唱书调〕、〔呤哦唱书调〕、〔宣卷调〕及山歌小调等，丰富了曲调，增强了表现力。

　　3．唱腔旋律、节奏、调性、调式的丰富和发展

　　随着越剧音乐表现力的拓展，扩大了唱腔音区，增强了唱腔旋律性，丰富了腔句的落音变化。在唱腔节奏方面，切分节奏、弱起强收以及句幅紧缩和扩展手法经常被运用，使原越剧唱腔的方正结构和单一贷板的节奏有所突破；行腔更讲究腔、词、情的紧密结合，从而改变了过去侧重于口语化、旋律变化不大的倾向。唱腔进行中运用了自然七声音阶，丰富了唱腔调式、调性，唱腔、过门中转调转板等已成为常用手法。

　　4．完善丰富了原有板式，创立了新板式

　　建国后，越剧唱腔在慢板、中板、快板的基础上，发展了十余种不同板性、不同速度的板式，唱腔更富有层次感，增强了表现功能。

　　〔尺调腔•中板〕4／4节拍，四分音符为一拍，一板三眼，速度每分钟84-108拍为中中板，108-135拍为紧中板，182-260拍为快中板，260拍以上为特快中板。中板的功能随速度不同而异，中中板较为平静，叙述性强；紧中板常以明快的节奏和扩充句幅的手法，使唱腔呈现活泼、轻快的情绪；快中板及特快中板则速度快、节奏强烈，音调简练而明朗。以上中板都以过门接唱。见谱例〔尺调腔•中板quot;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

　　〔尺调腔•清板〕清板为无丝弦伴奏、仅以鼓板伴奏（或以某一管弦乐器独奏托腔）的演唱形式。一般均以主胡等丝弦乐器伴奏的唱腔转入清板，转入清板前必须掼腔，通称"掼清板"。

　　〔尺调腔•慢中板〕4／4节拍、一板三眼，速度为每分钟56-68拍；稍快些就称"缓中板"，速度为每分钟68-84拍，是中板与慢板之间的板式。慢中板的基本结构与中板相同，因速度较慢，较多在中低音区展开，旋律加花趋繁，行兴更为曲折委婉，长于表达低沉抑郁的情绪。

　　〔尺调腔•慢板〕4／4节拍、一板三眼，速度为每分钟28-56拍。慢板的曲体结构与中板相同，一般由引唱过门起唱，速度慢，旋律加花扩展句幅，装饰音运用频繁，行腔柔婉细腻，唱腔音区大都在中低音区。〔尺调腔•慢板〕为越剧唱腔中抒情性最强的板式，长于表现哀伤、悲痛、深沉的情绪。

　　〔快板〕2／4节拍、一板一眼，速度在每分钟135拍以上，节奏强烈，音调简练有力，均为七字句，各乐句紧相连接，直至结束句。

　　〔一字板〕1／8拍或1／4拍，有板无眼的快速板式，一字一拍，情绪强烈，比快板更为紧张急切，一般用在多板式唱段的最后部分，造成唱腔的戏剧性高潮。

　　〔嚣板〕1／4拍或4／8拍，中速以上，伴奏过门中吸收融化了绍剧的〔流水〕节奏和音调，为无定次反复式伴奏过门。唱腔旋律落音均与中板相同，节奏自由，可快可慢，演唱可随时进入。50年代末，〔嚣板〕的唱腔及伴奏渐趋规范化。〔嚣板〕既可抒发高亢、激愤之情，亦可表现思索、焦虑的情绪，同时还发展运用了多种音型的伴奏形式，如2／4节拍的摇板伴奏形式和1／4节拍的流水板伴嘈问剑��窃骄绯�恢懈挥斜硐至�拖拭魈厣�陌迨街�弧br> 〔男调板〕1949年冬，袁雪芬主演《相思树》时在作曲及乐师的协助下首创。以男班"丝弦正调"时期的唱腔为基础，并吸收了绍剧的〔二凡〕板过门因素衍化而成。2／4节拍，中速以上，一板一眼，板弱眼强，每句腔幅均为五板，上下句一气呵成，无明显分句，由固定音型的连接式短过门作引唱过门或句间过门，长于表达欢快、喜悦、思虑等情绪。如"门外阵阵西北风"唱段。

　　〔叠板〕1950年袁雪芬在《借红灯》一剧的"怀抱孩儿哭声娘"唱段中，吸收男班艺人支金相的叠板唱腔因素，初步形成；1956年她又在《祥林嫂》一剧的"听他一番心酸话"唱段中作了丰富和发展，并吸收了徽调中联弹加垛的词格形式，形成了平叠相同、对比鲜明的唱腔特色。如"听他一番心酸话"唱段。

　　〔弦下腔〕的丰富和发展：

　　建国后，〔弦下腔〕得到广泛运用通过继承吸收优良传统和广泛借鉴兄弟剧种的养料，扩大了唱腔音域，丰富了唱腔旋律和腔句的落音，增强了表现力，常用板式已有慢板、中板、快板、散板、一字板、嚣板、流水二凡板、导板等。它的曲体结构、速度均与〔尺调腔〕相同，只是调高、旋律有所差异。〔弦下腔•慢板〕为最主要板式，它可独立构成大段唱腔，一般均由一段委婉悠长的长过门后起唱，在多板式唱段中均为核心唱段，擅长抒发哀伤、悲愤的感情。尤其是徐玉兰的〔弦下腔〕，发挥其高亢的嗓音优势，提高了唱腔的常用音区，并吸收融化了越剧早期的〔南调〕中粗犷、朴实的音调，以及徽调〔高拨子〕和绍兴大班的音素，形成了高亢激昂的〔弦下调〕特色。quot;宝玉哭灵"唱段。

　　〔六字调〕的丰富和发展：

　　〔六字调〕原为〔弦下调〕降低一调的称谓，定弦2-6，1=C，唱腔结构与〔弦下调〕相同。由于调高不同，旋律较多在高音区展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既能表现悲哀忧伤的情绪，又具有清新飘逸的音乐特色。典型唱段有袁雪芬的《双烈记• 夸夫》,傅全香的《情探•行路》。

　　〔四工腔〕定弦6-3，1=F，4／4节拍，中速，板起板落，节奏规整, 旋律多级进，起伏小，音调简练。〔四工腔〕的引唱过门节奏明快，音调跳跃，从而形成朴实、活泼、粗放的鲜明特色；唱腔开始时，大部分有起腔或哭腔起唱，以预示唱腔的基本情绪。〔四工腔〕现基本上被〔尺调腔〕所取代，目前最常用的就是中板。如:"官人好比天上月"唱段。

　　5．男女合演唱腔的探索

　　上海越剧男女合演的尝试起始于1950年，1954年戏曲学校越剧班同时招收男女学员，进行系统教育、训练，1958年以该班毕业生为主体组成上海越剧院实验剧团后，在女子越剧〔尺调腔〕的基础上，通过调性变换、演唱方式的男性化而逐步形成男角唱腔。男演员如史济华、张国华等既继承传统，又有所革新，在观众中已有一定影响。男女声对唱方面，采用了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同调同腔等多种方法，因戏而异，因人而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乐队的组合、过门及调性的转换等方面，也已形成了相适应的体系。

　　6．流派唱腔的提高和发展

　　在40年代形成的越剧流派唱腔，如袁、尹、范、傅、徐派，在建国后有了很大提高，不断丰富，艺术更臻成熟，各自产生了脍炙人口的代表性唱段，在全国广泛流传。如袁雪芬的祥林嫂唱段，尹桂芳的何文秀唱段，范瑞娟的粱山伯唱段，傅全香的祝英台唱段，徐玉兰的贾宝玉唱段。与此同时，又一批著名演员的唱腔也逐渐形成独自的风格，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作，为观众所公认的有戚雅仙、吕瑞英、金采风、王文娟、张云霞、陆锦花、毕春芳、张桂凤、徐天红、周宝奎等。80年代以来，先后由连波、项管森、李梅云、马良忠、顾振遐等分别编辑出版了范瑞娟、尹桂芳、袁雪芬、傅全香、徐玉兰的唱腔选集及《十八位著名越剧演员唱腔集》等著作，促进了越剧音乐的推广与普及。

　　三、演

　　水袖翩翩情意传（越剧）

　　戏剧中水袖使用的姿势有二三百种之多。例如投、掷、抛、拂、荡、抖、回、捧、提等等。投袖，凡男女角色出场时整冠、捋髯、整衣、整髯，都有投袖动作。掷袖、抛袖，是抓水袖用力甩向对方，表示愤怒和不满。将水袖轻轻地向对方挥一下叫拂袖，表示轻微的不满和嗔怒。将水袖在背后生下一角，演员背着手慢慢踱步，叫背袖，用在沉思和徘徊。翻袖，是把水袖高举过头，往外侧一翻，常用于悲痛、哭叫或感情激动时刻……

　　水袖要适应各种戏曲身段的运用，演员还必须结合自己的身材条件，要善于掩盖自己身材上的缺陷。如果是狭长一条，不仅不好看，用起来也很难得心应手。

　　越剧这个年轻的剧种善于吸收京、昆、川等剧种中的水袖功并化为己用，使其成为“动于衷而形于外”的重要表现手段。比如在越剧《碧玉簪》中，李秀英新婚时受尽新郎冷遇回娘家，当天接到丈夫的信，叫她“原轿去原轿回”，李秀英不能向母亲透露丈夫对她的种种折磨。面对母亲的责难、丈夫的严逼，李秀英彷徨无计，急冲冲走向下场门，准备上轿，猛然间，她想到应该再向慈母告别一下，但正气恼的母亲仍背过身去赌气不理。她再走下场门，又猛然止步回身……如此三往返，这就是《碧玉簪》中有名的“三回头”。在节奏一浪高过一浪的伴奏中，扮演李秀英的著名越剧演员金采风不发一语，背朝观众，只靠形态，特别是或左或右的两只水袖的飘舞，简练而明白地表达出一位窈窕淑女当时欲哭无泪、欲告无门的心情。她的水袖，有时只是单臂挥动，使一边水袖飞越双肩；有时挥动双臂，让两只水袖轮番飞舞。好像水袖也被李秀英的泪水沾湿，饱含她那沉重而苦恼的心情，一次一次地洒向观众的心田。

　　戏曲表演程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新，在水袖的运用上有不少上乘创新之作。旦角长水袖的发明、运用增强了戏曲表演的舞蹈性，强化了人物性格，美化了人物形象，观之令人赏心悦目。而生行使用长水袖表演则更令人耳目一新。著名越剧演员吴凤花在其“个人专场演唱会”上表演的《周仁献嫂》折戏中，甩起了长达五尺的长水袖，时而“雄鹰展翅”，时而“上天入地”，两条飞舞的长水袖挥动出多少悲愤、多少幽怨、多少凄凉。这在越剧小生行当中利用长水袖传达人物感情尚属首次，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吴凤花的水袖功夫并传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

　　在传统戏曲演出过程中也不能因循守旧，力求年年演年年新。演员每场演出对舞台人物都有不同感受，才能使传统戏的演出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作为青年演员，我也在不断吸收、借鉴前辈艺术家的成功经验，并在所创造的舞台人物形象中加以消化运用。在《红楼梦》中我扮演王熙凤一角，当元妃省亲已毕，众人回到大观园稍歇，不免有种失落感，言道“大观园顿觉冷清清”，不料触动了老祖宗心经，王熙凤是何等精明之人，即改口“我该打”，惹得老祖宗爱恨不是。我在这段戏中运用了投袖、拂袖、捧袖等一连串水袖动作，结合唱词的词意，时而无力投袖，时而热情捧袖，时而夸张翻袖，充分表现了王熙凤这个人物的精明、干练、八面玲珑的性格特点，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作为戏曲演员，除了要以优美动听的唱腔宣泄人物思想感情之外，还必须牢牢掌握戏曲程式中的身段和水袖功，利用复杂、多变、优美，不断创新的水袖功来为戏曲人物传情达意。